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传（下）
第四部 总统先生 十一、责任止于此
且看小小杜鲁门
鼻青脸肿一身泥——可不是吗！
——《芝加哥论坛报》
１
杜鲁门在 １９４５ 年初秋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这样写道，“ 为能得到点儿什 么，大家都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谁也不为别人着想。”
１０ 月的某一天，白宫外树木的叶子已开始变黄，杜鲁门坐在办公桌前，
又给母亲和妹妹写了一封信说，华盛顿社会生活中每平方英尺内唱主角的人 比有史以来所有歌剧团里的主唱加起来还要多。
某日，杜鲁门参加了美国军团在密苏里州卡拉瑟斯维尔举行的一次集 会。站在彩旗飘舞的主席台上，他提醒国人每场战争结束后都必然会出现衰 退，困难将随之而来。“ 不遇困难一事无成” 。失误在所难免，想有所建树 就不能指望避免失误，只有什么事都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误。
在肯塔基州吉尔伯茨维尔大坝落成典礼上，杜鲁门号召全体美国人团结 合作，大家应“ 保持清醒的头脑，同心协力” ，杜鲁门已不再是个战时总统，
他发现和平时期的工作远比想象的难做，也更令人伤脑筋。７ 月份在柏林一 个用大卵石铺成的广场举行的小型军事仪式上，他还曾信心十足地说：“ 战 争时期做得到的，和平时期也一定能做到。只要我们倾全力… 为和平而奋斗，
便有望迎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然而，在人们都不愿再合作的今天，
这一切又怎么是可能的呢？
在停泊在东京湾内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日本投降仪式后不几天，杜鲁 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他战后的第一篇咨文，他的麻烦也就开始随之而来。该 咨文于 ９ 月 ６ 日送抵国会山，长约 １．６ 万字（是西奥多・罗斯福时代以来最 长的一篇咨文），其中提出了一项 ２１ 点国内计划，内容包括增加失业救济补 助金；即刻提高最低工资；常设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实行税收改革；为农 场主提供收成保险；将战时权力与经济稳定法延长整整一年，意思是保持政 府对工商业的控制；设立联邦住房救济金，以便每年新建 １００ 万栋新的住房。
我们必须做下去，进一步开阔我们的视野。我们应当考虑对城 市中大片的破败不堪的贫民区进行重建，以真正的美国方式改变目 前这些地区只有低收入阶层家庭居住的状况，将其改造成为适宜各 收入阶层家庭居住的地方… …
这篇咨文透彻地阐述了革新思想，是一项内容广泛的行动纲领。在乘“ 奥 古斯塔” 号巡洋舰自波茨坦回国途中，杜鲁门便已着手起草这篇咨文。他将 自己的想法口授给萨姆・罗森曼，并用了整整 １０ 天的时间集中精力对草稿进 行补充、编辑和修改。他不愿等到发表国情咨文时再提出自己的内政纲领，
也不打算将它零打碎敲地提交给国会。他需要的是一大篇从一开始就将其内
政纲领引向自由派道路的咨文，时间将会证明其意义之重大。罗森曼对杜鲁 门说，在参议院中跟随本党领袖投票赞同这样一项计划是一回事，而自己作 为党的领袖去推荐和争取支持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内的保守派一直在兴冲冲地断言，新政已寿终正寝，
“ 罗斯福愚蠢的计划” 终于结束了，因为他们“ 了解” 哈里・杜鲁门，对他 们来说，这是一种猛然的醒悟。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乔・马丁抱怨说，即使罗 斯福也从未“ 开一次会” 就要求那么多。杜鲁门在国会的同党中有许多人也 同样对此担忧而不愿附和他。由共和党人和南方的民主党人组成的保守派联 盟从 １９３７ 年起便一直在为难罗斯福，这一次也准备好了要使他的继任者受 阻。包括 １４ 位民主党人和 １０ 位共和党人的众议院赋税委员会投票决定拒绝 考虑失业救济补助金的建议，并暂缓考虑进一步向失业者提供救济。正如报 上所说，杜鲁门所期望的长达 ６ 个月的“ 与国会共舞” 的时期在开始前便已 结束了。劳工领袖们要求取消工资管制，但限制物价。工商界领导人的要求则恰 好相反。谁都不愿再看到由战争引起的那种物价飞涨。然而，尽管大多数日 用品供应短缺，却几乎人人都有钱可花——人们手中的战时公债和银行储蓄 已达数十亿美元。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仓促地解除了大笔的战时合同，在不到一个月之内 解除的合同额已达 １５０ 亿美元。波音飞机公司解雇了 ２．１ 万名工人，福特汽 车公司则解雇了 ５ 万人，而此时，成千上万的军人正陆续回归故里，指望找 到一份工作。穿制服的男男女女足有 １２００ 万之多，他们都希望能尽快重新过 上“ 正常人” 的生活。
有关经济将面临厄运的预言已成为老生常谈。此时，杜鲁门仍对自己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营男子服饰用品而受挫的教训记忆犹新，在向国会 介绍当时国家的境遇时，他提醒道：“ 我们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 膨胀，它后来以 １９２０ 年和 １９２１ 年的大崩溃告终。我们必须确保这次不再犯 同样惨痛的错误。” 其实，大萧条比这严重得多，也更容易记起，直到 １９３９ 年战火在欧洲燃起时都未真正结束。假如战争的结束真的意味着回到战前的
“ 正常” 状态，那么前景的的确确是够严酷的了。
众所周知，美国靠这场战争繁荣了起来。１９４５ 年美国商品和劳务总产量 是 １９３９ 年时的两倍多。虽然生活费用上涨了约 ３０％，普通工人的收入却也 翻了一番，失业率也低于 ２％，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农业收入是杜鲁 门在格兰德维厄经营农场时的 ５ 倍。美国人还从不知道有这样的繁荣。然而，
人们也都普遍认为困难时刻肯定会再度出现，这种观点根深蒂固。在整整一 代美国人的脑海里，对于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恐惧永远都不会逝去。父亲们在 饭桌上告诫家人：“ 危机肯定会发生，而且下次情况糟得会使你毛骨悚然。”
那些所谓专家的看法也同样悲观。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在 １０ 月 １９ 日一次 内阁会议上呈给总统的报告中估计，在未来数月内国民生产总值将下降 ４００ 亿美元，工资总额将减少 ２００ 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到来年春天将会有 ７００ 万 至 ８００ 万人失业，１９３９ 年的情形又将重演了。
即使当时有时间筹划和准备，即使当时有可能对“ 让士兵们回家” 的呼 声置之不理，使复员工作以较为缓慢的速度按部就班地进行，恢复期里的问 题依旧会十分棘手。实际上，突如其来的和平几乎同突如其来的战争一样，
使整个国家措手不及。１９４１ 年以来，由于“ 打仗” ，民众们已心甘情愿忍受
物品短缺和生活不便之苦，对设定工资最高限额和住房供给不足也已习以为 常。但现在，他们似乎急于要补偿失去的时间，各种要求一下子都冒了出来。
到 １０ 月份时，全国都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房荒。据报道，仅在芝加 哥市，就有 １０ 万名复员军人无家可归（芝加哥市准备不久将出售废弃电车供 改装为住所之用）。各方来信雪片似地飞往白宫，其中有一封寄自住在洛杉 矶的一位男子，信中讲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无家可归的退伍中士军医，妻 子已有身孕，还有一个幼小的孩子，他看这家人无处栖身，便留他们在自己 家里住了一夜。在信中他恳求总统：“ 办点实事吧。”
工会组织已不再受战时不罢工承诺的约束，提出了“ 递升式” 增加工资 的要求。一时间，几乎所有行业都发生罢工。纽约州有 １．５ 万名电梯操作员 罢工，其他州则有 ２．７ 万名石油工人和 ６ 万名伐木工人甩手不干了。与此同 时，在华盛顿，新政派人士正大批地退出政府。
