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從文學到政治──王拓七０年代的文學與思想析論
在本章的第一節，筆者擬先陳述台灣在七０年代初期所遭逢的外交變局及內 政困境，以期使讀者對於時代氛圍、知識份子思考、鄉土文學風潮的興起能夠有 清楚扼要的掌握；在第二節中，筆者則分析王拓七０年代的文學表現（包括《金 水嬸》、《望君早歸》）及其現實主義文學觀的演變軌跡；在有了對於文學創作的 分析作為基礎後，第三節裡筆者擬探討王拓七０年代的行動實踐，並分析在這些 動向背後，其思想來源及意識型態究竟為何。第四節的小結部分，筆者則嘗試對 王拓「從文學到政治」的行動做出詮釋，並闡述《夏潮》內部對於實踐路線的異 質思考。
第一節 新時代的胎動：七０年代初期的台灣社會 一、危機與覺醒：七０年代初期台灣的內外困境
我們是一群還在學校念書和甫離校門的知識青年，自覺受育於斯，受食於 斯。對台灣這塊土地，我們有血肉相連的親切和感情，雖然未曾負擔過任 何政治的行政責任，但是承繼了士以天下為己任之書生報國的傳統，因此
，國事至今，我們自認為有不可逃避的責任和義務。
──〈這是覺醒的時候了！〉1
國民黨政府於 1949 年底自大陸潰敗撤退來台，先前（8 月 5 日）美國國務 院發表的「對華白皮書」裡嚴詞批評蔣介石，已宣布不再支持國民黨政權，但就 在半年後的 1950 年 6 月爆發了韓戰，北韓大舉進攻南韓，使得以美國為首的「自 由世界」與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更形對峙之勢，而台灣以其在東亞的重要戰 略地位，使得美國重新支持在台的國民黨政府，以對抗共產集團的擴張，於韓戰 爆發後兩天下令第七艦隊巡航台海，並再度提供軍經援助給台灣。美國的重新支 持使得因國共內戰失利、國際地位低落至谷底的國民黨政府，獲得了觸底反彈的 契機，而台灣也因此被收編到美國與蘇聯相互對抗的全球冷戰結構之下。往後台 灣二十年間的發展，正如呂正惠所言可用兩句話來概括：政治保守，經濟、文化 西化。2
五０年代中期，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已經站穩腳步，其以黨、政、軍結合的 方式，在台灣厲行威權統治。威權體制之所以能夠建立起來，陳芳明認為「乃是 由於它利用『代表中國』的名義來支配整個台灣社會。然而，『代表中國』的策 略之所以成功，完全拜賜於美國政府的支撐……美國強力支持國民黨在聯合國據
１ 見〈這是覺醒的時候了！〉，刊於《 大 學 雜 誌 》 46 期 （ 1971 年 11 月 ）， 後 收 錄 於 王 拓 ：《民眾的眼睛》（王拓發行、長橋總經銷，1978 年 8 月 15 日）。乃 是 一 篇 多 人 （ 王 杏 慶 、 王 曉 波 、 王 拓 、 錢 永 祥 … … 等 十 五 人 ） 連 署 的 文 字 。
２ 呂正惠：〈七、八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源流與變遷〉，《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台北 市：九歌出版社，1995 年 4 月 10 日），頁 66。
有『代表中國』的席位」3，有了老大哥在國際上的撐腰及長期經濟援助，國民 黨政府養成眾多事務皆需仰望美國的「親美」性格，而「美援」所代表的更是美 式價值觀、意識型態大量滲透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此外，五０年代台灣出 現的「反共文學」也可視為「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對峙情勢的連鎖反應，
而六０年代出現的「現代主義」風潮則是「反共文學」發展到了末流後，所出現 台灣思想文化從屬美國的另一效應。
而在內部的政治經濟方面，五０年代一系列的農地改革措施完成後，基本上 日治時期最具有政經影響力的台灣地主階級已被拆解，國家成為最大的地主，得 以隨心所欲榨取農業部門的利益，轉投至國家所需的方向，並有利於六０年代推 動「以農業培養工業」政策，製造台灣經濟的高度成長（所謂「經濟奇蹟」）。4 除了經濟上官方事業的大量壟斷之外，國民黨又利用「動員戡亂時期」的臨時體 制，「合法」限制、拒絕人民的參政權，獨攬 1949 年後二十年間台灣的政治大權
。由於國共內戰失利的經驗，國民黨政府來台後為避免歷史重演，十分注意關於 意識型態的各項事務，除大力清除所有左翼思想的「餘孽」、「餘毒」外，也藉由 宣傳機構、教育體制大量灌輸人民「反共」、「中國正統」……等官方意識形態，
而此間對於黨國威權的任何挑戰，往往都落得主事者被羅織入獄、從此噤聲的下 場，五、六０年代之交《自由中國》的「雷震案」及六０年代《文星》雜誌的被 禁，即是最好的證明。
