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蹲佔聚落––––實體空間與社會空間的邊緣地帶
在研究裡，我以 Bourdieu 的社會空間理論為基調，藉以分析蹲佔聚落內部 居民的社會位置差異，以及從此而來的鄰里互動與關係。我在這裡將回過頭來討 論蹲佔聚落做為一個實體空間（physical space），它與居民不同的社會位置的理 論關連。
Bourdieu 在〈場址效應〉（’Site Effects’）的短文中，十分精闢地說明了社會 空間轉譯到實體空間的理路邏輯。他說：「在一個已階層化（hierarchized）的社 會中，沒有一個空間本身不被階層化且不呈現出階層性與社會距離的」（Bourdieu, 1999: 124）。這是因為社會行為者是在一社會空間中所組成，並與之發生關連；
由社會行為者所佔有的事物，也因社會空間象徵化（symbolization of social space）
的作用，而帶有與其他場所（或場域）事物不同的特質與屬性。所以，一般觀念 中的實體空間就不是一個中性的物理容器，而是社會行為者與事物之座落
（situated）、所佔據（take place；也是活動的發生）與存在（exist）的一個具有 定位性（localization）與關係位置（position）的場址。不同的「場域」，又可稱 為「實體客觀化的社會空間」（physically objectified social space），在實體空間中 是以不同類型的商品與勞務的分配形式而呈現出來，並且賦予它們不同程度的可 及性。換言之，實體空間中不同區域的價值差異，是由社會空間中行為者的分佈 以及商品的分配所界定的，而結果往往會造成最稀有且人人所欲的商品及其擁有 者，都集中在實體空間的特定場所中，反之亦然。
上述的論點與 Park 所稱的「道德區域」概念十分相近；不同的是，具有共 同特質人們在一特定場所的聚合，並不全然是個體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具有潛 在的社會與空間結構的劃分作用。無尾巷做為一個實體化社會空間的場址，它背 後隱含著各種場域的影響力，就是一種吸引/進駐、排斥/驅離的篩釋作用，自然 會選擇出符合需求的居住者。實體空間與社會空間之間就如同生產場域與消費場 域的關係般，存在著一種符應性。如果把無尾巷看做是住宅商品，住宅選擇的消 費傾向也只會篩選出一批願意且有能力將就於這類臨時且破舊居所的消費者。在 生命歷程中或許是一種巧合，但從其各自的社會空間位置與資本型態來看，居住
在此的人們似乎又十分「命定」。
空間的佔有也是一種利潤的（再）生產，Bourdieu 認為空間的利潤生產具有 兩種形式：定位性的利潤的形式（the form of the profits of localization），以及佔 用的利潤形式（form of profits of occupation）。前者指的是鄰近性（proximity），
即佔有一個有利的階級位置，或是與高價值的稀有商品十分接近的地點；後者則 是指對實體空間的實際持有。這些空間佔有的利潤生產與空間佔有者本身的資本 能力有關，例如，高級知識份子或上層階級者，越是處於接近文化、權力資源的 位置，他們越有可能從中生產出經濟性與象徵性的利潤。無尾巷居民也利用這些 空間生產利潤，然而，它們多半是滿足需求為主的經濟性或功能性的利潤。
另一種潛在（非關利潤）的再生產，是人們在一實體空間中，社會結構透過 一種漠然的強制逐漸內化到心理結構與偏好系統中，成為人們對實體空間的知覺 與評鑑的心理類屬，並使得社會行為者難以覺察這種社會秩序結構的整編作用，
而空間也因而得以不被感知地成為象徵暴力施展的場所之一。無論是何種（利潤 獲非利潤的）生產結果，其進而引發的政治效應將與 Wilson 所認為的底層階級 形成的論點不謀而合：無尾巷或貧民窟等被污名的空間，不僅會限制了居民的生 產出具有鬥爭性利潤的可能性；這些居民的處境也會反過來進一步將其社區更弱 化為價值剩餘的實體空間。
我們或許會認為，如果實體空間能夠形塑一個人的行為與心理結構，那麼把 社會空間距離遠的行為者擺在同一個實體空間中，是否就能夠增加或改變他們的 社會位置呢？然而，Bourdieu 卻提醒：「事實上，社會距離遠的人們再也沒有什 麼比身體親近（如同經歷了雜交般）更難忍受的了。」（ibid., p.128）處於不同社 會位置的行為者，在實體空間裡的近距離社交互動就如同經歷一場檯面下短兵相 接的象徵鬥爭，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緊張或困窘，行為者可能得盡可能地演做出得 以互相匹敵的姿態，或掩飾檯面上的糗態。行為者對於個人位置與他人位置的感 知其實是很敏銳的，所以會盡量避免使自己陷入（或是排除他人闖入）某些場所，
減少危機的發生。對於一污名者而言，這種危機（即位置誤置）的敏銳與調適，