所有这一切对杜鲁门来说实在是难以理解。他对经济学知之甚少，而重 建的经济学又是如此纷繁复杂。他怎么都不能理解，一个在战争时期表现出 极大的奉献精神和顽强毅力的民族竟会突然间变得这样极端自私，对公益这 样漠不关心。他告诉母亲：“ 国会碍手碍脚，劳方荒唐透顶，资方也近乎发 疯般地自私。” 母亲住在格兰德维厄的一幢小木板房里，杜鲁门遇事总少不 了征询她的意见。杜鲁门始终相信古代共和主义者公民权的理想，在他的心 目中，辛辛纳特斯这位在拯救祖国后解甲归田的传奇式的罗马勇士一直是位 英雄。他总喜欢告诉来客，他已把办公桌上的大炮模型换成了一台亮晶晶的 模型犁。他所能做的就是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在他看来，日程安排得更满更忙 一些，动作更快一些，接见的人更多一些，外出更频繁一些，似乎至少可以 为大家作出表率。在非常典型的一天上午，两小时内他便接见了十好几位来 客，其中有来自田纳西州的众议员艾伯特・戈尔，给他带来一瓶杰克・丹尼 尔斯酒；参议员惠勒；他在杜鲁门委员会里的前助理马克斯・洛文撒尔；维 尔京群岛总督；另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帕特・坎农，来谈飓风造成 的损失问题；明尼阿波利斯市年轻的民主党人市长休伯特・汉弗莱夫妇；一 群倡议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妇女（最后一批来客告辞后杜鲁门在约见单上写 道：“ 平等权利，一派胡言乱语。” ）。他工作起来“ 风风火火” ，一篇报 道中称他这种坚决果断的工作方式现已被公认为“ 典型的杜鲁门风格” 。他 作出改变时总是“ 急匆匆地” 大笔一挥，其实极少有事关重要之处，只是“ 凡 事必快” 而已。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把 ５ 分钟的时间都用来宣布一批决 定，包括改组劳工部、将经济稳定局转归约翰・斯奈德领导下的战时动员及 恢复局、任命来自圣路易斯市的斯图尔特・赛明顿为新成立的剩余资产管理 局局长、接受陆军部长史汀生的辞呈并任命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接任、提 名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哈罗德・Ｈ・伯顿为最高法院法官。宣布结束后，一 位记者不禁问道：“ 总统先生，还有吗？” 全场哗然大笑。
这种时候总是令他十分得意。他喜欢用具有声望与权力的重要职位奖赏 给像斯奈德这样的忠实的老朋友。这是这位成功的政治家一生中的主要乐趣 之一，更不消说他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位出色的杰克逊式的民主党人。他事无 巨细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做。他实在不愿解除埃迪・麦金的职务，便在农村财 政委员会中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他的海军助理贾克・瓦达曼由于开始越权 行事得罪了包括贝丝・杜鲁门在内的白宫里一大批人，因此，得把他悄悄打
发出去，于是杜鲁门把他安排到了联邦储备委员会，而瓦达曼任此职务显然 是不适合的。即使是像密苏里州参议员贝内特・克拉克这样多年来一直给杜 鲁门出难题的人也没有被遗忘。９ 月 １２ 日，杜鲁门任命克拉克为设在华盛顿 的美国上诉法院陪审法官。不久以后，克拉克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小镇贝里维 尔举行再婚典礼，杜鲁门又站在他身边作男傧相，这对杜鲁门来说也是破天 荒的。
那年秋天，有两场正式仪式使杜鲁门深为感动，也尤为难忘。
９ 月 ２１ 日亨利・史汀生退休那天，阳光明媚，一个小型仪式在玫瑰园举 行，杜鲁门极为庄重地将战时优异服务勋章授予这位年迈的陆军部长。他的 部下这时才意识到，只有在这种场合，杜鲁门才显得出类拔萃。他对于小范 围交往得心应手，这时，他变得易于接近，无拘无束，但同时他又十分清楚 这种场合的意义之所在。那天是史汀生的 ７８ 岁生日，也是他在华盛顿的最后 一天。杜鲁门在给已回到独立城的贝丝的信中写道：“ 假如政府中有人有资 格获得一枚（勋章），那便是那个好人。”
１１ 月，在五角大楼大院里，又举行了一场同样令人感动的欢送仪式，这 次是为马歇尔将军。杜鲁门也将战时优异服务勋章授予了他，这是将军唯一 的一次接受美国战时军功章（马歇尔曾多次拒绝接受任何这类荣誉，认为战 士们正在国外战死沙场，给他这种荣誉是不合适的）。在杜鲁门看来，马歇 尔在赢得战争胜利中的功劳无人可及，因此他称马歇尔为两任总统的中流砥 柱。杜鲁门曾发自内心地赞叹道：“ 马歇尔是有史以来伟大的指挥官中最为 出色的一位。” 后来，杜鲁门又说过多大的勋章都不足以表彰马歇尔将军。
然而，这种场合毕竟不多见。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有近乎绝望的感觉，要 做的事情太多，自己真正的发言权又太少，也从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集中解决 任何一个问题。他有些不堪重负了。他告诉母亲：“ 这儿的压力太大，我几 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他周游全国进行巡回演讲，想以此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人民，却常常收到 相反的效果，使人觉得他这么做是出于个人目的。在密苏里州卡拉瑟斯维尔 的那次美国军团集会上，他大谈将要面临的“ 困难” ，并有创见地郑重谈到 了原子弹问题。他已要求国会成立一个新的由文官而不是由军人控制的原子 能委员会，认为“ 原子能的释放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其划时代意义之重大 难以在旧思想体系中把握” 。他告诉与会者，要想在世界上和睦相处，就必 须遵循《新约》中的“ 为人准则” ，这听起来幼稚得活像《史密斯先生进京》
中的史密斯先生。
再也经不起另一场全球战争了，我们不能再打了，除非是总体 战，而总体战则意味着我们的现代文明的终结，我们不会那样做的。
我们要接受那“ 为人准则” ，并准备在前进道路上面对上帝为我们 安排的命运。
瑟斯维尔位于密苏里州东南部的“ 鞋跟” 处，盛产棉花。杜鲁门来此开 会期间曾在一天早晨散步时停下来朝密西西比河里吐了一口痰——他对惊呆 了的记者们解释说，这是当地的一项传统习俗。他也曾在旅馆的小餐厅里弹 了一会儿钢琴，在一家杂货店举行了公开招待会，还参加了赛马会，并在餐 巾和空白帐单上为大家签名，甚至还在一辆机车模型上与美国军团成员们合
影，也敲过钟。《华盛顿邮报》说：“ 他除了没有把自己从炮口里射出来以 外，什么都做了。”
数百名民主党参众议员参加了在切萨皮克湾杰弗逊岛上一个俱乐部内举 行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杜鲁门让大家叫他哈里，还在走廊上同大家一起玩
“ 沙蟹” 牌。事后，某位不知其名的参议员回忆说，哈里・社鲁门“ 牌技非 常娴熟” ，另一位在场人（同样不知其名）则说每个人都玩得非常开心，“ 吃 的东西应有尽有，大家喝得畅快淋漓——只有两个人醉了” 。
人们在提到总统的朋友和同事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 密友” 一词。哈里・沃 恩显然也被自己出人意料的得势冲昏了头，开始自己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 演说。沃恩还大言不惭地吹嘘他在波茨坦将一块价值 ５５ 美元的手表以 ５００ 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俄国人。另一次，他在弗吉尼亚州向一群基督教长老 会的妇女发表讲话时，为了企图说明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位总统的区别，竟说 在吃厌了鱼子酱之后，国家准备换吃火腿蛋了。
总统班子中的一些人对白宫内的混乱状态越来越感到担忧。预算署长哈 罗德・史密斯认为杜鲁门头脑敏锐，才思敏捷，但遗憾的是缺乏条理。在 １０ 月中旬举行的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杜鲁门自己也承认对于情况的发展感到
“ 意气消沉” ，表示要减少约见，取消一部分旅行计划。助理新闻秘书埃本・艾 尔斯写道，这一决定已使大家“ 欣喜不已” ，因为他早就在为哈里・沃恩和 有关扑克牌游戏、酗酒的传闻感到担心，认为长此以往迟早会带来麻烦。艾 尔斯并无出众之处，说起话来柔声细语，被白宫里的记者们称为“ 咕哝先生” ， 他一直暗中坚持记日记，这些日记有朝一日会成为记载杜鲁门时代“ 内” 幕 的宝贵资料。
