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朋自幼即對地理、地圖、年表之類的古史知識有濃厚興趣。他在
《自傳》中提到，他進牛津大學讀書前那個暑假（1751 年），曾作過一 個小小的學術探索，認識了一些古物研究知識：「解拉瑞斯（Christoph Cellarius, 1638-1707）和威爾斯（Edward Wells, 1667-1727）的古地圖，
在我心中印下古代地理圖像；從史川求斯（Johannes Stranchius）我學到 年代學的要素；賀維克斯（Christoph Helvicus, 1581-1617）和桑德森
（Sanderson）的年表，與鄔舍（James Ussher, 1581-1656）和普瑞都
（Humphrey Prideaux, 1648-1724）的編年，顯示了事件之間的關連，並 把一大堆人名與日期刻畫在一個清晰、易記的系列之中。」157 1752 年 夏天，吉朋回鄉渡暑假時，更決定寫一本書《賽索斯崔斯王時代》（The Age of Sesostris），嘗試探討這位古埃及的「亞洲征服者」的年代。
157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33. 吉朋閱讀的可能是：解拉瑞斯（日耳曼古典學者）
寫的Geographia Antiqua；威爾斯（英格蘭數學家與地理學家）編的 A New Set of Maps both of Ancient and Present Geography (1704)；史川求斯（日耳曼的年代學家）著的 Chronology；鄔舍（愛爾蘭的 Armagh 大主教）著的 Annals of the World (1658)；普瑞都
（英格蘭教會教士、東方學家）著的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Connec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and Neighbouring Nations（1715-1717，部分取材自鄔舍前書）；賀維克斯（日 耳曼年表學與歷史學家）所著Theatrum historicum et chronologicum (1609)，英譯本The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Theatre of Christopher Helvicus, Distributed into Equal Intervals of Tens, Fifties, and Hundreds: With an Assignation of Empires, Kingdoms, Governments (1687).
根據其《自傳》，吉朋當時曾研讀17 世紀英格蘭年表學家馬歇姆爵 士（Sir John Marsham, 1602-1685）的《大年表》（Chronicus Canon Agypticus, Ebraicus, Gracus, et disquisitions, London, 1672），試圖依此書 所述進行探索。他根據馬歇姆的年表推斷賽索斯崔斯的年代應在西元前 10 世紀，大約與以色列所羅門王同代。但這個推斷與古埃及史家曼尼托
（Manetho）之說不符。曼尼托是西元前 3 世紀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史家，
寫有一部《聖書》（Sacred Book）與《埃及史》（Aegypticaca）。在《聖 書》中，吉朋發現，曼尼托主張賽索斯崔斯乃是傳說中埃及王達瑙斯
（Danaus）的兄長，而達瑙斯在西元前 1510 年渡海占領希臘。依此，賽 索斯崔斯應是西元前16 世紀的法老，比吉朋認定的年代早六百年。此一 矛盾要如何解決？根據他的判斷，曼尼托曾把《埃及史》獻給托勒密二 世（Ptolemy II Philadelphus, 285-246 B.C.），他在《聖書》中的陳述是 為了曲意奉承這位統治者的旨意，並不可靠。托勒密二世意圖將家世上 溯至賀丘里斯（Hercules）家族的馬其頓王朝，而達瑙斯則是賀丘里斯族 的祖先。當達瑙斯的兄長賽索斯崔斯一系絕嗣後，作為其後代的托勒密 家族遂為埃及王室的唯一代表，而可宣稱他們對其征服而來的王國保有 合法繼承權。158少年吉朋提出一個他自認「尚稱巧妙」的解釋。
吉朋是在洛桑求學後期才真正接觸到「古物研究」學問，《皇家銘 刻與藝文學院集刊》是其主要知識來源。159透過此刊物，吉朋接觸到歐 洲古物學界的重要學者與論著。法國古物研究的健將，如羅馬史家布里 帖利（Abbe de la Bleterie, 1697-1772）、近東銘文專家巴特勒密、銘刻 學院秘書布干維爾（Jean-Pierre de Bougainville, 1722-1763）、凱勒斯、
拉丁古典與法國古史家卡容尼葉（Jean Caperonnier, 1716-1775）、法國 古史家封斯曼（M. de Foncemagne, 1694-1779）、東方史與匈奴史專家狄 基內（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與虎克（Abbe Hook）、古典學者 暨法國古史家聖巴拉易（La Curne de St. Palaye, 1697-1781）等，都是他
158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43-44.
