故紙堆中作新文章：檔案研究與中國研究 ∗
鍾 延 麟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從事中共歷史研究時，作為一手歷史文獻的官方檔案甚為重要，善用之 可有助於恢復歷史的原來面貌。對海外研究者而言，在中國大陸進行檔案研 究，雖然面對諸多人為的設限與障礙，但是仍然可以有所作為，地方檔案館 就是重要的突破口。事實上，目前學界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主要取材自地 方的檔案。前往地方檔案館蒐集檔案，行前最好預作規畫，在入館後也宜注 意若干事項，以免事倍功半、未達預期的查檔目標。使用中共官方檔案時，
必須注意檔案本身可能存在的問題與侷限；盡可能客觀地使用和小心解讀檔 案，乃是發揮檔案作用的重要前提。檔案研究可用於中國大陸研究，特別是 當以中共歷史作為實證案例選題時，其可厚實相關研究的資料來源與基礎、
進而增加學術論證的說服力。
關鍵詞︰歷史研究法、檔案研究、檔案蒐集、中國研究
* * *
壹、前 言
在當代中國研究中，中共歷史研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歷史研 究雖然是以過去的歷史為研究對象，但由於中共政權長期以來對歷史解釋權的壟斷，
將歷史論述的經營作為現今意識形態建設重要的一環，以維護其一黨統治合法性；其 亦注意從過往歷史實踐中汲取經驗並靈活運用在當前的政治治理上。泝如此使得相關研
* 作者要特別感謝中國大陸當代中國史學者林蘊暉教授曾對本文初稿的惠予審閱與評論。本文文責概由 作者自負。
註 泝 Elizabeth J.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57
（January 2007）, pp. 1~22;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究在重建、還原中共往昔歷史的同時，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從事中共歷史研究時，歷史研究法自然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在研究過程中，官 方一手檔案的有否獲取與是否有效利用，對於研究成果的可信性與可讀性，有很直接 的影響。近年來學界在盛讚檔案發掘對推進中共歷史研究、以至對更大的中國研究有 所裨益之際，沴卻鮮有專文對檔案研究進行討論與介紹。沊在中國大陸進行檔案研究，
會遇到哪些困難與限制？又有何可能和機會？實際前往中國大陸蒐集檔案時，須作什 麼準備並注意哪些事項？獲取檔案後，在使用時又必須注意哪些情況？以上問題，本 文規劃予以處理與回答。本文的目的在於：增進對歷史研究方法、尤其是檔案研究的 認識，並加強對中共官方檔案特性與價值的了解。也希望從中促進中共歷史研究與更 大範圍的中國研究、以至其下個別的研究領域之間的連結與對話。
除此前言外，本文下分五個部分：一、簡述中國大陸研究較常使用的研究方法，
並且說明歷史研究法和其下的檔案研究的重要性；二、介紹在中國大陸進行檔案研究 的條件和學界利用檔案的現狀；三、討論在現實中如何著手檔案的蒐集；四、指出利 用檔案從事研究時，應該注意的問題。最後，在結論的部分，簡單探討檔案研究用於 中國大陸研究的潛力。
貳、中國大陸研究基本方法和歷史研究法
中國大陸研究社群因應研究議題的深入和細化，以及研究角度的推陳出新，研究 方法也有愈來愈豐富、多元的發展。此處簡要介紹幾種至今在使用上比較普遍、常見 的研究方法，包括：社會調查、訪談，以及文獻研究和分析。
一、社會調查
此研究方法乃以大規模的群體作為調查對象。其預備工作和執行程序包含：基於 若干理論假設設計問卷；經由特別訓練的訪員進行抽樣調查，並在此一過程中蒐集受 訪者對設計問題的態度意向；將調查所得轉化為數據，作為理論實證和發展的經驗資
註 沴 Julia Strauss, “Introduction: In Search of PRC History,” in Julia Strauss ed.,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4.
註 沊 對中共檔案予以專門介紹的學術著作甚少。楊奎松的文章可算一例：楊奎松，「淺談中共歷史檔案的 利用與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999 年第 27 期，頁 137~155。由於楊本身曾在中共中央黨校服 務、更長年在中共歷史學界中工作，他對中共檔案的分布情況與存在問題，有甚為突出的了解與掌 握。這也是楊文成文雖早、但至今仍具重要閱讀價值的原因。只可惜，楊文沒有較多地從海外研究者 的角度出發，例如：作為「體制」外、甚至境外的人士，要如何在中國大陸進行檔案研究。英文文章 方面，較新的相關討論可見：Neil J. Diamant, “Why Achieves?,” in Allen Carlson, Mary E. Gallagher, Kenneth Liberthal and Melanie Manion ed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3~50. 該文作者分享自身多年在中 國大陸查檔的經驗，正好可彌補楊文之不足，只是他在分享經驗時，也多僅是點到為止而已。
料。沝此法蒐集、整理而成的基礎性研究資料，可以供研究者設計不同的問題使用。如 果持續、定期進行調查和追蹤，可用來觀察和研判比較長期、宏觀的社會變遷和脈動。沀
二、訪談
這是研究者通過口頭談話的方式，從受訪者身上蒐集資料的一項研究方法。泞訪談 又可分焦點訪談和深入訪談，兩者主要的區別在：訪談者的主導性、受訪者的自主 性、進行方式、訪談人數，以及訪談結果是否要另外詮釋。泀從中國大陸的動態時興議 題 到靜 態歷史問題， 都可使用此法。澳 大利 亞研究中共政 治史 的知名學者泰偉斯
（Frederick C. Teiwes），就曾寫過介紹訪談經驗的專文。洰
三、文獻研究和分析
文獻研究的目的和功能，主要是透過文獻了解研究對象的動機和思維；了解事態 發生的過程、重要事件及其影響，以及涉入者的立場和作用。在使用文獻時，不能盡 信單一資料，必須多方對照比較。泍另外，也要大量、廣泛閱讀並注意細心體會，以融 入相關的時空情境。泇
上述幾種較常使用的研究方法，經常在同一研究著作中也同時使用、互為補充。沰
歷史研究法歸屬於文獻研究，而其著重對歷史文獻進行蒐集、整理、歸納、比 較、綜合與分析，從而為相關歷史研究的展開與立論，提供重要的前提和厚實的基 礎。泹中共歷史研究可資利用的文獻資料包含多類：官方檔案、日記、回憶錄、傳記、
年譜、文選、地方志、報紙、各類刊物…等。泏其中，又以官方檔案最受矚目。事實
註 沝 石之瑜，社會科學方法新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181。
註 沀 石之瑜，社會科學方法新論，頁 138~139。
註 泞 陳向明，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頁 221。
註 泀 石之瑜，社會科學方法新論，頁 157、159~161、177~178。
註 洰 Frederick C. Teiwes, “Interviews on Party History,” 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pp. 339~353.
