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０年代前期的動盪歲月下，王拓透過與朋友交流互動、活動參與、書籍 閱讀逐步拓展自己的知識視野，並藉由小說作品、評論文字傳達他對於窮苦大眾 的關懷。就小說及評論文字的內容觀來，王拓自 1973 年以後已明顯擺落了過去 學院派「唯心論」的傾向與浪漫色彩，而逐漸能夠掌握社會歷史變遷背後的動力 所在。但也因為小說及評論反映了漁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血淚掙扎、批判政府各 項措施之不當，因此 1974 年王拓也遭遇到類似「台大哲學系事件」的整肅，其 於政大中文系的教職在不明原因下被解除，爾後只得轉任光武工專教師。在光武 工專時又因為「學生紀錄上課講話」的風波，導致他心灰意冷，遂離開教育界，
投身商場。
對一個本以教書寫作為理想的書生而言，被迫離開校園可說是相當沉重的打 擊，而商場中的爾虞我詐、純粹以「利潤」為驅動力的實況，更是使得懷抱「公 平」、「正義」理想的王拓，感到格格不入，無盡挫敗。但是，就筆者的觀察看來，
現實生活的磨難卻也提供了一個連結「理論」和「現實世界」的契機，因為被迫 脫離校圈，王拓得以將過去學習、吸收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擺放進現實世界中做 真切的評估考察，因此這「最感挫折、苦悶」的兩年，成為他一生中寫作最勤、
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落入現實」的王拓，此刻邁開了建構自身理論主張的步 伐。
進入 1977 年，王拓因現實磨難而備受壓抑的寫作欲望爆發開來，從 4 月起 每月皆有小說作品發表，並於 9 月集結出版為《望君早歸》一書，正式代表著他
是比較屬於改良主義的；那個時候我是比較屬於革命的想法，覺得他們的意見我聽不 太進去。所以我在第二期時有寫一篇文章〈歷史潮流中的前進與倒退〉，用我的觀點 去批判一個已經成為歷史人物的改良主義者胡適，事實上也是批評那個階段台灣中產 階級的改良主義，結果那篇文章《台灣政論》沒有登」。語見〈從文壇走向美麗島：
王拓〉，《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 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劃。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 年），頁 149。
86 《夏潮》於 1976 年 2 月創刊，原由蘇慶黎前夫鄭泰安主辦，本欲編成「東方的讀者 文摘」，但銷路並不理想。第三期找來蘇慶黎幫忙編輯，1976 年 4 月起由她接辦。
的創作來到了「批判的現實主義」時期；同時，他也在《中國時報》撰寫「人間 方塊──關心人間」系列文章、在《夏潮》發表多篇社會報導文字（後多收錄於
《民眾的眼睛》），綜觀這些篇章，內容多半關注於底層民眾的困苦生活、揭露政 府施政之不當，並提出許多頗為具體的改革辦法，此刻王拓的發言可說具有「無 產階級」代言人的立場傾向；此外，王拓在 4 月所發表的〈是「現實主義」文學，
不是「鄉土文學」〉，引發了日後一波激烈的「鄉土文學論戰」，並又因與彭歌、
孫震之間的文章攻防，意外在以「文學」為名的論戰中牽引出關於「台灣是否為 殖民地經濟」的論辯。
關於「鄉土文學論戰」，不少人認為它其實並非是場「文學」的論爭87，不過 就論戰起始的三篇文章看來，基本上爭議點還是在於「鄉土文學」的詞義及其發 展動向上，各路人馬有著不同的解讀與擔憂，爾後直到彭歌〈不談人性，何有文 學〉及余光中〈狼來了〉二文發表，對於「文學」的討論才降低了。論戰至此，
真正造成激烈擦撞、對決的便是「官方」與「反官方陣營」背後不同的意識型態 及世界觀╱歷史觀了。當然在七０年代的時空下是不容許反官方言論明顯化的，
因此「官方意識型態背後夾帶的集體暴力威脅，註定了這不是一場公平的理論競 爭」，也因此以《夏潮》為核心的「鄉土派」論述，其「左派式的社會圖像不得 不自覺或非自覺地躲在一些修辭的策略後方，才不至於立即招來無情的打擊」88， 於是論戰中出現了許多「孫中山」、「三民主義」、「蔣院長」等等煙霧彈，而且「夏 潮」也與國民黨大老胡秋原的《中華雜誌》形構成一個相互掩護的陣線，利用「民 族主義」、「民族文學」等詞語來掩蓋偷渡「鄉土文學」背後所挾帶的「階級」論 述。
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的過程前人討論的篇章已非常多89，筆者在此不擬細
87 如楊照，見〈惡化的歷史失憶症──「鄉土」重訪〉，《流離觀點》（台北市：自立晚 報出版部，1991 年 11 月 12 日）。
88 楊照：〈惡化的歷史失憶症──「鄉土」重訪〉，《流離觀點》（台北市：自立晚報出版 部，1991 年 11 月 12 日），頁 137∼138。
89 如陳正醍：〈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一文，發表於 1981 年《台灣近代 史研究》第 3 號（日本），是最接近論戰發生時間的文章，另外尚有李祖琛：《七十年 代的台灣鄉土文學析論──傳播結構的觀察》（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1986 年）、藍博 堂：《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及其餘波 1971∼1987》（師大歷史所碩士論文，1992 年）、翁 慧雯：《文學與政治：七０年代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究，以下僅就王拓在論戰中的文字做分析探討。
