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港滬經濟競合及對台灣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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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港滬經濟競合及對台灣的意涵

第一節港滬經濟競合模式評估

香港與上海經濟關係的發展，在市場機制的驅使及政府積極規劃下，已經逐步朝向「整合」的方向前進。「經濟整合」意指兩個經濟體之間商業往來的障礙減少，就交易制度的障礙而言，主要包括了貨物流通的障礙、生產要素流通的障礙及使用不同貨幣的交易成本及風險等；其中貨物流通的障礙又包括了關稅壁壘、配額限制等，生產要素流通障礙則有移民管制、資金流動管制等。

經濟整合的主要機制是以區域貿易為優先的架構，並在該架構下，各個經濟體善用自身的比較利益進行產業水平或垂直的分工。以香港及上海的例子來看，香港與上海的經濟整合發展至今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 1981 年至 1996 年，香港與上海之間的貿易量持續增長，產業整合也由工業逐漸擴展到服務業；第二階段為 1997 年至 2000 年，由於香港回歸以及亞洲金融危機的發生，此時兩地的經濟整合面臨較多不確定的變數干擾，因此整合的腳步在 1997 年嘎然停止，1998 年以後才又再逐漸重新起步；第三階段為 2001 年以後，中國大陸成為 WTO 會員國，一方面香港與上海的整合動作必須同時在國內與國際經濟建制下進行；另一方面，香港與上海的經濟整合要面臨中國大陸市場開放的衝擊影響，整合的佈局也將因此重新建構。

在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中，香港與上海的經濟合作及競爭是同時存在的，不同時期及不同產業則分別展現出不同的競合模式。以下就香港與上海進行經濟整合的各個面向，來分析合作與競爭模式。

一、金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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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78 年中國大陸實施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之初，上海的發展需要大量的資金流動，但是當地的金融市場及體制尚未完善，因此需要外資的支援，

並且借助香港的國際金融中心地位，作為引進外資進駐的管道及作為提供法律、會計、稅務及金融等方面的服務中心。另外，香港銀行業也為上海及中國大陸其他地區的經濟建設提供貸款，1994 年中共團貸款達 62 億美元，其中 90%是由香港安排⁹²。在證券業方面，上海股市成立B股後，香港有 20 多家金融機構成為B股的特許承銷商及證券商，並且香港也設立了 20 多支「中國基金」，專門投資上海及深圳股市中的B股及其他上市企業。

但是當上海從工業發展階段逐漸轉型為工業化後期階段以後，開始著力於建設成為地區性的金融中心，甚至是亞太區域金融中心，此後對香港的競爭性就與日俱增。1994 中國大陸實施人民幣匯率改革後，在上海建立外匯交易中心，1996 年設立全國性的銀行同業拆借市場。上海政府並設定目標在 2010 年將上海建構為國際金融、工業及商業中心，成為可以與香港及新加坡並駕齊驅的亞太金融中心之一。上海作為中國大陸最主要的金融中心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從一國國內的金融中心發展為國際金融中心其間仍有相當大的差距。

如何評估金融中心排名的標準至今仍無定論，本論文選擇引用 1995 年及 1996 年饒餘慶先生的評估指標，其是採用九種不同的面向綜合評估香港的金融中心地位，評估指標包括銀行業（40%）、外匯市場（20%）、股票與債券市場（25%）、衍生工具與衍生性金融商品（10%）、其他（5%）。如表 5-1 所示，香港多項指標皆居亞太區的前三名，包括銀行業指標、外匯市場指標、黃金市場指標、基金管理指標、海外直接投資指標等，其中除了基金管理指標無法估算外，其餘指標亦是顯示香港的金融地位居於世界前 10 名。

92 董文，「世界金融協議有利香港鞏固金融中心地位」，經濟導報（香港），234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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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香港金融中心排名評估

評估指標亞太區排名世界排名

銀行業（1996 年）

外資銀行數目 1 2

銀行海外資產 2 5

銀行海外負債 2 5

越境銀行同業債權 3 8

越境銀行同業負債 2 4

越境對非銀行企業信貸 2 3

銀團貸款 2 8

項目融資 1 2

外匯市場（1995 年）

每日淨成交量 3 5

衍生工具與商品市場（1995 年）

每日淨外匯合約成交量 3 5

每日淨利率合約成交量 4 8

每日衍生工具總成交量 3 7

股票市場（1996 年）

總市值 2 7

成交量 6 14

本地公司上市數目 7 17

新上市股票市值 1 -

黃金市場（1996 年） 1 4

債券市場（1995 年） 8 -

保險業（1995 年）

註冊保險公司 1 -

保費 5 27

合格精算師 1 -

基金管理（1996 年） 2 -

海外直接投資（1996 年） 2 5

資料來源：饒餘慶，亞洲金融危機與香港（香港：三聯書局，2000 年），頁 32。

若將 1996 年及 2001 年上海與香港的金融指標作一比較，如表 5-2 所示，

可以觀察出上海金融市場的成長幅度相當顯著，許多指標顯示其市場規模急起直追香港，其中尤以銀行存款、股票市場市值、股票市場平均每日成交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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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債券市場市值、銀行同業拆借市場平均每日成交金額等成長都相當驚人。

表 5-2 上海與香港金融指標比較

上海香港

1996 2001 1996 2001 銀行存款 億美元 581 1035 3178 4369 銀行貸款 億美元 416 795 5061 2802 股票市場

上市公司數目（主板）個 293 646 561 756 市價總值億美元 659 3333 4494 5060 每日平均成交億美元 4.4 11.43 6.7 9.61 債券市場

市價總值億美元 47.3 115.29 36.3 - 每日平均成交億美元 8.5 9.96 2.1 2.6 外匯市場

每日平均成交億美元 2.1* 2.96 900* 710 銀行同業拆借市場

每日平均成交億美元 0.87 4.06 21.3 - 期貨市場

商品期貨每日平均成交億美元 7.8* 4.3 - - 金融期貨成交金額億美元 - - 12.7* 10.12 註：*為 1995 年數據。

資料來源：1996（1995）年數據來自饒餘慶（2000），頁 33。2001 年資料來自上海統計年鑑（2002）;

