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找價與回贖的案例
從明代中葉以後，賣產加找之風漸盛，98但明律以及清律的律文對 於此種介於典與賣的類型，並無明確規範。直到雍正八年（一七八○），
始下令絕賣不准貼贖，並有限度地允許註明回贖年限的活賣可以找價一 次或回贖，其違例找贖者，以不應重律治罪。其後乾隆九年（一七四四）
針對年遠賣契，一律不准找贖。而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又修正為以 三十年期間作為區別各種不同記載的非典型典／賣契效力的依據。其 中，雍正八年條例與乾隆十八年條例俱纂入《大清律例》，兩者相互補充，
質言之，官方希望經乾隆十八年條例斷定為未賣斷之活產，可再透過雍 正八年條例所指示的方向，使活產變為絕業。以法律規定而言，上述對 於活賣的處理方式，至遲於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始有較完整的規範，
但如果閱讀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以前的相關檔案或判牘後，可以說 從地方官吏到中央官員對於活賣的認定與處置，已有相當共識，但也不 能因此說當時全國已有一致的見解。而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以後，
雖然法律規範已較為周延，但官員在辦理活賣的案件時，其情況基本上 也與乾隆十八年以前類似。這或許可以說明，清代官方對於已賣田產可 否找贖的問題，已凝聚出相當的共識。在這個共識底下，官員可以就個 案或各地風俗的差別，進行部分的調整，而這也符合州縣自理案件的精 神。以下，茲以案例說明清代官員對於田產找贖問題所形成的共識。
一、可否找贖的認定
經過前章的分析，清代法律雖然承認田產買賣有活賣的類型，但是 法律規範的重點與其在區別何為絕賣、何為活賣，毋寧是辨別系爭田產 可否找貼或回贖，也就是是否為絕產或活產。在概念上，辨別產業是活
98 林 甘泉、周 紹泉、 童超 ，《 中國土地 制度史 》（台 北：文 津出 版社， 1997 年），頁 333-334。
清代民間買賣田產法規範之研究
是絕，與取得該田產的原因有關聯，如果是絕賣，則該田宅屬於賣斷之 絕產，如果是活賣，則原則上是日後可以找贖的活產。但是，有些絕產 的取得原因，卻是由於活賣而來，例如雍正八年條例即規定，活賣產業 後，如賣主無力回贖，許憑中找貼一次，另立絕賣契紙，此後該地即屬 絕產，不得找贖。因此以下本節將整理判牘與檔案的相關資料，以分別 說明清代官方如何認定與處置絕產與活產。
（一）絕產的認定
以下所述幾項認定絕產的標準，突顯出清代考量絕產問題的重點，
而這幾個考量重點相互間，並沒有牽連的關係，申言之，後述歸納出的 每項判斷標準都是獨立的，而非構成絕產的之一部分要件要素。之所以 如此，乃是各個案件的田產買賣爭執互不相同，導致每件裁斷的考量重 點也不同。
1. 經稅契過割之案件
按雍正八年（一七三○）條例規定：「賣產立有絕賣文契，並未註有 找貼字樣者，概不許貼贖。」99即以契紙的記載內容作為可否找贖的重 要憑據。但在該條例立法前，清代官方是如何判定系爭田產不許找贖呢？
明末清初的李漁（一六一○～一六八○）於其所著的《資治新書》有一 段話：「經稅契、過割者，概不許告加貼價。」100可供我們參考。據李 漁之意，似乎是指經過稅契過割的紅契就不得找價，而在赴官稅契過割 之前，縱然賣契註明絕賣字樣，賣主仍然可以要求找貼。於康熙五十八 年（一七一九）赴浙江天台任職的知縣戴舒菴，101其在天台縣所制作的 相關告示、判牘，也與李漁之說相似。不過，這也與天台的田土買賣風
99 《 大清會典 事 例 》，卷 755， 頁 14757。
100 《 資治新書 》，卷 50，頁 3；轉引 自戴炎 輝，〈 支那．臺灣 に於け る不 動產買 賣 の 回 贖及找 貼（ 四）〉，《台法 月報》第 37 卷 第 5 號（ 台北， 1943 年），頁 16-22。
101 《 天台治 略 》，〈朱 軾序 〉，頁 1。
第五章 官府對田產買賣糾紛的審判
俗有關，依戴舒菴一份〈一件嚴禁富戶掯找揹贖刁民告找告贖事〉的告 示中，即指出天台的俗例：
天台田土交關，有正必有找，有賣契而無搗根，不許推收過戶。
所以買賣時，立契成交，買主故意留難，短少價值，以存日後搗 根地步；賣者急于求售，姑且忍氣吞聲，以為將來翻騰張本。惡 習相沿已久。102
可見天台田土買賣的一正一找之俗例，係指立契成交後，推收過戶 前，買主於正價之外，尚須加增一筆費用以搗根。當然，實例上也有推 收過戶之後，依然索找的個案，例如《天台治略》即載有一件邱姓賣地 與吳姓的案件，該筆買賣就歷經四十餘年，價找十次，而「過戶辦糧，
已四造矣」。103這種極端案例，自非官方所許，因此戴舒菴基於尊重該 地慣例，在告示中諭令的解決找價之道如下：
為此示仰縣屬四民人等知悉：示後不計年月遠近，如正契之外己 有搗根票約，而賣主掯不付稅者，許買主速即赴稟立押印收。若 止有正契，果未經搗根者，亦許賣主請同原經公人，與買主議明，