進入七０年代以後，「回歸鄉土」、「回歸現實」的呼喊造成了鄉土文學的熱 潮及文學典律的轉移，因此 1977 年 4 月號的《仙人掌》雜誌製作了討論鄉土文 學的專輯，其中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銀正雄〈墳地 裏哪來的鐘聲？〉、朱西寧〈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三篇文字，被視為是 77 年 鄉土文學論戰的起點。其中王拓的文章在起頭處便言：「文學的研究應該把它放 在當時的歷史與社會的客觀條件上加以考察，才能理出一個清晰的面貌來」，然 後他便由 1970∼72 年的台灣社會背景及遭逢的外交困境談起，再回顧 1949 年以 後台灣文學的發展情形，大致上社會背景、歷史發展的描述佔了文章篇幅的四分 之三，很明顯地展現了社會主義者注重歷史脈絡的論述風格。然後王拓提到「許 多人在談起『鄉土文學』時，留給我一種印象，就是所謂的『鄉土文學』是以鄉 村為背景，以鄉村人物的生活為主要描寫對象，並且在語言文字上運用許多方言 的作品」，他認為描寫鄉村的文學之所以流行並受人喜愛，在高度經濟發展、農 村日漸破敗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鄉土文學」不應該只是停留在「鄉村 文學」或甚至流於「鄉愁文學」，他認為所謂的「鄉土」應該是指「台灣這個廣 大的社會環境和這個環境下的人的生活現實；它包括了鄉村，同時又不排斥都 市」，因此為了避免引起觀念混淆及感情誤導，王拓認為有必要把「鄉土文學」
改稱為「現實主義」的文學。王拓的論調雖然否定「鄉土文學」的名稱，但是他 卻是七０年代以來「鄉土文學」的發展動向，而試圖運用現實主義的概念來重新 把握「鄉土文學」。
而銀正雄的文章則站在王拓的對立面，他認為王拓所肯定而要改稱的「現實 主義」文學，是民國六十年後逐漸變質的鄉土文學：「我們發現某些『鄉土』小 說的精神面貌不再是清新可人，我們看到這些人的臉上赫然有仇恨、憤怒的皺紋
，我們也才領悟到當年被人提倡的「鄉土文學」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 工具的危機。」銀正雄的論調與日後彭歌、余光中攻擊「鄉土文學」有著類似的
1994 年）、何永慶：《七０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研究》（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1995 年）、王若萍：《一個反支配論述的形成──七０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論述與形構》
（師大歷史所碩士論文，1997 年）……等學位論文。
脈絡，也是鄉土文學論戰中「反鄉土派」最大宗、最典型的批評方式：認為文學 不該揭露社會的黑暗面、不該挑起階級對立，甚至認為鄉土文學根本是中共三０ 年代農工兵文藝的翻版。
而朱西寧的文章則可視為另一類對於「鄉土文學」的攻擊，他認為過於強調 鄉土有可能流於地方主義，並且質疑如要「回歸鄉土」，那麼應該要回歸何處的 鄉土？台灣「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 和精純度如何？」，並以「氣度不夠恢弘活潑」來評論日本統治遺留於鄉土文化 中的負面影響。筆者認為朱西寧的論調與戰後初期來台大陸作家所持的「日本殖 民餘毒」說並無二致，同樣都是懷抱著中原文化的老大心態，質疑、批判孕育在 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文學。
王拓在前文發表後不久，又於 5 月 10 日的《中國論壇》上以「李拙」為筆 名發表了〈廿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一文，內容闡述了日治時代到 1970 年 代台灣文學各階段的發展情形及社會背景，並於文末提出他的總結：
一、文學必須紮根於廣大的社會現實與人民的生活中，正確地反映社會內 部的矛盾，和民眾心中的悲喜，才能成為時代和社會真摯的代言人，而為 廣大的民眾所愛好和擁戴。而這種具有明顯、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的 文學，因為具有較真誠的道德勇氣、較強烈的愛心和熾熱的感情，所以也 往往更具有感動人心的說服力。二、文學的發展必須能與當時的社會發展 相一致；文學運動必須能發展為一種社會運動，或與社會運動相結合，文 學才能更有效地發揮它改良社會的熱情和功能。90
這個總結可說是王拓七０年代「現實主義文學觀」的最具體呈現，強調文學社會 性的潮流，並企圖藉由文學「成為時代和社會真摯的代言人」、「發展為一種社會 運動」，這樣的文學觀是將文學工具化的論調，文學的目的是為了改良社會，可 說是一種「使命文學論」。
這個總結可說是王拓七０年代「現實主義文學觀」的最具體呈現，強調文學社會 性的潮流，並企圖藉由文學「成為時代和社會真摯的代言人」、「發展為一種社會 運動」，這樣的文學觀是將文學工具化的論調，文學的目的是為了改良社會，可 說是一種「使命文學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