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 10.6253/ntuhistory.2013.51.03
吉朋的史學與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
楊 肅
献
*提 要
本文探討18 世紀英國歷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羅馬史 寫作與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術之間的關連。吉朋一生學術盡在《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書，這一部
六卷的鉅著處理了兩個羅馬帝國將近1300 年的衰亡史事，書寫耗費吉朋近二 十年的光陰，乃是其畢生最重要的志業。這部巨構是在什麼樣的學術基礎上 完成的？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學術課題。 吉朋是一個鄉紳子弟，自幼接受文法學校的古典教育；青少年時期，他 遠赴瑞士洛桑求學，獲得進一步的古典學術訓練。在這時期，吉朋接觸了近 代法國的古典學術，並廣泛閱讀文藝復興以來歐洲古典學界的著作，從古典 考訂到古物研究各種類別。在這過程中，他累積了大量有關古代羅馬歷史的 材料，成為爾後書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學術基礎。吉朋雖然自身終究沒 有成為一個專業的古典學者，卻瞭解古典學者研究工作的史學價值，知道如 何去運用這些研究發現來照亮古代的歷史。他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寫作 中，巧妙地結合了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與18 世紀的啟蒙精神，完成了自從古 典時代結束後歐洲史學上最重要的巨構。 關鍵詞：吉朋 《羅馬帝國衰亡史》 古典學術 古典研究 古物研究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yangsh@ntu.edu.tw.
導言：《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學術基礎
一、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術的發展
二、吉朋與古典學術的相遇
三、吉朋與古典研究傳統
四、吉朋與古物研究運動
五、結語
導言：《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學術基礎
18 世紀英國歷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一生的學術，盡在《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以下簡稱《衰亡史》）一書。這部鉅著全書共 6 大冊 71 章，敘 述西、東兩個羅馬帝國近 1,300 年的衰亡史事，書寫此書耗費了吉朋近 二十年的光陰，乃是其畢生的志業。從任何角度看，《衰亡史》都是一 部傑作，堪稱歐洲史學自古典時代結束以來最著名的史著。這一部史學 巨構是如何構造的？特別是，吉朋是在什麼樣的學術基礎上完成這樣的 巨構？這是吉朋的讀者或研究者感到興趣的課題。 就如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衰亡史》一書也絕非輕易就可寫成。 認識吉朋的學術者都會同意吉朋的閱讀廣闊、治學堅實，而這些特點都 明顯地反映在《衰亡史》裡面。他敘述羅馬帝國衰亡的歷史時，旁徵博 引的功夫非常驚人。根據統計，這部書全書共下有 7,917 個註腳，內容 主要是在註明本文敘述的資料出處，或說明資料取捨之類問題。這近 8,000 個註腳有如 8,000 塊堅實的磚塊，在吉朋手中疊出一座不朽的「羅 馬帝國」大廈。1
1 這個數字是根據 1905 年英國 Methuen 出版公司發行的 Methuen Standard Library 版七卷 本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的統計而得。
那麼，這將近 8,000 塊的歷史「磚塊」是如何取得的？無疑的，是
來自吉朋畢生孜孜的勤學與驚人的閱讀。他曾在《自傳》（Memoirs of My
Life and Writings）中回顧《衰亡史》的寫作：「我的敘述是萃取自我最
後一個時期的古典閱讀。」2這裡所說「最後一個時期的古典閱讀」，指
的應是1768 年以後吉朋在羅馬史計畫「從願望到期待，從期待到規劃，
從規劃到執行」後，進行的系統性閱讀。在這過程中，吉朋從塔西陀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c. 56-117）、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 c. 61-113）和朱文諾（Decimus Junius Juvenalis，活躍在西元 2 世紀初）等 「熟悉的舊伴侶」讀起，並「不知不覺地潛入奧古斯都時代浩瀚的歷史 大洋之中」。他在閱讀時：
總是一筆在手，逐步往下探究，深入希臘文與拉丁文的原始紀錄，
從 笛 歐 （Dio Cassius, c. 150-235 ） 到 阿 米 亞 努 斯 （ Ammianus
Marcellinus, c. 330-395）的著作，由圖拉真（Trajan, 98-117 在位） 時代直至西羅馬皇帝末期為止。紋章、銘刻、年表等輔助資料被安 置到應到的課題中。同時，我運用提勒蒙（Louis-Sébastien Le Nain de Tillemont, 1637- 1698）的彙編……來編排……這一批零碎鬆散的歷 史材料。我在博學的穆拉多利（Lodovico Muratori, 1672-1750）的 義大利《編年》（Annali d’Italia）與《古史》（Antiquitates Italicae medii Aevi）裡，於漆黑的中世紀探索我的路；努力將其與西格尼烏斯（Carlo Sigonius, c. 1524-1584）與馬費（Scipione Maffei, 1675-1755）、巴 隆尼烏斯（Caesar Baronius, 1538-1607）與巴吉（Antoine Pagi, 1624- 1699）等著作中相平行或交叉的文字，對照參證，直到幾乎觸及 14
世紀羅馬的廢墟為止。3
這段自敘吐露了吉朋羅馬史書寫的學術根基。歸納地說，他的寫作主要 依靠兩類資料：一、羅馬時代的拉丁典籍，如塔西陀、小普林尼、朱文
2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 as Originally Edited by Lord Shef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7), p. 180. 中譯文為筆者自譯，下同。
諾、笛歐、阿米亞努斯之屬的著作；二，近世歐洲古典學者的論著，包 括義大利的巴隆尼烏斯（天主教史家）、西格尼烏斯（古史家）、穆拉 多利（義大利中古史家）、馬費（古史家）與法國的巴吉（教會史家） 與提勒蒙（羅馬史與教會史家）等的著作，以及紋章、銘刻與年表等方 面的古物研究資料。 吉朋的《衰亡史》寫作學術基礎之廣博，可從書中 7,917 個註腳的 內容獲得印證。吉朋使用註腳之多與應用之妙，可說是前無古人、來者 難及。學者馬欽（I. W. J. Machin）統計，在《衰亡史》近 8,000 個註腳 中，有4,413 個是引證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者的著作或編纂作品。4換言 之，吉朋寫作時引用的資料有一小半取自古典拉丁作家的著作，另一大 半則是依賴近代歐洲古典學者的研究。這個統計點出吉朋史學與近代早 期歐洲古典學術的密切關係。 根據馬欽的研究，《衰亡史》引證的近代古典學者人數多達409 人， 涵蓋英國、法國、日耳曼、義大利等地區，5囊括了16 到 18 世紀歐洲絕 大部分古典學術權威，幾乎也是一個18 世紀史家所能掌握的羅馬史研究 資料的最大能耐了。6這一批歐洲的古典學者，一部分來自文藝復興的 「 古 典 研 究 」 學 術 ， 另 一 部 分 則 出 自 17 世紀以降的「古物研究」 （antiquarianism）傳統。這兩類學問構成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術」 （classical scholarship）的主要內容。 吉朋的《衰亡史》寫作融合了近代早期的古典學術與18 世紀的啟蒙 精神，細心的讀者可在這部巨構中看到吉朋對古今學術所作的巧妙結 合。本文的目的，即是要探討吉朋的羅馬史寫作與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 術之間的關連。
4 I. Machin, “Gibbon’s Debt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5 (1939, Reading), pp. 85-86.
5 I. Machin, “Gibbon’s Debt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5, p. 85.
6 David P. 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p. 41.
一、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術的發展
（一）文藝復興運動與古典學術的興起
吉朋的羅馬史書寫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賴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界累積 的研究成果。欲探討吉朋與歐洲古典學術傳統的關連，首先必須對近代 歐洲「古典學術」的發展史有所瞭解。
英國古典學者山迪斯（Sir John E. Sandys, 1844-1922）在 20 世紀初
寫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古典學術史》，指出文藝復興「古典學術」的 主要目的是透過古代典籍的研究「摹仿和重製古典的風格與生活的模 型」。7 1946 年，另一英國古典學教授葛洛（H. W. Garrod, 1878-1960） 在劍橋大學「葛雷紀念講座」（J. H. Gray Lectures）演講「古典學」 （Scholarship）之意義與價值時說： 古典學……可公平地視為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發明。與前輩們相較， 文藝復興的學人是更真實的學者。他們設法復原一個業已逝去的生 活。其學術工作是……從早已逝去的文學或語言的斷簡殘篇，還原 古代的外觀和精神。8 誠如史家諾瑞特（Charles G. Nauret, Jr.）所說，文藝復興人文學者致力 從古代典籍中「重新去發現、復活古羅馬文明的內在精神」，期望「在 一個業已失去、然可回復之古代的基礎上，創造一個嶄新的文化」。9 從古代典籍的「斷簡殘篇」中尋回「羅馬文明的內在精神」，乃是 義大利人文學者的特殊關懷。葛洛與諾瑞特都是從此一經典角度來定義