159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93.
素所熟悉、甚至認識的學者。160
從1763 年 5 月到 1764 年 4 月間，吉朋在大旅遊（Grand Tour）途 中重遊洛桑，停留了一年。在這段期間，吉朋為了造訪「永恆之城」預 作準備，致力收集、閱讀古代羅馬與義大利的資料，特別是歷史地理方 面的知識。在這方面，他有計畫地研讀了納地尼（Famiano Nardini, d.
1661）與克魯維瑞烏斯（Philipp Kluwer Cluverius, 1580-1623）兩人關於 古羅馬與古義大利地誌著作。
根據「日誌」，在1763 年 9 月，吉朋研讀義大利古物學家納地尼的
《羅馬古史蹟》（Roma antica, 1666）。161納地尼對諸多古羅馬課題的處 理，「極為博學、論斷中肯、詳細精確，雖偶爾失之煩冗，但一般而言 富啟發性」。162從9 月 7 日到 10 月 2 日，吉朋花了十六天的時間專注、
用心地研讀。他稱讚這一部書的博學、論斷與精確，認為後代學者能再 增添的空間不多，但他也批評納地尼「或許太過冗長，有時欠明晰」，
指責他「提出許多難題，和花了數頁去討論一個只須恰當、清楚的觀察 即可解決之處」。163
接著在10 月 13 日到 12 月 3 日，吉朋詳讀古典學者克魯維瑞烏斯編 寫的《義大利古史蹟》（Italia Antiqua, Leyden, 1624）。在這部書中，作 者首先說明義大利的各種名稱及疆域、土地、氣候、居民與語言等資料，
再逐一介紹各個地區的歷史地理，從利古里亞海岸（Liguria）、亞德里 亞沿岸（Adriatic coast）、伊斯特里亞（Istria）、阿爾卑斯山通道、塔 斯坎尼（Tuscany）、盎布里亞（Umbria）、皮西納姆（Picenum）、拉 丁平原（Latium）、康巴尼亞（Campania）、卡拉布利亞（Calabria）、
160 Robert Shackleton, “The Impact of French Literature on Gibbon,” Daedalus (Summer, 1976), pp. 42-43.
161 收入日耳曼古典學者格拉維烏斯（Johann Georg Graevius, 1632-1703）所編《羅馬古蹟集 成》（Thesaurus antiquitatum Romanarum, 12 vols., 1694-1699）.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313-314.
162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313-314.
163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 343.
魯堪尼亞（Lucania）等等。吉朋認為這是一部「古代地理課題的寶庫，
確實處理得很仔細，或許除了希臘與義大利之外，沒有其他國家值得這 樣的處理」。164他指出本書的優點：
整部書中，權威出處都臚列出來，經過篩選，並互相比較；而比較 的結果並非總是對他們有利。古人時常根據記憶引述。當時圖書稀 少，地圖更少；在一個若無眼睛之助心智即容易飄忽的科學，訛誤 難以避免。註釋家塞維烏斯經常遭到克魯維瑞烏斯的批評。在這裡，
這一位冒牌的學者被拿掉了假博學的面具。165
克魯維瑞烏斯在作批評時，連古代的大師如托勒密（Ptolemy, c. 100-c.
178）、史特拉坡（Strabo, 64 B.C.-A.D. 24?）和普林尼等都不放過。不 過，吉朋發現克魯維瑞烏斯本人其實也犯了時人太過迷信古代名師的毛 病，常把古人的錯誤歸咎於傳抄之誤。他批評克魯維瑞烏斯的考訂「有 許多嫌太大膽，有更多是貿然或無用」。而整部書「資料龐多、方法混 亂、文體則是各個時代作者引文的一個雜燴」。166總體而言，吉朋讀完 此書以後，仍自覺從中「取得許多有用的知識，將不易忘記」。167
關於羅馬古城地誌，吉朋還研讀了荷蘭學者弗西烏斯的《古羅馬城 的規模》（De antiquæ Romæ magnitudine）與丹麥學者包瑞求斯（Olaus Borrichius, 1626-1690）的《羅馬古城》（De Antiqua Facie Urbis Romae）
兩部著作。168他對古羅馬道路的歷史也極感興趣，讀了荷蘭學者威謝林
（Petrus Wesseling, 1692-1764 ） 編 訂 的 《 羅 馬 古 道 路 》 （ Vetera Romanorum itineraria, 1735），稱讚此書是「有關羅馬帝國地理最有用的 著作」。169此外，法國古典學者丹維爾的《古義大利道路測量》（Mesures
164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356-357.