註 泍 石之瑜，社會科學方法新論，頁 199。
註 泇 石之瑜，大陸問題研究（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73。
註 沰 例如：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2011 年），頁 11。其中表示：「總體來說，本書的研究方法是以文獻分析與（敘述）統計分析 為主，訪談為輔。」
註 泹 杜維運，史學方法，增訂新版（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頁 67~139。
註 泏 針對中共歷史文獻的初步綜整介紹，英文方面有：Nancy Hearst and Tony Saich, “Newly Available Sources on CCP History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pp. 323~338. 中文方面可見：
高華，「當代中國史史料的若干問題」，高華主編，革命年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年），
頁 324~331。針對特定種類歷史文獻的專門介紹可見：鍾延麟，「中共黨史文獻中人物型史料之評析
－回憶錄、日記、傳記及年譜」，李英明、關向光主編，中國研究的多元思考（台北：巨流圖書有限 公司，2007 年），頁 143~169。另外，也有專文介紹中國研究特定領域的原始資料使用問題，例如：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與質性分析：原始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台灣政治學刊，第 9 卷第 2 期
（2005 年 12 月），頁 233~278。
上，一些膾炙人口、影響力廣的中共歷史著作，即多得利於作者對原始檔案的取得和 使用。例如：關於 1962 年初中共召開的旨在檢討「大躍進」問題並統一黨內相關看法 的「七千人大會」，中國大陸學者張素華的專門著作，就使用許多珍貴檔案；泩曾任毛 澤東秘書的李銳，著有生動反映毛澤東時期「宮廷政治」的個人回憶錄。李在寫作時 也參照、使用了官方檔案。泑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研究員高文謙，在美國發表的周 恩來傳記，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除了該書意在顛覆中共官方長期對周恩來悉心塑造 的正面形象；書中引用多筆此前從未面世的原始檔案，也是另一重要的原因。炔有鑑於 檔案蒐集和研究在中共歷史研究中的特殊重要性，以下將對之詳細引介。
參、檔案研究的條件與現狀
直接查閱一手檔案文獻，乃是研究歷史的最佳方法和途徑，研究中共歷史也不例 外。然而，規劃前赴中國大陸進行檔案研究之前，必須注意到現實上的若干困難。無 可諱言地，這些困難對查閱檔案造成很大的限制與障礙。
首先、中共雖有檔案管理的法律和管理辦法，但實際上檔案是否決定開放，有很 強的主觀隨意性。按其官方檔案法的規定，檔案一般應當從「形成之日」（檔案被編成 卷宗，移交檔案館之日）起滿 30 年後開放。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等類檔案開放的 期限可以少於 30 年；但是「涉及國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開放的檔 案」的開放期限，可以多於 30 年。關於利用未開放檔案的辦法，乃「由國家檔案行政 管理部門和有關主管部門規定」。炘另外，1991 年 9 月，中共國家檔案局、國家保密局 發佈《各級國家檔案館館藏檔案解密和劃分控制使用範圍的暫行規定》，其中就條列了 20 大類性質的檔案，並指出對於它們「應當控制使用」。這些檔案種類涵蓋範圍廣泛 且事涉重要，包括：涉及中共黨國重大問題和事件、尚未作出結論而開放後會影響黨 的團結和工作的檔案；可能損及中共各級領導人和著名人物的政治歷史評價、個人形 象、聲譽的檔案；涉及中共秘密工作的檔案；涉及中共領導人與外國政黨、組織、領 導人之間秘密關係的檔案…等。末項（第 20 項）的內容更是抽象、籠統，只說「除上
註 泩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年）。對該書的評論可見：鍾延麟，
「鄧小平與七千人大會：評張素華著《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21 世紀雙月刊（香港），2007 年第 101 期，頁 141~146。
註 泑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 3 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423。
註 炔 高文謙在引文中也說：「作者曾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檔案室裡泡過十幾年，看過大量歷史文獻檔 案，其中有許多是官方一直刻意遮掩而不見天日的核心檔案。」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 版 社 ， 2003 年 ） ， 頁 9。 相 關 評 論 可 見 ： Warren Sun, “Zhou Enlai Wannian（ Zhou Enlai’s Later Years）,” The China Journal, No. 52（July 2004）, pp. 142~144.
