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與排斥──唐朝時期漢籍的西域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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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與排斥

—唐朝時期漢籍的西域流布

榮新江

^*

摘　要

唐朝自太宗開始勢力伸入西域地區，高宗時滅西突厥汗國，西域的宗主權歸屬唐朝。以後雖然不時受到吐蕃和西突厥餘部的騷擾，但唐朝持續統治西域一百多年。在此期間，唐朝的制度文化逐漸進入西域地區，為當地綠洲王國所吸收採納。

然而，由於史籍記載相對較少，以前當地出土的文書又十分零散，唐朝時期中原文化對於西域的影響深度和廣度無法展開論述。筆者根據19 世紀末葉以來庫車、和田等地出土漢語和胡語文書，特別是近年來發現的新材料，重點考察構成中原文化核心內涵的書籍在西域地區的流傳，討論哪些圖書傳播到了西域，以何種形態傳播過去，傳播的途徑，使用的人群，產生的影響，對當地胡人知識建構的意義，傳播的阻力，以期全面綜合地討論這些漢籍在當地的流傳狀況，並探討這種傳播最終沒有持續下來的原因。

關鍵詞：西域、龜茲、于闐、漢籍、胡人

一、「西域」的地理範圍和本文的限定

「西域」一詞，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西域，一般即指天山以南，崑崙山以北，帕米爾以東，玉門關以西的地域；廣義的西域，則指當時中原王朝直轄領土西部邊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狹義的西域外，還包括南亞、

*　作者係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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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

西亞，甚至北非和歐洲地區。可見，狹義的西域是「西域」的核心部分，我們這裡所說的「西域」，指的是狹義的西域。

應當說明的是，「西域」的範圍和邊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是一成不變的。自漢代以來，中原王朝的觀念一般是以敦煌西北的玉門關和陽關為界，

出這兩個關，就進入西域了。詩人吟誦的「西出陽關無故人」、「春風不度玉門關」，都是這種概念的反映。公元前60 年，中原的西漢王朝在此設立西域都護府，管轄包括南北疆的「西域」地區。但是到了唐朝初年，這個界限就有所改變。唐初往西天取經的玄奘在行經吐魯番的高昌王國時，受到國王麴文泰的盛情款待和豐厚的資助，等到644 年他回國時，本擬到高昌國去回報麴文泰的供養之恩，可是高昌國在此前的640 年已經被唐太宗派兵滅掉，這裡已經改作唐朝直轄的西州。於是，玄奘在撰寫《大唐西域記》時，第一句話就是「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國（舊曰焉耆）」，² 把「西域」的東部邊界放在吐魯番盆地之西的地方。到了開元、天寶時期，唐朝已經把直接控制的領域從西州（吐魯番）、伊州（哈密）、石城鎮（若羌）、播仙鎮（且末）一線，擴大到塔里木盆地的安西四鎮地區，唐朝的西部邊界也向西移動到蔥嶺一線。³ 正因為此，我們討論唐代西域的情況時，只得放棄材料異常豐富的吐魯番出土文書。⁴

狹義的西域，大體上相當於今天所說的南疆。新疆地區以天山山脈為界，分為南北疆兩個部分。自古以來，北疆主要生活著各種遊牧民族，南疆

　參看孟憲實，〈唐玄奘與麴文泰〉，季羨林等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4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999），頁 89-0。

2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985），頁 46。

3　關於唐代不同時期「西域」的範圍，參看榮新江，〈敦煌本〈天寶十道錄〉及其價值〉，

唐曉峰等主編，《九州》第2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999），頁 25；榮新江、文欣，

〈「西域」概念的變化與唐朝「邊境」的西移 —兼談安西都護府在唐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北京大學學報》202.4：3-9。

4　有關吐魯番文書中的漢籍情況，朱玉麒教授以廣義的文學概念為核心，做了較為透徹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見其所撰，〈中古時期吐魯番地區漢文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0.6: 82-94；又〈吐魯番文書中的漢文文學資料敘錄〉，《吐魯番學研究》2009.2: 89-98；又〈吐魯番文書中的玄宗詩〉，朱玉麒主編

《西域文史》第 7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頁 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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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新江∕接受與排斥—唐朝時期漢籍的西域流布 3

則是以定居農耕為主的綠洲王國。759 年，清政府收復西域南北疆地區。

884 年清朝設立新疆省。但清人的著作對「新疆」的說法並不統一，著名學者徐松的《西域水道記》仍把敦煌放在西域範圍中，但他為伊犁將軍松筠所纂官修的著作《新疆識略》，又把新疆的地域界定在哈密以西。現在的「新疆」，位於歐亞大陸的腹地，面積60 多萬平方千米，約占中國陸地總面積的六分之一。