不過，既然國民黨政府長期仰賴的是美國的經援與支持態度，一旦美蘇間冷 戰結構起了變化，出現了「以和談代替對抗」的路線轉移後，靠「恐怖平衡」維 繫生存的國民黨政權必然面臨危機。時序進入七０年代，台灣於此時遭逢了一連 串外交失利的事件：
1970 年 9 月 日本對外發表釣魚台列嶼主權屬於日本，引發了由北美、歐 洲以至於台灣島內大學校園一連串的「保衛釣魚台運動」。
３ 見陳芳明：〈七０年代台灣文學史導論──一個史觀的問題〉，《典範的追求》（台北市：
聯合文學出版公司，1994 年 2 月），頁 225。
４ 見楊照：〈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知識份子的炫麗黃昏》（台 北市：大田出版公司，1998 年 11 月 30 日），頁 210。
1971 年 7 月 15 日 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即將訪問中國大陸（早在 7 月初白宮國 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已飛抵北京，進行第一次的訪問）。
1971 年 8 月 2 日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宣布將訪問中國大陸。
1971 年 9 月 16 日 尼克森聲明贊成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及獲得安理會席次。
1971 年 10 月 26 日 台灣宣布退出聯合國，自此中國大陸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一 切權利。
1972 年 2 月 28 日 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雙方簽署「上海公報」。
1972 年 5 月 15 日 美國將釣魚台列嶼與琉球移交給日本。
1972 年 9 月 25 日 日本與中國大陸建交，隨即台、日斷交。
這些外交危機事件大大衝擊了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對岸中共的崛起以及被聯合 國獲得承認，使得國民黨政府長期灌輸民眾的「正統中國」神話──在台灣的中 華民國是世界的五強之一，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至此徹底粉碎、破滅。
此時除了外交局勢的日益窘迫外，經過國民黨政府二十年的政經壟斷，台灣 內部也逐漸浮現出各種問題：在政治上，國會代表全面老化、省籍參政權益分配 不均，導致爭議與批評聲浪不斷、而蔣經國這時也正面臨著接班問題；在經濟社 會方面，六０年代「以農業培養工業」政策雖造就了經濟高度成長，但伴隨而來 的是傳統農村日漸破敗凋零、勞動人口大量流離遷徙於都市邊緣，引發種種社會 議題、資本高度掌握在資本家手中，貧富差距日漸擴大，工會組織卻不健全，底 層勞工權益未受到保障、而在長期美援之下，依賴外資的情況也十分嚴重。
當時台灣社會的景況並不若政府長期以來宣傳的那般美好，強盛繁榮的表象 在內外交逼下諷刺地被一一戳破。知識青年們普遍產生了危機意識，他們開始關 心起國家大事，對政治社會議題發表意見，整體的言論活動日漸熱絡起來。
這批以大學生和年輕教授為主的知識青年（包括本論文所欲探討的王拓）多 半出生於戰後，無論是日本殖民時期的經驗或八年抗戰的戰亂流離，乃由父祖輩 的口中轉述才能得知（即使親身經歷也是童蒙時期），而白色恐怖事件在成長過 程中雖偶有所聞，但在普遍噤聲與政府繁盛榮景的宣傳下，影響心靈有限。因此 這批人在相對於父祖輩的穩定生活中成長，到了七０年代初期，已是二十到三十
歲之間的青年了。許信良與張俊宏合著的《台灣社會力的分析》提及：「只有家 教嚴格的舊式大家庭才易於培養出服從權威的第二代，現代式的小家庭所培養的 子弟是目無權威偶像，心無恐懼的，他們保存了較上一代更為純真無拘束的個性
，這種個性已促使他們強烈地傾向於追求現代化與合理化。這是這代青年心靈上 的基本特徵」5。也因為較無父祖輩的包袱及對於政治恐懼的陰影，因此面臨外 交危機等「重大傷痛事件」（traumatic events）時，這批知識青年便能夠由消極的
「自在世代」（generation in-itself）轉變為積極的「自為世代」（generation for-itself）
6，他們意識到在社會快速變遷及內外危機的夾縫中，有股動能正在醞釀、有個 新時代正在胎動著，因此言談中往往發出「覺醒」、「甦醒」等字眼的呼喊7，期 盼青年們能夠奮起，共同面對國家的危難。他們認為台灣之所以遭逢外交困境，
主要由於內政上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故主張要因應外交困境就必須先厚植國力
，在內政上徹底進行革新。8而此時的《大學雜誌》便扮演著要求政治改革的核 心角色。
