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community）一詞在各界有所廣泛的使用，在社會學中意識基礎的詞 彙，但其蘊含有複雜的意涵。若以「共同體」來解釋社區，則是強調居民的共同 關係。依 Blumer（1987）所說，在社會學定義上，社區一般是指住在同一地區 的人，它的地理範圍可大可小，可以是一棟公寓樓房、一條街、村里、鄉鎮、國 家、甚至是很多國家所組成的社區（例：歐洲共同體），但社區仍較常使用在一 個較小的地理範圍的地方。林瑞穗（1981）認為社區至少包含地理單位、共同社 區中心、居民的地緣意識或集體意識三個重要因素。
Hummon（1990）認為就文化心理層面來看，社區意識的形成與社區文化象 徵意義有關。社區是激發居民產生信仰與情感的對象，社區客觀的空間結構使居 民產生空間的想像，進而影響個人的行為及對社區的評價。人與地方的符號互動 的關係將會影響人們對地方的滿意度和情感。
Park(1967)研究都市環境中人們的行為時提到 “moral region”的概念，指出在 城市生活中人們會根據自身的興趣、品味、氣質而對他人與自己形成 moral region，也影響了城市人口中的鄰里分佈與疏離。這極為類似於楓樹里中，總幹 事認為賭博、玩牌是妨害社會風俗，不希望舊庄頭居民聚集在涼亭下賭博，也不 要有居民圍觀。有趣的是，玩玩小牌、打打香腸與賭博是舊庄頭中年男性舊有的 生活習慣與人際交流的方式。相對於陶坊的活動與空間來說，其提倡的藝文氣息 與活動，不同於樹頭下的聚集，並以其社區菁英、中產階級不同的生活習癖與觀 點，界定社區中空間的界線。從這裡可以發現總幹事所提出的看法，即是一種 moral region 的分界；以其社區菁英、中產階級不同的生活習癖與觀點，界定社 區中空間的界線。
社區組織形成研究方面，陳郁君（1993）的研究顯示在自發性社區組織形成 個案中，最主要的因素仍要歸於社區菁英的參與。當社區議題獲得社區中菁英的 認同，對內能夠組織社區，對外足以爭取政府相關機構、鄉鎮公所、政治人物所 能提供的資源。因此，動員社區菁英參與是組織社區的第一步，也是一個社區發 展的重要關鍵。在個案中可見，動員菁英的力量不在於由上而下的命令，而是居 民督促、仰賴的力量。社區所提出的訴求，將會引起社區菁英的重視。這也突顯 出社區菁英在社區發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鄭益浚（1996）認為新社區運動所面臨的困境在於動員能力不足、社區民眾 不習慣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社區中利益分配與地方派系的問題以及新社區運動 忽略了社區中原本就存在的矛盾，如：階級、性別等，因此讓社區中原有權勢的 人更有權勢，弱勢者更形弱勢。這指出現今許多社區營造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
地方派系與舊勢力仍在社區中佔有重要的影響力，增添社區運作的變數。
熊瑞梅（1997）在研究中上層社區時指出，防衛性社區成了現今台灣各都會 城市可以見到的中上層階級住屋的模式。防衛型鄰里（defended neighborhood）
的概念由 Suttles 提出。他注意到自美國社會各都市開始有都市計畫後，都市鄰 里的環境結構使用方式不完全受制於市場力。房地產開發商在處理空間功能時，
利用廣告或宣傳手法，形塑鄰里社會文化空間的認知範圍，鄰里成為愈來愈人造 化的鄰里。研究中發現中上層社區的建商基於商業的訴求與住屋品味的塑造，在 交屋前積極動員都市的更新計畫、營造社區的感覺與居民的意識、策劃社區活 動，企圖改變原有社區的樣貌。在交屋後仍努力動員社區內外的資源、營造社區 意識，在台灣中上層社區形成的經驗中，是特別的地方。因為現今建商建築中上