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http://www.sse.com.cn/sseportal/ps/zhs/yjcb/fact.shtml); HKMA 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Hong Kong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

就股票市場來看，中國大陸的股票市場一直是在較為封閉的市場環境下運行，政策的操作仍是推動市場的主要因素，大量資金在政策的推動下進入市場，

促使 2000 年上海股市價格與融資量持續上升。由於此時上海股票市場的發展尚未達到透明、開放、法制制度健全的程度，如貨幣自由兌換、資金自由進出、

健全金融法規、完善監管制度、國民待遇與互惠原則、信息自由流通等都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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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立完整，因此這樣的發展模式在規模較小又較為封閉的市場環境下，市場運作充滿了不確定性，風險也不斷累積。

由於中國大陸僅有限度地開放外資銀行經營人民幣業務⁹³，因此香港金融機構在中國大陸市場上是無法與上海的金融機構匹敵，但是香港與上海仍可通過合資金融機構（如銀行、保險公司、信託投資公司）等形式拓展中國大陸市場。相對來說，上海的金融中心在尚未允許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情況下，金融業未完全對外開放，也就僅能停留在本國金融中心的階段。若要進一步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還必須先行面對銀行壞帳與國有企業長期虧損的問題，並且必須建立健全及透明的金融監管制度，以控制財政赤字及維持外匯儲備量。對上海的金融業來說，改革的腳步已經刻不容緩，2001 年 12 月開始有多家外資銀行進駐上海，外資銀行有較佳的競爭能力提供多元化的金融服務，將使得上海的國有銀行及中資銀行的存款與貸款市場迅速萎縮，加上上海國有銀行內部又缺乏有效的激勵機制，其劣勢可能將更形嚴重。

二、貿易：

如第四章所言，當香港、上海與歐美市場之間的貿易結構出現轉變後，

上海對香港的貿易額占上海對外貿易總額的比重開始下降。以下將以上海與香港的貿易量變動，來觀察港滬在貿易方面是屬於競爭性，亦或是合作性。

首先透過圖 5-1 及圖 5-2 來觀察上海與香港兩地的貿易增長趨勢。圖 5-1 為上海的貿易總量變動率及上海與香港之間貿易量變動率比較，前者在 1993 年以後的增長率開始持續 6 年超越後者，直至 2000 年香港對上海貿易的增量才又超越上海總體貿易的增量。圖 5-2 的資料年份較短，其顯示出 1998 年以後香港對上海的貿易量增加幅度開始超越香港貿易的增長幅度。但是，

93 至 2000 年，中國大陸僅容許 32 家外資銀行經營人民幣業務，位於上海地區有 24 家，深圳有 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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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二節的分析指出，不論是對上海或是香港的總體貿易量而言，近年來上海與香港間的貿易對前述兩者貿易總量的比重一直是呈現縮減的趨勢。綜合來說，上海與香港的貿易對象都愈趨多元化，但是當香港與上海同時減少對彼此貿易的依賴程度後，香港貿易受到的衝擊較上海為大，因此兩者間的競爭性已日益顯現。

-40 -20 0 20 40 60

1982 1985 1987 1993 1995 1997 1998 1999 2000

%

貿易總額對香港貿易總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據上海統計年鑑資料，自行繪圖。

圖 5-1 上海貿易增長與上海對香港貿易增長比較圖

-40 -20 0 20 40 60

1997 1998 1999 2000

%

貿易總額對上海貿易總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據上海統計年鑑及香港年鑑資料，自行繪圖。

圖 5-2 香港貿易增長與香港對上海貿易增長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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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以貨櫃吞吐量來比較，香港在 1999 年仍高居世界第 1 位，上海則排名第 7 位，香港貨櫃吞吐量約為上海的 4 倍。根據統計，1990 年至 1999 年間上海與香港兩地海運往來量平均每年增加 7%，此一增長率較香港與中國大陸其他地方的海運來往量都高⁹⁴。2000 年另一項統計顯示，許多廠商仍以香港作為採購基地，其中駐港的採購辦事處及代理商有 43%是向華東地區採購產品⁹⁵，此一數據顯示香港作為中國大陸與外國聯繫管道的地位仍相當重要。

在 1978 年至 2000 年間，香港與中國大陸之間有形貿易的增長速度相當快，以價值計算平均每年增長 24%，但是其增長速度在近年來有逐漸趨緩的現象，由 1990 年至 1995 年的 20%，減至 1995 年至 2000 年間的 5%。2000 年中國大陸仍是香港最大的貿易夥伴，占香港貿易總額的 39%，其中，中國大陸在香港的轉口貿易比重高達九成⁹⁶。

以轉口功能來看，1950 年代以前，香港主要是以轉口貿易及批發、零售商務作為經濟支撐。九○年代初期，香港廠商在中國大陸投資設廠增加，大量出口產品訂單也就隨之轉移至中國大陸，尤其是以珠江三角洲為主的加工生產業務因而接續蓬勃發展。此一情勢一方面使得香港本地工業生產增長停滯，另一方面也使得香港的轉口貿易再度迅速擴增。1992 年時轉口貿易額占香港出口總額的 74.3%，2001 年更是占了 89.6%。

以貿易樞紐的地位來比較，香港與上海的服務範圍不盡相同，上海是進入華中與華北的門戶，仍僅是一國的地區性貿易中心，而香港不僅是中國大陸，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對外窗口，其服務範圍更是遍及亞太地區，是跨國的區域性貿易中心。

就服務與效率方面的競爭力來看，目前香港仍占有絕對的優勢。雖然香

94 香港貿易發展局，雙城優勢：上海、香港（香港：香港貿易發展局，2001 年），頁 13。

96 數據資料來源為香港統計局網站，www.inf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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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較其他鄰近港口的成本要高，但是在船舶導航、編訂航線班期、泊位、卸貨、驗貨、保安及倉儲等方面的效率及專業知識也都較高。香港的效率與專業知識也同時透過投資逐漸對上海擴散，例如港商和記黃埔持有上海集裝箱碼頭 50%的權益，及持有外高橋碼頭第一期 30%的股權。另外，許多香港貨運服務供應商紛紛在上海設立貨運代理及物流公司，據估計上海外資貨運代理商中約有四分之一來自香港⁹⁷。因此上海得以從港資的投入中，迅速獲得服務與效率方面「質」的提昇。