从外表看，杜鲁门并无太大变化。记者们称他“ 精力充沛” 、“ 和蔼可 亲” 、“ 温文尔雅” 、且看上去“ 镇定自若、充满活力、生气勃勃” 。专栏 作家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则写道，“ 他从来都是衣冠楚楚，像是老妈妈刚 刚为他打扮整齐，梳头后要去参加草莓聚餐会那样。” 他依旧甚得人心，称 许率一直保持在 ８０％左右。
若国会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提出更多的要求。一位总统的要求受到国 会的回绝并不少见，但一位总统在多次被回绝之后，仍不肯改变战术，实为 罕见。
他要求通过扣薪办法实行国民强制健康保险。按这个计划，全国公民，
无论其支付能力如何，都能够享受到医疗及住院服务。当复员呼声高涨时，
他却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号召实行普通军训，尽管这一想法不可能获得通过，
但他本人仍坚信不疑。“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和平必须建立在实 力、良好的愿望及优良的品行的基础上” ，国家再也不能指望长年累月地武 装自己。因此，他希望在 １８—２０ 岁的青年男子中实行一年的强制军训制度，
使他们成为训练有素、遇紧急情况时召之能战的后备军人，而非武装部队。
某天早上，杜鲁门站在办公桌旁，向记者们展示了一面新的总统用旗帜，
他让哈里・沃恩将旗举高些，好让大家看得清楚些。他解释道：“ 新旗帜上 的鹰朝向旗杆，这样在行军时它始终向前看，同时也使它看着象征和平的橄 榄枝，而不是象征战争的箭… … ” 。总统的旗帜和印章都重新进行了设计，
这自威尔逊时代以来还是第一次。杜鲁门想通过改变鹰的注视方向来象征美 国正在前进，并致力于和平。
１０ 月 ２６ 日，杜鲁门到纽约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主持了新建造的富兰克
林・Ｄ・罗斯福号巨型航空母舰编入现役的典礼。稍后，他在密苏里号战舰的 甲板上检阅了哈得逊河中 ５０ 艘的一排军舰，１２００ 架海军飞机在天空翱翔。
鹰的爪从未抓过这样的箭。这种国家力量的公开展示也是任何一位最高统帅 都未曾看到过的。但是，这一切都在迅速消失。倘若杜鲁门在 １９４５ 年末就试 图停止正在忙乱进行的复员工作，保持美国战斗力量的完整，他可能早就被 弹劾了，因为全国上下都热切渴望在战争胜利、敌人被消火后让青年男女回 来。过后，杜鲁门说，这哪里是复员，“ 简直是解体” 。
在乘车前往中央公园去发表海军节演说的路上（这是第一次由电视转播 的总统讲话），费尔雷洛・拉瓜迪亚市长告诉杜鲁门和李海海军上将，街道 两旁欢呼的群众至少有三五百万之多。杜鲁门等在敞篷车中向沿途群众挥手 致意。这一场面对李海来说是没有哪一位罗马皇帝会梦想得到的凯旋仪式。
尽管如此，新闻界对杜鲁门的评价一直是政绩平平。记者们批评他处理 重大问题时“ 小家子气” ，常常“ 胡乱应付” ，凡事总是依赖于“ 一种显然 不由自主而又时常挂在嘴边的坚定信念，即所有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解决” 。
劳工状况持续恶化，纠察线成为这一时期的既定标志。杜鲁门也开始变 得举棋不定。他呼吁通过集体谈判合理地增加工资，表面看来似乎是支持劳 方。但随后，由于受到来自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两方面的要求对工会采取强 硬政策的压力，他提请国会禁止全国性大型工业企业的工人举行罢工，直至 ３０ 天后事实调查委员会对形势作出评判为止，这一想法使劳方、资方、国会 三方都不满意。与此同时，通用汽车公司的 １７．５ 万名员工和 １９ 个州的工厂 的工人开始罢工，这场罢工持续了三个多月。
杜鲁门对作家约翰・根室抱怨说，他的工作吃力不讨好。根室自杜鲁门 就任副总统后就一直没同他见过面，这次见面后不禁大为感慨，事后他写道：
“ 他的嘴边已有丝丝皱纹，满脸的疲惫、茫然和烦忧。”
另一日，罗伯特・奥本海默来进行私人拜访，交谈中他显然忧心忡忡地 说，由于他在原子弹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他手上沾满了鲜血。这席话使杜鲁 门极为不快，特别是奥本海默自怜自哀、牢骚满腹的态度更是令人生厌。杜 鲁门告诉奥本海默：“ 是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就由我来操心吧。” 过后，
杜鲁门表示他希望再也不会见到那人了。
１１ 月，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杰・赫尔利回国述职，突然宣布他要辞 去大使职务，理由是国务院同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一边。他是在新闻俱乐部发 表演说时透露这一消息的，而就在一小时前他还跟杜鲁门说中国形势已恢复 正常，他不久便会回到中国去。数年之后，杜鲁门写道：“ 这简直是难以理 解的 １８０ 度的大转弯，我始终想不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当时他的态度 比较直截了当。他从白宫自动收报机上扯下黄色的新闻稿，怒气冲冲地闯到 内阁会议上，大叫道：“ 看这个狗杂种是怎么对我的！”
农业部长克林顿・安德森建议总统立即提名马歇尔将军为新任驻华特 使，以便将报界的注意力从赫尔利身上转开。这是一项御用建议。杜鲁门随 即在红厅给正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家中的马歇尔挂了电话。
“ 将军，我想让您为我到中国去。” 杜鲁门说道。
“ 遵命，总统先生。” 马歇尔说罢便挂上了电话。
杜鲁门实在不愿打这个电话。当时马歇尔总共才退休 ６ 天。后来马歇尔 解释道他所以匆忙挂电话是因为他的太太走了进来，他想亲自向她解释，而 不是让她无意中听到电话上的谈话内容。
１２ 月，在橄榄球场俱乐部举行的晚宴上，杜鲁门半开玩笑地宣布威兼・特 库姆塞・谢尔曼将军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要告诉大家，我发现和平是地 狱… … ”
杜鲁门的医疗保险计划亦无进展。在杜鲁门认为同样重要的另一篇咨文 中，他提出将武装部队统一划归国防部长一人指挥之下。这一主张遭到了海 军的强烈反对，鲍勃・汉尼根则认为这样做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并说发动 一场自己可能会输掉的不必要的战斗愚蠢之至。但杜鲁门仍固执己见，他的 意图是要削弱西点军校和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派系的权力，使武装部队更为 民主。这一崇高的抱负尽管得到了他周围许多人的赞同，但他们都认为不可 能实现。杜鲁门则认为提出这篇咨文是他的责任，因为它代表了他的信念。
萨姆・罗森曼越来越欣赏杜鲁门这个人了。在他看来，杜鲁门同罗斯福 的主要差别在于杜鲁门“ 更少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对他重新当选的机会产 生什么影响… … 杜鲁门做的许多事罗斯福可能永远都做不到，因为罗斯福知 道那样做会有什么后果” 。
在许多人看来，总统同国会议员的亲密关系——议员们谈到的好老兄哈 里等等——已表明为一个不利条件。假若他的纲领彻头彻尾地保持罗斯福的 传统，议员们可能会像在战前对待罗斯福一样地顽固不化。只是现在没有了 这样的担心，即杜鲁门会像罗斯福那样将问题提交全国人民并产生强烈的效 果。杜鲁门无法使“ 他们感到敬畏” ，正如有人所说，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
“ 敬畏” 常比同志情谊更能获得良好的结果。
就在此时，杜鲁门个人觉得吉米・贝尔纳斯向他通气不够。贝尔纳斯当 时正在莫斯科出席外长会议。杜鲁门也曾向亨利・华莱士谈起他担心和平时 期对原子能的利用会大大缩短工作日，因而人们会“ 胡闹起来” 。在 １２ 月份 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华莱士婉转而又尖锐地训斥杜鲁门怎么会不知道现存原 子弹总共有多少枚，也训斥他还说确实不想知道有多少枚，华莱士坚决认为：
“ 总统先生，你应当知道。” 事后，华莱士在日记中写道：“ 总统先是窘迫 地规避说他想他应当知道，后又掩饰道：‘ 我大体上还是知道的。’ ”
杜鲁门从贝尔纳斯和华莱士那里获得的一个明确的印象是他们俩都认为 自己的见解远比总统的高明。