從9 世紀下半葉開始，西方學者對於新疆的地理、考古做了相當深入的考察。在他們的著作中，對於「西域」的稱呼也不一致，各種稱呼的地理範圍也不一樣。許多人就用泛泛的Central Asia 來指稱西域，這當然不錯。也有的人習慣用Chinese Turkestan 或 East Turkestan，這兩個詞是對應於 Russian Turkestan 和 West Turkestan，因為對於最初來到此地的西方人來說，這些地方主要是操各種突厥語的民族，所以把這裡叫做「Turkestan」（突厥斯坦）。從現代地理概念上來說，「西域」屬於Central Asia 或更廣闊的 Inner Asia，也是

「新疆」的主體部分。

我們以下從三個方面談談中原的典籍在西域傳播的問題。

二、經典西漸

我們把唐朝時期的西州排除在外，主要的出土文獻來自龜茲、于闐兩個綠洲王國。根據傳世文獻和出土文書，我們來看看中原漢文典籍在這裡的流傳情況。

（一）龜茲

龜茲是漢唐時期西域的大國，北據天山，南臨大漠，是西域地區最為重要的綠洲王國。從漢代以來，龜茲與中原王朝保持著聯繫，唐朝於658 年滅西突厥汗國，包括龜茲在內的西域各國的宗主權轉歸唐朝，唐朝將安西都護府從西州交河城遷至龜茲王城，下轄安西（龜茲）、于闐、疏勒、焉耆四鎮，

龜茲成為唐朝統治西域地區的軍政中心。隨著與中原內地關係的緊密，漢文的典籍也和白練一起，一批批地被馱到龜茲，分散到各地。

在德國所藏古代龜茲國範圍內出土的文獻中，有《切韻》（T IV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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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0a, b，現編號 Ch 99） ⁵ 和增字本《切韻》（T IV K 75，Ch 2094）。⁶ 唐朝的韻書在當時有兩個功能，一個是作詩時的參考文獻，在推敲詞句、選取韻腳的時候可以幫助選取恰當的文字。二是作為科舉考試的書籍而存在，因為唐朝的科舉考試重進士科，而進士科考詩賦，因此也需要用《切韻》作為參考文獻。⁷

《西域考古圖譜》下卷經籍類曾經刊佈一件大谷探險隊所得寫本殘片，正背面分別抄寫班固《漢書》卷40〈張良傳〉和司馬遷《史記》卷 67〈仲尼弟子列傳〉，出土地標為「庫木吐喇」，⁸ 即庫木吐喇（Kumtura）石窟。無獨有偶，德藏所謂「吐魯番收集品」中編號為T II T 32（Ch 938）的殘片，

正背面也是《漢書》〈張良傳〉，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⁹ 兩件寫本卷次、書法全同，應當是同一個抄本，而且就是同一張紙的上下半，但中間還有殘缺，不能直接綴合（圖一）。⁰按德藏編號的含義，是指德國第二次吐魯番探險隊在吐魯番吐峪溝所得，與大谷探險隊的標記不同，目前尚無法判定哪個編號正確，但至少一種可能是出自龜茲。

5　周祖謨，《唐五代韻書輯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994），頁 7、825-827；（日）高田時雄著，鍾翀等譯，《敦煌．民族．語言》，（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4-27、37

（圖2）。

6　周祖謨，《唐五代韻書輯存》，頁 236、239、865-866；T. Takata,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urfan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Qieyun Fragments,” 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eds. D. 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 pp. 333-335; 高田時雄，《敦煌．民族．語言》，頁 24-27。

7　參看（日）平田昌司，〈〈切韻〉與唐代功令—科舉制度與漢語史第三〉，潘悟雲編，《東方語言與文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2），頁 327-359。

8　（日）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下卷（東京：國華社，95），經籍類圖版（5）-

（）和（2）。

9　榮新江，〈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典籍與文書〉，饒宗頤主編，《華學》第 3 輯（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998），頁 32、35；T. Nishiwaki, 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Chin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 Teil 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 pp. 58-59, pl. 6; 榮新江主編，《吐魯番 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頁 77。

0　榮新江，〈〈史記〉與〈漢書〉 —吐魯番出土文獻劄記之一〉，《新疆師範大學學報》

2004.: 4-43，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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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班固《漢書》卷 40〈張良傳〉（正面）和司馬遷《史記》卷 67

〈仲尼弟子列傳〉（背面）

大谷探險隊在庫車城西渭干河西岸的都勒都爾· 阿護爾（Douldour- aqour）遺址，發現過一個小紙片（大谷 50），只有 3 行 0 個字，從內容看，是王羲之《尚想黃綺帖》中「張草猶當雁行」最後兩字的習字。

在龜茲國範圍內，已經發現過一些漢文佛典的遺存，就筆者檢索所記，

有如下殘片：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T IV K 75，Ch 7）。²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伯希和都勒都爾· 阿護爾所得 D. a. 3 號）。³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二十四（大谷823）。⁴

　（日）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卷（京都：法藏館，984），頁 73，圖版

32，題「習字紙斷片」。

2　 G. Schmitt and T. Thilo, 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I (BTT VI, Berlin:

Akademie-Verlag, 975), p. 40; 《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頁 4。

3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 E.