7 John E.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64), vol. 2, p. 1.
8 H. W. Garrod, Scholarship: Its Meaning and Val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19-20.
9 Charles G. Nauret, Jr.,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2.
古典學術的內涵。但是，隨著文藝復興的北傳，人文運動的探討領域也 發生變化，古典研究的對象漸從「文學或語言」擴大為對「整個古典文 明」的探討。20 世紀前期德國古典學者維拉莫維茲（U. von Wilamowitz- Moellendorff, 1848-1931）即從這個角度來討論古典學術。他在 1920 年
代出版的《古典學術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寫道：「古典學術
的性質……是由其研究主題來界定：希臘—羅馬文明的精髓及其存在的 每一方面。」他解釋說： 這個學科的工作，就是藉科學的力量來復活那個已經消逝的世界─ ─重新復原詩人的歌詞、哲學家與立法者的思想、神廟的神聖、信 仰者與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場與港口的熱鬧生活、海洋與陸地的樣 貌，以及工作與休閒中的人們。10 為了全面瞭解古典文明，近代古典學術依研究對象發展了一些獨立學 科，如語言、文學、考古學、古代史、銘文學、泉幣學與紙草學等。不 過，維拉莫維茲提醒，古典學術有整體性：「吾人致力探索的生活是一 體的，故吾人的科學也是一體的。」研究古典時，學者須注意「莫讓這 種獨立的東西窒息了整體意識」。11 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經歷幾個階段的發展。第一個階段是由14 中期至16 世紀中期，文藝復興中心是在義大利，人文學者出於「對古典 語文的特別尊崇」，汲汲於「古典作品」的發現與考訂。第二個階段從 16 世紀後期持續到 18 世紀初，法國與荷蘭繼起為人文運動的重心，古 典學術則主要轉入「古物研究」領域。12
（二）「古典研究」的發展
14 世紀中葉以降，隨著文藝復興運動的開展，「古典研究」成為歐10 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ugh Lloyd-Jones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1982), p. 1. 11 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p. 1.
洲人文學者的主要志業。這個文化運動的首要工作是「獵書」，亦即蒐 集古籍的抄本，而佩托拉克（Francesco Petrarch, 1304-1374）是首開獵書 風氣的學者。1333 年，這位詩人兼學者抵達低地國，在列日（Liege）圖 書館內塵封的古籍中，找到兩篇羅馬作家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 B.C.）失傳已久的演說詞，「初嚐到發現的喜悅」；13 1345 年，
他又在義大利的凡戎納（Verona）發現幾篇西塞羅的幾卷書信，即〈致 阿題庫斯書〉（“Epistulae ad Atticum”）、〈致吾弟昆圖斯書〉（“ad Quintum fratrem”）與〈致布魯圖斯書〉（“ad Brutum”），並親筆抄錄下
來。14佩托拉克的發現啟動了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也帶動了近世歐洲的 古典學術運動。 佩托拉克之後，義大利人文學者繼踵而起，競以蒐求古籍抄本為 志。15他們風塵僕僕，造訪大小修道院，翻遍各地圖書館，以尋找古籍 抄本；一旦有所發現，則能買的買，不能買的就自己抄錄或出資僱人抄 寫。16他們的成果豐碩。14 世紀以前，許多古典作者或久已湮沒無聞， 或鮮有知之者；然經過人文學者的努力，到文藝復興結束時現行希臘文 與拉丁文的典籍都已大致齊備了。17
13 John E.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2, p. 7. 其中一篇是著名的 “Pro Archaia”（〈為詩人亞開雅辯護〉）。
14 關於佩托拉克的獵書工作，參見 John E.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2, pp. 6-9; Rudolf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pp. 9-10, 13-14.
15 佛羅倫斯的人文學者沙儒塔提（Caluccio Salutati, 1331-1406）、尼可羅（Niccolo Niccoli, 1363-1437）、柏吉歐（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等致力於蒐求拉丁古籍，而瓜利 諾（Guarino of Verona, 1374-1460）、奧瑞斯巴（Aurispa of Sicily）與費列爾佛（Francesco Filelfo, 1398-1481）等則進而蒐集希臘古籍。參見 Charles G. Nauret, Jr.,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pp. 34-36.
16 王任光，《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頁 49-53。 17 包括希臘作家柏拉圖（Plato, 427-347 B.C.）、艾斯其勒斯（Aeschylus, 525-576 B.C.）、 索福克里斯（Sophocles, c. 496-406/5 B.C.）、亞里斯多芬（Aristophanes, c. 445-c. 385 B.C.）、希羅多德（Herodotus, c. 490-c. 425 B.C.）、修昔底德（Thucydides, c. 460-c. 399 B.C.）與波力比烏斯（Polybius, c. 200-c. 118 B.C.）等，拉丁作家陸克雷修斯（Lucretius,
人文學者發掘古代典籍，目的是要從古籍中窺探古人的生活與理 想，作為現世生活的指引。但古代典籍經歷傳抄，抄本多有訛誤，其中 繕寫錯誤者有之，漏字漏句者有之，後人評註混入正文者有之，造成後 人解讀上的困難。於是，人文學者又有必要對古籍進行校勘與考訂工作， 以回復古籍原貌。他們常以不同抄本仔細比對、改正錯字、辨別真偽， 以求得一個善本。18佩托拉克不僅搜求、傳抄古籍，而且一旦覺得文本 有訛誤時，也會嘗試進行考訂。他的工作引導爾後人文學者走向「文本 考訂」（textual criticism）之路，開啟歐洲古典研究之門。19 不過，佩托拉克在性情上是個詩人多於是個學者，其古籍考訂工作 大都是隨興所至，且多屬臆測的性質，並非有系統的專業學術工作。他 的考訂方法也相當單純，或以多種手稿進行校勘，或藉對古典的熟悉而 生的直覺來作考訂，尚不是一種嚴謹的科學考證。20實質上，如維拉莫 維茲所說，文藝復興早期人文學者的目的是「復活羅馬詩歌與修辭之美， 和獵取那遭到遺忘的、可據以涵養新羅馬精神的羅馬典籍」，並不關注 「史學或學術在蒐求或散播古籍上可扮演什麼角色」。總之，這些學者 基本上「只是文人、政論家、教師，但絕未成為學者」，古典學術史一 般而言也僅視他們為古代作品的發現者與散播者，並不「期待人文主義 者的學術」。21 文藝復興運動雖始於14 世紀中葉，但要到 15 世紀前期「古典學術」 運動才真正展開。22義大利學者羅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 1407-1457） 是這個運動的靈魂人物，其著作「標誌了文本考訂再度被引進的決定性
c. 99-55 B.C.）、李維（Titus Livius, 59 B.C.-A.D. 17）、塔西陀與昆提里安（Quintilian, c. 35-?）等，在中世紀時幾乎都遭到遺忘，見 Charles G. Nauret, Jr.,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p. 36.
18 王任光，《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運動》，頁 53-54。
19 Rudolf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 pp. 20-23. 20 Charles G. Nauret, Jr.,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p. 37. 21 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pp. 20-23. 22 H. W. Garrod, Scholarship: Its Meaning and Value, p. 21.