在许多从罗斯福时代留任下来的官员和别处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看来，现 政府似乎在支离破碎。《下午报》是在纽约出版的一家言辞尖刻的自由派报 纸，专栏作家马克斯・勒纳在该报撰文刻薄地评价杜鲁门总统，称他为历史 上“ 失控的事故” 之一。勒纳写道，过去也有一些领袖的伟大是环境造就的，
但从未有人在接任崇高职位时如此忐忑不安。勒纳曾到过密苏里州，自认为 了解杜鲁门的长处和不足。杜鲁门总统的“ 首要品质” 是对人诚实，对朋友 忠诚，工作也勤恳。依勒纳看来，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总统的“ 中产阶级心态” ：
到危机时，有中产阶级思想的人总是转而依靠个人品德和私人 关系；在遇到危机时，有中产阶级思想的人表现为更加害怕工会、
罢工。害怕工会的政治力量胜于害怕任何其他东西；在遇到危机时，
有中产阶级思想的人总是努力清高地超脱于当时的重大问题之 外．试图漠视真正的社会分歧和斗争。
这些斗争不能靠某个人呼吁合作来调和，人们最终还应决定自 己的立场并按照自己的立场进行斗争。最后，杜鲁门总统的基本弱
点在于他未能运用充分的想象力来理解他所担任职务的实质及重要 性。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贝丝、玛格丽特和马奇・华莱士便回独立城去了。
杜鲁门则一直在白宫里呆到圣诞节那天上午，尽管天公不作美，他还是决定 飞回家去。两星期前，华盛顿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１２ 月 １９ 日，一场 暴风雪又席卷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积雪达 ５ 英寸之厚。圣诞节那天早上，杜 鲁门一觉醒来，发现窗外风声大作，雨雪交加。人们告诉他国家机场已被冰 雪覆盖，所有营业性航班都已取消。在同他的飞行员汉克・迈尔斯中校商议 后，杜鲁门决定还是要飞回去。当“ 圣牛” 号专机终于飞出堪萨斯市上空的 云端时，已比预定时间晚了 １ 个多小时。报界和广播评论员均认为此次飞行 愚蠢之至，《纽约时报》称之为一位国家元首“ 所作的最为危险和‘ 感情用 事的旅行’ 之一” 。若有人知道他在抵达北特拉华大街自己的大灰宅院时家 人迎接他的那种情况，这次旅行就显得更无必要，他的境况也更加可怜了。
贝丝不是那种感情用事的人，因此对杜鲁门此举并不赞成。三天后，杜鲁门 回到华盛顿，他坐在办公桌前，写了他一生中最为心灰意懒的一封信：
亲爱的贝丝：
我已回到了白宫这座充满抱负和名望的巨大白色坟墓。我觉得 自己好像去年筑起的鸟巢在经历第二年的风吹雨打。我并不经常承 认自己状态不好，我想这样可能会惹你生气，就像其他许多我做过 的或妄想去做的事情一样让你生气。但我的本意并非如此… …
你决不会意识到这对我意味着什么，那天晚上，我在做完我并 不想做的一大堆事情后回到家中，却发现有个人在以异样的眼光看 着我，那神情就仿佛我是猫拖进来的什么东西，而这世上我唯一珍 视的就是这个人的嘉许和有益意见。这个人还对我说我之所以终于 回家了是因为我找不出任何呆在外面的理由了。我不明白我们为什 么要掩饰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呢？
我的脑袋应当再大一些，匀称一些，里面的脑力应当再多一 些，再多一些自我的才能或其他什么能使我知道世界上确实能够有 第 １ 号人物的东西。我并不想做头号人物，但是，尽管有这样那样 的相反意见，《生活》和《时代》杂志都说我是头号人物（那周他 作为“ 本年度风云人物” 而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如果真是这样，你、马吉和其他能影响我行动的人都必须给我 帮助和支持；因为没有人像我现在这样亟需帮助和支持。倘使我能 利用全国最佳的智囊人物并得到我所敬慕的家人的一点点帮助，便 会大功告成… …
吻我的宝贝，我永远爱你。
哈里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考虑再三，他没有将这封信寄出去，而是把它连同未用过的信封塞进了 办公桌的抽屉里。
天气依旧未见好转，杜鲁门则在竭力控制事态的发展。此时主要困扰他 的是国务卿的表现。
在从独立城回去之前，杜鲁门便从查利・罗斯那儿得知贝尔纳斯在莫斯 科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一项公报，却未事先向总统做任何简要的汇报。更糟糕 的是，贝尔纳斯在回国途中竟通知罗斯给他在所有广播网上安排广播时间，
以便他在去见总统之前先向全国通报这件事情。显然，贝尔纳斯已经忘乎所 以了。范登堡参议员对贝尔纳斯对俄国人过于安抚感到不安，便急匆匆地冲入 白宫，要求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天是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也就是杜鲁门给贝丝写那封充满哀怨的信 的当天。后来，他又一次不顾恶劣的天气，登上总统游艇“ 威廉斯堡” 号沿 波托马克河顺流而下。第二天 ２９ 日，星期六，贝尔纳靳刚刚飞抵华盛顿，杜 鲁门发来的一封电报正在等着他：“ 建议你于今日或明日来汇报任务执行情 况… … 届时我们除其他事情外也可讨论你发表广播讲话的可取性问题… … ”
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融洽过，也并非完全是坦诚的。贝尔纳 斯确确实实认为自己比杜鲁门更有资格和能力成为总统，而他又不总能很好 地掩饰这一想法。尽管杜鲁门认为贝尔纳斯聪明绝顶，在政治方面的经验也 是无以伦比的，但却总觉得不能完全信任他。杜鲁门在前往波茨坦途中所记 的日记里称贝尔纳斯为他的“ 能干而又诡秘的” 国务卿。杜鲁门写道：“ 天 哪，但他头脑敏捷，又很诚实。可是国内所有的政客都是一样的，他们确信 所有其他的政客在为人处事方面都是拐弯抹角的。”
贝尔纳斯乘专机匆勿赶到弗吉尼亚州匡蒂科，他登上“ 威廉斯堡” 号游 艇，在杜鲁门的大舱间里与杜鲁门进行了私下会谈。此时，河上正飘着冷雨，
外面的一切阴沉险恶。
根据杜鲁门时隔多日后的记述，当时他关上舱门，狠狠训斥了贝尔纳斯 一顿：
我告诉他，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情况，他使我茫然无所知，这种 做法我很不喜欢。我对他说，作为总统，我想知道会议的进展情况 和在外交谈判中我们做了些什么。我说，一个宣布非常重要的外交 政策动态的公报在华盛顿发表之前，我竟一无所知，这使我非常震 惊。我说，我今后不会容忍这类行为的再次出现。
然而，贝尔纳斯坚持说谈话十分愉快。据当时在游艇上的人称，与其说 是杜鲁门，倒不如说是李海海军上将着实让贝尔纳斯不好受了一番（众所周 知李海曾称贝尔纳斯为“ 脓包” ）。迪安・艾奇逊当时虽不在场，但凭着他 对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两人的了解，后来推断这二人的印象都是真实的。因为 杜鲁门在回忆此类事件时，往往夸大他的“ 吠叫声” ，而实际上，他几乎从 来都是特别照顾他人的情绪；而贝尔纳斯是南卡罗来纳州政坛老手，自然决 不会把杜鲁门提出的凡事通气的要求当作对他个人的批评。
不管怎样，这次会面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没有出现公开决裂，
但杜鲁门对其国务卿的信任已不同以往。６ 天后依旧暴跳如雷的杜鲁门给“ 我 亲爱的吉姆” 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称，他愿意给予其内阁阁员以充分的职 权，但他并无意放松总统的职权或“ 放弃总统作最后决定的特权” 。他极为 关注俄国，说已厌倦“ 娇纵” 俄国人，“ 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硬的语言，
否则另一次大战就正在酝酿中。他们所了解的就只有一种语言——‘ 你有多
少个师？’ ”
按照杜鲁门多年后对此事的记述，当时他把贝尔纳斯叫到他办公室并把 信大声念给他听。然而，贝尔纳斯再次声称决无此事，还说若真有此事，他 当即便会辞职。但是，杜鲁门当时在信上亲笔写下了这句供记录在案用的话：
“ 向国务卿宣读并讨论此信——既不要打字亦不要邮出。” 后来，杜鲁门在 同埃本・艾尔斯谈话时表示他的的确确把信念给贝尔纳斯听了，“ 当时就在 这个办公室内，他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我告诉他我不会把信交给他，而 是要把信念给他听” 。据杜鲁门讲，贝尔纳斯的脸涨得“ 通红” 。
