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代是戰後台灣政治與文化變遷的關鍵時期，也是王拓個人生命歷程 中相當重要的十年，要談這時期王拓的思想形構及演變軌跡，便必須談到七０年 代初期台灣遭逢的一連串危機事件（釣魚台主權爭議、台灣退出聯合國……等）， 對王拓及其同世代青年造成的衝擊與啟發51。王拓所屬的「戰後世代」，無論本省 或外省籍，即使不在台灣出生，也幾乎都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成長，並在國民黨體 制下接受教育，到了七０年代初期大約是在 20 到 40 幾歲之間，由於遭逢了上述 的重大傷痛事件（traumatic events）而歷經覺醒過程，使得他們由消極的「自在 世代」（generation in-itself）轉變為積極的「自為世代」（generation for-itself），成 為七０年代挑戰既有政治體制與文化傳統的主力。52當然，就此世代而言，他們 在面對釣魚台事件、台灣退出聯合國等傷痛事件而激發出的強烈世代意識，其主 要參考架構，是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主、關於近百年來中國國族命運的歷史敘事，
因此「保釣之所以能成為校園行動主義的導火線，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挑起的是民 族主義的熱情。而台灣的教育體系裡本來就充斥著民族主義的語彙、論述，於是 一觸即發，民族主義變成是最有效的動員催化劑」53。
王拓早在唸師大的時候，便因為到台大聽殷海光的課，以及幫忙推廣《新希 望》雜誌，因此結識了王曉波、陳鼓應、蘇慶黎等台大哲學系的朋友，大夥兒時 常聚在一起閱讀、討論，使其對於社會政治事務有所接觸與認識，也因為自由主
51 王拓曾不只一次提及這些事件對於他（們）的意義：「我和我的許多朋友們都是在這 個運動中被教育過來的人，而今天社會上普遍高漲的民族意識，也正是當年的這個保 釣運動所激發起來的。」（語見〈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他們 喊出了『釣魚台是我們的！』而引發了全世界中國人的『保衛釣魚台運動』。這個運 動教育了當代大多數的中國青年，也教育了我！」（語見《民眾的眼睛》自序，頁 2）、
「在我大學畢業讀研究所時期，台灣發生了保釣運動，那對我影響很大」（語見郭紀 舟：《一九七 0 年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的「訪王拓」部分，頁 60）。
52 相關論述可參見蕭阿勤：〈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０年代「回歸現實」世 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第 9 期（2003 年 6 月）。
53 見楊照：〈在歷史的洞穴裡──台大哲學系事件的調查、平反〉，《倉皇島嶼》（台北市：
遠流出版公司，1996 年 11 月 1 日），頁 100。
義的薰陶而有了些反權威的思考54。不過就王拓生命歷程的表現來看，他較為明 確且正式的實踐行動之展開，還是要從當完兵去政大唸研究所以後開始算起，而 這當中給予他個人及同世代青年最重大刺激的，當然就是「保釣運動」。55
1969 年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發表的調查報告中指出，台灣東北部釣魚台 列嶼附近蘊藏有大量石油，1970 年 9 月日本外務省宣稱釣魚台的領有權屬於琉 球，而戰後託管的琉球即將歸還給日本，因此日本自然擁有該列嶼的主權，而美 國之後也發表了同樣有利於日本的聲明；該年底，又發生了日本警察拔除釣魚台 上的中華民國國旗、宜蘭縣漁民在釣魚台附近作業遭日艦驅逐等事件，雖然國民 黨政府不斷聲明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屬於中華民國，但由於爭取釣魚台主權的態度 過於遲緩及曖昧，國內輿論開始出現批評聲浪。此時島內由於威權體制的束縛，
在台灣的青年們並不是那樣具有「反叛」的行動力及本錢，但是對於出國留學的 學生（尤其是留美）而言，美國六０年代反越戰及新左派的學生運動給予他們不 同的視野與啟發，因此當他們得知了相關消息後，便開始於全美各地串聯，決定 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並在 1971 年 1 月與 4 月在全美幾個大城市舉行示威 遊行，「這個運動先在美國引發，續而波及歐洲，造成中華民國海外留學生一次 空前的大串聯與大團結……這個運動雖遭國民黨政府大力封鎖，但是終於還是
『紙包不住火』，島內的知識青年也從這個事件中看清了美國與日本相互勾結侵 略中華民國的醜惡面孔，而使我們長期在美日兩個的經濟侵略下昏睡已久的民族 意識覺醒了！於是，在國民黨統治下幾十年難得關心國是的大學生們，也紛紛在 校園舉行國是座談、學術演講與示威遊行」56。
在筆者訪談中，王拓表示「保釣運動」的時候，基本上他是一個「跟隨者」、
54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9∼10；郭紀舟：《一九七 0 年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
雜誌研究》的「訪王拓」部分，頁 60；另外蘇慶黎也曾表示：「重考上台大哲學系。
我在校園認識一些朋友，像王杏慶、王曉波、徐正光、王順、邱立本、王紘久──就 是王拓。王拓是師大的學生，後來讀政大中文研究所，當時他還是一個很害羞的文藝 青年。」，見〈從社會改革者走向美麗島：蘇慶黎〉，《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 的萌芽》（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劃。台北市：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 年 11 月 29 日），頁 112。