階段」。23瓦拉是一個拉丁文「文法」專家與「修辭」大師，他將這兩 種學問運用在古籍的考訂上面，發展出一套「語言學」（philology）的 考證方法，帶來治學方法上的重要突破。1440 年代，他以這種方法考證 羅馬教廷的重要文獻《君士坦丁的捐獻》（Donatio Constantini），發現 此一文獻乃是8 世紀時教會的偽作，而非如教廷宣稱是西元 4 世紀羅馬 皇帝君士坦丁頒佈的真實文獻。大約同時，瓦拉探究古代拉丁文的發展 史，認為拉丁文歷經長期的變遷，而羅馬共和後期與帝政早期是其「黃 金時代」。他整理、歸納了黃金時代拉丁作家的字彙、語法、修辭等，
寫成一本手冊《論拉丁文之美》（Elegantiae latinae linguae, c. 1440），
作為學者學習優美的拉丁文的典範。此外，他更利用此種語言學方法來
考訂古羅馬史家李維的《羅馬史》（Ab Urbe condita，英譯 History of
Rome），訂正了李維文本中的一些錯誤，從而點出古典作品本身也未必 如許多人文學者認為的，乃是絕對神聖、不容質疑的聖典。24此一發現 有助於讓人文學者在心理上更易接受、順應古典的批評工作。 從瓦拉以後，「文本考訂」變成歐洲古典學術的中心工作，特徵是 對古典作品進行嚴謹的批評與考證。經過學者們近300 年的努力，到 18 世紀時，絕大部分的古代典籍幾乎都已經蒐羅、整理、考訂完竣了。18 世紀中期，啟蒙泰斗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曾回顧說：「先前， 在16 世紀與 17 世紀大半時期，文人界投注許多時光在對希臘和拉丁作 者進行文法的批評。由於他們的努力，我們有了各種辭典、考訂好的版
23 Rudolf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 p. 37. 學界對何者為近 代古典學術的創立者有不同看法：葛洛推崇佛羅倫斯學者柏吉歐的成就，譽之為「近代 古典學術的創立者」（H. W. Garrod, Scholarship: Its Meaning and Value, p. 23）；但 Pfeiffer 認為這有過譽之嫌，因柏吉歐雖作了一些文字訂正工作，實際上並非真正的「考 訂」（emendare），且其成就也無超出時人之處（Rudolf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 p. 32 n）。
24 Charles G. Nauret, Jr.,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pp. 36-42; Rudolf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 pp. 35-41.
本，以及種種古代典籍的註疏。」25換言之，當青年吉朋在接受古典教 育之時，與羅馬歷史相關的各種古典文本已經大致整理齊備了。
（三）「古物研究」的興盛
在文藝復興的復古運動中，人文學者除了發現、考訂古典文本之外， 也從事古代文物的查訪與考掘工作。1337 年，佩托拉克首度造訪「永恆 之城」，這座古都四處散布的古羅馬史跡，激發了他的歷史與考古興趣。 他曾熱心地考察羅馬的地誌，觀賞古羅馬的藝術品，蒐集羅馬錢幣與銘 刻之類的古物，甚至嘗試運用這類古物來作為歷史的證據。26佩托拉克 可說是歐洲「古物研究」運動的先驅者，只是他對古物學的興趣遠不如 對古籍研究的熱衷。在近代歐洲，古物研究之成為一門嚴謹的科學，主 要應歸功於弗拉維歐．畢揚多（Flavio Biondo, 1393-1463）這位義大利 人文學者的努力。 畢揚多出生於義大利的佛利（Forli）城，是一位幹練的公務員，長 期在教廷擔任文書工作。他也是一位優秀的人文學者，對古代義大利歷 史地理尤有研究。1444 年到 1446 年間，畢揚多對永恆之城進行了一次 系統的考查。他蒐羅各種與羅馬相關的文本、考古、泉幣、銘刻與地圖 等資料，加以科學的、嚴密地篩選、鑑別與解釋，目的是要「復原這座 古城的自然外貌」。27他把這個研究成果整理成《古羅馬的復原》（De Roma instaurata）一書，確立了科學的古物學原理與方法。28畢揚多隨即25 Voltaire, “Men of Letters,” in Diderot & D’Alembert, Encyclopedia: Selection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Nelly S. Hoyt & Thomas Cassirer (Indianapolis: Bobbs- Merrill Company, Inc., 1965), p. 248.
26 John E.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2, p. 4; Roberto Weiss, 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2nd 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pp.
30-38.
27 Jeffrey A. White, “Introduction” to Flavio Biondo, Italy Illustrated, vol. 1, books 1-4, ed. and trans. Jeffrey A. Whi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x.
以相同方法，投入義大利歷史地理與文物史蹟的調查，花了六年時間完
成《描述古代義大利》（Italia illustrata, 1453）一書；最後，又在 1453
年至1460 年出版《羅馬的榮光》（De Roma triumphante），有系統地整
理、考訂古代羅馬的宗教、民政與軍事制度等。29畢揚多的研究開創了 近代歐洲科學的「古物研究」運動。30 畢揚多之後，義大利人文學者持續古典古蹟的發現工作。他們研究 羅馬地誌，調查義大利的古蹟，收集古代銘刻、泉幣與各種古物，成績 相當可觀。31但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古典作品的考訂畢竟才是主流， 古物研究充其量只是附帶的興趣。然到16 世紀後期，當文藝復興的中心 轉移到法國後，由於古典作品的整理已漸齊備，古典學術的重心逐漸轉 入古物的研究。北區人文學者處在相異的時空，有不同的學術關懷。他 們並不像義大利人那樣熱衷回復古羅馬的精神，而更著重透過古代文物 的考掘來重現羅馬古文明的物質面貌。 16 世紀以來，古物研究之所以漸受到歐洲古典學界重視，還有一個 重要的哲學背景：「比羅懷疑論」（Pyrrhonism）的再興。比羅懷疑論 原是西元 3 世紀的一個希臘哲學學派，核心人物是塞克斯塔（Sextus Empiricus, 活躍於 200 年前後）。塞克斯塔傳承了西元前 3、4 世紀希臘 哲人比羅（Pyrrho of Elis, c. 360-275 B.C.）的懷疑主義，32著有《比羅懷 疑論大綱》（Hypotyposes，英譯Outlines of Pyrrhonism）與《對各種學者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pp. 66-70.
29 Jeffrey A. White, “Introduction” to Flavio Biondo, Italy Illustrated, vol. 1, books 1-4, ed. and trans. Jeffrey A. White, p. x.
30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70-71.
31 詳見 Roberto Weiss, 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chapters 7-13. 32 比羅主張理性無從透視事物的內在實體，充其量只能揣知事物的外表。每個人所見所知
各有差異，真偽對錯無從絕對判定；人既對一切事物無法確知，就應終止其判斷，而 任何判斷則應附加「大概」等概然語辭，以「在我看來似乎如此」之類不確定的語句來 表達。詳見傅偉勳，《西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87），頁 166-167。
的批判》（Adversus mathematicos）33兩書，來闡述比羅懷疑論的方法。 塞克斯塔在《比羅懷疑論大綱》中提出一種論證：在討論真理時一旦遇 到爭議，則必須有一個標準來判定真理屬誰；而「為斷定有關真理標準 之爭議，又須有一個大家先行接受之標準，以憑判定這一爭議；然而為 了取得此一先行接受之標準，對此一先行接受標準之爭議又須先行加以 斷定」。如此一來，整個討論就陷入一種無止境的關於真理標準的爭議， 而真理本身的尋找遂不可能。34塞克斯塔以這樣的論證方法，在《對各 種學者的批判》一書中，對各種學問與教條進行全面性的攻擊，質疑任 何聲稱可以達到真理的可能性。 古典時代結束之後，塞克斯塔的著作在西歐學術界消失了千年之 久，直到15 世紀中期才又重現在文藝復興的義大利。35當時，佛羅倫斯 教士兼改革家沙凡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曾以比羅懷 疑論的方法，攻擊羅馬教會的神學權威與教條主義，呼籲回歸信仰本 身。36到宗教改革時期，無論在新、舊教陣營，雙方神學家也都運用類 似比羅懷疑論的方法作為論戰武器，揭發對方神學根基的不可靠，意圖 顛覆對方神學教條的真理價值。37 16 世紀 20 年代中期，日耳曼學者亞格瑞巴（Henricus Cornelius Agrippa, 1486-1535）把比羅懷疑論的矛頭從神學爭論轉向批判俗世學 問。亞格瑞巴在1526 年出版《論藝術與科學的虛妄性》（De incertitudine
33 Adversus mathematicos 一書之書名，字面上的意思是「對數學家的批判」，不過，此書 的前 6 卷全面地批評了各種學問，故又被稱為「對各種學者的批判」（Against the Professors）。
34 Sextus Empiricus, Outlines of Pyrrhonism, trans. R. G. Bu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1939), book 2, chapter 4, sec. 20, pp. 163-165. 轉引自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Savonarola to Bay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
35 有關 15 世紀中葉以來「比羅懷疑論」在西歐學術界重現的過程，詳見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pp. 17-43.