三、國際地區總部中心：

1998 年 Enright & Thompson 對在亞太區活動的跨國公司進行調查研究顯示，88%的受訪公司認為其未來 5 至 7 年內在上海的運作會愈形重要。1999 年《財富》雜誌進行的調查亦顯示，在中國大陸所有城市中，上海是外資公司首選的投資地點，許多已投資之外資企業也有意願對上海再投資。

但是與香港相較，Enright & Thompson 的研究顯示除了經營成本的項目外，其他各方面選擇香港作為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條件皆比上海為優。該研究對香港與上海的評估分數如表 5-3 所示。

香港是跨國公司選擇設立亞太地區總部的主要地點之一，負責管理亞洲地區業務。中國大陸也有許多企業選擇以香港為進入國際市場的橋頭堡，特別是中型企業及私營企業選擇通過香港開展融資、信息諮詢及尋找合作夥伴等，並進而邁向國際市場。據統計至 2000 年，已有 229 家中國大陸公司選擇在香港設立地區總部或地區辦事處，其中多家是來自上海。

以負責業務的範圍來比較，不少跨國公司選擇上海作為「中國總部」，

但是同時也在香港設立「亞太地區總部」，地區業務在香港進行管理，其中亦包含了中國大陸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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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香港與上海在未來 5 年作為地區總部/辦事處的平均得分比較

指標香港上海

接近主要市場 4.2 3.7 本地經理素質 4.2 2.8

金融服務 4.4 2.8

支援及供應行業 3.6 2.9 交通基礎設施 4.2 2.9 通訊基礎設施 4.4 3.0

技術環境 3.9 2.8

營商成本 2.4 2.9

政府經濟政策 3.4 2.5

政治廉潔 3.2 2.2

法治 3.4 2.3

行政人員生活素質 3.8 2.5

整體評估 4.0 2.8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雙城優勢：上海、香港（香港：香港貿易發展局，2001 年），頁 30。

四、其他方面：

在中共中央政府的「十五」計劃中提出，二十一世紀初環渤海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閩東南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將在中國大陸經濟增長中發揮帶動的作用。該計劃規劃上海負責帶動以長江三角洲地區為主體的長江經濟帶（包括武漢經濟區及成渝經濟區）與環渤海區域的經濟發展；香港、廣州與深圳則帶動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為主體，及其輻射區包括閩東南地區、環北部灣地區及中部五省區的經濟發展⁹⁸。根據此一規劃，香港對於中國大陸的經濟輻射或影響範圍是被設定在華南地區，而並非是對中國大陸全面性的經濟整合，且與上海負責帶動的長江經濟帶似乎有競爭的意味。

98 香港貿易發展局，經濟論壇（香港：香港貿易發展局網站，2001 年）， http://www.tdctrade.com/econforum/tdc/chinese/010803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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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香港在區域經濟協作體系中之角色比較

國家（地區）實體邊界「虛化」，取而代之以經濟邊界重新建構，即經濟中心城市及以其為核心發展出的經濟輻射地，共同組成有系統之經濟協作體系。在經濟協作體系中，較先進的中心城市與發展中的經濟輻射地在生產要素及經濟結構上存在互補性，係屬於「泛地區整合模式」，意即「相對上較獨立和產業結構較完整」⁹⁹的區域經濟圈。在上一節的分析指出中共中央有意將香港定位在帶動珠江三角洲發展的龍頭城市之一，但是事實上香港的投資也廣及長江三角洲及其他地區，並且也與當地的產業形成相當程度的協作體系。由於各區域的協作體系型態不同，港資在各區域協作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或涉入的層面也就不同，本論文選取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協作體系作為分析主體，探討港資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響力。

在中國大陸華中地區以上海為中心及無錫、蘇州、杭州、寧波等周圍城市所建構的「長江三角洲協作體系」；在華南地區有以深圳、珠海經濟特區、

珠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區及其周邊地區發展出的「珠江三角洲協作體系」。長江三角洲協作體系與珠江三角洲協作體系皆係屬於外向型的經濟結構，在其發展過程中主要是依靠外資投入的資金、技術及管理能力，配合當地廉價的土地、勞動力或原材料所建構出的協作系統，但是兩者在產業結構及自然條件上有不同的特點。香港作為中國大陸最主要的外資來源地，在投資佈局上對此兩個地區協作體系會以不同的角色與功能進入，以下就香港資金在長江三角洲協作體系與珠江三角洲協作體系的角色與功能作比較。

一、長江三角洲協作體系：

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包括江蘇、浙江兩省¹⁰⁰及上海市，此一經濟區域是中

99 耿慶武，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年），頁 261。

100兩省沿岸主要城市包括江蘇省的蘇州市、無錫市、常州市、南通市、揚州市、鎮江市、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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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陸主力發展的城市帶，以上海作為「國際經濟、金融、貿易中心之一，

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流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的「一個龍頭、三個中心」發展策略，並與長江三角洲其他地區建立對內的多層次合作，促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即為長江三角洲協作體系。上海近 10 家大型企業集團對江浙兩省的跨地區投資，累計至 1998 年共投資 53.97 億元人民幣，另外據不完全統計顯示，上海對外省市的投資總額中，江浙兩省占了 63.2%，其中工業與商業投資分別為 77.3%及 29.6%。而江浙兩省在上海投資的工商企業，

累計至 1998 年已超過 5000 多家，投資總額達到 40 億元人民幣，占外省市投資上海總額的 31.1%，其中有 35.7%是投資於商業領域。上海在浙江的主要合作領域在房地產、外貿、信息產業、商業、金融、交通運輸等，在江蘇的合作著重於汽車、交通、商業貿易及冶金等。上海工業產品中有 50%銷往江浙兩省，江蘇有 30%的工業產品及浙江 20%的工業產品銷往上海¹⁰¹。就長江三角洲 15 個主要城市來看，在 1998 年第一產業占其GDP的比重為 7.29%，