55 蘇慶黎認為：「『釣魚台事件』時，才真正讓我們把帝國主義跟中國、台灣的關係聯繫 起來。我相信在我們這些人裡面，真正能把台灣跟整個外在世界緊密地聯繫起來思 考，『釣魚台事件』的刺激絕對是一個關鍵」。同上註蘇慶黎該文，頁 112。
56 王拓：《王拓：從文學到政治》（基隆市：王拓後援會，1989 年 5 月），頁 6。
「學習者」，此時由於海外消息被封鎖住，因此他透過王曉波、陳鼓應等私人通 信管道，獲知一些海外的訊息57；類似的經驗在鄭鴻生（當時就讀於台大哲學系）
的著作中也可以發現：「我們在流入島內的海外保釣刊物上，讀到了這些前輩開 始發展出來的批判帝國主義霸權的第三世界左翼立場，他們在思想上的激進發展 自然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與鼓舞」58。這一波在台大校園裡所掀起的保釣運動風 潮裡頭，有一個共識主軸其實正緩緩的集結運作著：以台大哲學系師生為主，加 上徐正光、鄧維禎及王拓等人，藉著不斷閱讀由海外保釣滲透入台灣的資訊，逐 漸集結成一個小群體，成為強調民族主義同時具有素樸社會主義的一群。59
不過，海內外的保釣運動雖然有著私人管道的信息傳佈、互通有無，但畢竟 二者的環境背景不同，所以在運動方向上也發展出不同路線。海外留學生的保釣 運動在 1971 年 9 月的「安娜堡國是會議」後，轉向了「中國統一運動」。在文革 真相尚未被揭露出來以前，留學生當中不少人是傾向認同於中共的，認為「真理 在海的那一邊」60；而在台灣島內想走這條路，便必須立即面臨監禁與死亡的威 脅，因此沒有多少人膽敢認真去行動。島內的保釣運動主要是帶動了日後的校園 民主運動，並與當時的《大學雜誌》有所呼應，追求社會政治的改革，其立場是 比較傾向於體制內的「革新保台」主張。
1949 年後約二十年間，國民黨政府灌輸給民眾不容質疑與挑戰的右翼中華 民國立場，到了七０年代初期由於外交失利、對岸中共的崛起，以及左翼思想的 火種由海外逐步滲透進台灣，黨國威權體制開始出現了鬆動崩潰的危機。當一元 化的思維被打破，知識青年們對於「中國」此一詞語的概念及認同也開始出現多 元的面貌。在保釣運動中，由於國民黨政府長期躲在美國羽翼之下的面目被揭穿
，而美日帝國之間對於釣魚台列嶼的「私相授受」又激發起「中華民族長期以來 飽受列強欺凌」的民族主義情緒，因此「中共當時以其站在第三世界弱小國家的
57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9。
58 見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 1970 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市：聯 經出版公司，2001 年 12 月），頁 127。
59 見郭紀舟：《七 0 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 年 1 月），頁 64。
60 見劉大任：〈不安的山──記七０年代的一次旅行〉，收錄於楊澤主編：《七０年代──
理想繼續燃燒》（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 12 月 10 日），頁 74∼75。
立場發言」，給予了海內外知識青年們「一種充滿理想的另類視野」。61
必須要辨明的是，相較於國民黨政府對釣魚台處理態度的曖昧及軟弱，此時 對岸中共以其第三世界受壓迫者代言人的立場發聲，並且挾帶著長期以來台灣社 會所缺乏左翼思想的隱約召喚，固然對於知識青年們有著相當程度的吸引力，不 少人因此比較認同所謂的「社會主義中國」，但是其實他們各自認同的理由還是 呈現紛雜不一的情形：基本上以民族主義為動力所發展起來的「保釣運動」，不 少人期盼追求的是一個「強大的中國」，尤其在民族主義者的敘事情節當中，擁 抱「強大的中國」能夠替長期以來「飽受列強欺凌的中華民族」伸張正義、找回 昔日的光榮；但是在另一些人的思考當中，「強大」及「民族情感」似乎並不是 他們嚮往中國的理由，能夠召喚他們的是左翼的理念、弱勢者反壓迫的信息，如 鄭鴻生便表示：「人民若不得解放，國家強了又如何？一個『強大的中國』對我 們而言除了個人心裡層次的滿足外，不必然帶給人民實質的解放與幸福」、「經由 保釣運動的發展，文革『反封建』與理想性的那一面越洋影響了留學美國的台灣 子弟，再回過頭來彈到台灣，撞擊到我們身上。新中國不是以其強盛，而是以其 對理想以及對新社會新人類的追求吸引了我們。」62，而王拓也認為「我對中國
必須要辨明的是，相較於國民黨政府對釣魚台處理態度的曖昧及軟弱，此時 對岸中共以其第三世界受壓迫者代言人的立場發聲，並且挾帶著長期以來台灣社 會所缺乏左翼思想的隱約召喚，固然對於知識青年們有著相當程度的吸引力，不 少人因此比較認同所謂的「社會主義中國」，但是其實他們各自認同的理由還是 呈現紛雜不一的情形：基本上以民族主義為動力所發展起來的「保釣運動」，不 少人期盼追求的是一個「強大的中國」，尤其在民族主義者的敘事情節當中，擁 抱「強大的中國」能夠替長期以來「飽受列強欺凌的中華民族」伸張正義、找回 昔日的光榮；但是在另一些人的思考當中，「強大」及「民族情感」似乎並不是 他們嚮往中國的理由，能夠召喚他們的是左翼的理念、弱勢者反壓迫的信息，如 鄭鴻生便表示：「人民若不得解放，國家強了又如何？一個『強大的中國』對我 們而言除了個人心裡層次的滿足外，不必然帶給人民實質的解放與幸福」、「經由 保釣運動的發展，文革『反封建』與理想性的那一面越洋影響了留學美國的台灣 子弟，再回過頭來彈到台灣，撞擊到我們身上。新中國不是以其強盛，而是以其 對理想以及對新社會新人類的追求吸引了我們。」62，而王拓也認為「我對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