註 炘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檔 案 法 」 ， 江 西 檔 案 信 息 網 ， http://www.jxdaj.gov.cn/article.html?m=html&id=
000000081001211dc9a13c。
述範圍外，其他影響黨和國家利益的檔案」。炅易言之，在中國大陸，檔案保存期滿 後，其能否見諸天日，還有許多內容不明確、可讓負責保管檔案者有很大的主觀解釋 空間的規定。
尤有甚者，由於中共主政者對其黨國歷史、尤其是對所謂走過的「彎路」、「錯 路」，向來採取避重就輕的態度，因此，對有關歷史檔案傾向嚴加管控、從而達到限制 研究與討論的目的。炓此一思維自然而然對中共檔案部門開放檔案的態度造成負面影 響，促之趨於保守。對此，中國大陸自身的學者就多有批評。炆上述情形無疑對有興趣 從事檔案研究者的選題與查檔，造成有形或無形的限制與影響。
第二、作為收藏中共檔案重鎮的中央檔案館，開放性極低。自中共看來，蘇聯、
東歐政治劇變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其執政黨歷史的黑暗面，過度暴露於公眾面前，
而為反對勢力所利用。因此，中共領導人指出：應該加強對檔案工作重要性的認識；
黨的檔案資料的保管，攸關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炄中共的中央檔案館就是要扮 演起嚴格把關和看守黨國檔案的角色。在此一高度政治考量下，赴中共的中央檔案館 查閱原檔，其申請程序之繁瑣、調閱使用規定之嚴苛，中國大陸自己的學者，都覺得 麻煩、阻礙重重。炑包括台灣在內的海外研究者，更是根本不得其門而入。
中共中央所屬的治史機構與出版機關，有時會整理、編輯與出版各類型的檔案資
註 炅 這 20 項「應當控制使用」的檔案類別，詳細可見：「各級國家檔案館館藏檔案解密和劃分控制使用範 圍 的 暫 行 規 定 」 ， 江 西 檔 案 信 息 網 ， http://www.jxdaj.gov.cn/article.html?m=html&id=00000001300120 322754d7。
註 炓 高文謙表示：中共「建國後部分的研究問題更多，出於維護中共一黨統治的需要，中共第二代掌門人 鄧小平提出了所謂『宜粗不宜細』的原則，刻意迴避中共在主政後所犯下的一系列錯誤和給整個國家 造成的災難。對於始作俑者毛澤東一意孤行、禍國殃民的罪責，更是避重就輕、百般遮掩。像文化大 革命這樣禍及整個中華民族的浩劫，本應認真研究其中的歷史教訓，警戒後人，確保今後這樣的災難 永遠不再發生。但是，中共官方設置重重禁區，嚴格控制有關文獻檔案，不容許公開討論。」高文 謙 ，「中共黨史研究」，行政 院 大陸 委員會 主編， 中國研究導論 （上輯 ）（台北：陸 委會， 2007 年），頁 202~203。
註 炆 中國大陸歷史學者沈志華表示：「中國沒有專門的檔案解密機構，也沒有規範而科學的解密程序，某 件或某些檔案是否可以開放和利用，往往是主管人說了算」。沈進而指出：中國大陸檔案開放問題的 關鍵，一方面在於「有關檔案管理和利用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嚴謹」；另一方面在於「檔案管理者 的觀念需要根本轉變：檔案文獻屬於國家還是屬於社會？查閱和使用歷史檔案是不是一個公民的基本 權利？檔案管理者對檔案文獻的責任，是重在保管收藏，還是重在利用？」沈志華，「冷戰史新研究 與檔案文獻的收集和利用」，歷史研究（北京），2003 年第 1 期，頁 143。另有大陸學者指出：「在 大陸，雖有 30 年解密的法律規定，實際上因行政干預而造成檔案館內定的解密限制甚多。這是因為我 們一些部門的觀念上，總是認為歷史檔案的解密事關『形象』問題、恩怨問題，把歷史研究與政治宣 傳混為一談；總是認為一切應該按照自己的口徑去認識，有些問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甚至連那些已 經在海外公開多年的外國檔案，都不想讓我們的老百姓知道得太多。結果，檔案法有關解密的規定，
自然也就很難得到嚴格的執行。」奎松，「在台北看檔案」，百年潮（北京），1999 年第 4 期，頁 77。
註 炄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654。
註 炑 楊奎松，「淺談中共歷史檔案的利用與研究」，頁 142。
料，例如：重要領導人的文稿、文集、選集、黨政重要文件選編…等。多少彌補其中 央檔案館與外界隔絕所造成的遺憾。其中，最受注目、也最具份量的就是由中共中央 文獻研究室編輯的 13 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及陸續出版的〈建國以來劉少奇 文稿〉和〈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它們收錄中共第一代主要領導人毛、劉、周的各式 手稿、講話和談話記錄稿，以及由之審定但未用其個人名義發佈的稿件。其中有許多 文稿乃是先前未曾公布或僅限於上層小範圍內傳閱。這些〈文稿〉不但有助於了解相 關中共要人的政治角色和個人歷史，也可對他們經手、參與的事件、政策和運動，提 供重要的環節和線索。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出版的檔案文獻本身乃經過篩選，
甚或是有所處理。中國大陸的冷戰史專家沈志華將〈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對照其所 掌握的蘇聯時期的俄國檔案後，就對中共官方史家在編此一〈文稿〉時挑選檔案和對 檔案進行刪節的原則、規範問題提出疑問。炖
中共領導人在世時整理、出版的文集，在使用時也必須注意有類似的情況。第 一、收錄的文章本身就是選擇性的，不能僅用其篇目遽以做出判斷。〈彭真文選〉的選 文「都經作者本人審定」。炂該〈文選〉中幾無關於彭真在 1957 年整風、「反右派」運 動和 1959 年「反右傾」運動的講話，是否可簡單認為他在有關政治運動中是沉默以對 或是位置邊緣？研究顯示：實際的情況是完全相反。炚第二、收錄的文章內容亦可能事 先經過修飾而與原文有些差距。經鄧小平個人「對各篇的文字作了少量的訂正」的
〈鄧小平文選〉，其中關於鄧小平談論「高饒事件」的部分，若比照原話，就可發現經 過不小幅度的修改，舉如：毛澤東不滿劉少奇與周恩來、重用高崗，從而助長後者政 治氣焰的責任被淡化；彭德懷對高崗活動的涉入被抹去。因此，若再照抄照搬〈文 選〉中相關字句，來作為鄧小平對該政治案件的論斷，甚至當作是「高饒事件」的是 非真相，就有失簡略與偏頗。炃
對於上述的中共中央出版的檔案資料，重視、發揮其學術價值的同時，也要秉持
「有聲（文字紀錄）處可觀，無聲處亦可察」的態度。另外，盡可能地做到「兼聽則 明」。亦即針對同一文件內容，如有可能取得另外的版本（即使是部分段落、文字）或 是約此時段前後的其他紀錄資料，也宜細心對照、仔細比較，留心其間的出入和差 異，並思索其背後動機和所具意義。
相對於中共的中央檔案館對海外研究者的大門深鎖，牪地方檔案館的設限則相形較
註 炖 沈志華，「熱眼看冷戰－沈志華談解密檔案與國際冷戰鐵幕」，檔案春秋（上海），2008 年第 2 期，
頁 15。
註 炂 彭真，彭真文選（1941-1990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1。
註 炚 鍾延麟，「彭真在 1957 年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6 卷 第 2 期（2014 年 6 月），頁 247~292；鍾延麟，「彭真在 1959 年中共『反右傾』運動中的角色和作 為」，中國大陸研究，第 57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97~125。
註 炃 鍾延麟，「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之角色與作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2 卷第 4 期（2010 年 12 月），頁 521~562。
註 牪 中央部門所屬的檔案館方面，中共外交部檔案室的最近情況，請參閱：Maura Cunningham, “Denying Historians: China’s Archives Increasingly Off-Bounds,” China Real Time Report, http://blogs.wsj.com/
chinarealtime/2014/08/19/denying-historians-chinas-archives-increasingly-off-bounds/.