第二產業為 52.95%，第三產業為 39.77%。雖然第二產業所占比重仍超過一半以上，但近年來卻是呈現逐步下降的趨勢，反之第三產業比重是逐步上升。

在長江三角洲協作體系下，當地市場與國際市場明顯存在著斷層的問題，尤其是當地政府高度保護的產業在當地市場上的占有率相當高，但是在國際市場上卻表現不佳。在市場隔離與外資大量進入的兩極因素作用下，長江三角洲協作體系在本地市場的支柱產業與對國際市場出口競爭力較強的產業存在明顯差異¹⁰²。另一個外資對長江三角洲的影響在於使得協作體系中各地區的產業結構趨同化¹⁰³，大多外資企業利用當地廉價勞力與土地成本，

經營利潤較高的加工業，進而造成協作體系競爭內化的局面，不僅各省市競

及浙江省的杭州市、嘉興市、湖州市、紹興市、寧波市、舟山市，共計 14 個主要城市。

101袁新敏、谷人旭、吳青芳，「上海與長三角地區城鎮協調發展問題」，上海經濟（上海，2002 年 3-4 月），頁 4-6。

102沈玉芳、張超，「論長江三角洲未來產業整合戰略」，上海經濟（上海，2001 年 9-10 月），頁 21-23。

103沈田芳、田揚戈，「長江三角洲經濟協調發展戰略研究」，上海經濟（上海，2000 年 11-12 月），

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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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推出更為優惠的引資條件，也造成大量重複建設而基礎建設卻不甚完善等問題。

巴郎斯基的地理分工理論指出交通運輸建設是制約區域分工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通過發展區域綜合交通運輸可以減少區域經濟交流的阻力，降低市場交易成本，使資源在區域內受到更有效的配置，產出更大的效益¹⁰⁴。上海是聯接中國大陸南北鐵路的樞紐，往西（長江流域）可達昆明、成都，往南（珠江三角洲）可達廣州、南寧。香港九龍與廣州之間則有廣九鐵路，連接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因此香港與上海之間的陸路交通以獲得建立，港滬之間的航空交通量近年來也相當龐大。此外，港資對長江三角洲的基礎建設投資金額也有所增加，例如香港中信泰富集團投資上海的過江隧道及發電廠¹⁰⁵。

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長江三角洲協作體系雖然是中國大陸重點發展的區域經濟體系，但是因起步較晚，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時就必須同時面對北京中關村開發區與深圳特區的「夾擊」。北京中關村具有當地著名學術機構的研發優勢，深圳特區則具有靈活的配套生產能力，並且透過香港的銷售管道將產品推向國際市場¹⁰⁶。因此，長江三角洲不僅要致力於協調協作體系內的產業分工，也要設法整合港台資企業及外資企業的資源，將自有產品拓展至國際市場。

長江三角洲地區在金融方面的發展策略，設定上海為面向世界的第一級金融中心，南京為第二級國內金融中心，杭州與寧波為第三級金融中心，第四級金融中心為各省省會，地市、州為第五級，縣級人民政府所在地為第六級，小城鎮為第七級，鄉鎮為第八級。此八級金融網絡逐層分工，由上而下產生輻射作用，並建構為長江三角洲的金融協作體系。但是如前所述，上海

104沈田芳、田揚戈，「長江三角洲經濟協調發展戰略研究」，上海經濟（上海，2000 年 11-12 月），

頁 18-19。

105 鄭佩玉，香港對外經濟關係發展與展望（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年），頁 88。

106 許運凱，「對浦東持續增長的思考」，上海經濟（上海，NO.1，2000 年），頁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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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成為國際金融中心的過程中，仍需要相當多的前提與配套措施，而非一蹴可及。

二、珠江三角洲協作體系：

珠江三角洲協作體系即是以珠江三角洲為核心，包括珠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區¹⁰⁷、珠海經濟特區、深圳經濟特區、廣州市¹⁰⁸等地。中共自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在珠江三角洲設置經濟開放區，施行「特殊政策、靈活措施」，

與港澳建立緊密聯繫，興辦「三來一補」，並積極引進外資、先進技術設備，

及管理專才，發展工商企業與鄉鎮出口加工業。

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地區自八 ○ 年代開始逐漸形成新的且重要的經濟分工，即所謂的「內地分工」或「境外加工」，主要分工模式是「前店後廠」

式的產業垂直分工格局，意即香港製造業者將產品在珠江三角洲從事製造加工後運回香港出口，或是將半製成品運回香港再加工，最後以香港商標輸往外國。香港對珠江三角洲的經濟輻射亦是透過「三來一補」進行，香港企業利用珠江三角洲較低的地價及工資成本，在該地建廠投資，並將機器設備、

技術及中間材料或原料輸入珠江三角洲進行生產製造，製成品或半製成品再運回香港加工並利用香港較純熟的行銷能力將產品向外銷售。

珠江三角洲協作體系一方面為香港製造業創造了龐大的利潤，也促使香港本地的產業結構朝向「服務經濟」轉型；另一方面，不僅解決珠江三角洲缺乏資金、技術和企業管理能力的問題，同時也可以利用提供土地和勞動力的創收，為珠江三角洲鄉鎮企業的發展打下基礎。但是此種以「三來一補」

為主體的經濟結構無法強化珠江三角洲地區內及其鄰近縣市的產業內聯

107 珠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區於 1985 年 2 月成立，含括佛山、中山、江門、東莞等四市，以及番禺、

增城、南海、順德、高明、台山、開平、恩平、新會、鶴山、寶安、斗門等十二縣；1986 年 9 月及 12 月範圍稍作擴大，1988 年 1 月又進一步擴大。

108 鄧辛未，透視珠江投資—珠江模式的分析（台北：韜略出版有限公司，1993 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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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即先發展的地區對於落後地區產生不出顯著的輻射作用¹⁰⁹，也就逐漸引來「層次低、利潤少」的批評，因此珠江三角洲的各地政府積極將此種被稱作「借船出海」的生產模式轉向「造船出海」的模式發展，即轉向吸引外商獨資經營企業及中外合資企業成分進入，並且將在「三來一補」時期培養的大批熟練裝配工人及企業管理人員也都轉向本地的鄉鎮企業發展，使外資及港資所發揮的效益與珠江三角洲本地經濟進行更深度地整合，進而改造升級當地原有的鄉鎮企業。此種由「借船」到「造船」的轉化過程，費孝通稱之為「嫁借外資的過程」，鄧辛未則稱之為「珠江模式」¹¹⁰。

