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監獄所監禁的對象是女性，甚至獄卒也全是女性。然而，目前台灣學界 專門針對女子監獄的研究卻仍罕見。
不少性別研究者已指出，女性在面對司法制度、監獄等，就如同少數族裔的 婦女一樣，所遭遇的不僅是監禁的命運，還包括女人的命運。根據Nancy Kurshan 考察美國的女性與監禁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早在實體的監獄出現之前就已盛 行對於女性的迫害，甚可追溯回到十六世紀的獵殺女巫。Barstow 在研究歐洲搜 捕女巫行動時，就特別指出以往的獵巫研究有三點遭到忽略之處：首先是欠缺性 別分析，僅呈現出遭指控與處死的絕大多數是女性，卻少在詮釋時將此列入分析 軸線，再者，在搜捕女巫過程中所使用的經常是高度暴力，隨意施行的酷刑早遠
超出司法的限度。第三，這種暴力明顯地具有性意味。
Nancy Kurshan 發現，歐洲的獵殺女巫行動，到了美國則變成是迫害印地安 女人的事件。這些受迫害的女性有一些共同的特徵，如年紀大於四十歲、獨身的
（既非妻子、也非女兒、姊妹、或母親），個性上不依賴順從，而具有自信、魄 力的女人，極易成為社會上所欲監管和控制的客體對象。而這些女人的特徵，沿 用到了十八世紀之社會脈絡下，成為懲罰機構的頭號對象。
美國的女性受刑人研究中，格外重視有關於族群、階級、性別健康等議題，
如獄中的生育、撫養、婦科疾病的處理等。另外在獄政管理方面，關懷的重點則 在於女性在獄所中的處遇，以及防止 19 世紀初期女性受刑人在監獄內所受到的 性虐待。美國首座女子監獄是在1874 年誕生，到了 1940 年已有 23 所專門收容 女受刑人之女子監獄，此雖改善了女性受刑人遭受到的性虐待情況，不過，有關 於奴役女性受刑人從事勞動工作，以及種族問題等，仍舊深深困擾著美國監獄改 革者。
據資料顯示，從1980 到 1993 年，美國女性受刑人口攀升了近 313%，和同 期男性受刑人的成長率(182%)相比高出許多。女性在監比率也提高。同樣的情 況，也發生在台灣。
整理我們所閱讀的這些國外民族誌材料時，我們發現有兩個主要的問題：首 先，是欠缺性別的面向或性別的問題並不顯明（如：Foucault、Alford 和 Wacquant 等），或者即使有女性研究者關注到女性與監獄的關係，如 Fishman 以男性受刑 人妻子及社會學家的雙重身份，對男性受刑人家屬（女友、妻子等）進行研究，
解析多重社會情境及身份下的共同污名處境--政治、經濟、社會、危險(risks)等，
然仍非針對女子監獄的獨特性。再者，即使以女子監獄為主要研究對象，卻很少 針對「受刑人」本身，而是以種族、少數族裔、底層階級等與犯罪的關連為優先 關懷，關切的是處遇（尤其是直接站在獄政改革）的問題，諸如：飲食、權力階 序與施為、暴力等，再輔以犯罪成因、心理歷程等發展。簡而言之，即以政治行 動先於一切，戴上「改革」的識框尋求各種符於運動的解釋。因而，這類研究很 容易將女性受刑人視為絕對的受難者，以女性主義的一貫研究取徑，用社會範疇 --階級、種族、性別，視女性受刑人為多重的弱勢，忽略女性受刑人在監獄中可 能發展出自己的道德生涯，經營自己的悲傷故事（sad stories），並在集體生活中 隨時進行印象整飾，經營自我的印象，並運用其高度敏銳的社交性趨吉避凶，使 其牢獄生活更為順利度過。
除此之外，女子監獄集體生活的獨特之處，還包括共同撫育幼兒的經驗。以 中女監為例，中女監目前有六位嬰兒（按照監獄內的規定，三歲以下的子女可與 母親一同在監獄內共同生活，三歲以後必須離開監獄，回到社會），六位嬰兒的
母親共組一個團隊(team)，以輪班制照顧這六個嬰兒，每位在獄中的母親在輪到 她們負責照顧嬰兒的時間裡，每一次面對不僅是自己的小孩，還包括其他受刑人 的子女。對於這些母親來說，她們一方面盡的是母職，另一方面也將母職視作情 緒勞動(emotional labor)的一部份。
「女性情誼」在女子監獄中，亦是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女性情誼可以是友 朋、可以是情人、可以是夫妻、家人等各種形式。無論是受刑人或獄卒，均承認 女子監獄內女性情誼的重要性。對獄卒來說，女性情誼或同志愛情等，都是維持 監獄穩定的一種手段，女受刑人間情愛的倚賴，可以協助她們較為順利地度過牢 獄生活，在情感上有所寄託。所以獄卒們的態度往往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雖 然她們的解釋有許多不同，有的會認為當在進入監獄前已是女同志者，到了女子 監獄是「如魚得水」，但也有的會認為，監獄內的女性愛情是一種「『假』同志」
的表現，因為女子監獄內無法接觸男性，因而女性會扮演慣有的家庭角色：爸爸、
媽媽、兒子、女兒。當然，這中間也必須甘冒一個風險，即當愛情產生爭議時，
強烈的情感反而可能成為威脅監獄秩序的隱因，獄卒們認為，此時才是介入的時 機。
同樣地，女子監獄內的男性角色，特別是年輕的替代役，因其少數身份，反 而成為像是軍營裡「福利社西施」的角色，女受刑人不但在言語上會盡其所能「虧」
這些廿歲出頭的替代役男，如：你好帥喔、你好可愛喔，要不要跟我作朋友、我 把電話留給你好不好、出去以後我們要常聯絡喔等，年輕役男的困窘與羞澀常會 帶給女受刑人更大的興奮感，在這樣逆轉的關係裡，女受刑人以其豐富的生活經 歷及佔多數的互相壯膽下，實際上逆轉了其原本在性別上的劣勢。而獄卒對此看 在眼裡，但也容許這種情形。
針對以上種種陳述，我們認為，完成一個以女囚為研究主體的台灣在地的監 獄民族誌是可能且必要的。我們希望未來能呈現出：
1. 女囚在監獄內（一個「非」常的情況下）的日常生活中，在遭遇立 即的生存情境下，如何彼此定義、展開面對面的策略性互動。並且，
在這層情境下所產生的短程價值觀，又和她的長程價值觀（兩者間 偶爾是相通的、偶爾是互斥的），如何並存、自我詮釋其生活策略 。 2. 女囚的在場表演，所採取的策略、手法、與互動，究竟與其「在此
世」(being-in-the-world)的經驗有何相關？由女囚（行動者）與其他 機構內共同在場的獄卒、管理人員、清潔工等，在監獄中所共同搭 建起的犯罪者與矯正者情境，如何彼此猜測、穿透、衝突、與平息。
3. 女囚各自經營的悲傷故事與道德生涯，在獄卒、其他受刑人及其自 我詮釋下，究竟如何變動？各自詮釋出的意義如何構築一個「女子 監獄」的故事。
4. 母職的集體照料及母職納入公領域範疇，一直是女性主義者自部落 社會中（尤其是母系社會與母權社會）所得到的一個重要啟發。女 子監獄實際實踐了女性主義的理想，然而我們要問，這是否反襯出 有此主張的女性主義者的階級優勢與質樸的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