Trombert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de Collège de France, 2000), p. 99.

4　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下卷，佛典 3；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 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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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卷二（T IV K 75，Ch 805）。⁵

《妙法蓮華經》卷五（大谷825）。⁶

《妙法蓮華經》卷五（大谷758+ 大谷 726+ 大谷 7244+ 大谷 7005），

庫木吐喇出土。⁷

《大般涅槃經》卷三（T IV K 70(+)7，Ch 2293r），背面寫「《佛名經》

一卷」，但無本文。⁸

《維摩詰所說經》卷上（大谷822）。⁹

此外，尚未比定的德藏佛典殘片還有六件：T IV K 70(+)7（Ch 852）、 ²⁰T IV K.75（Ch 373）、 ² T IV K 70(+)7.502（Ch 998）、 ²² T IV K 70(+)7（Ch 2063）、T IV K 70(+)7.503（Ch 2209）、 ²³ T IV K 70(+)7.500（Ch 2809）；²⁴伯希和都勒都爾· 阿護爾所得佛典殘片五件：D.

a. 5、 ²⁵ D. a. 25、 ²⁶ D. a. 26、 ²⁷ D. a. 24、 ²⁸ D. a. 246。²⁹

這裡《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妙法蓮華經》、《大般涅槃經》都是唐朝最

（京都：法藏館，2003），頁 244。

5　 G. Schmitt and T. Thilo, 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I, p. 57; 《吐魯番文 書總目（歐美收藏卷）》，頁65。

6　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下卷，佛典 58；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 3 卷，

頁244。

7　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 4 卷（京都：法藏館，200），頁 79、28、45、8。

8　 T. Thilo, 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II (BTT XIV, Berlin: Akademie- Verlag, 985), p. 64;《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頁 88。

9　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下卷，佛典 66；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 3 卷，

頁244。

20　《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頁69。

23　 T. Nishiwaki, 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p. 25;

《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頁82。

25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par E. Trombert,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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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漢譯佛典，表明這裡僧人誦讀的漢文佛典與同時期的沙州（敦煌）和西州（吐魯番）沒有什麼不同。另外，還有兩件約9 至 0 世紀的回鶻時期寫本《四分律比丘戒本》（T IV K 77，Ch 55；T IV K 77，Ch 552）， ³⁰其祖本可能也是唐朝時期的漢文寫本。其他未比定和編號不能確知為庫車岀土文獻的佛典應當還有許多。

此外。唐朝法律文書《唐律》〈擅興律〉（T IV K 70(+)7，Ch 99） ³也傳到了龜茲。

（二）于闐

大谷探險隊曾在和田發現一件《尚書正義》卷8〈商書太甲上第五〉孔氏傳的抄本殘片，³²從字體看，應當是唐人抄本。這是很難得的一件儒家根本經典遺存。另外，德國探險隊所獲一件和田出土寫本，為《經典釋文》卷2

《論語》〈微子〉（T IV Chotan，Ch 3473r），存 7 行文字， ³³也頗為珍貴。

很有意思的是，斯坦因（A. Stein）第三次中亞探險在和田北方麻札塔格發現的一個殘片，我們發現竟然是北齊劉晝撰《劉子》禍福第四十八篇的殘文（M. T. 0625，Or.822/725，圖二）， ³⁴這或許代表了道家思想的流傳。

30　 G. Schmitt and T. Thilo, 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I, p. 72; 《吐魯番 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頁32。

3　 T. Yamamoto, O. Ikeda & M. Okano.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 Legal Texts (A)(B) (Tokyo: Toyo Bunko, 978, 980), A, 26, 2 B, 6.

32　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下卷，經籍（2）-（）；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

第3 卷，頁 233。

33　 T. Nishiwaki, 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p. 40.

此件已斷為若干小殘片，館方夾入厚玻璃板保護時，正背有所錯亂，小口雅史做了整理復原，見所撰，〈ベルリン．吐魯番コレクション中のコータン人名錄（Ch 3473）をめぐって〉，《法政史學》67(2007): 6-29；又同上文〈補訂〉，《法政史學》68(2007):

3-9。

34　榮新江，〈關於唐宋時期中原文化對于闐影響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第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993），頁 46。圖版見 H.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ê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953), p. 9, pl. XXXV; 沙知、吳芳思編，

《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第2 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5），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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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和田出土《劉子》禍福第四十八篇殘文

王羲之的《蘭亭序》，是中國書法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由於唐太宗的鼓吹，在唐朝成為備受關注的書帖，也是普羅大眾學習書法的最好摹本。我們不僅僅在敦煌發現很多《蘭亭序》的摹本，在吐魯番、庫車發現了《尚想黃綺帖》的習字，近年來我們也在俄藏和田出土文書中，找到一件摹寫非常精到的《蘭亭序》（Дх.8943-），寫本殘存 5 行，可惜只有開頭部分文字。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我們在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中，