以深圳經濟特區的外資企業為例，主要具有下列幾項特點：

第一，外資企業盈利增長快速。深圳市外資局統計資料顯示，接受訪問之 7459 家外資企業 2000 年的盈利總額為 208 億元人民幣，較 1999 年增長了 18.86%，營業額億增長了 26.8%，上繳稅款共增長了 24%¹¹¹。外資企業的資產總額達 4860.21 億元人民幣，較 1999 年增長 20%。

第二，港資是主要投資主體， 1999 年深圳港資占外資總額的比例 52.36%，累計至 2000 年港資企業共 5916 家，占外資企業的 79.3%，是深圳外資最大來源地區，且港資企業多為中小型企業。

第三，投資主要集中於製造業，1999 年外資投入製造業金額占外資總額的比例為 71.11%，2000 年外資投資製造業共有 5900 多家，占 79.26%¹¹²。第四，技術裝備較為先進，外資企業中有 64.1%其主要技術來源於外方，

有 82.6%技術裝備屬於九○年代，並且技術含量高的外資投資比例有明顯提高的趨勢。2001 年 1 至 10 月深圳共批准技術含量高的外資投資項目 503 家，

109曾澍基，「粵港經濟連合的結構及發展問題」，載於張難生、許寧英編，粵港經貿關係新發展-「邁向二十一世紀粵港關係」第四次研討會論文集（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年），頁 32。

110鄧辛未，透視珠江投資—珠江模式的分析（台北：韜略出版有限公司，1993 年），頁 137。

111專家看珠江三角洲網站，2001，http://business.netvigator.com/chinatrade/zhu/propin/market01.html

112數據資料來源為 2000 年深圳統計信息年鑑。

(15)

占同期深圳外資新批准項目數的 41.3%¹¹³。

第五，外向型企業比例高，2000 年外資企業外銷比重達 57.38%，實際出口占銷售額一半以上的企業共有 3100 多家，占生產型企業的 45.89%，其中外資製造業廠商的外銷比重約為 67%¹¹⁴。

就珠江三角洲協作體系中各項要素市場的發展來看，首先在勞動力市場方面，在珠江三角洲投資之外資企業必須支付的勞動成本項目相當繁多，包括基本工資、勞動保險基金、失業保險金、醫療保險金、工傷保險金、工資超過一定額度以上必須繳交的工資調節稅，以及臨時工人的勞動管理費等，

細項則依當地政府規定而異。即使如此，珠江三角洲的基本工資與各項勞動費用構成的勞動力成本仍然是偏低的，1990 年廣東的勞動力成本約為亞洲四小龍的八分之一，甚至比泰國及馬來西亞為低。在生產率方面，研究顯示港資企業僱用之中國大陸工人在一年後生產率可達香港工人之 60%至 80%

之間，兩年後則可追平甚至超過香港工人的生產率¹¹⁵。

但是，就外資評估設廠的角度而言，必須研判未來工資增長幅度、匯率變動及優惠政策提供與否的相互關聯性。在珠江三角洲設廠的港商多是將製成品運回香港出口，出口訂單則是以美元計算，而非以人民幣計算。因此即使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工資不斷上漲，在 1994 年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情況下，以美元或港元計算的勞動成本就沒有增加。換言之，雖然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工資有大幅度的增長，在人民幣貶值後的換算下，以美元計算的勞動成本可能只會有小幅度增長或完全沒有增長，因此港資於該地從事勞力密集產業的利潤還是會相當可觀。同時由於珠江三角洲的工資較其他周邊地區高，

吸引龐大的勞動力進入，因此該地的勞動力供給不虞匱乏，也足以抑制工資高速上漲的可能性。但是相對而言，若是當珠江三角洲與其周邊其他城市的

113李羅力，「從上海和深圳看中國引進外資新動向」，銀湖漫筆（綜合開發研究院，2001 年）

http://www.cdi.com.cn/special_content.asp?id=39

114 專家看珠江三角洲網站，2001，http://business.netvigator.com/chinatrade/zhu/propin/market01.html

115鄧辛未，透視珠江投資—珠江模式的分析（台北：韜略出版有限公司，1993 年），頁 161-162。

(16)

工資差距逐漸擴大到某一程度時，在交通運輸條件許可下，加上周邊城市可能提供外資廠商更為豐厚的優惠條件，外資投資者甚至會將勞力密集產業遷離經濟特區至其他周邊城市設廠。九○年代初期，已經有外資投資者逐漸將污染性工業及低附加價值工業廠房遷至工資及土地更為廉價的珠江三角洲以外地區，包括詔關、湛江、汕頭等地¹¹⁶。

其次，珠江三角洲的房地產市場約在八○年代末期至九○年代初期才逐漸形成。珠江三角洲外資多以中小企業為主，有完善的轉讓市場或抵押制度，更有助於中小企業解決融資問題。1987 年深圳特區訂定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的三種方式，包括協議、招標及拍賣，而出讓年限最長為五十年。用地單位必須償付的土地成本包括地價及向「國家土地管理局」繳交的土地使用費。香港企業在珠江三角洲的房地產市場擁有相當廣闊的版圖，其相互爭奪市場的方式有兩項特點，一為在洽購地皮後，將其中具有潛力的「黃金地皮」圈入儲備倉庫，這些企業對於儲備土地投入的資金大多占其總資產的一半以上；二為在運作上與中資企業合作，利用中資企業的關係網絡打通關節，或是向已經在中國大陸發展多年的老牌港商注入股本，共同開發。1992 年 1 月至 10 月，香港已有 30 家上市公司在中國大陸，尤其在珠江三角洲進行房地產投資，協議投資金額達 352 億港元，儲備土地超過 3000 萬平方公尺¹¹⁷。

