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拓當然「左」呀！但是「左」對民主陣營有什麼不好？而且，選舉可以 讓人家改變呀，選舉到後來就是為了勝選，選舉會改變一個人。
──許信良119
在談論七０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及「黨外」陣營對於黨國政權的批判時，
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總是被不少人援用120，這是由於當時台灣的社會環境 與理論基礎有相似之處。基本上我們可以將國民黨及其親近人士視為一統治階級
，透過戒嚴令、報禁、黨禁等相關規定營造出其「文化霸權」的運作空間，然後 透過大中國「正統」史觀的教育與各式政令宣導向台灣民眾進行意識型態灌輸的 工作，形塑黨國威權神話，以法統、道統來確認維繫其在台灣統治的合法性。而 七 0 年代「黨外」陣營對於國民黨政權的批判，及「鄉土文學論戰」中對於文學 典律的競逐，種種鬆動黨國威權、攻擊制度面及政權合法性的動作，可視為是對 統治階級所進行的「陣地戰」──在市民社會中所進行的「文化霸權」競逐。但 筆者在此想提出的是，這些援用「文化霸權」概念的篇章，除了江迅以外似乎都 較少提及葛蘭西的理論中，「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此角色的重要 性：這些「有機知識份子」有別於「傳統知識份子」的跨階級性格，他們不自外 於生產關係，而與社會的某一階級結合成一整體。在台灣的七 0 年代，確實有一 批聰慧早熟的非國民黨知識菁英出現，勇於挑戰統治政權，但他們是否與底層民 眾形成了「聯合有機戰線」？而不少人在七０年代後期投身於政治選舉活動，如
119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26。
120 如郭紀舟：《一九七 0 年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 所 83 學年度碩士論文）；江詩菁：《宰制與反抗：兩大報系與黨外雜誌之文化爭奪（1975
∼1989）》（台南師院台灣文化研究所 92 學年度碩士論文）；辛築：〈論戰的舞台：一 隻看不見的手──台灣傳播結構的省察〉，《南方》第 9 期（1987 年 7 月），頁 19∼24；
江迅：〈鄉土文學論戰：一場迂迴的革命？──一個文化霸權的崛起與崩解〉，《南方》
第 9 期（1987 年 7 月），頁 29∼37。
此的行動使得「聯合有機戰線」到底是擴大了與底層民眾的連結，還是由於介入 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遊戲規則當中，而使得其自身逐漸滅亡消失了？
在 1949 年以前的台灣，並不缺乏社會主義運動，但是在國民黨政權撤退來 台後，即徹底地清除了一切社會主義的根苗，就世界各國戰後多半還保有一定程 度的「左翼傳統」來看，台灣如此「斷裂」的情形可說是相當少見。而這樣的斷 裂一直到了七０年代，由於社會經濟發展到達了一定水平，並有「回歸現實」的 社會潮流及海外左翼理論的引進，所以社會主義運動似乎又再度出現運作的可能 性。而七０年代的王拓曾經認為自己是個革命家，瞧不起從事選舉的人121，他透 過文學創作及評論文章，揭露漁村漁民的困苦生活、資本主義社會下底層勞工被 剝削的慘況，並且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構築其「現實主義文學觀」，企圖喚起民眾 改革社會，一定程度上也可說是肩負起「有機知識份子」的角色職能。但由於上 述「隱含讀者」的失落，及有感於文學不若政治改革來得快而且有效，因此王拓 在 1978 年底的增額立委與國代選舉中，投入了基隆國代的競選，從文學創作走 入政治。
這樣的動作在當時的「夏潮」集團中，實際上是存在著不同思考的，畢竟進 入議會選舉，亦即進入資產階級式的民主鬥爭遊戲當中，因此如陳映真、蔣勳、
王曉波就傾向應該保持文化實踐的路線122，而王拓、蘇慶黎、陳鼓應則認為投身 政治實踐也未嘗不可。123
就七０年代後期的台灣現實環境而言，筆者認為「文化實踐」與「投身政治」
兩條路線實各有其優劣：「投身政治」固然能獲得「黨外」陣營的大力支援，但
121 見〈從文壇走向美麗島：王拓〉，《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新台灣研 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劃。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99 年），頁 149。
122 陳映真：「一直到今天，我覺得左翼運動不能只是看到沒有選上立法委員就沒有效…
…我是一直覺得左派應該要從群眾或者從階級裡面去開展，開展到一定程度，他也無 不必然一定要選，你有一定的強固、廣泛的群眾支持的話，你可以用這些群眾跟比較 進步的政治家交換，那麼組織還是要保有一定的戰鬥力」，見郭紀舟：《七０年代台灣 左翼運動》（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 年 1 月）的「訪陳映真」部份，頁 465。
123 蘇慶黎：「我覺得當時介入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是必要的，當時不可能組織工會，唯 一能和人民取得聯繫的是透過『選舉』，那我覺得王拓跟陳鼓應是比較接近我這樣的 思考。」見郭紀舟：《七０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 年 1 月）的「訪蘇慶黎」部份，頁 504。
同時也必須承擔國家機器立即出手鎮壓的高風險（「美麗島事件」便是非常好的 例子）；再者「選舉會改變一個人」，尤其知識份子往往具有「為民眾代言」的精 英本位思考，王拓在短短十年間從文學躍身政治的軌跡，似乎正代表著知識份子 們由原先期盼透過構築「聯合有機戰線」來喚醒民眾，到後來認為不如自身投入 選舉，與統治階級做政治上的鬥爭，還來得比較有效率些。因此，「投身政治」
容易使得自七０年代初以來，曾經有希望出現（知識份子與民眾連結）的「聯合 有機戰線」，逐步地滅亡、消失。
然而，保持「文化實踐」路線是否便能夠維繫、強化「聯合有機戰線」，甚 至進行革命奪權行動呢？事實似乎又不盡然。因為在台灣戰後缺乏「左翼傳統」
的現實基礎上，「文化實踐」路線喚起民眾的效果終將面臨瓶頸，而且保持文化 路線將更使得「夏潮」的組織結構持續「鬆散」，比起自七０年代中期以來便有
「政團」運作模式的「黨外」陣營，其競爭力便相對減弱許多。進入八０年代以 後，強大的商業資本主義無孔不入滲透於日常生活中，與「夏潮」的社會主義主 張有所扞格，而逐漸升高的「本土意識」、「台灣意識」又與其強調的「民族統一」
論調相互競爭，更使得「夏潮」在八０年代論述市場的佔有版圖逐漸縮減、式微…
…當然，這已是後話了，在下一章中筆者將再行探討。
總之，七０年代的「夏潮」並不是一個紀律嚴明的政治組織，而僅是知識份 子的同人刊物、團體，因此即使內部有著文化╱政治實踐路線上的異質思考，但 在彼此的行動上並不相互羈絆，於是陳映真、蔣勳、王曉波等人便持續「文化實 踐」之路線，而王拓、蘇慶黎、陳鼓應等人則投身政治選舉。就王拓個人而言，
1979 年 12 月的「美麗島事件」及其後被捕入獄，似乎使他與「夏潮」的部份朋 友們在兩條路線上的爭執暫時擱置，直到八０年代後期兩者之間的矛盾才又重新 浮出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