當知識份子們不再「孤獨苦悶」、「消極蒼白」，而逐步將目光投注於台灣的 現實社會時，便提高了對於社會大眾（尤其是底層民眾生活）的普遍關心。許多 學生青年開始組織「社會服務團」、「一百萬小時奉獻運動」等走出校園、親身接 觸大眾的活動，上山下海去認識農漁礦工人的生活實況，也揭露出在長期美好宣 傳背後底層民眾生活的窘態。當一幕幕的現實浮出檯面，被社會大眾所認知，便 逐步醞釀出一股「回歸現實」、「回歸鄉土」的風潮，也給了「鄉土文學」厚實的 茁壯土壤。
５ 見張景涵等著：《台灣社會力的分析》（台北市：環宇出版社，1971 年 10 月），頁 19。
６ 關於七０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相關論述，可參考蕭阿勤：〈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
台灣一九七０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第 9 期（2003 年 6 月）。
７ 例如上述的〈這是覺醒的時候了！〉；而《大學雜誌》第四十九期〈台大社會服務團 成立始末〉一文的開頭，也寫著「保釣運動之後，台灣的青年朋友們甦醒了！……」
的字眼（粗體字為筆者所標示）。
８ 見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有關「鄉土文學」的史的分 析〉，收錄於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8 年 4 月），
頁 105。
二、鄉土的「贖回」與批判現實的高漲：七０年代的鄉土文學風潮
「鄉土文學」之受到注目並非是七０年代以後的事情，早在六０年代中期就 已經有黃春明、王禎和等以描寫鄉土小人物生活悲喜為主題的小說出現，並受到 讀者相當地喜愛。「鄉土文學」作品之所以會在六０年代中後期興起，筆者認為 與台灣經濟的重心由農業轉向工業，導致農村逐漸凋零破敗有著極大的關係。9
邱貴芬在〈翻譯驅動力下的台灣文學生產──1960∼1980 現代派與鄉土文 學的辯證〉此文中對於六０年代中後期的「鄉土文學」作品，提及一個有趣的觀 察角度：
當現代派作家以其不同的風格和途徑在摸索如何「翻譯西方」之時，「鄉 土文學」領域裡另一種翻譯的動力也正在發酵：在地鄉土語言及文化，正 轉化為陌生的文化他者，必須透過「翻譯」加以贖回。10
當人們多半生於斯、長於斯應該再熟悉不過的在地鄉土，竟然需要透過「翻譯」
（而且「翻譯」的姿態千奇百怪）將其找回來時，不啻為一個可悲的現象。究其 原因，除了社會整體的現代化過程中，鄉土文化及語言的流失乃是無可避免的現 象之外，戰後國民黨所推行的中國認同再造工程，及透過各式文宣、文學作品所 大量鋪陳出的遙遠「紙上鄉土」，也是造成在地記憶流失的重大因素之一。
不過，這個六０年代中後期出現、企圖透過「翻譯」贖回鄉土的小說作品，
與進入七０年代後普遍所認知的「鄉土文學」，其面貌實有些不同。關於此點不 少評論家皆有提及，如邱貴芬談及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便言：「敘述者對於
９ 台灣產業結構的第一級（農林水產畜牧業）在總產業所佔的百分比，從 1960 年的 32.8 到 1965 年的 27.3 到 1970 年的 17.9，十年間約下降了 15 個百分點，而第二級產業（工 礦、建設、水電瓦斯）則由 1960 年的 24.9 到 1965 年的 28.6 到 1970 年的 34.7，十 年間約上升了 10 個百分點。第一級產業及第二級產業的彼消我漲，大約在六０年代 中期出現了關鍵交叉點，而台灣經濟在這段期間呈現了急速工業化的情形。以上資料 見劉進慶著、陳艷紅譯：《中日會診台灣：轉型期的經濟》（台北市：故鄉出版公司，
1988 年 6 月 25 日），頁 58∼59。
10 邱貴芬：〈翻譯驅動力下的台灣文學生產──1960∼1980 現代派與鄉土文學的辯證〉，
《台灣小說史論》（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張誦聖、劉亮雅合著，台北市：麥田 出版公司，2007 年 3 月 15 日），頁 198。
萬發竟落到以妻換取一生盼望的牛車，這樣的庶民生存困境，並未顯露太大的悲 憫，或是想要藉此為庶民代言，批判社會結構的不公不義」11；而銀正雄批評王 拓的〈墳地理哪來的鐘聲〉一文中也提及：
猶記得黃春明的「看海的日子」、「鑼」、「癬」、「蘋果的滋味」以及 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發表時……那時「鄉土文學」作品所表現的精神 確實是拙樸而純真，給當時的文壇注入一股清新健康的氣質。……然而，
民國六十年後，「鄉土文學」卻有逐漸變質的傾向，我們發現某些「鄉土」