又發現了兩件《蘭亭序》的摹本。一件編號為GXW02，僅存開頭六字，

即「永和九年歲癸」，不知何故沒有繼續書寫，從寫本文字頂著頁邊書寫以及文字大小和紙張的空白長度看，其為照摹《蘭亭序》帖本，顯然沒有疑義。

另外一件是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07 號和國家圖書館 BH3-7 號綴合而成，寫「永和九歲在癸丑」幾個字，是一個文化水準不高的習字，性質是書法習字，而不是文獻抄本。³⁵此外，斯坦因在麻札塔格遺址發現的一件學童習字（M. T. b. 006），一面上殘存抄寫「當」字兩行和「抁」字四行，另一面

35　榮新江，〈〈蘭亭序〉在西域〉，《國學學刊》20.: 65-7；收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編，《國學的傳承與創新—馮其庸先生從事教學與科研六十周年慶賀學術文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3），頁 0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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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殘存「欣」字一行和「俛」兩行，中間是學生的題記：

〕補仁里祖為戶

□生李仲雅倣書卌行謹呈上。³⁶

這裡的習字「欣」和「俛」，剛好對應《蘭亭序》中「向之所欣，俛（俯）仰之間」一句中的字，因此也應當是《蘭亭序》的學生習字文本。³⁷

更有甚者，斯坦因在麻札塔格遺址發現的M. T. 095 號（Or.822/59）

殘紙，殘存九行文字，重複寫「躭之若」三字，³⁸這無疑是王羲之《尚想黃綺帖》的習書文字。另外，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和田出土五件殘片，均為

「吾弗及」三字的習書，應當是《尚想黃綺帖》最後三字的練習。³⁹這兩種王羲之書帖的習字，標明王羲之的這個帖本，從中原到敦煌，再到吐魯番、龜茲，最終傳寫到于闐。

作為習字的殘片，還有麻札塔格出土的《千字文》（M. T. 099a，Or.

822/859），正背書寫。⁴⁰《千字文》是唐朝更為流行的識字、習字文本，它的傳入于闐，是不難理解的。

在佛教典籍方面，英國霍恩雷（A. F. R. Hoernle）收集品中，有一件寫本正面為漢文，背面為于闐文，據云出自和田東哈達里克（Khadalik）遺址。

正面的漢文由沙畹（É. Chavannes）比定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背面的于闐文由霍恩雷本人刊布，內容亦屬於般若經典。⁴後來，斯坦因又在麻札塔

36　 É.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Imprimerie de l’Université, 93), p. 204, pl. XXXII.

37　陳麗芳，〈唐代于闐的童蒙教育—以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和田習字文書為中心〉，《西域研究》204.: 39-45。

38　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第 2 冊，頁

97，題「習字」。

39　榮新江，〈〈蘭亭序〉與〈尚想黃綺帖〉的西域流傳〉，故宮博物院編，《20 年蘭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待刊。

40　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第 2 冊，頁 247。題「習字」，實乃《千字文》。

4　 A. F. R. Hoernle, “A Bilingual Fragment in Chinese-Khotanese. Hoernle MSS., Nos.42 and

43,”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ed. by A. F. R.

Hoern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96), pp. 387-399, pl. XXII. Cf. H. 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80), pp.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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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佛寺遺址中，發現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等佛典斷片（編號M. T.

a. 004 (a)；M. T. a. 004；M. T. a. 003；M. T. b. 004；M. T. b. 004 (a)；M. T. b.

004 (b)）， ⁴²以及信徒所寫的發願文（M. T. 0634 (3)）。⁴³另外英藏現編號為Or.

822/573 的《金光明經》卷六殘片，沒有原編號， ⁴⁴但前後都是麻札塔格文書，或許也是古代于闐流通的漢文寫經。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和田麻札塔格遺址還出土了一件《神會語錄》（M.

T. b. 00 號）， ⁴⁵寫本上下均殘，僅存八殘行文字，但是作為南宗神會和尚的語錄，彌足珍貴。

近年來中國國家圖書館收集的和田文書中，又有《僧伽吒經》、《大般涅槃經》，特別是一卷《觀世音菩薩勸攘災經》（BH-）寫本，這是唐天寶、

至德年間或稍後的十數年內產生於龜茲一帶的佛教疑偽經，但傳寫到于闐。⁴⁶ 這些資料雖然不多，但足以證明許多類型的漢文佛典在于闐地區的傳習。

三、傳播的途徑與接受者是誰

如上所述，顯慶三年（658），唐朝滅西突厥汗國，將安西都護府從西州交河城遷至龜茲王城，下轄安西（龜茲）、于闐、疏勒、焉耆四鎮，龜茲成為

42　 É.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pp. 202-203, pl. XXXII.