珠江三角洲房地產發展透過香港地產發展商、相關專業人才、銀行界及律師等，已經逐漸建立起具有完善法規及訊息流通的市場機制。但是，房地產市場仍面臨相當多的限制與困境，包括在行政及稅制上仍多方限制房地產投資獲取利潤，珠江三角洲各地經濟模式及行政效率差異大，大量投機者進入而致使房地產市場供過於求，政府缺乏嚴密法規及調控措施，當地企業爭

(17)

相與外資企業合作以利用外資優惠政策逃稅避稅等。

在金融市場方面，珠江三角洲地區產業結構以中小型輕工業（包括紡織、成衣、電子、玩具、塑料、鞋類等¹¹⁸）及農業為主，尤其多屬於出口加工業，以出口為導向。珠江三角洲的港資、外資或本地企業多屬於中小型，

因此亟需短期靈活的融資，尤其是貿易的借貸融資¹¹⁹。其籌措資金的管道包括向外省拆借、在地方發展銀行、信用社、信託投資公司、地方擔保以發展不受限制的企業貸款、向外省發行債券、國際銀團貸款及興辦中外合資企業

120。香港擁有較完善且自由化的金融市場，資金也相當充裕，因此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港資、外資或本地企業得以就近通過香港的金融市場以發行債券或認構股票方式來籌集資金，如此不僅支持了珠江三角洲地區各型企業的發展，也讓珠江三角洲的金融、專業服務業有進階學習的機會，尤其是對於金融市場及銀行業的操作、管理、人才訓練及創新技術等面向。但是珠江三角洲地區企業多是中小型企業，即使是大型企業直接在香港股市掛牌上市集資的可能性都不大，因此也可以間接的方式在香港股市籌集資本，例如間接收購香港上市公司再將其附屬公司公開招股上市，或是與香港的上市公司合作發展，透過此上市公司在香港股市籌集資金¹²¹。另外，香港也是世界及亞太區主要的國際銀團簽約中心，對珠江三角洲的銀團貸款大有助益，透過香港對外集資獲得長線資金，以改善其基礎建設提昇競爭優勢。除了以香港作為金融窗口外，許多外資或港資銀行也積極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進行部署。香港銀行，特別是中銀集團，即積極拓展對珠江三角洲及全中國大陸的業務。

大前研一（1995）指出，香港是深圳人民生活改善的經濟推動力，香港

118 周綺霞、梁慶民、杜約翰，「中港工業合作之成敗：微觀經濟分析」，載於鄧樹雄、胡敦靄編，

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香港：香港浸會學院，1990 年），頁 81。

119 陳寶明、胡志華，「珠江三角洲與香港金融市場合作發展之潛力及前景」，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鄧樹雄、胡敦靄主編，香港：香港浸會學院，1990 年），頁 65。

120 鄧辛未，透視珠江投資—珠江模式的分析（台北：韜略出版有限公司，1993 年），頁 221。

121 陳寶明、胡志華，「珠江三角洲與香港金融市場合作發展之潛力及前景」，載於鄧樹雄、胡敦靄編，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香港：香港浸會學院，1990 年），頁 69。

(18)

人均收入達 1.2 萬美元時，香港經濟輻射效應使深圳人均收入可達 0.57 萬美元，高出中國大陸整體人均收入約 317 美元¹²²。但是，珠江三角洲地區以勞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港資企業相當程度是受到國際市場的支配，在訂單與成本的考量下，不會主動進行產業升級或轉型，而有意進行產業升級或轉型的企業則大多選擇轉往人才與基礎條件較佳的長江三角洲地區¹²³，故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傳統港資加工貿易業已經再度面臨發展的困境。

三、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投資環境評估與比較

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可說是脣齒相依，廣東為香港帶來約 80%的出口運輸，但是近來許多珠江三角洲的工業轉移至長江沿岸的城市，廣東在中國大陸的出口比率以從 1998 年的 42%下降到 2000 年的 35%。以上海為代表的長江協作體系迅速發展，大批原本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港商及台商相繼北移，

而上海也已經晉升為中國大陸的主要進出口岸，占中國大陸貨物出口總額半數以上。表 5-4 以 1999 年上海對香港進出口與深圳對香港進出口金額的為例，試圖比較香港與兩地市場的連結程度。

表 5-4 1999 年上海、深圳對香港進出口金額比較 單位：億美元

上海深圳

進口 9.73 12.20

出口 16.08 85.97

貿易總額 25.81 98.17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據 2000 年上海統計年鑑及深圳統計信息年鑑，自行計算及製表。

122 Kenichi Ohmae, The evolving global economy: making sense of the new world order（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1995）, p.121。

123 張穗強，「出口加工區成高新產業聚集地」，投資中國網站（ 2001 年 6 月），

http://www.chinabiz.org.tw/maz/InvChina/200106-088/200106-056.htm暨周綺霞、梁慶民、杜約翰，「中港工業合作之成敗：微觀經濟分析」，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香港：香港浸會學院，1990 年），頁 79。

(19)

將表 5-4 與第四章的表 4-7、表 4-8 作一綜合分析，可以清楚發現即使香港近年來對深圳與上海投資的比重相近，但是上海對香港的出口仍與深圳對香港的出口金額相去甚遠。加上表 4-7 與表 4-8 的上海進出口國家結構，則更加可知上海的出口結構以歐洲、美國、日本三地為核心，而深圳則是以香港及美國為主要出口市場，因此由此推估上海的港資企業生產之產品大多逕由上海口岸出口至歐美日等消費型市場，而深圳的港資企業生產之產品則大多回銷至香港。

上海與深圳對港資企業，有明顯的市場性質區別，深圳係作為香港的後方廠房，其協作模式即所謂的「前店後廠」，上海則是港資企業的另一塊市場版圖。換言之，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緊密關係是自然地理環境使然，

而香港與上海則是在市場機制的競合關係下促成的經濟聯繫，尤其在上海各方面愈來愈面向國際市場的情勢下，香港更必須要加緊與上海的聯繫，否則隨著兩地的競爭態勢愈來愈明顯，香港的優勢也就會愈來愈減弱了。