36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pp. 20-24. 37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pp. 3-16.
et vanitate scientiarum et artium declamatio invectiva）一書，對各種知識 活動與所有學問進行全面性的攻擊。38亞格瑞巴對世俗學術的批判也波 及歷史學，對歷史知識的客觀性提出強烈質疑，形成一種「歷史比羅懷 疑論」（historical pyrrhonism）。根據亞格瑞巴的論述，史家容易觸犯 三大「惡德」：疏忽或輕信資料、刻意虛構事實與顛倒是非黑白。他檢 討古代大小史家的著作，強調這些乃是史家的通病，並由是下結論說歷 史知識難有確定性，「歷史中找不到確實的真相」。39義大利學者佩崔 紀（Francesco Patrizzi, 1529-1597）進而質疑出現「好的史家」的可能性。 一個好的史家必須要能夠客觀地呈現歷史的真相。但是，在佩崔紀看來， 這是不可能達成的任務。史家要麼與事件的發生同時，要麼不是。若是 後者，則史家因不是事件的見證人，無法陳述歷史真實；若為前者，則 史家或為事件的同黨，或為中立人士。若是同黨，他會有強烈動機去歪 曲、說謊，使真相不彰；而即便是後者，史家也難以獲知真相。因為， 佩崔紀分析，史家一旦維持中立，就會因不是事件同黨而無法進入決策 核心，遂看不到事件的原委。總之，無論從那個角度分析，我們都不可 能期待有「好的」歷史家。40 在歷史比羅懷疑論的衝擊下，傳統史學的信譽面臨強烈的壓力。到 17 世紀，歷史家又時常捲入各國的宗教與政治紛爭，歷史書寫充斥各種 偏見，失去了客觀、真實的本質。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比羅懷疑論更是 甚囂塵上，史學的發展充滿危機。不過，就在這個時機，歐洲學術界開 始出現了一種自我檢討，試圖在傳統的歷史寫作之外，尋找更可靠的歷
38 亞格瑞巴是個虔誠的教徒、羅馬教會的支持者，著作本意是在為基督教的真理性作辯 護。他對人文運動親近異教學問而輕視教會真理深不以為然，主張唯有耶穌基督與聖
經才是真理之源，而所有的人間學問與知識皆是虛妄。參見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pp. 28-29.
39 Julian H. Franklin, Jean Bodin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the Methodology of
Law and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89-96.
40 Julian H. Franklin, Jean Bodin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the Methodology of
史知識基礎。在這方面，古物研究運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1 傳統的史學主要是依賴「文字資料」來書寫歷史，但這類資料的可 靠性受到歷史比羅懷疑論者的強烈質疑。文字史料通常是二手紀錄，易 受到記錄者主觀的影響而失真，也容易遭偽造而失實，被認為並非可靠 的歷史知識來源。由於傳統的文字史料遭到質疑，古人遺留的具體可見 古物，如銘刻、紋章、泉幣、紀念物等，遂特別顯現出作為客觀史料的 價值。42 17 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指出，「古 物」是「遭受磨損的歷史，或無意間逃過時光磨難的歷史殘留」，是「從 紀念碑、地名、歌辭、俗諺、傳說、私人紀錄和證言、斷簡殘篇等，保 存或救回的一些資料」。在培根眼中，古代遺跡乃是一種「不完整的歷 史」（unperfect history）。43近代的古物研究學者多少都帶有歷史比羅懷 疑論心態，相信實證觀察比哲學教條可信；他們總是偏好具體可見的實 物，認為客觀存在的物件是其出現的時代最佳的代言者。誠如西班牙學 者阿古斯丁（Antonio Agustíny Albanell, 1516-1586）所說：「沒有比羅
馬泉幣更可靠的了，那是羅馬官府擔保的正式文件。」44
在17 世紀時，「古物研究」成為歐洲各國古典學術的重心，不但法
國、英格蘭等文藝復興的後起之秀是如此，45甚至文藝復興起源地義大
利的學術界也幾乎完全被攻占。46 17 世紀古物學的研究工作包含兩個層
41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 pp. 10-11.
42 有關近代「古物研究」運動的發展，參見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 54-79;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pp. 1-39.
43 Francis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62), p. 73. 44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 56-57. 45 關於 17 世紀法國的古物研究學術，參見 Peter N. Miller, Peiresc’s Europe: Learning and
Virtu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至於 17 世紀
英格蘭的古物研究學術，參見Graham Parry, The Trophies of Time: English Antiquarian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次：其一，廣泛地蒐集、整理、解讀具體的古物，如銘刻、泉幣、雕像、 特許狀、遺跡、考古證據等，以萃取個別的古史事實。其二，根據蒐集 到的事實來考證地誌、制度、習尚、宗教等古史專題。47換言之，近代 歐洲的古物研究派意圖透過廣泛蒐集古代文物來研究、重建古代史，但 他們對強調時序的傳統政治史與軍事史不感興趣，轉而重視對人種、習 俗、法律、制度等古史專題進行深度的「系統性描述」。48結果，他們 在傳統史著之外發掘到大量有關古典歷史的新證據與新課題，靜待有慧 見的歷史家來利用，以書寫入史。
二、吉朋與古典學術的相遇
吉朋與近代歐洲古典學術傳統有長久的接觸期，其古典學術訓練可 分為兩個階段。1753 年以前，他在英格蘭接受基礎的文法教育，閱讀了 一些古典作品，然未能深入；1753 年之後，他被送到瑞士接受新教的教 育，漸由基礎的古典閱讀進入「古典學術」的堂奧。（一）基礎的古典訓練
吉朋出生在英格蘭一個典型的鄉紳家庭，自小接受當時一般鄉紳子 弟接受的傳統古典教育。49根據其《自傳》，吉朋在七歲時（1744 年） 接受啟蒙，在一位家庭教師的教導下開始習拉丁文。50兩年後，他進入 家鄉普尼（Putney）附近的京士頓（Kingston-upon-Thames）學校，正式 接受古典訓練。京士頓學校是一所「文法學校」，與當時多數學校一樣，47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 58-59. 48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p.
3.
49 有關 18 世紀英格蘭鄉紳（gentry）階層子弟的教育，參見 G. E. Mingay,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6 ), pp. 131-141.
教學方法很傳統，但要求非常嚴格。51吉朋回憶在這裡「流了不少血淚 後，取得拉丁語法知識」，並開始閱讀基本的拉丁古典，包括費德魯斯 （Gaius Julius Phaedrus, c. 15 B.C.-c. A.D. 50）的拉丁文本《伊索寓言》
（Aesop’s Fables）、聶波斯（Cornelius Nepos, c. 100-c. 25 B.C.）的《名
人傳》（De viris illustribus）。此外，他也學習了一些希臘古典文學，
如文學家波普（Alexander Pope, 1688-1744）譯本的荷馬《史詩》。52
吉朋自幼體弱多病，經常臥病在床。臥病期間，他常藉閱讀打發時 間，無意中培養出閱讀興趣，拉丁古典是主要閱讀對象。1747 年，他因 病從京士頓輟學在家，期間曾自修德瑞登（John Dryden, 1631-1700）英 譯的味吉爾（Publius Virgilius Maro, 70-19 B.C.）《阿尼亞德》（Aeneid） 和歐威德（Publius Ovidius Naso, 43 B.C.-A.D. 17）《變形記》（Meta- morphoses）等古典作品。1749 年，吉朋轉學到倫敦的「西敏寺學校」 （Westminster School），卻又經常因健康問題輟學。1750-1752 年，吉 朋被送回鄉間靜養，隨一位教士研讀賀瑞修（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65-8 B.C.）和味吉爾的拉丁詩，開始懂得「一種不完美的、淺略的品嚐
拉丁詩人」。53這期間吉朋也讀了幾部英譯本的古典史著，如英格蘭古
典學者里托貝利（Isaac Littlebury, 1657-1710）譯的希羅多德（Herodotus）
《歷史》（Histories），史培爾曼（Edward Spelman, d. 1767）譯的色諾
芬（Xenophon, c. 428-c. 354 B.C.）《居魯士遠征記》（The Expedition of Cyrus），蘇格蘭古物學者戈頓（Alexander Gordon, 1692?-1755）譯的塔
西陀著作，與 17 世紀翻譯的普羅科比烏斯（Procopius of Caesaria, c.