这种信在杜鲁门任期内并不少见，他把这些信件称为他的“ 手写痉挛” 。 的确，这些信显得有些突如其来而又不由自主，好像是为了满足某种深层次 的心理需求，是他发泄怒气的一种方式，而很少是为了写给人看的。这些信 为他消除了紧张情绪，写完信后他马上就会觉得好受了许多，而同时，由于 这些信没有发出，因而不会给任何人造成伤害。但这些信的内容和语气同杜 鲁门平时与人交往时竞很少有甚至毫无相似之处。正如迪安・艾奇逊所写：
“ 我从未听他说过或听到他对任何人讲过一个难听、尖刻、挖苦的话，不管 人们怎么冒犯他或者有什么疏忽。”
２
新年临近，既无时间优伤，又无充足的时间去做成任何一件事。钢铁工 人随时有罢工的可能，对整个经济构成威胁。紧急会议一个接一个，官员们 的车辆不时来往于白宫的车道上。杜鲁门在一篇广播演说中对全国人民说：
“ １９４６ 年是我们作出抉择的一年，我们要在这一年为我们的经济结构打下基 础，使之服务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菲尔・默里领导的钢铁工人工会要求将每小时工资提高 １９．５ 美分，而 以美国钢铁公司的本杰明・费尔勒斯为代表的钢铁公司则提出只愿增加 １５ 美分。Ｉ 月 １２ 日，在白宫的一次漫长而又艰苦的会议结束时，杜鲁门终于宣 布默里已同意将罢工推迟一个星期。在 １７ 日的另一次会议上，双方仍未达成 协议，杜鲁门提议钢铁公司答应将工资提高 １８．５ 美分。双方都要求给点时 间来考虑一下，最后截止时间定在第二天中午。
默里接受了总统的提议，但费尔勒斯拒不接受。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全 国 １０００ 多家钢铁厂的 ８０ 万名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开始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 模的一次罢工。
整个国家都已被罢工所控制。大约 ２０ 万名肉类加工工人已经罢工，玻璃 工人、电话公司工人、棺材厂工人纷纷开始罢工。通用电气公司也发生了大 规模罢工。在匹兹堡，３５００ 名电力公司雇员罢工，使多家工厂关闭，波及其 他工人达 １０ 万人之多，电车停运，办公大楼关闭。匹兹堡市市长戴维・劳伦 斯在广播讲话中称“ 这是一场灾难” ，并呼吁罢工工人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 位去。而劳伦斯市长这位民主党人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劳工的一个可靠的 朋友。
在下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人们敦促杜鲁门对钢铁工人罢工表态，他答复 说：“ 我个人觉得两边的权力都过大，因此我认为政府有必要站出来维护这 样一个事实，即权力是属于人民的。”
但政府怎样来维护这一事实呢？
“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 杜鲁门答道，但这并不能给人带来很多的希望。
一周后，他也只是说：“ 我们一直在对此事进行研究。”
杜鲁门事后写道，没有当过总统的人是绝对不会理解当总统的滋味的，
即使是最亲密的助手或家人也不能。“ 责任的锁链紧紧捆住了他” ，永无止 息，“ 决不容许他有一刻忘记自己是总统” 。五花八门的问题和决策最终都 集中到他的办公桌上，批评和指摘亦是如此。那年秋天，弗雷德・坎菲尔给 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块小牌子，上面写道“ 责任止于此” 。坎菲尔曾在俄克 拉何马州埃尔雷诺一家联邦管教所的所长办公室里看到过一块像这样的牌 子，他问典狱长能否为他的朋友即总统复制一块，于是便有了杜鲁门办公桌 上的那块牌子。虽然这块牌子只在杜鲁门办公桌上放了很短一段时间，但那 上面的话却永远铭记在杜鲁门的脑海里。
杜鲁门曾经说过，支持他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人性中善多于恶。但此 时甚至这一点也在经受严峻的考验，国会和工会太令他失望了。罗斯福夫人 跟朋友们说杜鲁门周围的人选错了，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也持相同的观 点。李普曼写道：“ 实际情况是最接近总统的那些人没有头脑，实际上没有 源自经验和修养的智慧来辅佐他当总统。” 极端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则 发表了一幅漫画，将总统描绘成被一群名为“ 劳方” 、“ 资方” 、“ 党内激 进派” 、“ 党内保守派” 和“ 外交” 的粗鲁街头顽童侮弄和粗暴对待的方特 勒罗伊小爵爷，并配诗道：
杜鲁门方特勒罗伊小爵爷
“ 模范小子” 真豪杰 做事总以善为本 哥们儿义气记真切 曾是班上小霸主 好景不长——呜呼耶
且看小小杜鲁门
鼻青脸肿一身泥——可不是吗！
遭殃全在信错人 学的全是乖孩子
放学回家胡同中 什么金箴都没用
自称代表美国中产阶级观点和价值的《星期六晚邮报》认为杜鲁门政府 上台 １０ 个月以来的表现“ 充其量” 也只能归入“ 平平庸庸” 之列。有些驻华 盛顿的记者既钦佩总统天生的气量和决断力，也为他感到可惜。理查德・罗 维尔写道：“ 让生手在这时掌权够难为他的。”
由担任过罗斯福总统演说辞撰稿人的罗伯特・舍伍德编剧的新电影《黄 金时代》曾轰动一时，后来还获得了 ９ 项奥斯卡金像奖。该片的三位主人公 均为战后归国的退伍军人，弗雷德里克・马奇饰演其中的一位，在片中他忿 忿不平地说，“ 去年只想着如何消灭小日本，今年却要想怎么赚钱。” 而在 另一天他十几岁的儿子在言语中竟也流露出对未来的恐惧——害怕原子弹，
害怕导弹，害怕“ 一切的一切” 。
杜鲁门在信中告诉母亲，人们的头脑已经混乱，需要暂时停下来放松一 下神经，还说他自己在此情况下撂挑子罢工也未尝不可。而实际上，他此时 也正准备去佛罗里达度假。
他正式任命 ３５ 岁的军医华莱士・Ｈ・格雷厄姆上校为新的白宫医生，格 雷厄姆的父亲也是位医生，在独立城照料社鲁门妈妈。格雷厄姆看到总统十 分辛苦，非常担忧，便力劝他去休假。遵照格雷厄姆的嘱咐，杜鲁门已经开 始在每天早餐前疾走两至三英里。杜鲁门后来告诉查利・罗斯说，散步有助 于他的睡眠。
他提名罗伯特・帕特森接替亨利・史汀生出任陆军部长，艾森豪威尔将 军接替乔治・马歇尔出任陆军参谋长。这两人都被认为是极好的人选。但是，
他选中的新任海军部副部长却突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提名的人选是埃德・波 利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石油商。作为民主党的经费筹集人，波利曾帮助 策划提名杜鲁门为副总统。最近，他一直忙于在欧洲和日本处理赔偿方面的 事务。杜鲁门很看中波利，认为他强硬、正直，能把事情做好。他的打算是 让波利最终接替福雷斯特尔，并成为国防部设立后的首任部长（后来，杜鲁 门曾说：“ 我需要的是我能找到的最强硬、最出色的家伙。” ）。他也知道 罗斯福早就有让波利出任海军部副部长的想法，而且福雷斯特尔也同意了。
然而，波利的生意和政治背景使白宫里其他人一眼就看出，选用他是不明智 的。埃本・艾尔斯曾私下表示：“ 一个石油商不应成为对保护国家石油资源 极为关注的部门的首脑，一名政客也不应担任海军的最高领导。”
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被传唤到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作证时，麻烦 就随之而来了。在参加完罗斯福的葬礼乘火车返回的路上，伊克斯透露波利 曾厚着脸皮向他询问潮淹区的石油政策——波利显然是在暗示如若加州对潮 淹区的管辖权并不受到争议，大笔竞选捐款就会源源而来。杜鲁门得知此事 后，大为光火，因为就在伊克斯去作证前他还见过伊克斯，并告诉他尽管必 须对委员会讲实话，但同时也希望他对波利“ 客气些” 。
杜鲁门有被背叛的感觉，伊克斯则认为当时除了说出他所知道的情况 外，别无选择。记者们问杜鲁门是否会撤回对波利的任命，杜鲁门答道不会。
当被问及他同伊克斯的关系有无变化时，他说谁都有被误解的时候，伊克斯 也不例外。
２ 月 １３ 日，伊克斯辞职。在他自己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称自己“ 不 能因为党的利益而去作伪证” ，而且他不可能再担任内阁职务同时又保持他 的自尊心。他还说，他反对“ 任人唯亲地治理国家” ，他的这一措辞人们是 不会忘记的。
鉴于伊克斯已暗示是总统让他去作伪证的，杜鲁门极为气愤，他不仅接 受了辞呈，还告诉伊克斯三天之内离职。
尽管波利发誓否认他曾向伊克斯提出过任何这样的建议，但对他的任命 却注定要遭受厄运。当委员会同意证实波利为人正直后，应波利要求马上撤 回了对他的任命。