第三節港滬競合對台灣的意涵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工會針對 2001 年中國大陸各區域投資環境與投資風險進行調查¹²⁴，樣本多係屬於電子電機產業。此研究將中國大陸分為七大區域進行各個項目評分，包括總體競爭力、投資環境、投資風險等。在總體競爭力方面¹²⁵，長江三角洲居於第一名，第二名為環渤海地區（北京、

天津、河北、山東、山西），第三名為東南沿海地區（廣東、福建、海南）。就投資環境評分¹²⁶，長江三角洲同樣居於第一名，第二名亦為環渤海地區，第

124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工會，2001 年大陸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台北：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工會，2001 年）。

125引用瑞士洛桑國際管理學院(IMD)的國家競爭力指標概念，做為總體競爭力排序的評比。其中指標包含基礎條件（人口及大專學生人數，佔 10%）、財政條件（地方財政收支，佔 15%）、投資條件（基礎建設、實際利用外資等，佔 30%）、經濟條件（工業產值、每人GDP等，佔 30%）、及就業條件（從業人員、就業率等，佔 15%）。

126投資環境的指標有 5 項：自然環境 10%、基礎建設 20%、公共設施 10%、社會環境 10%及法政

(20)

三名為東南沿海地區。東南沿海地區因為鄰近香港，交通方便，故其自然環境的得分較高，基礎建設的評分亦稱中上，但是在公共設施、社會環境及法政環境方面的條件卻普遍低於長江三角洲與環渤海灣地區。在投資風險方面

127，風險最低的為環渤海地區、其次是長江三角洲、再次為東南沿海地區。

該研究也針對調查結果提出推薦投資的城市名單，優先推薦者有蘇州、崑山、吳江、寧波、無錫等五個城市，皆位於長江三角洲地區。上海、深圳、

珠海、杭州則列於可予推薦名單中。由此一研究調查發現，台商過去對中國大陸的投資區位多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近年來則對於長江三角洲的投資環境與風險評價普遍優於珠江三角洲地區，投資區位也因此移轉至長江三角洲地區。

台灣經濟研究院在 1995 年進行的《國家策略聯盟與赴大陸投資策略之研究》報告中，實證結果顯示台商有 25.5%選擇香港作為國際策略聯盟赴中國大陸投資的主要合作對象，與日本並居台商合作對象的首位，其次是新加坡及歐洲占 16.7%，美國占 8.3%。在選擇合作的方式上，有 41.8%採行合資方式，31.8%選擇委託製造，24.5%是採共同銷售方式，22.7%採行共同研發，

17.3%選擇共同生產，其餘還包括資訊交流（15.5%）、人才交流（13.6%）、

零組件調度（支援）（12.2%）、相互授權（8.2%）、加盟代理（6.6%）、股權互換（6.4%）、共同採購（5.5%）等¹²⁸。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資料顯示，1991 年至 1997 年間赴中國大陸投資之台商在香港設立公司者約占六成。但是至 1998 年時，則已降至五成，比重有減少的傾向¹²⁹。

香港扮演了台商赴中國大陸投資的重要門戶角色。由於台灣與中國大陸在各方面的交流受到政策上的限制，因此可以發現中國大陸與台灣之間的互

環境 50%。

127風險評估指標有 4 項，分別為社會風險 10%、法制風險 25%、經濟風險 25%，及經營風險 40%。

128曾煥琪，合資夥伴選擇準則-以中日企業合作赴大陸開拓市場為例（台北：台灣大學碩士論文，

1996 年），頁 2。

129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對外投資、對外技術合作、對大陸間接投資、大陸產業技術引進統計月報（台灣），1999 年 2 月。

(21)

動關係是偏向靜態的，而香港與中國大陸是較為動態，因此香港不論是在投資、貿易，甚或是政治方面，都扮演一定的中介角色。

因此，所謂的「中華經濟協作系統」¹³⁰或「大中華經濟圈」¹³¹實際上都是以香港作為主要的聯通樞紐。此一經濟協作系統的組成主要是通過市場機制的力量所建立的經濟互動關係，而並非是經由各地政府推動。此外，此一經濟協作系統是一個向外的貿易團體。由前述香港、上海及台灣的相互投資結構，以及投資設廠後三地的產業垂直分工來看，已經發展出所謂的「兩頭在外」的分工型態，意指生產工序前端的接單、原材料供應及研發、設計工作，以及後端的再加工、行銷與售後服務等工作，主要都在台灣或香港進行，

中間的製造、組裝或加工則在上海完成，而產品市場則係鎖定歐美國家等消費型市場。經濟部所作的統計指出台商製造業前往中國大陸投資生產之產品有 44.96%是對當地市場銷售，有 42.93%是外銷到台灣以外的地區，僅有 12.11%是回銷至台灣。對中國大陸當地市場銷售比重與外銷比重相當，回銷至台灣的比重則明顯偏低。以細項產業來看，皮革、毛衣及其製品製造業

（ 71.33% ）、雜項工業製品製造業（ 70.94%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62.32%）、營造業（60%）、木竹製品製造業（54.12%）、塑膠製品製造業

（51.67%）的產品有五成以上外銷至台灣以外的地區¹³²。

在行銷方面，有 57.41%的台商係由台灣母公司負責行銷，有 55.52%經由海外事業直接行銷，17.01%由當地企業行銷，10.96%是透過台灣其他企業行銷，8.01%透過第三國企業行銷，6.89%由其他地區子公司行銷¹³³。此顯示出台商至中國大陸投資後，產品主要還是透過台灣有關企業進行行銷。因此

130中華經濟協作系統係由中國大陸、台灣、香港與澳門共同組成的經濟協作系統，表現方式是透過經濟交流，在彼此的生存發展上及經濟上能夠呈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聯動關係。黃枝連，

「中華經濟協作系統的歷史背景」，收錄於劉融主編，中華經濟協作系統論（香港：三聯書局，1993 年），頁 5-40。

131與中華經濟協作系統的定義無差，最初係於 1992 年由台灣青創協會提出。

132經濟部統計處，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報告（台北：經濟部統計處，2001 年 2 月）。

133此為複選題。

(22)