少。事實上，地方檔案館成為欲從事檔案研究者的重要場域。可喜的是，已有不少學 者利用地方檔案館取得的資料（並結合其他資料），產出豐碩的研究成果。
首先、就地取材研究特定地方。例如：周杰榮（Jeremy Brown）利用天津市、區 級檔案館，以及河北省檔案館的資料，描述毛澤東時期城鄉區別對待的政策，如何影 響天津地區民眾的生活。狖台灣亦有注意蒐集使用中國大陸地方檔案的學術成果。狋其 次、多地取材研究全局性的問題。也就是從多個省市以下層級的檔案館中查找資料，
在累積一定的數量後，嘗試重建全國性政策或群眾運動的主要面貌。沈志華對 1957 年 整風、「反右派」運動從中央發起進而鋪向地方、地方對運動的反應又反饋至中央的過 程，所作的細膩描寫，許多就得益於他長年在各地檔案館奔走的結果。沈志華對於取 自地方的檔案作了很高的評價：
地方檔案內容極其豐富，涉及社會生活各方各面、各行各業，雖缺乏中 央決策的內容，但是從中央與地方、高層與基層互動的角度觀察，對於決策 的結果及執行情況，卻有十分詳細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各級黨政機構貫徹 中央決策的方式和辦法，社會基層對國家各項政策方針的反應，不同群體在 歷次運動中的表現，在這裡是應有盡有。只要研究者肯花時間，肯下功夫，
就能夠觀察到整個社會乃至每個細胞的動向。狘
楊繼繩與馮克（Frank Dikötter）各自對「大躍進」的專著，狉也是主要奠基於他們 經年累月到各地檔案館查檔所得而成。楊繼繩除了曾到中央檔案館，更到了超過十個 以上的省的檔案館查檔；其間，他利用其作為中共新華社高級記者的特殊身分，以及 人際關係網絡，費盡周折，爭取入館查檔的機會（有時仍不免吃到閉門羹）。對於此一 過程，他表示：「其艱辛是難以言狀的。」狜馮克則稱：「我和我的助手訪問了二十多個 檔案館，包括省、市、縣和外交部。」狒
另外，從楊、馮、沈等人的檔案研究經驗中，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地方檔案館的 館藏，雖然最主要是事關當地發展的檔案文獻；但由於中共體制下中央與地方之間組
註 狖 Jeremy Brown, 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 Negotiating the Divid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註 狋 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年）；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台北：國立政治 大學歷史系，2002 年）。
註 狘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8年），頁 10。
註 狉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 年）；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0）. 對楊、馮兩人的「大躍進」著作的比較與評述，可見：董國強，「歷史檔案中的
『毛時代』」，21 世紀雙月刊（香港），2012 年第 129 期，頁 150~154。
註 狜 楊繼繩，「答馮克先生對〈墓碑〉的評論」，開放網，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487。
註 狒 金鐘，「毛製造的大饑荒」，開放網，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72。
織的指令傳受、文件的頻繁往返，使得地方檔案館中也存有一些與中央領導與治理相 關的檔案（其中甚至有最高層的會議與講話紀錄）。狔這種「積小勝成大勝」、「以地方 包圍中央」的查檔經驗與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部分彌補研究者對中共的中央檔 案館僅能望洋興嘆的缺憾。
肆、檔案研究的現實開展
在認識赴中國大陸從事檔案研究，雖有困難、但也存有機會之後，接下來就要從 實際操作面著手，亦即如何在中國大陸獲閱與取得官方歷史檔案。狚以下將綜合學者們 的經驗加以介紹。然而，如同研究中共治下的浙江著稱的 Keith Forster 所言：地方當 局（自然也包括檔案館）對研究者態度的友善與否，主要基於研究者欲研究議題的敏 感程度、對研究者背景的認知，以及當時政治與社會氣氛的緊鬆而定。狌馮克也表示：
各地檔案開放和控制的程度都不完全一樣；狑找檔案也有時機、機遇的問題。玤沈志華 亦提醒：「從管理制度上講，學者（包括國外學者）查閱這些地方檔案相對容易一些。
當然，這與管理者的觀念和管理水平有很大關係，所以在不同的地區和部門，研究者 的遭遇可能完全不同。」玡因此，如下彙整的經驗，謹供參考，還須視具體情況作調整 和因應。
一、查檔前的準備
第一、確認自己的研究主題，並盡量對之要有初步的掌握，如此方可擇定必須前 往的檔案館。
如果研究方向不明，自然就不能設想何處、何級的檔案館，會比較可能符合自己 研究所需。跑錯檔案館的下場，很可能是毫無所得，同是也是浪費時間與精力。沒有 清楚的問題意識，就算身處在館藏豐富的檔案館內，亦不知從何開始下手；搜索檔案
註 狔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p. 343.
註 狚 審查人建議：除了直接前赴中國大陸從事檔案研究外，也可考慮與中國大陸學者合作。筆者對此表示 感謝。
註 狌 Keith Forster, “Researching China’s Provinces,” 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p. 364.