这一事件自始至终都极为令人不快，它使许多人联想起哈定政府及其茶 壶丘（怀俄明州一油田所在的地名——译者注）石油丑闻。伊克斯曾被誉为
“ 诚实的哈罗德” 、“ 老守财奴” ，极难打交道，这一点人人皆知，但他却 曾是一位杰出的内政部长，也是出任此职时间最长的人。伊克斯是杜鲁门内
阁中除亨利・华莱士之外的最后一位新政派人士。他的离任以及离任时尖刻 的言词尤其被自由派们视作另一个极其令人沮丧的征兆。《纽约邮报》写道：
“ 人们有一种感觉，阵容越来越弱，却在拼死应付一个越编越大的情节。”
数年之后，杜鲁门在回忆伊克斯时把他描述为“ 辞职” 成瘾。
他使我想起了林肯内阁中的财政部长老萨蒙・Ｐ・蔡斯，这位 蔡斯总觉得自己应该成为总统，而且会比林肯做得更出色。他总是 辞职，想必辞了十几次… …
林肯曾在某地说过除非他不高兴，老蔡斯是不会高兴起来的，
而伊克斯的情形正也大致如此。我知道在罗斯福当总统时他就曾几 次提出辞呈… …
整个这件事情… … 颇为遗憾之处在于他当时确曾是一位出色 的人材。
佛罗里达之行被取消了。杜鲁门跟手下人说，他每个星期都在想也许下 星期就不会那么忙乱了，但实际上下个星期从来都是比前一星期更为忙乱。
总是有迫在眉睫的危急情况等着他去处理。华盛顿有许多人都怀疑这是否会 形成一个模式——只知在出现问题时匆忙应付，而不去努力实现重大和明确 的目标。
他的声望急遽下降。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杜鲁门的支持率从罗 斯福去世后几个月内创纪录的 ８７％的高度降到了 ２ 月份的 ６３％。
但与此同时杜鲁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有所建树。首先是新成立了中央 情报组，该小组是个脱离军队和国务院的文职机构，负责为总统搜集和分析 情报资料；其次是指派了赫伯特・胡佛去调查世界粮食危机的情况；另外，
国会通过了就业法案，这也是杜鲁门政府的一个里程碑。尽管并未像杜鲁门 所希望的那样规定充分就业，但这一法案确实授权联邦政府“ 运用一切切实 可行的手段” 来促进“ 最大限度的就业机会” ，还成立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 会这一新的机构来对经济形势及政府计划对经济的影响进行评估。
除此以外，杜鲁门也是建议给予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以州的地位的第一位 美国总统。
他任命朱利叶斯・克鲁格接替伊克斯的空缺，出任内政部长。克鲁格年 富力强，广受尊敬。杜鲁门私下曾略带痛苦若有所思地说，也许他应该再增 加几位新的厨房内阁部长，包括：一位通货膨胀部部长，负责说服大家价格 无论多高或多低都没关系；一位复古部部长，负责废除使用飞机，重新起用 牛车和帆船；一位专栏作家部部长，负责阅读所有专栏文章，并向总统报告 如何治理国家；以及一位语义学部部长，负责提供大字眼，并告诉总统何时 保持沉默。
据说，总统的麻烦不是因为他过于经常和过于坦率地谈他的见解，而是 因为他太想讨人喜欢。太想与所有人都和睦相处，与所有人达成共识。这种 做法在参议院或许还能起些作用，但在行政部门则行不通。肯尼思・Ｇ・克劳 福德在《美国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白宫里的诸君》的文章，认为社 鲁门是“ 人人都能成为总统” 这一伟大美国神话的证明，但同时也让人大为 失望，他“ 实质上是优柔寡断… … 实质上是摇摆不定” ，太容易照顾到每次 争论中的双方。
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在劳工纷争期间比平常有更多机会见到杜鲁门，
他写道：“ 杜鲁门实在是太容易同意此时此刻跟他在一起的人的观点，不管 那人是谁。” 华莱士当时最大的忧虑是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他私下曾向杜鲁 门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即必须尽一切努力与苏联人和睦相处，华莱士发现杜 鲁门居然总是同意他的意见。然而华莱士当时了解到总统也从哈里曼和李海 等人那里听到过相反的意见，并且确信杜鲁门在私下也同意这些人的意见。
就李海而言，他认为贝尔纳斯和国务院里的其他人都太爱迁就俄国人。
他担心“ 绥靖姑息” 会像当年在慕尼黑一样导致战争。李海在他 ２ 月末的一 篇日记中记道：“ 总统似乎认为有必要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来对抗苏联的扩 张计划… … ”
事实上，杜鲁门本人在对苏联人问题上的立场同华盛顿官方或全国上下 的立场一样都不尽一致。他确实真心希望与俄国人和睦相处，在这一点上，
他同华莱士看法相同，但同时，他也同李海一样坚定地反对绥靖姑息。他也 不明白为什么应该认为这两种态度是互相矛盾的，他既没有明确的政策，又 缺乏长远的目标。他只是在问题发生时去应付，尽量做到耐心、谨慎并保持 平衡。但心底里他既不想好战成性，也不想做事软弱。
随后，２ 月 ９ 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发表了一篇难得的公开讲演，声称共 产主义同资本主义是互不相容的，另一场战争不可避免。他号召在新的五年 计划期间增加生产，以“ 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应付任何不测事件” 。根据这 一计划，国防物资产量将增至目前的 ３ 倍，斯大林还提出“ 消费品的生产须 让位于改进军队装备” 。根据他的预测，与资本主义西方的对抗将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爆发，那时美国将会处在另一场萧条的深渊之中。
华盛顿被惊呆了。就连自由派的最高法院法官威廉・Ｏ・道格拉斯都称之 为“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 。沃尔特・李普曼写道，自斯大林决定将军 事实力列为其主要目标之日起，美国就只有如法炮制，别无选择。
红军依然驻扎在满洲。俄国守备军不顾已达成的在德国投降后 ６ 个月之 内撤出的协议，仍驻守在伊朗最北部的省份阿塞拜疆。斯大林发表演讲一周 后，即 ２ 月 １６ 日，从渥太华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一个间谍网被侦破，并 被指控试图为俄国人窃取原子弹情报，间谍网中还有一名加拿大议员。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的第一周，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了一篇演 说，围绕这篇演说发生的一些事件使杜鲁门在对苏关系上的矛盾心理暴露无 遗。尽管杜鲁门后来曾做过一番解释，但当时确实是他支持丘吉尔发表这篇 演说的，他事先对演讲的内容也有所了解并且持赞成的态度。
富尔顿小镇位于杰弗逊市以北 ２０ 英里伸展起伏的农田中，小巧玲珑的威 斯敏斯特学院即坐落于此。它是一所长老会男子学校，哈里・沃恩在此读书 时曾担任校橄榄球队中锋。请丘吉尔到该校发表演说是校长弗兰克・Ｌ・麦克 鲁尔博士的主意。麦克鲁尔曾专程到华盛顿去找沃恩，沃恩带他见了“ 老板” 。 杜鲁门得知此想法后颇感兴趣，立即亲笔在邀请信的下方附了一笔：“ 这是 一所在我的老家密苏里州的很不错的学校，希望你能来发表演讲，我会把你 介绍给大家的。顺致问候。”
丘吉尔则在回信中说：“ 有你的支持，无论我说什么都会有人听… … ” ２ 月，正在佛罗里达度假的丘吉尔飞抵华盛顿与杜鲁门商讨演说的事。
根据李海海军上将的记录称：“ 主题… … 就是英国同美国为维护世界和平进 行全面军事合作的必要性。” ３ 月 ３ 日，丘吉尔再次从佛罗里达飞抵华盛顿，
同李海在英国大使馆进一步交换了意见。当时，丘吉尔斜躺在床上，抽着一 支大雪茄，还不时将烟灰弹在散摊在身边的手稿上。李海没有在演说稿中找 到“ 什么毛病” 。
第二天，３ 月 ４ 日，星斯一，杜鲁门和丘吉尔由李海、沃恩、查利・罗 斯、格雷厄姆上校及其他五六位白宫工作人员陪同乘专列火车赴密苏里州，
两位领导人坐在罗斯福的装甲车厢“ 费迪南・麦哲伦” 号内，随行的还有 ４３ 位记者和摄影师。杜鲁门的高昂情绪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高兴这 次旅行有这么多人陪同，还把全世界最有名的演说家丘吉尔请到他老家所在 的州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院去演讲。他的情绪感染了大家，丘吉尔背诵了 惠蒂埃的《巴尔巴拉・弗里奇》，还在晚饭前喝了五大杯威士忌。