500-562?）著作。54
51 關於英格蘭的「文法學校」傳統，見 Robin Davis, The Grammar School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67), chapter 1. 有關早期文法學校的課程與教學方式， 參見同書，pp. 42-46.
52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24-27. 53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29-30.
54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31. Geoffrey Keynes 編定的吉朋藏書目錄中，還列有上 述史培爾曼與戈頓兩人的譯本。見 Geoffrey Keynes, The Library of Edward Gibbon,
吉朋的健康狀況在這之後奇蹟似地好轉，終於可以過正常的學生生
活了。1752 年，他被送進牛津大學，成為莫德林學院（Magdalen College）
「特別自費生」（gentleman-commoner）。當時，牛津大學的學風散漫，
教師無心教學，學生也志不在學問。55這種散漫風氣無法滿足青年吉朋
的強烈求知慾。吉朋在牛津期間的讀書狀況雖然不佳，但在導師的指導 下，仍讀了特倫斯（Publius Terentius Afer, d. 159 B.C.?）的「三、四齣
拉丁喜劇」，以提昇拉丁文的基礎能力。56
（二）進入古典學術殿堂
在牛津就學期間，吉朋因導師疏於督導，而有機會接觸到17 世紀法
國主教鮑蘇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 1627-1704）的神學著作，研讀
其《天主教教義闡釋》（Exposition of the Catholic Doctrine）與《基督新
教發展史》（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Variations）兩書，不知不覺中受其
宗教思想的吸引，終至受洗為天主教徒。57在18 世紀的英格蘭，天主教 仍然受到法律的禁制，受洗為信徒更是政治上的大禁忌。吉朋父親知悉 兒子改宗後相當震驚，為免影響吉朋前途，遂決定將其送往瑞士接受宗 教改造，期待其重皈新教信仰。1753 年 6 月 30 日，吉朋抵達洛桑 （Lausanne），在新教牧師巴維立亞（Daniel Pavilliard）監護下，接受 新教教育與古典訓練。吉朋在洛桑的五年教育，對爾後他的學術生涯起 了關鍵性的影響。 初到洛桑的吉朋，首先必須學習新的語言法文，以便適應陌生的新 環境。為此，巴維立亞牧師督導吉朋每天練習兩次法文，效果甚佳。不
Second Edition (Dorchester, 1980), pp. 261, 286.
55 吉朋對當時的牛津大學甚感失望，在《自傳》中對其學風有很不客氣的批評，參見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37-40.
56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42.
57 有關少年吉朋改宗天主教始末，見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45-48. 鮑蘇埃兩 部書的法文原著是 Exposition de la doctrine de l’Eglise catholique sur les matieres de
過一個月的時間，他就有了基本的聽、講能力。58宗教的改造花費較長 的時間。吉朋的心靈一直在天主教與新教之間擺盪，最後確實導向了新 教，但對他而言，洛桑的長老會與英國國教仍有不少隔閡，需要加以克 服。無論如何，到1755 年 2 月，吉朋終於化解了疑惑，正式宣告重新變 回一個「好新教徒」了。59 完成宗教改造之後，吉朋才開始系統地接受古典學術訓練。巴維立 亞是個牧師，學術雖非專精，但「對各種類別的文學都有一些正確的， 雖甚粗淺的知識」，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開啟他的英國學生的心 靈」。60不過，吉朋需要提昇語言的能力，以滿足進一步的學術研究需 求。從1755 年 4 月起，吉朋花了 9 個月的時間勤習法文與拉丁文。過去 他對這兩種語言「懂得非常膚淺」，但現在很快就「完全地精通」了。61 在17、18 世紀，法國執歐洲古典學術牛耳，法文與拉丁文則是古典學界 的兩種主要語言。吉朋精通了這兩種語言，就等於擁有打開通往歐洲古 典學術殿堂的兩把鑰匙。 巴維立亞牧師是一位態度嚴謹、教學有方的老師，他幫吉朋擬定一 套教學計畫，引導這位學生「批判性地閱讀法文與拉丁文的古典」，使 其逐漸「從盲目、毫無徵別的閱讀，進入正式的教授之路」。62吉朋的 古典訓練進展得很快，到1756 年時已自認可以獨立的、有系統的研究拉 丁古典了。
58 Jane E. Norton, ed., The Letters of Edward Gibbon (London: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1956), vol. 1, p. 2, “To Edward Gibbon, Sen. Mon. 31/7/53”.
59 Jane E. Norton, ed., The Letters of Edward Gibbon, vol. 1, p. 5, “To Catherine Porten [Feb. 1755]”.
60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59.
61 吉朋自稱在 1755 年僅花了 9 個月，就「使自己完全精通法文和拉丁文」。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To January 28th, 1963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29),
p. 4. 有關吉朋在洛桑的生活，參見楊肅献，〈青年吉朋：一位羅馬帝國歷史家的養成〉， 《新史學》第12 卷第 2 期（2001，臺北），頁 64-72。
在1756 年與 1757 年，吉朋自己規劃了一個很具雄心的讀書計畫。 他依照「歷史」、「詩」、「演說」與「哲學」四類，列出拉丁古典作 者，再按年序逐部精心研讀，「從普勞塔斯（Plautus, c. 250-184 B.C.） 和沙魯斯特（Sallust, 86-35 B.C.）的時代，一直到羅馬帝國與其語言的 衰亡為止」。63吉朋在《日誌》中留有讀書紀錄： 1. 詩人：味吉爾、台布魯斯（Tibulus, 55-19 B.C.）、卡圖勒斯（Catullus, c. 85-c. 54 B.C.）、普羅波西烏斯（Propertius, c. 50-16 B.C.）、賀瑞修、歐威德。 2. 史家：沙魯斯特、李維、維列烏斯（Velleius Paterculus, c. 19 B.C.-A.D. 30）、瓦勒瑞烏斯（Valerius Maximus, 1 世紀
初）、塔西陀、蘇東尼烏斯（Suetonius, c. 69-?）、科西烏
斯（Quintus Curtius, 1 世紀）、查士丁（Justin, 2 或 3 世
紀）、弗羅魯斯（Florus, 2 世紀）與笛歐等。 3. 戲劇：普勞塔斯、特倫斯。 4. 哲學：魯克瑞修（Lucretius, c. 99-c. 55 B.C.）。64 後來吉朋宣稱：「這個讀書計畫，我在洛桑的最後二十七個月進行，幾 乎將其完成。」65這一批典籍涵括大部分重要的拉丁古典，其中多數後 來都出現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的註腳中。 吉朋在這個閱讀計畫中很講求讀書方法，務求能透徹理解古代經 典。他回憶這回的讀書說：「我命自己研讀特倫斯、味吉爾、賀瑞修、 塔西陀等人兩遍，甚至三遍。……我絕不漏掉任何一個困難或訛誤的段
63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69-70. 普勞塔斯是西元前 2、3 世紀的羅馬劇作家，
寫過130 部劇本，其中有 20 部存留，是後世所見最古的拉丁文作品；沙魯斯特是西元
前1 世紀羅馬史家，著有 Bellum Catilinae、Bellum Iugurthinum 與 Historiae 三書。有關 兩位拉丁作家的生平，參見 M. C. Howatson & Ian Chilvers, eds., Oxford Concise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30-431,
477-478.
64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5. 65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70.