註 狑 馮克表示：「各個地方情況不同。有的地方是很不方便，但很多地方還算方便。中國地方大，近 20 年 處在變化中，他們規定檔案保密 30 年，大躍進已 50 年了。何況大饑荒涉及面很廣：人口、婦女、山 林、水利、交通、房屋、工廠、糧食等等，他們不可能全部封閉。死人統計重要，但其他方面也不應 忽略。」。同註狒。
註 玤 馮克表示：2008 年北京奧運之前的兩、三年，中國大陸在檔案的管理上，有一種開放的態勢；隨著奧 運的結束，就變得相形收縮。馮克自評：「我正好遇到一個機會。一個那麼大的題目，又有那麼多的 檔案，這是很幸運的。」江迅，「繞不開的大饑荒黑洞」，亞洲週刊（香港），第 25 卷第 43 期
（2011 年 10 月），頁 16。
註 玡 沈志華，「冷戰史新研究與檔案文獻的收集和利用」，頁 146。
的範圍過於寬泛、沒有聚焦，也很可能事倍功半。反之，如果對研究主題有一定的認 識，在檔案館內，將會有助於自身當下辨別哪些檔案可用或將來可能有用。經常發生 的情況是：當初沒有意識到眼前過目的檔案，對自身研究的重要性與關聯性，後來回 想起來，就只能徒具負負，希望下次有機會造訪時，再加以補救。事實上，隨著研究 者對問題認識的進一步深化，這種事後心生後悔的情況很難避免，只能盡量力求減少 其發生的可能性。
第二、確定了研究議題並鎖定了特定的檔案館後，有幾件事情宜優先處理：
1.進一步確認檔案館的館藏。除了可以試著詢問曾前去目標檔案館的查檔者的經 驗，另一個方法就是確認該檔案館有否在其官方網展上提供檔案目錄。如果有，就可 以在出發動身前，先期在網路上進行目錄搜索，初步查看館藏中是否有吻合自身研究 主題的檔案（這種可供網上查詢的檔案目錄，通常可用關鍵字查詢，甚為便利）。在預 作準備之後，一到檔案館現場即可按圖索驥地提出調檔的要求，不需花費額外的時間 進行查詢。當然，不能排除一種情況：檔案館對外公開的檔案目錄與其限於館內使用 的檔案目錄之間可能存在差異。
2.針對檔案館入館查閱的規定進行準備。中國大陸的檔案館針對來自台灣的研究 者，通常會要求繳交正式的身分證明文件（例如台胞證）。另外也會要求提供介紹信
（主要係指中國大陸的機關單位所提供者）。在沒有介紹信的情況下，極有可能出現不 得其門而入的窘況。介紹信的意義在於：其表明研究者乃與中國大陸的特定機關單位 有所聯繫（譬如訪問關係），而後者願予以推薦與保證。信中通常也會註明研究者的研 究議題。值得一提的是，介紹信通常必須是蓋有機關關防章的正本，若持以影印件，
檔案館在認證時有時會不予接受。
3.確認檔案館的位置與交通，選擇、安排適宜的住所。查閱檔案是一項非常耗時 的工作，短時停留「走馬看花」，通常效果甚微。在交通與住宿安排上，最好配合檔案 館所在的位置。若住所離檔案館太遠，往返的舟車勞頓，既耗時又耗力。
二、入館查檔的注意事項
第一、進入檔案館，開始辦理手續，申請入館查檔。從這個階段起，研究者開始 真正地與檔案館進行交涉與往來。研究者在作身分登記、提出查檔申請時，必須同時 提報研究題目。藉此，檔案館人員除了可以當場判定是否有相關的館藏；更重要的 是，確認查檔者的研究題目是否「適宜」。不同其他國家的檔案館主要抱以資訊公開與 分享的原則，中國大陸的檔案館有時更側重在資訊的管制。玭什麼問題可以研究，由於 直接牽涉到什麼資訊可以公開，所以研究題目必須報請檔案館的有關主管人員審定。
審可後，申請人方得以開始調閱檔案。
註 玭 沈志華批評：中國大陸雖已公布《檔案法》，但在觀念、程序和組織機構上，「還沒有完成從以文獻 保管為中心到以檔案利用為中心的轉變」。沈志華，「提高黨史研究水平的關鍵在於實話實說」，中 共黨史研究（北京），2000 年第 1 期，頁 7。
什麼議題在申報時比較沒有問題呢？根據國內、外學者和中國大陸自身研究者的 經驗，有時將題目稍作微調與包裝是必要的。Neil J. Diamant 就表示：研究高政治性與 敏感性的問題或是使用爭議性語言的題目，通常不受檔案館的歡迎，甚至會引起其疑 慮而被打回票。相對地，將題目略作轉換，使之改成敏感度較低的議題，過關的可能 性較大。玦楊繼繩坦言：其前赴中共的中央檔案館查檔時，是讓該館以為他從事的是關 於農業政策的研究；他到地方檔案館時，也以農村問題與糧食生產史為題。玢楊變通使 用的題目，既可將「大躍進」包含在內，但又不會引起館方的側目與疑竇。至於馮克 針對「大躍進」研究的查檔經驗則是：「我的專業是經濟，一般來說，不會碰到什麼問 題，當然也會有比較保守的地方。」玠
有些檔案館在同意研究者查檔後，仍會密切注意其後續申請調閱的檔案題目與內 容，是否與原先申報的研究主題有關，有時甚至會要求本人前去接納櫃檯進行解釋與 說明。若負責督導的館員覺得調閱的檔案與原先申報的選題距離太遠或相關性太低，
即便檔案已調出，仍有可能不讓申請人閱讀。
第二、研究者在獲准看閱檔案後，要如何判斷哪些檔案比較重要？這是一個見仁 見智的問題。有論者根據自身的經驗指出：檔案資料越無經過檢查過濾越好（例如會 議記錄）；旨在反映實情、本來就預期僅供內部讀閱、參酌的檔案文獻（例如調查報 告）愈有價值。玬另外，也有中國大陸的研究學者指稱：反映事態發展、處理過程的檔 案，其價值遠高於最後總結問題報告的檔案。玝然而，這還是要根據研究者自己研究的 需要，以及是否有寬裕的時間進行挑選。
另外，中國大陸一些地方檔案館有心地整理、編輯其館藏檔案，並將之系列成套 地出版。關於中共革命時期在地方發展和活動的檔案，河北、山東、河南、湖北、廣 東等地的檔案館都有具體的出版成果和成績。關於中共建政後在地方執政的檔案方 面，北京市檔案館與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瓝
其時間跨度之長、涵蓋面向之廣，可說是其中的上乘之作。這給予有興趣的研究者很 大的方便。研究者在檔案館查檔時，如可查看到相關檔案的原件，也應把握機會。因 為其中可以顯現當初檔案文件的形成過程與修改紀錄，例如：誰起草或經手了文件，
又做了哪些更動刪減。這些都可反映出相關中共政策文件產出過程中，與聞者之間的
註 玦 Neil J. Diamant, “Why Achieves?,” p. 36.
註 玢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0）, p. 254.
註 玠 江迅，「繞不開的大饑荒黑洞」，頁 16。事實上，身為外國學者的馮克如何成功地獲閱許多事涉敏感 的「大躍進」檔案，引起從事同一研究的楊繼繩的好奇，他就問：「馮克先生是外貌和語言有明顯特 徵的外國人，居然看了上千份中國大饑荒的檔案，其中一定有訣竅。他如果能介紹這方面的經驗，對 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一定會很大的幫助。」同註狜。
註 玬 Neil J. Diamant, “Why Achieves?,” pp. 38~39.