大多台商是將過去在台灣的生產基地搬至中國大陸進行，並且利用相同的行銷網絡將產品外銷到主要市場，因此台灣與中國大陸形成所謂的產業垂直分工。

當台商與港商選擇利用中國大陸低廉的生產成本作產業垂直分工後，在合作層面上，將提昇台灣與香港廠商產品的出口競爭力，並且也會透過投資帶動台灣與香港的出口（回購）效果。在經濟部工業局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所作的「台灣製造業發展升級策略長期研究計劃-兩岸產品競合及依賴監視指標之研究」報告中，指出 1999 年台商至中國大陸投資後，有 43.16%向台灣採購原料，由當地台商提供原料者有 21.85%，由當地非台商提供原料者有 21.95%，自其他國家進口者有 13.04%。在半成品及零組件方面，有 46.56%

由台灣提供，23.98%由當地其他台商提供，21.54%由當地非台商提供，7.92%

由其他國家進口¹³⁴。台商向台灣購買原料、半成品及零組件的量與其生產量有關，而生產量又與投資金額成正比，因此該報告利用產出資本比的觀念推算出台商至中國大陸投資所創造的產值，再透過投入產出表得出製造業各部門所需的中間投入總額。若推估台商在中國大陸投資的產出資本比為其在台灣進行生產的 1.2 倍，則 2000 年台商投資中國大陸所帶動的出口效果為 47.6 億美元，占該年台灣對中國大陸出口額的 18.67%。以細項產業來看，電力及電子機械器材業帶動的出口效果為 10.27 億美元，化學材料製造業為 7.84 億美元，金屬基本工業為 6.69 億美元。

在競爭方面，經濟部工業局報告對未來 5 年台灣與中國大陸的出口產品在世界各主要市場的占有率作推估，其發現台灣製造業產品中約有 13.53%

可能會被中國大陸取代的，所占比重較高的產業包括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94.99%）、印刷及有關事業（54.68%）、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50.89%）、

134經濟部工業局，台灣製造業發展升級策略長期研究計劃-兩岸產品競合及依賴監視指標之研究（台北：經濟部工業局，2001 年）。

(23)

橡膠製品製造業（42.29%）及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43.10%）。

由台灣與中國大陸的經濟競合及港滬的經濟競合來看，香港與台灣的傳統產業紛紛移往中國大陸尋求獲得更大的利潤，但是中國大陸傳統產業的比較利益正在下降，加上中國大陸成為 WTO 會員國後，對於港澳台商與外商企業都將逐步實施國民待遇，過去給予的各項優惠條件會逐漸取消，此些變化因素都將會影響台灣與香港傳統產業企業對中國大陸的投資走向。另一方面，美元相對於其他貨幣有走向貶值的趨勢，若人民幣持續鎖定美元變動，

則將有利於中國大陸的出口競爭力，相對於台灣的出口產業會有不利的影響，如此也可能形成新一波台商對中國大陸的投資風潮。

對於台灣與香港來說，如何將本地廠商對中國大陸的投資與本地的經濟發展相互連結，是相當重要的課題。香港積極投入完善基礎建設的工作，及發展服務業、金融業與物流倉儲業等第三產業，冀望作為中國大陸通往國際市場及各國前往中國大陸的經濟門戶，以及跨國企業設立地區營運總部的據點。香港在產業結構上的成功轉換，使其經濟並未出現「脫離工業化」後的系統性衰退，反而將移至中國大陸進行生產活動的工業整合成為其經濟佈局的一部份，充分帶動香港行銷、貿易及其他相關服務業的功能發揮。台灣則朝向鼓勵企業於本地設立研發中心、企業營運總部及運籌中心，並積極發展台灣成為高附加價值製造中心¹³⁵，朝向生產創新及高階產品發展。由此一規劃來看，香港、台灣與中國大陸在彼此的競爭與合作之下，已經逐漸發展出一定的策略性佈局。

另外，即使台灣某些產業的比較利益領先中國大陸許多，亦應鼓勵企業進行上述的策略性佈局。例如在半導體產業中，任一國家要做到完全的生產專業化是不可能的，尤其隨著 12 吋晶圓廠的投資金額巨幅上揚，每一國家

135經濟部規劃發展高附加價值製造中心，以及六項支援體系，包括創新研發體系、創業投資機制、

供應鏈管理網絡、高科技集資體制、國際金融附加價值服務系統、倉儲轉運樞紐。

(24)

僅可能投入生產一部份的產品，因此許多企業都必須進行策略性聯盟，在不同地區進行產業的水平分工。在此趨勢之下，可將中國大陸定位於生產高新技術產業中較低階的產品，而台灣則積極朝向研發與生產更高階的產品。

2001 年中國大陸與台灣分別成為 WTO會員國，自此兩地的經濟商業行為與制度都必須依規定符合WTO精神與原則，包括國民待遇原則、法律法規通過指定管道公佈、開放市場、消弭貿易障礙等。在WTO的機制下，中國大陸商業、服務業與金融業等市場都會逐步開放，此將吸引更多台商與港商投資，同時港台廠商也將面對其他外資企業更強烈的競爭。一方面外資大量選擇進駐中國大陸後，可能會對台灣與香港產生資金排擠的效應，對香港及台灣吸引外資的能力將有所影響。另一方面，台灣與香港廠商大多屬於中小型企業，可能不敵大型跨國企業的競爭優勢，因此台灣與香港廠商在中國大陸投資的獲利將可能受到壓縮。即使如此，由世界銀行所作的研究指出，中國大陸加入WTO後，至 2005 年估計可以為全球帶來 506 億美元額外的收益，

其中 286 億美元是屬於中國大陸本身的額外收益，對亞洲四小龍（香港、新加坡、台灣、南韓）則可以帶來 130 億美元的額外收益¹³⁶。因此，台灣、香港及中國大陸的經濟聯繫在WTO的機制下將會更加密切，若是能夠善加利用此一經濟整合的契機，將可以帶動三地共同推展出新一波的經濟增長。

136 香港貿易發展局，中國加入世貿及其對香港的影響（香港：香港貿易發展局，2001 年），頁 8。

第五章 港滬經濟競合及對台灣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