落。」在閱讀過程中，他也經常參考「最博學或最有創見的註釋家的見 解」，例如：
讀賀瑞修則參考托倫修斯（Hermann Torrentius, 1450-1520）與達西
爾（Andre Dacier, 1651-1722）、讀味吉爾則參考卡特羅（Francois
Catrou, 1659-1737）與瑟維烏斯（Marius Servius Honoratus, 4 世紀
末）、讀歐威德則參考梅吉立亞克（Claude Meziriac, 1581-1638）、 讀塔西陀則參考利比西烏斯（Justus Lipsius, 1547-1606）。66 瑟維烏斯是4 世紀的羅馬文學家，以註釋味吉爾而著名。卡特羅是法國 歷史家，翻譯了味吉爾的作品，並作了評註。托倫修斯是荷蘭的古典學 者、格諾寧根（Groningen）大學的修辭學教授。達西爾是法國古典學者， 曾翻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編訂賀瑞修的作品，並譯成法文。梅吉 立亞克是法國數學家與古典學者，編註有歐威德的《書信集》。利比西 烏斯則是16 世紀荷蘭的古典學大師，以考訂、註釋塔西陀的著作成名。 吉朋反覆地參考了這些古典專家的專業見解，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一 大堆歷史的與考證的知識」。67 吉朋的古典學知識增長快速，洛桑的環境漸無法滿足其求知慾。在 求知慾的驅使下，吉朋轉向洛桑以外的學術界尋求協助。1756 至 1757 年，吉朋以匿名方式與幾位歐洲古典學者通信，包括：巴黎大學古典學 教授、李維專家克雷維業（Jean B. L. Crevier, 1693-1765），蘇黎世大學
希臘文與希伯來文教授布列丁格（Johan Jacob Breitinger, 1701-1776）與
漢諾威哥廷根（Gottingen）大學古典文學教授葛斯訥（Johann Matthias
Gesner, 1691-1761）。68吉朋向他們請益希臘與拉丁古典考訂問題，以解
決自己在研讀古典的過程中產生的疑惑或難題。他對此一經驗甚感自 傲：「能自由地與這麼著名和博學的批評家互相辯難，讓我意識到自己
66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70;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5. 67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70.
68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78-80; Jane E. Norton, ed., The Letters of Edward
的實力，因此深受鼓舞。」69
（三）與歐洲古典學界的交會
1758 年，吉朋結束五年的「流放」生活，回到了英格蘭，卻也因而 離開法文的學術環境。儘管如此，他對古典學術的熱情不曾消退，仍「非 常勤奮造訪此一派古典文學」。70由於不再有巴維立亞牧師的指導，吉 朋必須要獨立問學。從1759 年到 1763 年，他主要是透過幾個法文的古 典 期 刊 與 歐 洲 古 典 學 界 保 持 接 觸 ， 如 《 皇 家 銘 刻 與 藝 文 學 院 集 刊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博
學學報》（Journal des Savans）、《科學與藝文彙刊》（Bibliothèque des
Sciences et des Beaux Arts）、《寰宇評論》（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與
《圖書評論》（Bibliothèque Raisonèe）等。這些期刊載有各種學術訊息，
摘錄、評介新出版的古典論著，成為爾後吉朋重要的精神食糧，以及古 典研究訊息、知識的重要來源。
在 這 期 間 ， 歐 洲 各 國 正在 打 七 年 戰 爭 （Seven Years War, 1756-
1763），英國政府為了防範法國入侵，下令各郡成立民兵營以協助保境
安民。1759 年，吉朋奉父親之命加入「罕布夏郡民兵南營」（South
Battalion of Hampshire Militia），擔任上尉軍官之職。71在三年多的時間
裡，吉朋忙於民兵軍務，跟隨部隊操練、行軍、紮營與社交，但他仍在 公餘之暇抽空讀書，而《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博學學報》與 《科學與藝文彙刊》等就成為其軍旅中的重要知識伴侶。其中，《皇家 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對吉朋的學術發展影響最深。
「 皇 家 銘 刻 與 藝 文 學 院 」 （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的前身是「皇家銘刻與紋章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s
69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79. 70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93.
71 有關吉朋的民兵營生涯，參見楊肅献，〈青年吉朋：一位羅馬帝國歷史家的養成〉，《新 史學》第12 卷第 2 期，頁 73、87-90。
Inscriptions et Médailles），乃是路易十四（Louis XIV）時財政大臣柯爾 貝（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在 1663 年設立的一個小委員會， 隸屬於「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這個機構延攬博學的古 典學者為委員，替王室頒行的紋章或紀念物蒐求、審定適當拉丁格言和 銘文，意在表彰國王的豐功偉績。1683 年，皇家銘刻與紋章學院擴大學 術規模，發展出考古、泉幣、金石與語言等部門。1701 年，銘刻與紋章 學院從法蘭西學院獨立出來，並在 1716 年更名為「皇家銘刻與藝文學 院」，且決定出版期刊，刊登歷史、考古、語言學、泉幣學、金石學等 方面的學術訊息與論文。 在18 世紀時，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是歐洲古典研究的重鎮，在古典 學界的聲望崇高。吉朋曾讚揚這個機構是「博學、觀點精確與文雅的結 合，在其中可碰到許多重要發現，……或有時是一種謹慎、飽學的無知， 這比路易十四以野心帶來的其他邪惡勝利，更能讓他名垂不朽」。72當 世法國著名的古典學者大都是學院成員，如古文書學大師馬比揚（Jean Mabillon, 1632-1707）、古文字學大師孟福貢（Bernard de Montfaucon, 1655-1741）、古物學者福列瑞（Nicolas Fréret, 1688-1749）、比較史學 先驅布羅塞斯（Charles de Brosses, 1709-1777）、歷史地理學者丹維爾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1687-1782）、古藝術專家凱勒斯 （Comte de Caylus, 1692-1765）、近東銘文專家巴特勒密（Jean-Jacques Barthélemy, 1715-1795）、印度學家杜泊榮（Anquetil-Duperron, 1731- 1805）等。
吉朋與《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的接觸應始於1758 年以前，他
在這年 3 月開始處女作《論文學研究》（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的寫作時，曾多方引用這個期刊的論文。73吉朋喜愛其內容，
72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T. Becket and P. A. De Hondt, 1764), p. 10;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93.
73 吉朋寫《論文學研究》第 2 節時，首次引用《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第 4 卷的文章。 按照吉朋的日誌，這一節是在1758 年 3 月寫成，見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7.
推崇為「博學的與多樣的集刊」。1759 年，吉朋一回到英格蘭，在拿到 第一筆生活津貼後，就迫不及待地去買下這套期刊。他在《自傳》中談 到當年奔赴書店買書時的喜悅心情： 我收到第一季生活津貼後，立即將大部分用在文學需求上。我難以 忘懷，當我拿一張二十英鎊鈔票去交換那二十卷銘刻學院集刊時心 中那種快樂。同一筆錢花在其他種花費，也不易買到這麼豐富的理 性娛樂。74 1761 年 4 月到 1762 年 8 月間，吉朋密集地閱讀此一期刊登載的古典學 術研究論著。75這是他從洛桑回到英格蘭後與法國古典學術接觸的最重 要管道，也是他後來書寫《衰亡史》時最常引證的古典資料來源。76 《博學學報》創刊於1665 年，是歐洲最早的一份學術期刊。創刊主 編德沙羅（Denis de Sallo, 1626-1669）是一位法國作家與律師，受王室 之託辦此期刊，以刊載「文人界的任何新聞」，內容將包含「歐洲出版 的主要圖書的正確目錄，且不單只列出目錄，還要說明其內容與用處為 何」。77《博學學報》刊載古典學界的研究成果、科學界的研究發現、 學界的動態、名人的誄辭、法庭的報導等。78在 1761 年 10 月，吉朋的 《論文學研究》出版後，《博學學報》立即大幅摘要報導，並給予很好 的評論。79吉朋在《日誌》中提到此一刊物「非常推崇我的書」，內心 甚受鼓舞。80他在 1761 年 11 月至 1762 年 12 月間陸續閱讀《博學學
74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93.
75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p. 24, 31, 33, 35, 36, 38, 86, 90, 95, 101, 106, 108. 76 根據馬欽的統計，《衰亡史》一書引用《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多達 120 次。見 I.
Machin, “Gibbon’s Debt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5, p. 86. 77 引自 David Maland, Culture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London: B. T.
Batsford Ltd., 1970), p. 290.
78 Harcourt Brown, “History and the Learned Jour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3, no. 3 (1972, Philadelphia), pp. 365-378.
79 見 Journal des Savans, October 1761 (Paris), pp. 689-694. 80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42.