43　 H.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p. 89.

44　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第 2 冊，頁 226，題「寺院殘文書」，實乃《金光明經》。

45　 É.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p. 203, No. 958, pl. XXXII. 文書內容為戴密微比定，見 P. Demiéville, “Deux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sur le Dhyana chinois,”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Presented to Professor Zenryu Tsukamoto（塚本博士頌壽記念會編集，《佛教史學論集：塚 本博士頌壽記念》（京都：塚本博士頌壽記念會，96），頁 6；林信明日譯文，見《ポール· ドミェヴィル禪學論集》（研究報告第冊，京都：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

988），頁 3。

46　林世田、劉波，〈國圖藏西域出土〈觀世音菩薩勸攘災經〉研究〉，樊錦詩、榮新江、林世田主編，《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教授誕辰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頁 3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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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新江∕接受與排斥—唐朝時期漢籍的西域流布

唐朝統治西域地區的軍政中心，于闐位居第二。此後一段時間裡，唐朝與吐蕃及西突厥餘部曾在西域地區展開拉鋸戰，安西都護府曾撤回西州。長壽二年（692），唐將王孝傑率軍從吐蕃手中收復安西四鎮，則天武后決定徵發漢兵三萬人鎮守西域。這一決策雖然受到一些大臣的反對，但它的施行無疑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安西四鎮抵禦外敵的能力大大增強，此後直到8 世紀末、

9 世紀初，除個別地區曾經受到突騎施等部的侵擾外，安西四鎮的建置始終沒有動搖。

高宗、武后到玄宗時期，正是唐朝軍制從行軍到鎮軍的轉化階段，邊防體制也逐漸由府兵番上鎮戍，轉變為節度使體制下的軍鎮駐防。漢兵三萬人出鎮安西四鎮，每鎮至少在五千人以上，四鎮的級別從原來的都護府下之鎮，升格為直屬於節度使的軍鎮一級，而此時安西都護府也逐漸轉變為安西節度使。安西四鎮「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以卻於強敵」。⁴⁷而節度使體制下的新兵制，是「長征健兒」制，前往西域的兵士為職業兵，不再番替，而是一直鎮守在那裡，家屬也從軍而居。⁴⁸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些中原的漢籍，就通過唐朝官人、軍將、士兵及其家屬之手，帶到西域地區。上述庫車出土的兩種《切韻》寫本，如果從使用功能上來看，很可能是和詩歌的流行或科舉考試有關。我們知道，在唐朝前期有不少文人學士到過安西地區，著名的有詩人駱賓王和岑參，他們的行蹤不僅見於他們自己詩歌的記錄，也記錄在吐魯番出土的唐朝官府文書上。⁴⁹另外還有一些不見於史傳的文人學士，以及一些尚未出道的學子，他們在西行時，很可能隨身攜帶著《切韻》一類圖書。當然，更重要的，是科

47　《舊唐書》，卷96 上〈吐蕃傳〉（北京：中華書局，975），頁 5236。

48　關於唐朝軍制的轉變，參看（日）菊池英夫，〈唐代邊防機關としての守捉、城、鎮等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東洋史學》27(964): 3-57；又〈西域出土文書を通じてみたる唐玄宗時代における府兵志の運用〉（上），《東洋學報》52.3(969): 22-53；（下），《東洋學報》52.4(970): 52-0；孟憲實，〈於闐：從鎮戍到軍鎮的演變〉，《北京大學學報》

202.4: 20-28。

49　參看郭平梁，〈駱賓王西域之行與阿斯塔那 64TAM35: 9(a) 號文書〉，《西北民族研究》

989.: 53-62；王素，〈吐魯番文書中有關岑參的一些資料〉，《文史》第 36 輯（北京：

中華書局，992），頁 85-98；廖立，〈吐魯番出土文書與岑參〉，《新疆大學學報》

996.: 88-92。

(12)

舉的應試制度直接影響了童蒙以來的基礎教育方式，《切韻》當然成為塾學必備的工具書。

上述流傳到于闐的《神會語錄》是如何傳入的？筆者曾經根據神會和尚與朔方軍的關係以及朔方軍與西域地區駐軍的聯繫，推測神會系的禪宗文獻很可能是由朔方軍的將士帶到西域地區的。可以作為佐證的材料，是日本石井光雄積翠軒文庫所藏敦煌本《神會語錄》，據其題記，為貞元八年（792）

北庭節度使張大夫在軍務繁忙之間隙，讓僧人和手下判官抄寫校勘的，這表明神會的著作在西域軍隊中的重要地位。⁵⁰

據唐開元年間求法僧慧超路過龜茲時的記錄，這裡有兩所漢寺，于闐和疏勒也各有一所漢寺，其中的僧官三綱多是來自京城長安的大德。⁵大谷探險隊在庫木吐喇石窟切割走的一條供養人的榜題稱：「大唐□（莊）嚴寺上座四鎮都統律師□道」。⁵²這是掌管安西四鎮地區僧團事務的最高僧官—都統，他來自長安的著名寺院大莊嚴寺。這些漢僧的到來，一定把漢傳佛教思想及其典籍帶到安西地區。⁵³在龜茲、于闐當地發現的漢譯佛典，恐怕主要是這些漢寺的遺存，當然由於有些文書的出土地點並不確切，所以也不排除來自當地的胡僧寺院。