小說的精神面貌不再是清新可人，我們看到這些人的臉上赫然有仇恨、憤 怒的皺紋，我們也才領悟到當年被人提倡的「鄉土文學」有變成表達仇恨、
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12
銀正雄的立場在此暫時不論。由上文我們可以明顯觀察出，進入七０年代後由於 社會中「回歸現實」、「回歸鄉土」的意識高漲，過去那種以淡淡筆調描寫淳樸 鄉土小人物悲喜生活的作品，似乎也逐漸朝向更積極、更具批判力道的方向前去。
進入七０年代以後，鄉土的「贖回」持續進行著，在眾多人士及雜誌刊物的 努力下，台灣過去的歷史記憶被挖掘出來╱重新發現13；而文學上則開始出現揭 露社會黑暗面、批判各種不合理現狀、傳達底層民眾憤怒的作品。在這當中，取 材八斗子漁民生活的王拓及描寫工廠工人的楊青矗，稱得上七０年代「鄉土文學」
的典型代表，同時這也是何欣將他們的作品稱之為「使命文學」的原因。14
11 同上註邱貴芬該文，頁 236。
12 見銀正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原發表於《仙人掌》第二期（1977 年 4 月 1 日）， 後收錄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8 年 4 月），頁 199
∼200。
13 例如李南衡對於日治時期文學史料的蒐羅、張良澤對於鍾理和作品的提倡、黃煌雄的 蔣渭水研究、楊逵的重新被發現、《夏潮》一連串關於日治時代人物、文化運動的介 紹……等；另外七０年代的民俗風大盛，洪通的素人畫、朱銘的雕刻、陳達的月琴走 唱此時也席捲台灣文藝圈。
14 見何欣：〈七０年代的使命文學：論楊青矗和王拓〉，《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潮》（台北市：
遠景出版社，1979 年 3 月），頁 147∼175。
第二節 從八斗子漁村到台北大都會：王拓七０年代小說析論 一、漁村的悲歌與「出走」的兩難：《金水嬸》析論
（一）從「前•現實主義」到「描寫的現實主義」
比起許多作家在大學時期即創作、投稿（如《現代文學》的作家群），王拓 整體的文學起步是較晚的，1970 年 7 月王拓退伍後進入政大中文研究所就讀，9 月短篇小說作品〈吊人樹〉（後收錄於《金水嬸》）發表於《純文學》42 期，才 算是正式步入文壇。在分析探討王拓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金水嬸》之前，筆者 認為有幾點是必須先加以釐清的：
或許由於對王拓的研究尚不充足，因此在大眾普遍的印象中，其小說內容所 刻劃的即是漁村漁民的困苦生活，而寫作風格就是相當現（寫）實主義。其實這 是過於籠統、概括的說法，既無法涵蓋王拓作品完整的主題意識，也無法展現其 寫作風格的演變軌跡。筆者在考察王拓七０年代的小說後發現，其早期的一些作 品其實並不是那樣「寫實」的，而寫作風格似乎也經歷過幾個轉折。
對於個人文學創作的起步，王拓如此表示：
（師大畢業後）我在花蓮中學教書的時候，讀了很多別人的小說，像王禎 和啦、黃春明啦、陳映真啦、白先勇啦這些人的小說，然後對文學開始非 常有興趣，然後就從舊書攤買來一套《文學雜誌》，《文學雜誌》就是那個 夏濟安編的，然後也買了很多什麼《現代文學》啦、《文學季刊》啦這些 雜誌來讀，然後就開始對文學有興趣，開始對小說有興趣，所以我起步很 晚……。15
既然王拓文學興趣的啟蒙有大量來自於六０年代的「現代主義」作品，為何其日 後的創作及所主張的文學理念，會與「現代派」大異其趣呢？對此，王拓表示這 或許跟他的「性格」有關吧。
15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7。
筆者以為王拓此處所言之「性格」，多半是指童年在漁村的貧困生活，以及 艱辛的成長歷程所帶給他的人格養成，以致於日後其作品關注的焦點，多半在於 社會的現實面及底層民眾生活；此外，筆者認為王拓進入政大中文研究所就讀，
幫著尉天驄編輯「文季」系列刊物的經驗，亦是影響日後寫作風格轉變的因素之 一。林瑞明在談論《筆匯》的文章中便言及：
雖說《筆匯》時代多少已透露出對現實的關懷與批判，但仍不免沾染濃厚 的「現代主義」傾向，這股「創作取材於現實社會」的伏流到了《文學季 刊》時便漸漸浮至檯面。尉天驄曾表示《文學季刊》雖仍以學院派風格起 始，不過因能從現實社會找材料，所以不致受困，進而有所捨棄，日後發 展成《文季》季刊終究是必然趨勢。16
王拓七０年代文學風格的轉趨「現實」，與「文季」系列刊物的演變有莫大的關 係。在訪談中，王拓認為自己早期的作品（如：〈吊人樹〉）「基本上也不是非常 的寫實……那很講究所謂學院派的意象啦、象徵啦、氣氛營造等等」，日後他才 開始強調「寫實主義」17。那究竟王拓是從何時轉向批判社會的寫實主義寫作風 格呢？經過考察、比對，筆者認為 1973 年應是一個轉折的年份。