報》，81給予極高的評價：「我不知如何才能表達對這個學報的喜愛， 其特色是博學、精確與識見；但我最敬佩的是其公正與坦誠，能夠指出 一部著作的優點與缺點，予前者真誠而恰當的讚揚，同時冷靜而溫和地 點出後者。」這個刊物「是所有學報的先驅，但仍然較它們為優」，他 對這個學報的唯一意見是「稍欠一點兒大膽與哲學」。82 同一期間，吉朋也閱讀了《科學與藝文彙刊》。83這個期刊在 1761 年10 至 12 月號也摘要、評論《論文學研究》，吉朋讀後在《日誌》中 表示：「他們給予很高的評價，且預言我會出頭。」84 1762 年 5 月到 7 月，吉朋改以勒克拉克（Jean Le Clerc, 1657-1736）主編的《寰宇評論》 作為「閒暇時的閱讀」，85提供他一個「無窮的娛樂與知識的寶庫」。86 最後在1763 年 8 月到 1764 年 3 月，吉朋在洛桑為進入義大利旅行作準 備時，還努力研讀荷蘭的古典研究期刊《圖書評論》，讀完 50 卷中的 37 卷。87《圖書評論》分為兩部分，篇幅大致相等、但性質完全相異。 第一部分刊載許多神學、法學與古典文學論著，吉朋讚美其「契合 17 世紀風行的真正學術品味，……旁徵博引結合恰當的批評」；但是第二 部分的文章，他抱怨說，在口味上與18 世紀接近，混合有「對神學的冷 漠，皮相的學問與魯莽的思維；語氣教條獨斷，文章簡短破碎、虛浮不 實」。88吉朋雖然積極吸收當代學界的研究果實，但仍保留了自己的獨 立評斷標準。
81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p. 42, 90, 92, 93, 94, 96, 187.
82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Esq. (London, 1814), vol. 5, pp. 442-443.
83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p. 42, 66, 88, 187. 84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66.
85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p. 79, 84, 87, 100. 86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79.
87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289-474,
passim.
（四）為古典學術而辯
吉朋在1761 年出版《論文學研究》，目的是要為古典研究的價值進 行辯護。此時，青年吉朋何以要挺身為古典學術而辯？原來，當吉朋潛 心古典研究時，歐洲學風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自17 世紀以來，歐洲學界 革 新 知 識 探 索 方 法 ， 探 索 對 象 也 從 古 典 轉 向 自 然 ， 在 「 自 然 哲 學 」 （Natural Philosophy）上──主要是數學、物理學與天文學──有突破 性成就。自然哲學由是躍升為新的顯學，而埋首故紙堆的古典學術則漸 受到冷落。在18 世紀中期，伏爾泰觀察到此一變動說：「今日，這種考 訂工作已不再那麼需要，業已讓位給哲學的精神了。」89在啟蒙聖地的 法國，古典學術的處境似乎更困難。吉朋抱怨說： 在法國……希臘與羅馬的學問與語文，橫遭一個哲學的時代所忽 略。這類學術的守護神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被降為巴黎三個皇家 學院中地位最低者。卡紹本（Isaac Casaubon, 1559-1614）與利比西 烏斯的後繼者們，則被鄙視地冠以「學究」（Erudits）此新稱號。90 1756 年與 1757 年間，吉朋正積極投入古典閱讀，對古典學術懷抱熱情， 堅信其知識價值。他不滿古典學術的遭遇，遂發出不平之鳴：「我企圖 以自己作實例……證明古典研究可以磨練和展現各種心智能力。」91 吉朋寫《論文學研究》，據其自傳，表明要與啟蒙哲士達冷柏（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針對古典學術問題進行一次對話。1751 年，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與達冷柏主編的《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首卷問世，達冷柏寫一篇〈導論〉（“Discours preliminaire a l’Encyclopedie”），闡述其著作精神與知識架構。哲學家培根曾提出一種
89 Voltaire, “Men of Letters,” in Diderot & D’Alembert, Encyclopedia: Selection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Nelly S. Hoyt & Thomas Cassirer, p. 248.
90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95. 91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96.
知識論，將人的心智能力分為「記憶」、「想像」與「推理」三個層次， 並對應這三種能力，把知識分為「歷史」、「藝術」與「哲學」三大領 域。92達冷柏循培根知識分類理念，在〈導論〉中將文學界分為「學者」、 「藝術家」與「哲學家」三類。他發現這三類文人各有專長，並無共同 之處，卻常彼此相輕：學者恆輕視詩人與哲學家，以其所著為無事實依 據之空話，相對地，「詩人與哲學家……鄙視學者為一群可憐蟲，只想 到 堆 積 而 不 懂 得 品 賞 ， 把 最 下 等 與 最 貴 重 的 紋 章 全 無 徵 別 地 堆 在 一 塊」。93 達冷柏考察人類心智的成長程序，主張學術的演進會循著一個自然 的歷程：起始於「博學」，繼之以「藝文」，完成於「哲學」。94近世 歐洲學術的發展正符合這個歷程。古典時代結束之後，古人遺留的學問 漸遭到遺忘，科學與藝術原理隨之流失；直到文藝復興運動，達冷柏指 出，人們方擺脫「野蠻狀態」，心智重新獲得活力，四處都出現「啟 蒙的再生」。95但在當時，人們依其心智狀況容易就導向本於「記憶」 的學問，如「語言」與「歷史」： 剛脫離野蠻時，人們發現自己的心智尚處於幼稚階段，雖渴望累積 觀念，但因心智長期處於懶散狀態，尚無能力取得較高層次的觀念。 而在所有心智能力中，最先開發的是記憶，因其最容易得到滿足， 而藉其協助取得的知識也最容易建立。96 而此時適有古代典籍的發現，人們遂自然地投入古典研究領域： 他們以為只須閱讀，即可變得有學問；而閱讀遠比理解容易。於是， 他們全無徵別地狼吞虎嚥所有古人留下的著作。他們翻譯、作註解，
92 Francis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 W. Kitchin, p. 69. 參見傅偉勳，《西洋哲學史》，頁 256。
93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trans. Richard N. Schwa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pp. 51-52, 55-56.
94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 60. 95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p. 61-62. 96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 63.
並出於感激而開始崇拜之，雖尚不了然其真價值。97 這樣產生了一批在達冷柏看來是炫學、自大的「博學之士」。他們「浸 淫於各種古典語言，寖至輕蔑自己的語言；他們博曉古人種種事物，然 對其幽雅精緻處卻不甚了了；他們的虛榮、炫學導致如此自大」。98 達冷柏在〈導論〉中對古典學者多所嘲弄。他嘲笑這些人「驕傲地 從事一種困棘的、常是可笑的、有時是野蠻的學問，還引以為榮」。99他 暗諷古典研究乃是一種最低層次的知識探索：「記憶包含吾人所有知識 的基本材料，學者的著作經常提供各種素材，給哲學家與詩人來鍛鍊其 智能。」100他聲稱過去那些著名的古典學者如今已不再受到尊榮：「今 日，鄙視他們被認為是一種正當的作為；實際上，許多人還以此為傲。」 這 個 時 代 「 似 乎 是 嘗 試 以 吾 人 的 輕 蔑 ， 來 懲 罰 這 些 學 者 的 過 度 自 負；……而當把這些偶像踩在腳下時，吾人似乎希望使其連名字都被遺 忘」。101 對古典學術命運的如此起落，吉朋相當感慨：「那個時代，人們覺 得研究、尊崇古人是一種高尚成就；這個時代，人們卻以為忽視、輕賤 古人比較安然與文雅。」102吉朋有意替古典學術討公道，乃於1758 年 3 月動筆寫作《論文學研究》。這本書原是針對法國文化界而寫，故原本 是以法文寫成，之後才譯成英文。他在書名中使用了「文學」（littérature） 一詞，實際上是指謂「古典學術」或「博學研究」（Erudition）。 《論文學研究》一開始就指出學術猶如時尚，常隨時代而變動：希 臘化時期是邏輯與形上學，羅馬共和時期是政治與修辭學，奧古斯都時 代是歷史與詩，羅馬帝國晚期是文法學與法學，13 世紀時是士林哲學， 近代則是古典文學。這些學問「都曾經各領過風騷，也都先後遭到輕
97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 63. 98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 63. 99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 64. 100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 56. 101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 64. 102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6.