從現存的史料來看，胡人首領當中，也有相當精通漢文典籍的人，最好的例子是哥舒翰。《舊唐書》卷04〈哥舒翰傳〉記載：

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護，世居安西。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為長安尉不禮，慨然發憤折節，仗劍之河西。……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疏財重氣，士多歸之。翰母尉遲氏，于闐之族也。

50　榮新江，〈唐代禪宗的西域流傳〉，《田中良昭博士古稀記念論集．禪學研究の諸相》（東京：大東出版社，2003），頁 62-65。

5　（日）桑山正進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992），頁 25-26。參看 A. Forte, “Chinese State Monasteries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同書，頁 23-258。

52　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上卷（東京：國華社，95），圖 9。

53　參看榮新江，〈慧超所記唐代西域的漢化佛寺〉，《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壽慶論文集》（臺北：法光出版社，2003），頁 399-407；又〈唐代西域的漢化佛寺系統〉，新疆龜茲學會編，《龜茲文化研究》第輯（香港：天馬出版公司，2005），頁 30-37。

(13)

哥舒翰父哥舒道元任安西副都護，所娶尉遲氏，應當是出自尉遲王家的于闐王女。據《宋高僧傳》卷2〈實叉難陀傳〉，景雲元年（70）十月于闐三藏法師實叉難陀在中原去世後，是由哥舒道元護送他的骨灰回到于闐國的。

因此，筆者曾推測安西副都護和後來的安西節度副使一樣，駐紮地應在于闐。⁵⁴而哥舒翰少年時閱讀《左傳》和《漢書》的地點，推測是他隨父任所在的于闐，《舊唐書》本傳所謂「世居安西」的「安西」，是廣義的安西，其中也包括于闐。⁵⁵

尉遲王族成員，因為與中原交往甚密，應當也是漢文化的主要受眾。

安祿山叛亂後，于闐王尉遲勝於天寶十四載（755）領兵入援，等戰事結束後，他卻不回于闐，在長安住下不走了，「勝乃於京師修行里盛飾林亭，以待賓客，好事者多訪之」。⁵⁶其不回國為王而是在長安居住下來，一方面可能是長安的生活優裕，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尉遲勝的漢文化修養較高，喜愛中華文化，他交往的賓客，應當包括長安的文人墨客。從間接的情況來看，到了公元0 世紀時，于闐王李聖天以及他的兒子從德太子（尉遲輸羅王），我們從敦煌文獻中可以瞭解到他們對漢文佛典的熟悉，特別是從德太子，留下了于闐文《禮懺文》等，表明他的思想深受漢地佛教的影響。⁵⁷

至於普通的胡人，似乎未見受用漢文典籍。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麻札塔格遺址發現的《蘭亭序》習字（M. T. b. 006），其上有學生題記：「 ] 補仁里祖為戶[ ] □（學）生李仲雅，倣書卌行，謹呈上。」這一寫法與 969 年吐魯番阿斯塔那363 號墓發現的《論語．鄭氏注》抄本的題記「景龍四年三月一日私學生卜天壽□」，「西州高昌縣寧昌鄉厚風里義學生卜天壽，年十二，

狀上」 ⁵⁸（闕字是我們據文意所補）相比，十分相像。李仲雅既然是從祖輩以來就居住在補仁里的居民，那麼他很可能是當地的于闐人，大概因為學習漢文，所以也起了漢名。如果這一推測成立，則作為漢文習字典範的《蘭亭

54　榮新江，〈于闐在唐朝安西四鎮中的地位〉，《西域研究》992.3: 59-60。

55　榮新江，〈關於唐宋時期中原文化對于闐影響的幾個問題〉，頁 46。

56　《舊唐書》，卷44〈尉遲勝傳〉，頁 3925。

57　張廣達、榮新江，〈敦煌文書 P.350 于闐文〈從德太子發願文（擬）〉及其年代〉，《983 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上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987），頁

63-75。

58　文物出版社，〈唐寫本〈論語鄭氏注〉說明〉，《文物》972.2: 3。

(14)

序》的書寫，已經進入到當地的童蒙教育之中，雖然我們不知道李仲雅是正規學校的學生，還是像卜天壽那樣是私塾裡的義學生。從吐魯番出土的武周時期學生令狐慈敏習字的《尚想黃綺帖》⁵⁹來看，王羲之的書法作品是唐朝正規學校規定的習字用本，因此也不排除隨著唐朝將鄉里村坊制度等行政體制推行到安西四鎮地區，漢式的學校教育體制也隨之進入胡人社區。

四、拒絕抑或排斥？

從上節的探討得知，漢籍流傳到西域地區，主要發現於龜茲和于闐，

這雖然和新疆地區考古發掘點的不均勻分布有關，但經過一百多年來的偶然發現和主動發掘，漢籍主要出土於龜茲和于闐，也可能是唐朝時期的歷史事實，當然我們相信焉耆、疏勒兩地也一定有漢籍的流傳，只是我們還沒有發掘到相關的遺址而已。