在此，筆者先將王拓七０年代所發表的小說作品，分列如下：
發 表 日 期 作 品 發 表 刊 物 1970 年 9 月 吊人樹 《純文學》42 期 1971 年 6 月
7 月 8 月
墳地鐘聲 海葬 蜘蛛網
《純文學》54 期
《臺灣文藝》32 期
《純文學》56 期 1972 年未有文學作品發表
16 見林瑞明：〈《筆匯》的創刊、變革及其影響〉，發表於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戰後初期 台灣文學與思潮研討會論文集》（2003 年 11 月 29∼30 日）。
17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8。
1973 年 2 月 11 月
祭壇 炸
《現代文學》49 期
《文季》2 期 1974 年 5 月 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 《中外文學》24 期 1975 年 8 月 金水嬸 《幼獅文藝》260 期
以上篇章皆收錄於《金水嬸》
1976 年未有文學作品發表 1977 年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春牛圖 車站 望君早歸 獎金 2000 元 一個年輕的中學教員
《中國時報》副刊
《中國時報》副刊
《中國時報》副刊
《中外文學》24 期
《現代文學》復刊號 以上篇章皆收錄於《望君早歸》
從第一篇作品〈吊人樹〉（1970 年 9 月）到〈蜘蛛網〉（1971 年 8 月）為止，
筆者認為這是王拓創作的「前•現實主義」時期；1972 年王拓並未發表文學作 品；而在 1973 年 2 月所發表刻劃教育界╱學術圈逢迎拍馬、勾心鬥角的作品〈祭 壇〉，則代表著王拓的寫作始進入「描寫的現實主義」時期。18
筆者之所以稱王拓早期的四篇作品（〈吊人樹〉、〈墳地鐘聲〉、〈海葬〉、〈蜘 蛛網〉）為「前•現實主義」作品，而非「現代主義」作品，事實上乃是由於這 四篇小說的「過渡」色彩濃厚，其內容所刻劃的議題皆是相當寫實的（上吊自殺、
教育界的腐敗、下一代的出走問題、升學的失落……等等），但是其寫作風格、
技巧卻是相當講求學院派╱現代派的氣氛營造、意象、象徵，甚至於意識流手法
：例如在〈吊人樹〉中，作者便透過鑼鼓聲的形容用字「輕郎！狂！」、「痛！痛 痛！」、「痛愴！」等，暗示著故事情節及悲慘結尾，而用枝椏的黑影投射彷彿幽 冥鬼手伸向賴家，企圖營造出陰暗詭異的氛圍；而在〈墳地鐘聲〉中則運用越聚 越多的烏鴉象徵「不吉利、陰暗腐朽」的到來，此外或許也有「天下烏鴉一般黑」
18 1977 年以後的作品（收錄於《望君早歸》）內容風格又有所轉變，筆者稱之為「批判 的現實主義時期」，此部分待下節再行論述。
的諷刺寓意；而在〈蜘蛛網〉中則運用蜘蛛及蜘蛛網的意象，象徵著主人翁被不 幸命運緊緊纏繞束縛、掙脫不得的悲慘景況；在〈海葬〉中王拓則運用了大量「內 心獨白」的寫作方式，展現賴水旺意識中的輾轉反覆。此外，除了個別篇章的寫 作技法外，如將此四篇作品與之後所謂「描寫的現實主義」小說稍作比較，也可 以發現王拓在早期作品的開頭處往往花上不少筆墨去描繪天氣、景色，企圖營造 出一種在理應歡樂的氣氛之下浮動著哀傷、蒼茫無助，有時甚至是淒清詭譎的氛 圍，這與之後的作品往往以描寫實景、人物吆喝對話的方式迅速切入故事主題，
有著顯著的差異；而筆者之所以稱 1973 年到 1975 年的作品為「描寫的現實主義
」，乃是由於此時期王拓的寫作無論是技法或是內容上，固然都相當「現實」，但 是在這些作品中他並不介入個人的批判或價值判斷，敘事的視角基本上是從一個
「知識份子」的位置上出發，保持一定距離「描寫」記憶中的八斗子漁村，故以 此稱之。19
除了文學作品之外，如果從王拓的評論文字來作思索，我們也可以發現到類 似的演變軌跡。王拓在《張愛玲與宋江》一書的序言中如此提到：
我在文學批評方面的學院訓練不夠堅實，所以，我的評論文字都難失之主 觀，尤其是最早期的文字，更是充滿了濃厚的唯心主義的傾向與知識份子 的浪漫色彩，而完全忽略了作家與小說人物所處的時代的客觀環境與社會 條件。但是，在較後來的文章中，我總算比較合理地考慮了這些對作家與
19 「realism」一詞在中國大陸學界──尤其是美術界討論畫家米勒與杜米埃兩者的差 異時──存在著「寫實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嚴格區分，蔣勳曾言：「其實現實主 義也是受到大陸的影響，就是說他又要跟寫實主義分開，寫實主義是一種技巧，要把 活生生的東西畫得很像，現實主義是說你要有一種主觀的關心在裡面……現實主義有 多一點的批判性。」（見郭紀舟：《一九七 0 年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