遵循俗例，照依時值足價，呈驗契券，即收完糧，以斬葛藤。104
在另一份〈一件勸諭買產人戶速循天台舊例了根找絕以斬葛藤以清案牘 事〉的告示，也規定：
為此示仰縣屬買產人戶知悉：從前田產交關，凡有應找者，買主、
賣主請同原經秉公議處，找價若干，立約交銀，粘同找契，具稟 本縣批照用印存執，以斬葛藤。爾等速宜趁此清丈之時，了根找 價，各領由單，各自立戶，所謂一了百了，永無翻騰。倘此番清
102 《 天台治 略 》，卷 7，頁 593。
103 同 上，頁 421。
104 同 上，頁 594。
清代民間買賣田產法規範之研究
找之後，敢有再起風波，定照違禁律治罪。105
這兩份告示表明了知縣以稅契過割作為可否找價的關鍵。而戴舒菴在審 理田產找貼糾紛時，也秉持這種原則。例如他在〈一件叛佔血業等事〉
認定絕產的理由是：
人經數世，事隔兩朝，固已為絕產矣。……又立票收糧，搗根過 稅，則更無得而議矣。106
從這則判牘的意旨，可知買賣年代久遠固然是絕產的論據之一，但 投稅割糧才是判斷絕產的決定性因素。總之，以現有的資料來看，雍正 八年（一七三○）以前，地方官不乏以稅契過割作為判斷絕產的標準。
而在雍正八年以後，地方官與民間也有以紅契作為杜絕索找的依據，例 如《刑科題本．土地債務類》檔案曾記載浙江遂安縣的鄉例：「不曾賣絕 田地，是不出戶的。」「原未賣絕，故此不曾出戶的。」107另有一則發 生在乾隆年間的案例，記載州縣官對於契載回贖期限已滿而無力回贖的 處理方式：
緣梁景辰與兄梁孚辰等，於乾隆十八年間，因母喪乏用，將父遺 田種八斗，賣與廖均為業，先得正價銀四十兩，後又得找價銀二 十兩，分寫正找貳契，聿明六年收贖，逾期不還，任從稅割管業。
迨至六年期逾，廖均未經通知梁孚辰等，即將各契投稅，割糧歸 戶。嗣梁孚辰積銀，於乾隆三十一年，向廖均收贖不允，赴縣具 控。經前署永安縣知縣安茂遠弔契驗明，斷不找贖。因期滿時，
廖均未經通知梁孚辰等，即行稅割，令廖均再找銀一十二兩，給 梁孚辰等收領，田歸廖均管業。108
從該案例來看，廖均因契載回贖期限已過，即行稅契過割，其目的
105 同 上，頁 598。
106 同 上，頁 364。
107 同 上，頁 351。
108 同 上，頁 480。
第五章 官府對田產買賣糾紛的審判
即是避免梁姓復行找贖。而知縣安茂遠即憑此紅契，斷令梁孚辰等不許 向贖，渠雖以廖均未通知梁姓即行稅割為由，令廖均再次找貼，但核其 將田斷歸廖均的意旨，此應係最後一次貼價。可見經過投稅過割的紅契，
是認定絕產的重要依據。
2. 契載絕賣字樣之案件
自雍正八年條例立法之後，判斷絕產的重點隱約有所變動。依照雍 正八年條例前段規定，賣契註明絕賣意旨，就足以說明該契所載之田產 屬於絕產，賣主不得藉口找贖，而該契是否經過投稅過割，似乎不再是 重要的因素。這則規定雖然語意明確，然而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果，人 民對於契載絕賣之產，仍時而要求找贖，109致釀紛爭。《刑科題本．土 地債務類》檔案有一件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十二月三日阿克敦等謹 題為打死父命事，其所載的黃紹先毆死黃佐臣案中，被害人之子黃光生 的口供即說明這種狀況：
審據黃光生供：……因康熙五十三年，小的伯祖黃非云在日，買 黃紹先的父親黃茂之田七畝五分，價銀五兩四錢，契載「永遠管 業」。田是黃紹先佃種納租。乾隆九年，伯祖死了，沒有兒子，田 應是小的父親管業。黃紹先要贖，父親不肯。110
可見縱然契紙內載「永遠管業」，賣主基於田價上漲的緣故，仍冀望可以 向買主找價。該檔案另一份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的題本，也記錄相 似的糾紛：
109 戴 炎輝先生 根據《 中國 民事習 慣大 全》，發現當 時中國 許多 地區地 尚存 有絕賣 後 再 行找貼 的習 慣。依 氏之 歸納，此種 絕賣後 的回 贖與找 貼有 基於正 當理 由以及 無正當 理 由兩種。可 資注意 者，據戴氏 之整 理，賣 主無 正當理 由對 於絕賣 之產 仍進行 找贖的 情 形，有墳地 買賣、田地 漲價、買賣 房屋與 賣主 以外第 三人 找貼等 幾種。請參閱戴 炎 輝 ，〈 支那．臺 灣に於 ける 不動產 買賣 の回贖 及找 貼（四 ）〉，《 台法月 報》第 37 卷第 5 號（台 北 ， 1943 年 ），頁 16-22。
110 《 清代土地 佔有關 係與 佃農抗 租鬥 爭》（ 北 京： 中華書 局， 1988 年 ），頁 356。
清代民間買賣田產法規範之研究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內，雲捷將受分土名秧腳埔稅田四十畝，連屋 場魚塘竹木等項，憑中鄒良卿，得價九十兩，絕賣與朱雲材為業，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內，雲捷將受分土名秧腳埔稅田四十畝，連屋 場魚塘竹木等項，憑中鄒良卿，得價九十兩，絕賣與朱雲材為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