蔑」，103但吉朋主要是關注「古典學術」的近代命運。1453 年君士坦丁 堡陷落後，古典學者星散；後來，佛羅倫斯麥迪奇家族（the Medici）提 供贊助，重新匯集學者，才促成文藝的復興，將「荷馬和西賽羅傳布到 亞歷山大所不知之地，與羅馬未曾征服的國度」。104古典學術由是逐漸 開展，而在路易十四的法國達到顛峰。當時，法國學界受笛卡爾哲學的 啟迪，精進了古典考訂的方法，樹立了新學風；另一方面，路易十四也 獎掖學術，贊助成立幾個學會，包括被吉朋視為古典學術守護神的「皇 家銘刻與藝文學院」。一時之間，法國古典學者輩出，包括博蘇（René Le Bossu, 1631-1680）、布瓦羅（Nicolas Boileau-Despreaux, 1636-1711）、 拉賓（René Rapin, 1621-1687）與布魯莫（Pierre Brumoy, 1688-1742）等
人，都致力「向社會宣示古典文學的價值」。105
然而，好景不常。吉朋發現從這時期起古典學術開始步入衰運。隨 著自然哲學的興起，古典學術相形失色：「今日，自然哲學與數學登上 王座：其姊妹學問伏撲在它們跟前，屈辱地鍊在它們車後，被奴隸般地
驅使來點綴其勝利。」106 1690 年代至 1730 年代，西歐學界爆發一場文
化論戰，史稱「古今之爭」（Quarrel of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s）或
「書籍之戰」（Battle of the Books），爭論古學與今學之優劣。107在這
場論戰中，吉朋說，古典學術遭到致命的一擊。當時，「今人派」陣營 出現一批厲害的能手，如泰拉松（Jean Terrasson, 1670-1750）嚴謹的邏 輯，封騰內爾（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 1657-1757）精密的哲
103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2-4. 104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5-6.
105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0. 吉朋在《自傳》中點出，這個 學會是「皇家銘文與紋章學院」，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93.
106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4-5.
107 有關「古今之爭」，詳見 Richard F. Jones, Ancients and Moderns: A Study of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Move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61,
1975); Joseph M. Levine, The Battle of the Book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Augustan
學，拉摩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 1672-1731）絕妙、適當的風格， 以及聖．海亞新特（Thémiseul de Saint-Hyacinthe, 1684-1746）直爽的嘲 弄。108他們協力對古人發動猛攻，寖至「把荷馬貶低到與夏培林（Jean Chapelain, 1595-1674，法國詩人）之流的同等地位」。109面對這種攻 擊，吉朋抱怨說，「古人派」的回應卻流於「瑣碎」，充滿「偏見、 謾罵與吊書袋」。這不但無助於護衛古典，反而對其造成傷害，因「嘲 弄 雖 是 全 衝 著 古 人 派 而 來 ， 然 古 人 ──這 次 爭 論 主 題 ──卻 連 帶 遭 殃」。110 《論文學研究》意在駁斥達冷柏之輩對古典研究的輕蔑。吉朋承認 說，一個具備獨立思考能力與活潑想像力的人，不可能喜好一種僅靠記 憶的學問。但在他看來古典學術絕非只是記頌之學，而和其他學問一般 能磨礪人的各種智能。吉朋考察近代的「才智之士」，發現許多人完全 投入古典研究，有更多人曾鼓勵、雖未深入耕耘，但是「他們幾乎無人 曾經鄙視之」。義大利科學家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 1625- 1712）在天文發現成名前，曾浸淫於古代占星術；著名科學家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並不避諱去考訂古代的紀年系統；法國學者賈申迪 （Pierre Gassendi, 1592-1655）曾探究伊比鳩魯（Epicurus, 341-270 B.C.） 的著作，為其思想辯護；日耳曼學者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tz, 1646-1716）則擱置了歷史研究，改研究古代數學，考訂 5 世紀
數學家卡培拉（Martianus Minneus Felix Capella）的著作。111
108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1. 有關泰拉松、封騰內爾、拉摩 特與聖．海亞新特等人對希臘文學的批評，參見Joseph M. Levine, The Battle of the Book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Augustan Age, pp. 140-145.
109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1. 此處，吉朋指的應是 1714 年 聖 ．海亞新 特發表 的 “Dissertation sur Homère et sur Chapelain” 一文，此文收入 Thémiseul de Saint-Hyacinthe, Chef d’oeuvre d’un inconnu (Amsterdam, 1714).
110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11-12.
111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13-14. 按：牛頓在晚年出版了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 Amended (London, 1728)一書；賈申迪在 1647 至 1655 年
在近代學者中，吉朋指出，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是 少數完全投入自己的哲學、並鄙夷其他學問的學者。至於其他學者，則 或多或少都曾從事古典研究，並從中獲得學問上的益處。荷蘭學者葛羅
修斯（Hugo Grotius, 1583-1645）即因「通曉全部的古代知識」，遂能「揭
開古代神諭，打擊無知與迷信，減緩了戰爭的災難與恐怖」。他在國際
法經典《論戰和之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 1625）中的論述，顯然
是基於堅實的古典學術根基。這些學者的身體力行，足以證明古典文學 研究本身「具有正當性」。112然而儘管例證歷歷，啟蒙知識界卻視而不 見，刻意輕賤古典學術：「我們的哲學家一直假裝震驚，說居然有人能 終其一生都在獲取僅屬於字詞與事實的知識，塞滿了記憶卻未能增進理 解力。而我們的機智之士則充分知道可占讀者無知的便宜，遂大肆輕賤 古人與古典研究者。」113這是吉朋最感不平之處。 《論文學研究》是文化史上「古今之爭」的一段微弱終曲，卻是古 典學術與啟蒙精神的一個有趣對話。吉朋結合了理論與實例，力圖扭轉 啟蒙時代對古典學術的偏見。他的努力未必足以力挽時代狂瀾，但對 其個人的學術成長卻有重要意義，如他日後的回顧：「某種哲學精神的 曙光，照亮了我對歷史與人文研究所做的概括性觀察。」114這本小書除 了論戰目的外，也對「古典考證」與「歷史研究」的方法進行深入的討 論，從其中可以看到青年吉朋在「古典學術」與「歷史研究」方面的敏 銳觀察。吉朋後來投入《衰亡史》的寫作，其方法基礎似乎已在此時奠 基。
in decimum librum Diogenis Laertii, qui est de vita, moribus, placitisque Epicuri (1649) 與
逝世後才出版的Syntagma philosophicum (1658)；萊布尼茲則在 1670 年代曾接受法國王 室的委任，編訂卡培拉的著作，以作為法國皇太子的數學教本。
112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14-15. 113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12-13. 114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101.
三、吉朋與古典研究傳統
吉朋是在洛桑期間開始接受正規的古典學術訓練，之後持續保持對 古典學術的興趣，並隨時注意古典研究的動態。他通常會參照近代學者 的註釋來閱讀古典文本，以求確實瞭解；耳濡目染下，他學會了一些文 字考訂的方法，並曾嘗試實際的考訂練習。 1758 年，吉朋在撰寫《論文學研究》時曾參考古今批評家的說法， 提出一套「批評」（criticism）理論，「批評乃是對作品與作者作出評斷 的一種技藝：評斷其所言是否正確；其所言是否適當；其所言是否屬 實」。文本批評涵蓋三類工作：第一類需要文法、語言、手稿的知識、 要能區辨假定的與真實的表現、或讓訛誤的文句恢復原意，是「文法家」 的工作；第二類包含全部演說術與詩藝理論，屬於「修辭家」的專長； 第三種是探究事實的情境與真相，乃是「歷史家」的職事。115這三種不 同性質的批評工作，吉朋都嘗試練習過。 吉朋在年輕時實際練習過文字考訂工作。他在《自傳》中提到，早 年讀羅馬史家李維的史著時，曾遇到一些文句上的難題，而嘗試進行考 訂。1756 年 8 月，他研讀李維《羅馬史》，進行到第 3 卷 44 節時，讀 到迦太基戰敗後與羅馬簽訂亡國條約之時，迦太基的落難英雄漢尼巴 （Hannibal, 247-183/2 B.C.）對子民發表的一篇演說，對演說詞中的一句 話感到困惑： 瀏覽李維《羅馬史》（第3 卷 44 節）時，我被漢尼巴一篇演說中的 一句話打住，無論如何強解，這句話與他的性格或言論都難以調 和。對此，歷來註釋家們或假裝沒看見，或坦承其疑惑。我不經意 發現，只需改動一個字母，亦即把 “odio” 改為 “otio”，文意即豁 然貫通。116115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46-47. 116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