（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 83 學年度碩士論文）的「訪蔣勳」部分，頁 108）。王拓七０ 年代的作品也有著從「寫實」到「現實」的轉變過程，但由於在台灣「寫實主義」與
「現實主義」二詞經常混合使用，而王拓的相關自述中，多半也認為除了早期的作品 外，自己的寫作是「現實主義」。故於本論文中筆者較為寬鬆地將「寫實主義」與「現 實主義」視為同義詞，並在其前面加上「描寫的」與「批判的」兩個修飾詞，以表示 其內容精神上的差異。另外，關於王拓七０年代寫作的分期，山田敬三曾以 1975 年 為分界線（事實上就是分為《金水嬸》及《望君早歸》兩個部分），稱前半期為「（日 本的）自然主義」時期，而後半期為「寫實主義」時期。相關論述可見山田敬三著、
涂翠花譯：〈作家王拓──當代台灣文學管見〉，收錄於高天生編：《王拓集》（台北：
前衛出版社，1994 年 3 月）。
小說人物有重大影響的歷史條件與社會現實。20
這本集子所收錄的是王拓 1971 年∼1974 年左右的評論文字（大多是文學評論）， 其中早期評論張愛玲的文章，確實可以看出他較為直觀、唯心、注重符合人性，
以及「以含蓄為貴，多利用暗示、聯想與啟發的作用」21的品評觀念。而其思想 態度的轉變，從 1973 年 8 月所發表的〈一些憂慮：談歐陽子的「秋葉」〉這篇文 章中可嗅出一些端倪。在這篇文章裡頭，王拓對於現代主義作家開始有了一些批 判，他認為作家應該考慮文化環境與社會現實，而歐陽子援用佛洛伊德的心理分 析理論加諸在小說人物身上，並不符合台灣當時的社會背景；此外，王拓也批判 很多作家在成名後脫離一般民眾，活在個人的象牙塔中、生活經驗過分狹窄、對 社會現實及文化環境也缺乏敏銳的感受與洞察……等等。22由以上我們可以發覺 此時的王拓已開始注意起文學的現實層面及社會價值，逐漸轉向日後現實主義傾 向的思想與創作風格。
那為何 1973 年是王拓轉趨「現實」的主要年份呢？筆者認為外在社會潮流 更朝向「回歸鄉土、回歸現實」應是重要因素之一：隨著大學生們上山下海認識 農漁礦工人生活實況的風潮，王拓在 1973 年也回到故鄉八斗子去，對漁民們做 了一次深入的訪談，使他對於漁村困境有了更確實的瞭解23，因而日後能夠創作 出〈炸〉、〈金水嬸〉等刻劃漁民生活斑斑血淚的作品；再者《文季》在 1973 年 的創刊，現實主義的旗幟更加鮮明，直指「作家必須走入社會，剷除自私，關心 別人，而且要不斷地在現實中學習……」，而唐文標掀起現代詩論戰的文章之一
〈詩的沒落〉也發表在《文季》上，對於現代主義的批判炮火日益猛烈24，王拓
20 見王拓：《張愛玲與宋江》（台中市：藍燈文化公司，1977 年 3 月），頁 2。
21 見〈談張愛玲的「半生緣」〉一文，原刊於《青溪》（1971 年 1 月），後收錄於《張愛 玲與宋江》。
22 王拓：〈一些憂慮：談歐陽子的「秋葉」〉，原刊於《文季》（1973 年 8 月），後收錄 於《張愛玲與宋江》。
23 見王拓：〈漁村問題所反映的民心──八斗子訪問實錄〉，原刊於《大學雜誌》第 69 期（1973 年 3 月），後 收 錄 於《民眾的眼睛》（王拓發行、長橋總經銷，1978 年 8 月 15 日）。
24 見林瑞明：〈《筆匯》的創刊、變革及其影響〉，發表於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戰後初期 台灣文學與思潮研討會論文集》（2003 年 11 月 29∼30 日）。
身處其中，必然受到不少的影響；此外，筆者認為王拓這時個人內在的思想吸收 也有所轉變，由於「台大哲學系事件」後陳鼓應被「流放」到政大國關中心之故
25，此階段的王拓開始陸續從陳鼓應那邊獲得一些左翼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相關 書籍，使得王拓的「土左」有了系統化、理論化的機會：
我很記得從鼓應那裡拿到一些書，譬如說《政治經濟學》，那時候台灣哪 裡有「政治經濟學」？沒有呀。連這個名字也沒有聽過，然後「馬克思主 義」都沒有。那時的確從鼓應那裡影印了這些東西，那我印象最深的我認 為呢，讀這些東西是給予你一個了解世界，了解這個社會一個非常好的工 具，你讀這些書以後你對社會的理解，會有一套方法。26
日後王拓的評論逐漸能夠觀照到作家及其時代的歷史條件與「物質基礎」，甚至 到了評論楊青矗的《工廠人》及批判當代知識份子的迷惘與徬徨時，其文字當中 更是出現了不少馬克思主義式「唯物史觀」、「剩餘價值」等等分析方式。27
（二）「困守」抑或「出走」？
《金水嬸》是王拓的第一本小說集，內容收錄八個短篇，依創作時間排列分 別是：〈吊人樹〉、〈墳地鐘聲〉、〈海葬〉、〈蜘蛛網〉、〈祭壇〉、〈炸〉、〈一個年輕 的鄉下醫生〉、〈金水嬸〉。28其中除了〈祭壇〉的場景及書寫主題是在教育界╱學 術界之外，其餘篇章多刻寫八斗子漁民的生活面貌。作家的初寫作往往由自身最 熟悉的題材出發，王拓也不例外，他之所以選擇漁村作為小說的主要場景，當然