註 玝 中國大陸一名當代中國史學者分享的查檔經驗。
註 瓝 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48-1966）（北京：中國檔案 出版社，2001-2007 年）。
觀點異同、權力關係以及政治操作。
第三、研究者也將面對檔案可否複印或只能抄錄的問題。國外的一些檔案館如澳 洲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 of Australia），查檔者在經過申請後即可用相機拍攝檔 案。瓨在中國大陸的檔案館，如能複印檔案是最好的情況，如此可以節省大量抄錄的時 間。然而，可否複印檔案（以及同一卷宗中，多少比例的檔案可以複印），必須呈報檔 案館的有關主管決定。不同的檔案館有不同的規定（有的檔案館規定只要檔案上有文 字的修改，即不許複印；有的檔案館規定只要是領導幹部的講話，就不能複印），甚至 同一檔案館前後的規定也可能有異。
抄錄檔案時，會遭遇檔案是打印件或是手抄件的問題。若是手抄件，經常會遇到 字跡辨認的問題。若對研究議題有較深入的認識，自有助於辨識檔案文義與字句。此 一問題不能小覷，因為抄錄檔案不慎而產生錯漏字的問題，很可能會對研究者本身後 來利用、解讀相關檔案時，造成負面影響的情況。最後，檔案的檔號也必須仔細記 錄，以免將來在引用時出現錯誤。
第四、在檔案館內進行工作時，必須遵守館內的各項規定，包括：調檔手續、閱 檔件數、歸檔時間等。過去，相較於台灣的檔案館，中國大陸檔案館過去常被學者詬 病的服務觀念欠缺與服務意識偏弱的問題，甿現已大為改善，甚至贏得海外學者的稱 讚。畀查檔期間，研究者與檔案館工作人員保持良好的互動是相當重要的。雖然館員不 可能為此而在看檔上予以破例，但若與之有不錯的關係，不但有助形成一個愉悅的工 作環境，在申請調檔與複製檔案的速度上，或也可以提供一些便利。這在時間不寬裕 的情況下，就顯得頗為重要。
第五、熟悉檔案館的作息時間，利用空檔時段蒐集其他的文獻資料，回頭有助查 檔工作的進行。中國大陸的檔案館的開放時間，通常是朝九晚五，有些地方甚至有中 午休息閉館的情況。研究者一方面必須掌握、充分利用檔案館開放的時間；另一方 面，也可利用非查檔時間，穿插安排訪談或蒐集其他類型文獻。在此過程中，研究者 可使用查檔所得，深化訪談的內容；訪談的結果又回過頭來為查檔提供進一步的線 索。
註 瓨 此乃筆者自己的經驗。台灣的國史館方面，其禁止查檔者使用相機拍攝檔案。至於能否複印檔案，則 視檔案的種類而定。關於歷屆總統檔案，查檔者只能抄寫，而不行直接複印。
註 甿 奎松，「在台北看檔案」，頁 79。
註 畀 洪長泰在其著作的後記中即表示：「過去十多年，筆者多次到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檔案館找資料，尤其 是大陸的北京市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廣州市檔案館和台灣的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 委員會檔案館。這些檔案館設備先進，館員專業，提供了極佳的研究環境。本書能夠出版，首先要感 謝這些檔案館的工作人員，尤其是北京市檔案館的館員提供的幫助。」洪長泰，地標：北京的空間政 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59。
伍、檔案的使用問題
研究者在千辛萬苦地取得官方歷史檔案後，接續就是如何將之善用並納入在自己 的研究中。使用檔案時，首先注意到檔案本身可能存在的問題。已故的中國當代史學 者高華就表示：「原始檔案對於研究者是極為重要的，但對其也應具體分析，不應盲 目」，「應該高度重視檔案，同時也應對檔案進行鑒別和分析。」甾香港學者洪長泰也 說：
研究歷史的學者都知道要印證一件事，檔案也只是其中一種材料，而且 也不可以盡信，還得找不同的文件來參考、互證，例如用當年用的印刷品
（報章、雜誌、小冊子）、官方和非官方的資料、視像（如紀錄片）和回憶錄 等加以輔助，反覆核對，小心求證，切勿過早下結論。單一的證據，往往容 易流於片面或失誤。疌
根據諸多學者使用檔案的經驗心得，中共檔案本身的問題，至少有如後幾種可能 情況：
第一、檔案文獻在歷史上當時是否起到作用？沈志華曾對檔案與歷史之間的關 係，提出精闢的概括：「過去檔案創造了歷史，而現在檔案又成為歷史的見證。」疘然 而，不能排除一種情況：有些檔案原本是政治手稿文件，其當初形成後，是否就真的 付諸實施，抑或是根本沒有發出即中途作廢？皯
第二、檔案文獻本身是否就一定反映歷史的真實？譬如：在記述歷史參與者的意 見或講話的檔案中，當事人言論本身是否就確實無誤？其是否語帶保留、甚至是言不 由衷、背離事實？盳
註 甾 高華，「當代中國史史料的若干問題」，頁 325。
註 疌 洪長泰，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頁 259。
註 疘 沈志華，「歷史研究與檔案的開放和利用－冷戰國際史研究中的案例種種」，冷戰國際史研究（上 海），2008 年第 1 期，頁 174。
註 皯 1950 年 10 月初，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在決定是否派出軍隊援助北韓一事幾經猶豫與反覆。中 共方面公布的檔案與從俄國檔案館找到的檔案，內容意思截然相反：前者顯示毛接受蘇方建議，同意 立即派兵協助；後者則揭露毛在陳述理由後拒絕出兵。經學者考察和分析，中方公布的檔案並非造 假，只是其乃毛本人起草但一直未發出的電報。楊奎松，「淺談中共歷史檔案的利用與研究」，頁 151；沈志華，「冷戰史新研究與檔案文獻的收集和利用」，頁 145。
註 盳 1961 年 9 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訪問中國大陸並會見中共的主要領導 人。毛澤東和劉少奇等在會見蒙氏時，針對當時經濟困難的成因問題，皆著重強調天災的影響。另 外，針對糧食供應問題，毛表示「有足夠吃的」。毛澤東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會見蒙哥馬 利談話記錄」，黨的文獻（北京），2003 年第 1 期，頁 35、41~42。事實上，較諸自然災害，中共
「大躍進」政策不當的「人禍」因素，所造成的負面作用恐怕更大。中國大陸當時糧食的緊張狀況，
更非毛輕描淡寫說的「有足夠吃的」。
第三、檔案文獻本身是否具有特定的傾向性？舉如：檔案形成在一定的時空環 境、背景下，其之記述內容能否脫離當時的政治氛圍？高華認為：中共建政後幾十年 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對檔案的形成與內容，就有很大的負面影響。當事人檢討的自誣 成分，以及旨在應和政治風向的調查報告，就必須謹慎使用、注意甄別。盱