層社區，多為防衛型社區，而只強調社區環境中的優美、清靜，以及其建築社區 中的設施，少有在交屋後的社區推動與社區營造。
陳其南在「社區總體營造的意義」（陳其南，1995）中提到社區總體營造工 作中的角色的扮演：一、一定要由社區本身做起，而且必須是自發性、自主性的。
二、政府的角色只是在初期提供各種誘因和示範計畫，「…一個計畫進是由上至 下，純粹由政府主導，基本上即有為社區總體營造的原則」。他認為包括軟硬體 設施在內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一個社區要持續個五至十年，甚至二十年才可能完 成，這目標最重要是在於「建立社區共同體成員對於社區事務的參與意識」，和 提升社區居民在生活情境的美學層次」。但是否真正能落實在地居民的普遍共識 與呈現當地原始風貌與文化，是值得再商榷與檢討。
節慶活動的分類上，吳淑鈴（2002）將節慶活動，由不同的性質與特徵，進 行了分類上的定義：80
分類 特 徵 實 例
宗教祭祀 朝聖、進香、祈福、舉行祭祀典禮 大甲媽祖遶境進香 文化 包括文化、藝術、民俗、手工藝、歷史 坎城影展、德國黑啤酒節
商業 銷售、販售、推廣 宜蘭蔥蒜節
運動 各式運動，包括競賽或非競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
若從上述的定義與分類回顧台灣的節慶，可發現台灣社區文化節慶多屬於宗 教祭祀與文化的性質，宗教性質方面慶典可見：屏東東港王船祭、大甲媽祖遶境 進香、內門宋江陣文化祭…等；在文化方面的則為：屏東墾丁風鈴季、宜蘭國際 童玩節、平溪放天燈、二結庄社區文化節、苗栗國際假面藝術節…等，皆因當地 社區的文化或宗教特色，呈現不同性質的發展。另外亦有運動方面：宜蘭東山河 國際划船邀慶賽，商業方面：屏東鮪魚季…等。更進一步的將活動配合政府的政 策與觀光產業營造，利用全球化資訊的便利與文化流動，加上不同藝術團體的交 流，將這些節慶推向國際的舞台，逐漸形成知名的國際文化節。
夏鑄九於《文化、政治与公民社会巡回演讲会》系列中曾認為全球化的文化 遺產與地方特色的空間，經營得當時將改善地方，但反之，會摧毀地方。他提到 台灣三個案例（寶藏巖、公娼館、紫藤廬），強調保存文化古蹟不只是靜態、要 活化，也連結當地的文化。草根社區是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社區的邊界不能為 封閉，而需是開放的。社區認同的邊界要開放，文化認同也必為多元。他強調在 新來臨的全球化時代中，支持的力量來自社區的認同，這樣的力量可以抵抗全球
80 資料整理：吳淑鈴(2002)，源自：游英妙(1999)，《節慶活動的吸引力與參觀者對活動品質的滿 意度分析–以第十一屆民藝華會為例》，霧峰：台灣省政府交通處旅遊局
化帶來的不確定感、與不安全感。在這樣情況下，公共是複數的公共（publics），
整個城市的空間可容納不同族群、層級、性別。
Saskia Sassen 在《The Global City》中提到：新的高收入階級是消費能力與 選擇的承載者，有別於傳統的中產階級，這些人將收入轉化為生活風格。藝術與 文化的優勢進入日常生活的結構，並傳播美學與存在主義的價值予附近的環境，
而非藝術家的居民不知覺的受其影響，甚至因此抬高此地的價格與層級。也因為 他的關懷，使我注意到社區營造與國際文化節中的生活風格問題。以楓樹社區為 例，雖然社區內仍未有如上述盛大的文化觀光季，但楓樹社區發展協會亦有意將 社區推往國際觀光文化季的方向。在我認為各個鄉鎮、社區的營造之下，原有傳 統資產的價值觀漸漸的被忽視，原本在宗教或是文化上具有地方意義的節慶，已 經轉變成以消費為主、為了城市形象、推動觀光的一種工具，可能流於過渡世俗 化、與商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