25 「台大哲學系事件」係指 1972 年 12 月到 1975 年 6 月之間，由國民黨特工系統對台 大哲學系內自由派學者進行的一連串整肅行動，事件後有八名教師受到「不續聘」處 分。其相關始末可見趙天儀編著：《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台北：花孩兒出版社，1979 年）、台灣大學：《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1995 年）。
26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11。
27 見王拓：〈當代小說所反映的台灣工人：談楊青矗的「工廠人」〉、〈從當代小說看知識 份子的迷惘與徬徨〉，皆收錄於《街巷鼓聲》（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6 年 3 月）。
28 《金水嬸》在 1976 年由香草山書屋出版，《望君早歸》在 1977 年由遠景出版社出版，
而 2001 年九歌出版社將此二部小說重新增訂出版。經筆者比對，重新出版二書除了 小部分字詞的刪改增補外，主要內容、情節、對話並未有太多更動。以下（包括《望 君早歸》）的引文、頁數皆根據七０年代所出版的版本，特此說明。
跟他從小生活在八斗子的經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此外，七０年代初期知識青 年上山下海從事農村、漁村與礦工問題的調查，揭露許多經濟成長表象背後勞工
、漁民們生活艱難的現實，也是促使王拓回首故鄉而將其寫進小說的原因。29綜 觀《金水嬸》這部小說，其內容主題幾乎都圍繞在「漁村的悲歌與出走的兩難」
此議題上，故在下文中筆者擬由這條脈絡切入，探討王拓在《金水嬸》當中所刻 劃的七０年代漁村景象，以及其所欲傳達的內容意識。
在王拓最初的兩篇作品裡頭，筆者認為他似乎有意描寫整體漁村的破敗、漁 民的落後愚昧：在〈吊人樹〉裡，作者透過鑼鼓喧天的媽祖祭典、精采的舞獅，
帶出一個關於情愛與婚姻的悲劇。故事中的賴海生在祭典中擎舉著沉重的獅頭、
淌下斗大的汗珠不斷舞動，期盼透過賣力的表演獲得媽祖聖母的垂憐，救救他的 太太阿蘭。阿蘭自從在廣場上見到那位賣膏藥、打拳頭的外鄉人之後，就開始心 神不定，後來那位外鄉人在他家門前的大樹上吊自殺，被阿蘭在半夜裡瞧見了，
更使得她的神志迷糊不清，病態更加嚴重……。王拓在小說中花了不少段落描寫 賴海生舞著獅頭時心中的喃喃祝禱：「聖明的媽祖啊！請看我為你舞弄的獅頭呀，
你要庇祐啊！保庇我的女人好起來。我是虔誠的討海人，你的子民呀……」（頁 20）。不過事與願違，在故事的結尾處阿蘭也同樣上吊於家門前的那棵樹上。
其實，在情節的推演過程中，讀者很輕易地能夠知曉故事中的那位外鄉人，
即是阿蘭未出嫁前在台北幫傭時所認識的情人，後來兩人被迫分離，外鄉人走遍 各地想找尋阿蘭及他的小孩（當時阿蘭已懷孕）的下落，而終於在八斗子見到了 朝思暮想的昔日情人。但此時的阿蘭已經嫁給海生，一切都無法挽回了。王拓在 這篇小說中似乎有意諷刺討海人普遍的無知、迷信，一旦遭遇問題便將其歸因於 鬼神、沖煞，無法對症下藥，終於導致了無可挽回的悲劇。小說中刻意塑造了幾 位令人同情的角色，如賴海生及他的父親阿旺伯，他們確實相當虔誠努力，期待 媽祖的救贖，但結局卻是依然挽回不了的悲劇。王拓在此對討海人既批判又同情
，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大概可以歸咎到（貧窮所造成的）民智低落吧。
29 可參見王拓：《王拓：從文學到政治》（基隆市：王拓後援會，1989 年 5 月），頁 8∼9；
及郭紀舟：《一九七 0 年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 所 83 學度年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鄭梓）的「訪問王拓」部分。
或許由於這是作家的處女作，所以〈吊人樹〉的敘事手法並不是很高明。當 外鄉人在廣場上講述自身故事，以及見到阿蘭時的失態表現時（當然還包括阿蘭 一見到外鄉人轉身就跑的舉動），讀者對於一切實情便立刻了然於胸了，這使得 故事的懸念無法延續，也無法有效達到小說結尾處的落差諷刺效果。而且，如此 的敘事手法甚至容易使讀者心下泛起疑問：「作者是否太低估討海人日常生活的 智慧了？事態既已如此明顯，怎麼可能沒有一個人聯想得到。」由於敘事手法上 的缺陷，使得作者批判討海人凡事皆訴諸鬼神迷信的力道，也大大減弱了。
〈墳地鐘聲〉的故事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半部是杜滿福帶著遭受體罰 的兒子到校理論，與老師引發口角爭執。他的兒子之所以被體罰，乃是由於遲交 補習費的緣故；而故事後半部則是描述學童賴靖順上廁所，卻慘遭校舍倒塌被壓 死之事。學校的校長一再保證不是工程上的毛病，而漁民們也認為這是由於鬼怪 作祟的緣故，只有校工老潘堅持是學校地基出了問題。