稍后，丘吉尔在牌桌上问杜鲁门：“ 总统先生，我想打牌时我可以叫你 哈里吧？”
杜鲁门答道：“ 可以，温斯顿。”
夜色越来越深，丘吉尔装出一副不会打牌的样子，问道：“ 哈里，同花 顺有什么用？” “ 哈里，我想我要在这两三张钩（“ Ｊ ” 牌）上赌一个先令。”
令大家好不开心。
他像个孩子似地喜欢打牌（查利・罗斯写道），他好像还没掌 握用百搭牌代替爱司（“ Ａ” 牌），作五张顺子或同花的要领。因此 在他建议之下我们把百搭牌变成了全百搭打法，我们还玩了五张顺 子牌。总统和我们本想再玩一些百搭的牌，但首相认为这样会搞得 太乱。格雷厄姆是当晚最大的赢家。
次日凌晨两点半许，一手牌刚打到一半，丘吉尔放下手中的牌，神往地 说，希望下辈子能生活在美国，虽然他对美国的一些习惯感到叹惜，有人问 他是什么习惯，他答道：“ 你们吃饭时不喝酒。”
次日即 ３ 月 ５ 日星期二上午，火车正沿密苏里河畔全速行驶，丘吉尔对 他的演说词做了最后的几处改动，随后便油印出来散发给了车上的人。他说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演说。杜鲁门在读完演说词复本后告诉丘 吉尔说他这次演说会“ 大有益处” ，而且肯定会“ 引起轰动” 。
杜鲁门指着车厢墙壁上的总统印记对丘吉尔解释说，他已把鹰的头部转 向橄榄枝一边，丘吉尔则说他觉得鹰的头部应当放在一门旋转炮上。
富尔顿小镇的环境氛围和欢迎场面，一如杜鲁门所期望的。那天阳光灿 烂，气温在华氏 ６０ 多度，整个小镇装扮一新，全然是他心目中的密苏里州的 样子。这才是他最为熟悉的美国，也是他想让丘吉尔看到的美国。成千上万 的欢迎人群中有许多是从周围地区赶来的，他们站在红砖大道两旁向徐徐驶 过的车队欢呼致意。在学院附近的街角处，一群足蹬老式高筒鞋的老先生拄 着拐杖站在侧石上，挥动彩色气球向车队致意，他们身后是几名身着制服的 水兵。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校园也同整个小镇一样挂满了英国和美国国旗。在麦 克鲁尔院长家用过午餐之后，学究气十足的一队人马出发前往学校体育馆，
丘吉尔身着鲜红色礼袍，头戴黑色长毛绒牛津方帽，在队伍中尤其引人注目。
在开场白中，杜鲁门说他是在波茨坦会议上才结识丘吉尔和斯大林的，
自那时起，他对这二人越来越喜欢。他称丘吉尔为当今最杰出的人士之一，
随后说道：“ 我知道他会向世界发表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 ”
丘吉尔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说，一位以私人身份进行访问的人能够被美 国总统引见给学术界的听众实属荣幸，也是几乎不多见的。
总统不顾公务繁忙、责任繁重、事务繁多——这些都是不经请 求而来的，但他从不畏缩——不远千里来参加今天的聚会，给我们 增添了不少尊严和光彩，也使我有机会向我们的同宗以及我在大洋 彼岸的同胞，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发表演说。
总统刚才说我有充分的自由把我在当前这个充满焦虑和困惑 的年代中自己的真实想法如实地告诉大家，这是他的希望，我相信 也是大家的希望。因此，我一定会利用这一自由权利… …
他说，他对俄国人民和他战时的同志斯大林元帅怀有崇高的敬意。“ 我 们欢迎俄国获得它成为世界首要国家一员的合法地位。我们欢迎它的旗帜在 海上飘扬。我们尤其欢迎俄国人民同我们大西洋两岸人民间的接触更加频繁 不断，日益增加。” 丘吉尔又说，然而，他有责任列举“ 一些事实” 。于是，
他开始进入他演说的另一部分，这就是后来引起轰动的那段话，丘吉尔在这 段话中以其特有的鲜明的戏剧性的方式强调了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 一道“ 铁幕” 已笼罩在东欧。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已 笼罩了整个大陆。铁幕的后面是中欧和东欧所有古老国家的首都。
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 特及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周围的人口都处于我所必须称的苏 联范围之内，它们都在不同的形式上不仅受到苏联的影响，而且也 受到来自莫斯科的非常强大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程度越来越厉害 的控制… …
苏联人并不希望战争，希望的是得到战争的果实和他们的势力和信条的 无限扩张。需要作出的回应是，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讲英语的英国和美国结 成联盟。因为丘吉尔了解俄国人，俄国人最为崇尚的莫过于力量，最不怎么 尊敬的莫过于软弱，尤其是军事上的软弱。
从杜鲁门脸上的表情和他好几次的鼓掌当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是赞同丘吉 尔的观点的，台下的听众亦是如此。
然而，美国上下对此的直接反应却是强烈反对。一篇篇社论指责丘吉尔 破坏了美苏之间本已十分紧张的关系。《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不需要同 任何其他国家结盟。《民族》周刊称杜鲁门老是把自己与这件事联系起来是 愚蠢之至。沃尔特・李普曼则把丘吉尔的这次演说称为“ 几乎是灾难性的大 错” 。在莫斯科，斯大林抨击这是对苏联的“ 宣战” 。
面对如此众多的批评，杜鲁门惊呆了。回到华盛顿后，他立即开始开脱 责任。他对记者们说他从未得知丘吉尔要讲什么，还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度，
丘吉尔完全有权利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讲。在亨利・华莱士看来，杜鲁门也 同样不够诚实，因为他坚持说事先并未看到过演说稿，还称丘吉尔使他处于 非常难堪的地位。当记者们追问他对丘吉尔演说的看法时，他本有时间思考
一下，却笨拙地答道：“ 无可置评。”
为了安抚斯大林，杜兽门还专门写信给斯大林，提出他可以用“ 密苏里”
号把斯大林接到美国来，并允诺将陪同他前往密苏里大学，这样斯大林就可 以像丘吉尔一样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斯大林谢绝了这一邀请。
这段时期杜鲁门日子很不好过。新闻界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觉得他头 脑混乱，态度暧昧，不能制订明确积极的对苏政策。政府中那些被认为是了 解内情的人对局势也同样不甚明了。但同时，杜鲁门一面对丘吉尔的演说拒 绝承担责任，一面还对埃夫里尔・哈里曼说，苏联人拒绝从伊朗撤军可能意 味着战争。哈里曼已辞去驻苏大使职务，现在在杜鲁门的恳求下即将担任驻 英大使。他对丘吉尔的讲话极为赞同，在这一点上他同李海、福雷斯特尔、
迪安・艾奇逊等人不谋而合。而这些人则同哈里曼一样满心希望能得到总统 强有力的赞同，并责怪贝尔纳斯，认为他在同苏联人打交道方面是个过于妥 协的政客。
美国驻苏使馆代办、具学者风度的乔治・凯南发回一封 ８０００ 字的电报，
也就是不久以后人们所称的“ 长篇电报” 。凯南在电报中力图打消政府可能 会有的同斯大林政权进行公平交往的任何念头。他写道，克里姆林宫对世界 的看法是神经质的，其核心是俄国人世代以来的不安全感。因此，苏联当局
“ 狂热地坚持” 这样一个观点，即从长远观点看，不可能与美国“ 和平共处” ， 而且“ 对它来说值得想望和必须做的是瓦解我们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我们 传统的生活方式，损害我国在国际上的权威” 。凯南接着写道，剥去了马克 思主义的“ 遮羞布” 后，苏联人只是站在历史面前的“ 一长串残酷成性、挥 霍无度的俄国统治者中的最后一代。这些俄国统治者为了保证其国内脆弱政 权的外部安全，冷酷无情地迫使自己的国家不断扩增军力。
他强调，然而苏联政权对“ 武力的逻辑” 极为敏感，因此在遇到强大力 量时通常会退避三舍。
国务院在丘吉尔演说的两个星期前的 ２ 月份就收到了这封电报。哈里曼 也给福雷斯特尔抄送了一份，福雷斯特尔看后觉得凯南的论点十分重要，便 将电报油印出来，散发给政府中所有的人，几乎每个与外交和军事事务有关 的人员都有一份，杜鲁门也看到了。但是，这份电报虽然将会产生重大的长 远影响，却不是人们有时描绘的——不是白宫里所说的那种能立刻激励人心 的文件。特别是对杜鲁门本人来说，这份电报似乎并未产生深刻的或直接的 影响，原因很可能是哈里曼已经跟他讲了不少这方面的事，包括一年前他们 初次见面时哈里曼就曾谈到过“ 对欧洲的野蛮入侵” 。不管怎样，无论是听 了谁的话，杜鲁门都没有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立场。