與其道德生涯的異常化階段以及場所的情境有關。譬如，無尾巷裡的歹貨工似乎 是已經進入道德生涯最後的自在期，他們不不會特別在意路人對他們在街頭的穿 著或是在垃圾堆撿拾的姿態；然而，當我邀細漢ㄟ到一電腦商場詢問他撿到的一 個零件時，他卻有些退縮地回絕。污名者的自我位置感的覺察以及對異己空間的 主動退縮，正好與常觀主流價值對秩序、整潔、美感形象要求而排出異己的態度，
形成了加成的力量，而更加擴大的難以跨越的階級鴻溝。
2. 底層閒餘的雙重束縛
空間的佔有也必然是時間的佔有；而對於時間的掌握能力與挪用方式的差
異，也影響了人們在空間中的移動性，以及對空間的利潤生產的形式。便捷的交 通工具、通訊媒介、服務體系（service system）等各種以「速度」為考量的現代 社會生活機能，縮減了多數都市人、物件與訊息的移動時間，空間的轉換也變得 十分迅速。這些被節省下來的時間讓人們有更充分的時間與體力投注在休閒活動 或其他資本形式的利潤創造上。換言之，時間也是另一種資本的形式；「善用時 間」已經成為同時適用於生產勞動與休閒活動的箴言。住在台中市中心無尾巷的 居民與這些現代機能的關係是極為低度的，但這並不表示他們的生活被各種形式 的費時勞務所填滿。如同我在前面章節提到的，無尾巷的居民其實仍擁有各自的 時間安排方式，歹貨工的時間更是自主。然而，時間對於底層的意義為何？
Adorno 曾從另一個層面來批判「空閒時間」（free time）。空閒時間看起來是 勞動的對立面，並且以「閒暇」（spare time）或「休閒」（leisure）作為其意義表 達 ； 然 而 ， 休 閒 不 僅 只 是 用 來 娛 樂 消 遣 ， 也 是 調 養 身 心 以 再 生 勞 動 力
（re-creation）。此外，要求人們在工閒時間培養的休閒嗜好（hobby）早已被各 種休閒工業（leisure industry）收編為另一種勞動生產形式。勞動與空閒的分際 其實沒那麼鮮明，人們「對於自由的需求被商業所功能化、擴展與再生產的；人 們原所欲求的又再度強壓於他們之上」（Adorno, 1991:165）。由此看來，”free time”
的措辭本身是極為諷刺的––––它並不是時間的真正解放，因為這種被建制化了的 自由是具強迫性的（compulsory）。無論是正式勞動部門的受新階級、非正式勞 動部門的體力勞動者、甚至是有閒的學生，只要有能力消費，都是休閒工業歡迎 的成員。那麼，底層在休閒工業或整個文化工業的位置為何？消費能力的缺乏並 沒有令他們完全被排除在休閒工業之外，而是以較低經濟成本的方式（如電視、
雜誌、偶而的高消費）參與休閒勞動的再生產。然而，除了再次說明人們難以擺 脫分工社會所設下的牢籠之外，我們應該進一步追問：這種「相對邊緣」的休閒 參與還具有何種階級意涵？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勞動再生產之外，底層的時間 還再生產了什麼？
首先，De Certeau 或許會對上述毫不具創造性（non-creative）的「再生產」
字眼與論調提出抗議：無論是工作或閒餘，勞動者都可能生產與創造出對自己有 用的利益與意義。不過，當切換到 Bourdieu 式的視域時，我們很難對那存在於 社會空間中階級差異視而不見。對於擁有較高經濟資本或文化資本的階級來說，
休閒活動可能意味著享受美食、健身美容、收集資訊、增廣見聞或培養社交…等，
對文化資本、象徵資本與社會資本的投資。然而，就無尾巷中較為空閒自主的歹 貨工來說，他們對大部分空閒時間的運用並無法讓他們開發與轉換其他的資本形 式，反而是多半是消耗他們微薄的積蓄。生活節儉的清貧窮人，必要性的品味也 使得他們限制於經濟利益的考量上，滿足了功能與目的之外的支出對他們而言幾 乎都是非必要的。
對底層而言，閒暇時間可能只觸及文化工業意識型態的邊緣。時間成本的節
省，對他們來說不只是對攫取現代生活機能的經濟與知識能力的門檻問題，而是 還包括他們拿這些空下來的時間做什麼？
3. 貧窮的底線
一個老掉牙的問題：何為貧窮？和老掉牙的意義：在字典裡，貧窮（poor or poverty）通常意味著匱乏（lacking, scarcity, dearth），是物質或金錢上的不足，低 於一般社會的水平；並且隱含著低下（inferior）、卑微（humble）與憐憫（pity）。
然而，匱乏的標準及貧窮的底線又在哪兒？從官方認定的最低生活水平開始，往 下一直延伸到最悲慘、可憐與卑微（同時還可能夾雜著能力差、懶散、煩憂）的 境地，那裡是否就是貧窮的底線（而這是否成為想像力的問題）？又，除了任何 可能的剝奪與匱乏、卑微與痛苦，貧窮的底線還意味著什麼？
然而，匱乏的標準及貧窮的底線又在哪兒？從官方認定的最低生活水平開始，往 下一直延伸到最悲慘、可憐與卑微（同時還可能夾雜著能力差、懶散、煩憂）的 境地，那裡是否就是貧窮的底線（而這是否成為想像力的問題）？又，除了任何 可能的剝奪與匱乏、卑微與痛苦，貧窮的底線還意味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