第四、檔案文獻也尚有其他若干可能的缺點或錯誤。例如：有時記載過於簡單，
讓人不知所云；有些歷史情況與問題，更全然無檔案紀錄佐證。這時就需要利用其他 種類史料補充或替代。盰此外，更深入、複雜的情況是，有些歷史文獻的落款日期，也 因中共當時政治作業的習慣（以起草的日期而定，而非正式修改定稿發布的日期為 準），而與實際時間有所出入，從而令使用者在作歷史描述與判斷時產生迷惑或誤解。盵
在檔案的實際使用上，此處另外簡要地提出兩個需要注意、避免的情況。首先、
對檔案的片面擇用與片段取捨。楊奎松曾指出：「從事中共歷史研究，能查閱到原始檔 案與不能查閱到原始檔案大不一樣，查閱到原始檔案能保持客觀態度與不能保持客觀 態度大不一樣。」矸事實上，研究態度的客觀、中立與否，嚴重影響了檔案在恢復歷史 真實面貌上所能發揮的作用。
中共歷史上的主要領導人物的官方傳記與年譜，其資料的主要來源多係外人難以 查看的一手原始檔案。矼故有學者稱之為利用檔案撰寫的資料性著作和工具書，並注意 其中披露資料的重要性。矹然而，其中有些作品與作者，為了維護「老革命家」的宏偉 形象和「革命老前輩」歷史聲譽，在使用檔案時，雖尚不至於弄虛造假，但是對檔案 有時會加以刻意篩選，以符合「為尊者諱」的政治需要。換言之，有時中共官方的歷 史敘事或呈現，不是按照檔案揭櫫的事實方向行之，而是反其道地擇取檔案的部分內 容，使之能貼附、吻合在既定的論述路徑上。
就以鄧小平來說，中共史家稱讚鄧小平的「數字管理」，認為鄧慣用數字清楚、扼 要地表達政策目標、也注意對有關的政策數字保持冷靜的頭腦。矻那麼鄧小平對「大躍
註 盱 高華，「當代中國史史料的若干問題」，頁 325。
註 盰 沈志華，「熱眼看冷戰－沈志華談解密檔案與國際冷戰鐵幕」，頁 14。
註 盵 楊奎松，「淺談中共歷史檔案的利用與研究」，頁 149~150。
註 矸 楊奎松，「淺談中共歷史檔案的利用與研究」，頁 155。
註 矼 例如：陳雲的官方傳記即稱：「本書的主要依據是，中央檔案館和中央文獻研究室保存的陳雲文稿、
電報、書信和講話談話記錄；中共中央文件和有關會議記錄；與陳雲有過直接接觸的同志的回憶錄或 對他們的採訪記錄；當時的報紙、雜誌（包括內部刊物）以及有關的資料和書籍。本書力求根據豐富 而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寫出比較詳實的信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下冊）（北京：中 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頁 1846。彭真的官方傳記也表示：「本書主要的依據是中央檔案館、全國 人大常委會、公安部、統戰部等中央有關部門和北京市、山西省、河北省、天津市檔案部門保存的彭 真同志的文稿、講話、電報、書信、談話記錄和他參加的會議記錄…。」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 4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1669。
註 矹 沈志華，「冷戰史新研究與檔案文獻的收集和利用」，頁 142；韓鋼，「近三十年來黨史資料的整 理、編篡和利用」，中共黨史研究（北京），2010 年第 7 期，頁 24。
註 矻 劉金田，「問數字、愛算賬－鄧小平調查研究的一個鮮明特色」，黨的文獻（北京），2008 年第 1 期，頁 80~82、89。
進」前半階段漫天浮誇的生產指標數字的所持態度、涉入情形為何？不令人意外地，
在鄧小平的官定年譜中，讀者就很難找出答案。事實上，無論在當時鋼鐵生產或是糧 食生產的高指標設定上，鄧小平既是主要的參與者，也是積極的鼓吹者。根據原始檔 案的揭示：在掀起 1958 年全民大煉鋼鐵高潮的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該會決 定當年中國鋼產目標為 1070 萬噸）之前的一個月，鄧小平就曾對中共解放軍高級將領 大講利用土高爐，就可以年產 2000 萬噸的構想。糧食產量指標方面，1959 年的糧產 指標並未隨著運動開始「糾左」而微降，在 1959 年初仍繼續攀升，鄧小平對此樂見其 成。鄧在是年 2 月上海公開演講時就表示：「10500 億斤糧食，這是對外公佈的數字，
實際上我們要搞到 12000、13000（億斤）。」他並強調此一糧食指標與其他生產指標 乃是「實事求是的，是根據並考慮了各方面的條件的」，「這指標是 10 分指標，但是不 嚇人。如果我們拿出 12 分措施，就可以超額完成；如果再加上 24 分幹勁，就可以更 多地超額完成。」矺
鄧小平官方年譜的編寫者，對鄧小平的原始檔案掌握的齊全程度，無人可以匹 比。以上類似的鄧在「大躍進」中提倡高指標的檔案文字，他們一定看到更多，只可 惜最後沒有將之收錄在鄧年譜內。
其次、對檔案內容文字的解釋問題。針對同一份歷史文獻，由於研究者不同的思 路、立場、研究深度與經驗而作出不同的解釋，是在所難免的，這也是學術探討與辯 論需要的原因。下面所舉的一例，即或有值得進一步商榷之處。
馮克對「大躍進」的專著引人入勝的一點，在於他精采地描繪出以毛澤東為首的 中共領導人，在運動期間對糧食的橫徵暴斂，以及明知如此為之將會犧牲大量人命仍 在所不惜。他在其著中所提的一些檔案舉證中，有一筆是 1959 年 3 月 25 日毛澤東在 上海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馮克寫道，毛在講話中直言：「When there is not enough to eat people starve to death. It is better to let half of the people die so that the other half can eat their fill.」矷馮著的中文版將之翻譯為：「不夠吃會餓死人。最 好餓死一半人，讓另一半人能吃飽。」祂馮克在回應其他學者對他的學術批評時，也著 重引用這段檔案文字，強調即便在所謂運動的「降溫」時期（1958 年底至 1959 夏），
毛也是繼續加重農民糧食徵購的負擔並加倍糧食的出口。礿馮克後來接受媒體訪問，提 到毛澤東強令徵糧時，也再次引用了毛的這段話：「他（毛）還說：『不夠吃會餓死 人，最好餓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秅
註 矺 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230~231、272。
註 矷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p. 88.