從上述龜茲、于闐出土的漢籍和傳世史籍的記載來看，西域地區的漢籍主要受眾是從中原內地前往征戰或鎮守的漢地將領、一些胡人首領，以及開始學習漢文化的兒童。從目前西域當地出土胡漢各種語言的文書材料來看，

漢籍在當地產生的影響是有限的，對於當地胡人知識建構上的意義不是很大。

那麼，作為唐朝中原強大的文化體系和發達的漢籍書寫傳統，在向西域傳播時受到了什麼樣的阻力，這是我們在討論了這些漢籍在當地的流傳狀況之後，應當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首先，西域與中原之間的地理環境是否成大量漢籍流傳的障礙？張廣達先生在《古代歐亞的內陸交通—兼論山脈、沙漠、綠洲對東西文化交流的影響》一文中指出，在中原與西域之間，橫亙著大片的戈壁和沙漠，還有大面積的鹽原和雅丹，比如西域東部、也就是中原進入西域門戶地帶的羅布泊

59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參）（北京：文物出版社，996），頁 363、366，題

「武周學生令狐慈敏習字」。比定見（日）福田哲之，〈トゥルファン出土文書に見られる王羲之習書—アスターナ一七九號墓文書〈72TAM79:8〉を中心に〉，《書學書道史研究》8(998): 29-4。參看張娜麗，《西域出土文書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2006），頁 32-35。

(15)

東部地區，由於長年風蝕而成崎嶇起伏、犬牙交錯的雅丹地貌，中國古代典籍稱之為「白龍堆」。這些鹽原、雅丹地貌區和風蝕黏土層區連在一起，構成了高山、戈壁、流沙之外的阻滯古代人民往來的又一地理障礙。然而，靠高山融雪形成河流來滋潤灌溉的綠洲，是廣闊的沙漠之中的綠色生命島嶼，這些島嶼的存在打破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人們正是靠聯結各個綠洲的一段段道路，溝通了與西域的往來。因此可以說，嚴酷的地理環境並沒有阻止中原和西域地區的交往。⁶⁰

其次，交通是否不夠通暢？由於上述地理方面的障礙，從中原到西域的交通道路肯定不如平原地區便捷易行。但顯慶三年安西都護府移到龜茲以後，唐朝在西域地區「列置館驛」，當地出土文書也有不少館驛的記載以及與館驛有關的賦稅記錄，證明了唐安西四鎮地區館驛的廣泛存在。而館驛制度有一整套促進交通往來的功能，如安排食宿、提供馬匹等交通運輸工具，

成為唐朝軍政人員、公文、物資往來的途徑與支撐。嚴耕望先生曾考索從長安經河西走廊越西州、焉耆到龜茲的道路，稱此道「即為唐代長安西通西域中亞之大孔道也。全線行程皆置驛。……使騎較急之文書，約一月可達」。⁶

其實從龜茲到疏勒，或從龜茲到于闐，唐朝西域軍鎮之間都有館驛、烽鋪相連。唐朝驛路系統的開通，不僅為絲綢之路上興販貿易的商人提供了有安全保障的通暢道路，⁶²也大大加速了唐朝公文往來的傳遞速度，以及人員流動的頻繁與行進的迅速。因此，唐朝開元、天寶時期應當是東西交通最為通暢的時代。

再次，語言的障礙是否成為問題？我們知道，唐朝時期西域地區主要流行的語言基本上都是屬於印歐語系的。龜茲語又被學界稱之為「吐火羅語」

B 語或 B 方言，是印歐語系西支的最東邊的一個分支；于闐語則是印歐語系

60　原載中國史學會編，《第十六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中國學者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985），頁 253-270，收入張廣達，《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995），頁 373-39。

6　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 2 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985），頁 488。

62　參看程喜霖，〈從唐代過所文書所見通「西域」的中道〉，《敦煌研究》988.: 58-67；又

〈唐代過所與胡漢商人貿易〉，《西域研究》995.: 97-03；又《唐代過所研究》，第 5 章

〈唐代公驗過所與交通貿易〉（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29-265。

(16)

印度伊朗語族中的東伊朗語的一個分支；兩者都因為受佛教影響而使用印度的婆邏謎文字。不論是語言還是文字，都和漢語漢字有很大的區別。所以，

漢籍在西域的流行一定會受到語言、文字方面的阻障。我們曾考察過現存的9 件（組）漢語于闐語雙語文書，年代在開元十年（722）至貞元十四年

（798）之間，一般是先寫漢語，後寫于闐語；漢文是正文，于闐語有的是把所有的漢語都翻譯過來，有的是縮寫，省略一些年份之類的文辭。⁶³這些公私雙語文書的存在，表明當地已經具備了從漢語翻譯成于闐語的能力。但是，我們在唐朝的西域地區，沒有看到像在吐蕃統治敦煌時期那樣，把漢文經典如《尚書》、⁶⁴《春秋後語》，⁶⁵以及一些佛典，特別是禪宗典籍，大量翻譯成藏文；⁶⁶也沒有看到像9、0 世紀的高昌回鶻王國時期那樣，把大量的佛教經典、禪籍、僧傳都翻譯成回鶻文。⁶⁷