在 ３ 月 ２２ 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杜鲁门说他得知海军邀请了约 ６０ 位国 会议员去观看不久将在太平洋上小小的比基尼环礁岛进行的一系列原子弹试 验，感到非常吃惊。杜鲁门表示，７ 月 １ 日之后有多少人去参观他不管，而 在此之前国会还有公务需要处理。贝尔纳斯则怀疑进行这些试验是否明智，
把它们称为“ 此时极不明智之举” ，并警告说这会损害同苏联人的关系。负 责这次行动的海军中将威廉・布兰迪汇报说已经指派了 ３．７ 万人参加此次试 验。杜鲁门认为“ 此时此地” 需要作出决断，话音未落，贝尔纳斯表示他个 人倾向于不进行试验；如非进行不可的话也是越晚越好。华莱士表示赞同。
杜鲁门提出如果取消这些试验就会浪费 １ 亿美元。他决定将试验推迟至夏 天。
第二天晚上，查利・罗斯来到了总统在白宫的住所，与杜鲁门商议宣布 推迟试验声明的事。罗斯后来写道：“ 他当时正在书房工作… … 杜鲁门夫人 不在，他在等着玛格丽特进来。我们一起喝了一杯酒，他好像很孤独。” 杜 鲁门很信任地对罗斯说，他对俄国的担心不像多数其他人那样厉害。
当记者们问及杜鲁门是否同意哈里曼的俄国威胁论的观点时，杜鲁门答 道：“ 我对此无可奉告。” 他以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那种亲密无间的轻松 气氛已被更为谨慎和紧张的氛围所代替。杜鲁门的姐姐玛丽・简前一年来白 宫小住时曾参加过几次他的记者招待会，并以此为乐。她描绘说当时记者们
“ 连珠炮似地” 提出问题，而杜鲁门又能迅速给予答复，使她感到非常精彩，
“ 我总觉得他们好像根本没有给他留出什么时间，而且他们全部从中得到很 大的刺激” 。大家似乎一直很开心。她记得：“ 他们偶尔还会向他提出带有 几分自作聪明的问题，但… … （他）也总能作出同样自作聪明的答复。” 然 而现在，他却在极力避免给予自作聪明的答复。在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越 来越多地听从罗斯和其他手下人的劝告而答之以“ 无可奉告” 、“ 你的猜测 跟我的差不多” 或“ 船到桥头自然直” 。
４ 月 １ 日愚人节那天，联合矿工工会的约翰・Ｌ・刘易斯号召举行全国性 的煤矿工人罢工。对于数十万矿工来说，刘易斯简直是一位过去多年来一直 梦寐以求的领袖。有一次，刘易斯对矿工们说：“ 我为你们的案子辩护时的 声调绝不是那种乞丐请求施舍时的颤抖之音，而是一支强大军队的指挥官雷 鸣般的怒吼，我们要求的是自由人应当得到的权利。” 不难理解，矿工们对 他的忠诚是坚定不渝的。他号召他们罢工，他们就罢工。在以后的几周里，
正值杜鲁门就任总统一周年的时候，报章杂志上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文章，称 赞杜鲁门作为当今总统的表现。而杜鲁门每天的第一件事仍然是浏览四至五 份早报，平常也经常阅读五六种杂志，想必这些文章他都看到了。
《星期六晚邮报》宽厚地指出，也许每位总统都要经历惨痛的过程（杜 鲁门可能还会加上一句，这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学习任何事情的必由之路）。
伯特・安德鲁斯和杰克・斯梯尔这两位记者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 章，认为关键问题在于总统的职能能否不断地扩大。“ 新政派依旧心情不畅，
保守派吹毛求疵，中间派则摇摆不定。他们都发现很难确定杜鲁门前进的方 向。”
诺埃尔・Ｆ・布希在《生活》杂志上撰文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 经常不断地发现总统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杜鲁门在向来宾介绍总统游艇 时，总会一一指出艇内的休息室、游廊和客房，然后说道，“ 这一间是总统 的套房” ，就好像总统不在船上，他自己只是一名助手或导游而已。
这些话（布希写道）可被视为老练或谦恭的表现，也许两者兼 有。若将其同杜鲁门许多其他言行特点联系起来看的话，它们也表 明他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不愿甚至不能把自己当总统看待的奇特品 质。
而对于《生活》杂志的姊妹刊物、更明显地持共和党观点的《时代》周 刊的编辑们来说，现在已十分清楚，杜鲁门是一个平庸之人，总统的职位对 他来说太大了。
当时华盛顿流行的一句俏皮话就是“ 我对哈里没脾气。” 还有一则笑话，
称杜鲁门是皮尔斯以来最软弱的总统，听的人该问：“ 皮尔斯做过什么了？”
讲笑话的人则会喊道：“ 对啦，这就是要害！”
俄亥俄州共和党保守派参议员罗伯特・Ａ・塔夫脱的妻子更是创造了这样 一句名言，“ 犯错误杜鲁门难免。”
然而，也有一些观察家并不急于摒弃他。《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 者阿瑟・克罗克写道：“ 我们看到的是没有惊人的领导力，很少称得上的学 识，也并无深邃之处，然而却很出色、很有人情味和勇气，其判断力是出众 的… … …
３
即便没有煤矿工人罢工，这段时期也早已被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代价 最为惨重的工潮所围困。有一段时间，罢工人数达到了 １００ 多万。尽管在钢 铁工业界使经济受到至今最大削弱的停工此时已经平息，但解决的办法却不 仅是同意增加工资，还要提高钢材价格，这一切无疑都会引发进一步的通货 膨胀。对钢铁工人罢工的解决办法也丝毫未能改善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 象。杜鲁门甚至未等听取自己的事实调查委员会的汇报就提出将钢铁工人的 小时工资提高 １８．５ 美分。这样一来，增加 １８．５ 美分就成了各行各业工人 的要求。
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的罢工拖长了。自约翰・Ｌ・刘易斯将自己的工人从煤 矿撤出那天起，各大工业都受了影响。没有煤，钢铁厂再次封炉，福特汽车 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也被迫关闭。货物运输量减少了 ７５％。在芝加哥 市，电力的使用量奉命减少了一半。
刘易斯此次的问题是建议设立矿工福利基金，其资金来源为每生产一吨 煤抽取 ５％的矿区使用费。但是杜鲁门十分讨厌个子高大笨拙的刘易斯，对 其在杜鲁门委员会面前的喧嚣和傲慢以及在战争期间发动罢工一事记忆犹 新。杜鲁门在私下里曾想若是罗斯福把刘易斯当作卖国贼枪毙了都会是名正 言顺的。当杜鲁门表明他为拟议中的福利基金的合法性担忧时，刘易斯答道：
“ 杜鲁门懂得什么叫合法性吗？”
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日益加剧的全国铁路工人罢工的威胁，似乎无人能正 视或防止这一灾难，一旦发生，将把杜鲁门暴露得比其整个总统任期内除少 数几个事件外的全部事件所暴露的还要淋漓尽致。
杜鲁门发表的几篇公开声明都极为克制。表面上，他十分克制，毫无惊 慌失措之感，全然一副和蔼可亲、兴高采烈的样子，双排扣西装熨得笔挺，
皮鞋擦得锃亮，步伐轻快有力，厚厚的镜片后透出的是充满警觉活力的目光。
他仍有时间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客人——他称之为“ 顾客” ，也总是有时间称 赞或感谢比起往常来此时需要加班加点的部下。他很少忘记午饭后半小时的 小睡，很少推掉指望他能加的各种礼节性活动，而且不管是什么场合，他总 是显得很开心，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压在他的心上。５ 月初的《时代》
周刊称他面对接连不断的危机浪潮，就像一位在激浪中“ 轻快” 浮动的游泳 者。“ 在适逢他 ６２ 岁生日的那一周内显然没有什么事能让他烦心。”
只是偶尔才见得到他发一阵与以往有几分不同的脾气。一位白宫常驻记 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问，为什么他们没有事先得到要召开内阁会议的通 知，杜鲁门厉声说：“ 我想什么时候举行内阁会议就什么时候举行，没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