註 祂 郭文襄、盧蜀萍、陳山譯，Frank Dikötter 著，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新北 市：INK 印刻文學，2012 年），頁 104。
註 礿 Felix Wemheuer, “Sites of Horror: Mao’s Great Famine,” The China Journal, No. 66（July 2011）, p. 160;
Frank Dikötter, “Response,” The China Journal, No. 66（July 2011）, pp. 162~163.
註 秅 江迅，「追問制度造成的大浩劫」，亞洲週刊（香港），第 25 卷第 43 期（2011 年 10 月），頁 17。
對於馮克上面引述的毛澤東的話，楊繼繩表示懷疑。穸但根據目前可得的公開的會 議紀錄（部份），毛澤東在此會上確實曾說過馮克提的類似的話。毛講話的紀錄摘錄如 下：
對工業，這三個月要確實的抓一下，要抓緊，抓狠，抓實。工業方面的 領導上要出秦始皇。
要完成計畫，就要大減項目。1078 個項目中還應該堅決地再多削減，削 到 500 個。
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壞大躍進的辦法。
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給一半人吃飽。（以示強調的底線，
乃作者自行加上）
當講到「要確保全年計劃實現，就需要把有限的物力、人力集中起來，
縮短戰線，一個一個地、一批一批地打殲滅戰」時候：
這個好。穻
按檔案的上下文意，應該可以看出：毛澤東在說此話時，主要針對、批評「大躍 進」期間各地競相爭取擴大基本建設投資項目的過熱傾向。因為基本建設的規劃若過 於龐大，投資項目之間在資金與原物料的分配上，就會產生彼此排擠的效應，最後反 而造成諸事不成的反效果。為此，毛便要求將投資項目減半，從而集中資金、資源，
以確保留下來的基建工程能如期完成。然而，馮克將毛澤東所說的「大家吃不飽，大 家死，不如死一半，給一半人吃飽」，直接認作是毛當時對糧食徵購、配置的主張與考 量，是否讓有關文字脫離了原有的文本脈絡（out of context）呢？
陸、結 論
過去關於中共政治與歷史的研究，試圖在有限的資料中由表及裏、以管窺豹。無 可避免地，其中多處以邏輯推理和情境模擬的方式，替代實際事例的舉證。相關著作 因而不免被人批評是以推測和臆斷為特徵。竻隨著各類史料的不斷面世，以及在中國大 陸蒐集檔案、從事檔案研究的機會增加後，不但中共高層的歷史研究，愈加讓人感到
註 穸 楊繼繩表示：「馮克介紹：毛澤東說﹕『不够吃會餓死人，最好餓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據 我多年對大饑荒和毛澤東的研究，我可以肯定地說，毛澤東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同註狜。
註 穻 相關的檔案文字擷取自馮克在其中受訪的「大躍進」紀錄片〈毛的大饑荒〉的影像。請參閱：“Mao’s Great Famine,”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33Q8cl87HY. 該紀錄片在援引、播放此檔 案文字的畫面時（第 32 分 7 秒至 29 秒），影片旁白的敘事，乃與馮克「大躍進」專著的相關部分一 樣。
註 竻 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in 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8.
「有血有肉」；歷史研究者的觸角也逐漸伸向地方與基層並開花結果。
檔案研究此一研究方法的介紹，對於更廣泛的中國大陸研究有何意義？近年來有 些學者在驗證或建構社會科學理論時，從中國大陸的相關歷史中擇選案例、進行實證 研究。其結果一方面成功論證或修補了其所持的理論框架和工具；另一方面，也同時 細緻重建了自身切入的相關歷史案例。例如：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結合社會動 員理論與北京紅衛兵運動發展的努力，以及蘇揚以「文革」期間中國大陸農村發生的 集體暴力與殺戮現象為例，對現有關於族群滅絕的理論加以修改和充實。籵換言之，中 共歷史的研究不再僅是供歷史興趣者悠遊的天地，中國大陸研究中其他領域的社會科 學研究者，也試著從中共歷史中加以選題並作出出色的案例研究。
當中共歷史成為理論實證的案例選擇時，如何蒐集、挖掘、整理和善用越來越多 公開、出土的各類歷史資料，就成為需要著重處理的問題。以蒐羅和使用官方檔案為 目標與內容的檔案研究，即可以運用其中並讓研究本身大為增色。此研究方法的確實 踐行，可以讓有關的實證研究在資料來源上，不再止足於使用二手文獻作論證，而是 立基在更厚實的一手檔案史料基礎，進而做到立論有據、言之有本的要求。
* * *
（收件：102 年 7 月 9 日，接受：104 年 4 月 14 日）
註 籵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Yang Su,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Utiliz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Conduct New Research: Archival Research and
China Studies
Yen-Lin Chung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When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t is always important to collect and make good use of first-h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especially official archives. Even difficulties of approaching archives in Mainland China is expected, the rich collections of local archives still drive academics all over the world to pursue the access to them. Before starting a local archive trip, a thorough plan is necessary, and researchers have to be cautious once entering archives to avoid omitting signific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After collecting official archives, it is crucial to assess archival materials critically, and to carefully interpret and incorporate them into research. Finally, archival research can enrich China studies to a great extent, especially advantaging the case studies of CCP history. Empirical studies implementing such practices are become more solid and convincing.
Keywords: Historical method, Archival research, Archival collection, China Studies
參 考 文 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江西檔案信息網，http://www.jxdaj.gov.cn/article.html?m=
html&id=000000081001211dc9a13c。
「各級國家檔案館館藏檔案解密和劃分控制使用範圍的暫行規定」，江西檔案信息網，
http://www.jxdaj.gov.cn/article.html?m=html&id=00000001300120322754d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
毛澤東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會見蒙哥馬利談話記錄」，黨的文獻（北京），
2003年第 1 期，頁 33~46。
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48-1966）（北 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2007 年）。
石之瑜，大陸問題研究（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石之瑜，社會科學方法新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江迅，「追問制度造成的大浩劫」，亞洲週刊（香港），第 25 卷第 43 期（2011 年 10 月），頁 16~17。
江迅，「繞不開的大饑荒黑洞」，亞洲週刊（香港），第 25 卷第 43 期（2011 年 10 月），
頁 14、16。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 3 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杜維運，史學方法，增訂新版（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沈志華，「冷戰史新研究與檔案文獻的收集和利用」，歷史研究（北京），2003 年第 1 期，頁 140~150。
沈志華，「提高黨史研究水平的關鍵在於實話實說」，中共黨史研究（北京），2000 年 第 1 期，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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