第四，應當看到唐朝以及西域歷史進程的影響。我們從典籍和文書兩方面的證據得知，唐朝在開元、天寶時期，已經把直轄領域從西州、伊州、

石城鎮、播仙鎮一線擴大到安西四鎮地區，唐朝的西部邊界也西移到蔥嶺一

63　榮新江，〈漢語—于闐語雙語文書的歷史學考察〉，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編，《語言背後的歷史 —西域古典語言學高峰論壇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頁 20-3。

64　 W. S.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Shangshu Paraphrase,” Part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99.4-6): 303-322; Part 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99.7-9): 523-539.

65　 Y. Imaeda, “L’identification de l’original chinois du Pelliot Tibétain 29, traduction tibétaine du Zhanguo ce,”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34.-3(980): 53-69. 現在 學界已基本認同馬明達的考證結果，此卷不是《戰國策》，而是《春秋後語》。

66　關於禪宗典籍譯成藏文的研究成果極多，參看 P. Demiéville, Le concile de Lhasa. Une controverse sur le quiétisme entre bouddhistes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au VIIIe siècle de l’ère chrétienne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952); rep., (987); 耿昇漢譯本，《吐 蕃僧諍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984）；張廣達，《唐代禪宗的傳入吐蕃及其有關的敦煌文書》，《學林漫錄》第3 集（北京：中華書局，98），頁 36-58；沈衛榮，《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獻、塔波寺文書和〈禪定目炬〉研究：對新近研究成果的評述》，樊錦詩、

榮新江、林世田主編，《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教授誕辰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39-353。

67　相關研究很多，可據下述著作參看相關參考文獻：J. Elverskog, 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 (Silk Road Studies I, Turnhout: Brepols, 997).

(17)

帶。⁶⁸然而，安史之亂的爆發終止了唐朝直轄控制安西四鎮的步伐，吐蕃乘河西、安西節度使下轄的唐軍主力部隊的東調勤王之機，從青海地區開始，

由東向西步步攻佔唐朝領地，最後在9 世紀初，佔領了全部河西之地，並與漠北的回鶻汗國以塔克拉瑪干沙漠中間為界，雙方各據有原屬安西四鎮範圍的塔里木盆地南北沿綠洲王國。唐朝與西域的聯繫最終斷絕，漢籍不再能夠傳播過去，已經傳去的典籍也漸漸變成了殘篇斷簡，隨著後來這一地區的突厥化和伊斯蘭化，沉入沙漠當中。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西域的胡人對於中原傳來的漢籍並沒有拒絕或排斥，只是唐朝真正佔領的時間總體來說還是比較短暫的，更加深入的傳播和滲透還沒有來得及開始，就被安史之亂以及其後的政治進程所中斷。

最後，我們還應當從唐朝本身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儒家文化主張「安土重遷」，民間禁忌也阻礙人們到處旅行，文人士大夫對於四夷之人抱著十分蔑視的態度，因此，中國文化傳統裡沒有自己的「傳教士」，不像西方宗教那樣，主動而有計劃地來傳播自己的教義。史籍記載唐太宗曾經命令高僧玄奘把《老子道德經》翻譯成梵文，結果不得而知。我們從西域的情形可以看到，除了中原的佛教僧侶曾經努力向西域傳播漢化佛教經典和思想之外，中國傳統文化的菁英分子，並沒有現身西域。很可能，他們原本就認為戎夷之人，根本無法接受他們的「禮儀」和「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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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Reception and Rejection: The Spread of Chinese Book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Rong Xinjiang

*

Abstract

From the reign of Emperor Taizong, the Tang dynasty began to exert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After its conquest of the Western Turkic Khanate during Gaozong’s reign, the Tang dynasty subjected the Western Regions to its rule. Besides periodic invasions by Tibetan and Western Turkic tribes, the Tang’s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Regions lasted over 100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were introduced to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gradually adopted by local oases kingdoms.

Due to the lack of both historical accounts in traditional sources and complete unearthed texts, however,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study the extent of Han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specifically on the spread of Chinese books, the contents of which represented the essence of Han Chinese cultur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Based on texts unearthed in Kucha and Khotan sinc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in particular more 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s, the author will discuss issues that include what Chinese

*　Rong Xinjiang is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t 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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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forms and ways in which they were introduced, the people who used these books, the inﬂuence of these books, especially on the intellectual constructs of the local hu people, as well as the obstacles to their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Based on the discussions above, the author will present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spread of Chinese book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offer explanations for the ﬁnal disruption of this spread.

Keywords: the western regions, Kucha, Khotan, Chinese books, hu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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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與排斥──唐朝時期漢籍的西域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