165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 426.
166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426-427.
167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 426.
168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344-350, 354-356. 這兩書都收入格拉維烏斯編的《羅馬古蹟集成》中。
169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 293.
Itineraires）與古物學者柏吉爾（Nicolas Bergier, 1557-1623）的《羅馬帝 國道路史》（Histoire des grands Chemins de l’Empire Romain）兩書也出 現在讀書日誌之中。170這些都是後來吉朋在書寫《羅馬帝國衰亡史》時 經常引述的著作。
研究歷史地理時，吉朋決定加入「古物」與「紋章」方面的研究。171 他為此造訪洛桑的「紋章學院」（Academy of Medals）與公共圖書館。
吉朋在洛桑圖書館接觸到文獻考證學，研究當代考證大師的經典：馬比 揚的《古文書學》和孟福貢的《古文字學》。不過，吉朋並不是一個「真 正」的學者，缺乏深入此一學問的熱情。他在後來承認自己雖研究過文 獻考證的理論，卻從「未學到如何應用這門技藝」。172無論如何，文獻 考證學卻也讓他認識到一個新的古史研究領域。
相對地，吉朋認真地研究過「古泉幣學」（numismatics）論著，後 來也經常引用「紀念章」與「錢幣」上的史料來證史。1764 年 12 月，
吉朋讀英國評論家約瑟夫．艾狄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的古物 論著《論古代泉幣的用處》（Dialogues upon the Usefulness of Ancient Medals），以期瞭解「研究紋章之學能獲得的好處」。173艾狄生在書中 的第一個對話指出：
確實，紋章可以大幅地照亮歷史，因其可以確定某些文句確實是出 自古代作者，可以解決不同說法的爭議，也可以記錄下被忽略掉的 事情。就此而言，一櫃子的紋章就是一部歷史。174
艾狄生更以歷史比羅懷疑論的論述，宣稱「古物」乃是比「文字資料」
更可靠的史料。史家在書寫歷史時，他說：「徵引一個紋章遠比徵引一
170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332n, 336n.
171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 445.
172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136-139.
173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455-456.
174 Joseph Addison, “Dialogues upon the Usefulness of Ancient Medals,” in The Works of Joseph Addison, ed. Henry G. Bohn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906), vol. 1, p. 203.
個作者可靠，因為如此，你不是訴諸一個蘇東尼烏斯或一個藍普瑞迪烏 斯（Aelius Lampridius，按：《羅馬皇帝傳》的作者之一），而是直接訴 諸皇帝本人，或整個羅馬元老院。」何況，文字史料容易遭到篡改、甚 至偽造，但是「古幣上的文字或人物更無遭到抄書人和謄寫者篡改之 虞」。175這些立論對吉朋應有所啟發。艾狄生之外，吉朋研究瑞士古物 學家史班漢（Ezechiel Spanheim, 1629-1710）古物學名著《古泉幣研究》
（De Praestantia et Usu Numismatum）。176「我更嚴肅地研讀史班漢的鉅 著《古泉幣研究》，並與他同樣拿國王與皇帝們、家族與殖民地的紋章，
來解說古代歷史。」177他讚揚這本書「是紋章之學的真正寶庫，此一學 問的經典之作」。178在《衰亡史》的寫作過程中，紋章資料是吉朋最常 應用的輔助學科，史班漢的著作更是他經常引用的專著。
跟古典考證一樣，古物研究學者的學術也有優劣、高下之別。吉朋 閱讀古物研究論著時，經常評斷古物學家的功夫。例如，他曾比較法國 考古學者凱勒斯的《論古畫》（Dissertation upon ancient Painting），與 拉諾季（M. de la Nauze）的《普林尼論古畫》（Memoir upon the Manner Pliny has treated of ancient Painting），指出：
雖然凱勒斯名氣較高，但我自己應比較喜歡拉諾季。……拉諾季的 著作很博學、嚴謹、有識見，雖然有時不夠精確。凱勒斯的考察則
雖然凱勒斯名氣較高，但我自己應比較喜歡拉諾季。……拉諾季的 著作很博學、嚴謹、有識見，雖然有時不夠精確。凱勒斯的考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