筆者認為〈墳地鐘聲〉這篇小說的特殊之處，即是其通篇內容並未有十分具 體的情節推演，作者的筆法比較像是在勾勒一張日漸腐爛破敗的校園圖畫。在這 幅「異色」的圖裡，讀者可以瞧見：老師的惡性補習、因遲交補習費體罰學生、
誣賴學生偷東西；同事間的爭吵齟齬；學生出意外，校長將一切推給鬼神，對於 工程建設毫不負責；校長與女傭私通、老師勾搭女人……等各種教育界的黑暗面。
此外，作者同時也刻劃了漁民普遍的迷信及愚昧，不認為校舍的倒塌乃是建設過 程中人謀不贓的緣故。在這其中，學校的校工老潘代表著一片混濁中相對清醒的 人，他不斷地清除垃圾、打掃廁所（因為這個學校「越來越髒」了），在半夜裡 則是敲打著所謂的「暮鼓晨鐘」欲點醒人們。──但是，敲得醒嗎？
王拓在這篇小說中清楚揭露了教育界的各種黑暗面，但是這種「揭露」行動 卻引來了銀正雄的不滿與批評。銀正雄認為王拓寫作〈墳地鐘聲〉是「惡意的攻 擊」、「根本就無意建設」、「以暗示、烘托的手法來醜化他們的行為」，鄉土文學 到了此時「有逐漸變質的傾向……我們看到這些人的臉上赫然有仇恨、憤怒的皺 紋」。30而王拓則在〈鄉土文學與現實主義〉一文中回應表示，這篇小說中還是
30 見銀正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原發表於《仙人掌》第二期（1977 年 4 月 1 日）， 後收錄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8 年 4 月）。
有正面人物老潘及討海人，他們「對於下一代充滿了愛心與關心」，而且「任何 一個社會都有許多不合理的、黑暗的事實存在，台灣自然也不例外」，因此「現 實主義文學之反映這些事實」不能說是惡意揭發社會黑暗面。31
〈吊人樹〉及〈墳地鐘聲〉兩篇作品描繪了漁村及地方學校的日漸破敗、腐 朽，面對這樣的無奈命運，漁村居民及其下一代該如何面對未來？王拓在他的第 三篇小說〈海葬〉中開始探觸到「出走」的問題。
如同王拓早期的作品一樣，〈海葬〉的開頭也營造了一種無奈、悵然的氛圍。
賴水旺面對漁村平時最易見的娛樂：「賭博」和「上茶室」，今日無論如何是提不 起勁了，原因是兒子學校的老師今日突然來家庭訪問，希望他能讓小孩繼續升學
，這使得賴水旺感到十分為難。「少年人實在需要出去多看看世面」（頁 57），但 是他又擔心一旦孩子讀太多書，出去以後就不想再回漁村來，更遑論要求他出海 去捕魚了！這也使得水旺再度想起自己年輕時也曾有機會離開漁村到外面去，但 因為父親的責罵及自身的怯懦，後來便困守漁村再也無法脫身了。通篇小說約有 四分之三的篇幅，皆是描寫賴水旺個人的「內心獨白」，作者運用一層一層的轉 折，來表現水旺思緒的反反覆覆與舉棋不定。
王拓在小說中深刻描寫了討海人面對「出走」難題時，那種對於命運、未來 的不確定感，以及思緒當中綿延不斷的焦慮徬徨。上一代用孝順、養兒防老、外 頭不會比較好的理由困住這一代，這一代又想用相同的理由去困住下一代，討海 人的世世代代似乎都得困守漁村、葬於海上，水旺對此感到無限寂寥；但是「出 走」就一定保證會更好嗎？一身捕魚的本領去到了外頭，還能從事什麼工作？也 就是因為如此多的不確定因素，往往消滅了「出走」的念頭與勇氣。到了小說結 尾處，水旺似乎也沒有任何具體的結論，終究還是浪潮聲伴隨著思緒的輾轉反覆
，不斷侵擾著他。
在〈海葬〉中的賴水旺對於是否要讓孩子「出走」顯得十分猶豫、徬徨，但 是在〈炸〉當中的陳水盛卻是一心一意想讓孩子上學讀書，讓他日後不必在「貧 困的漁村混一輩子」（頁 131）。不過陳水盛所遇到的難題卻是沉重的經濟壓力──
31 這是一篇訪談稿，原發表於《夏潮》第 17 期（1977 年 8 月 1 日），後收錄於上註尉 天驄該書。
孩子明天就要註冊了，他卻湊不齊足夠的錢──因此，他將賣地瓜賺來的一百多 塊錢拿去賭博，希望藉此大賺一筆以解決問題，結果沒想到最後卻把錢全輸光了
。回到家中面對妻子的逼問，水盛悻悻然地大步跨出家門，之後他去找雜貨店的 興旺嫂借錢，卻被要求拿自己的兒子來抵押。最後在氣憤及走投無路之下，只好 鋌而走險學人家非法炸魚，導致最後炸出了嚴重意外。
在這篇小說當中，作者明白地刻劃出漁民生活的困苦艱難、血淚斑斑，即使 主觀意願想脫離漁村「出走」，但客觀的現實經濟條件也往往無法配合。像陳水 盛這樣的一個老實漁民，因為經濟壓力不得不鋌而走險，從事平常連想都不敢想 的炸魚，最後反倒炸傷了自己，實是一場徹底的人間慘劇。
不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這篇小說中舖寫了一位本是嗜錢如命的雜貨 店女主人興旺嫂，在水盛被火藥炸傷後，還不顧其死活一心只想逼問他如何將欠 債還清。由於擔憂水盛還不出錢來，她便前往水盛家中打算搬東西抵債，結果出 現在她眼前的卻是一片家徒四壁的景象，水盛的小孩在發燒中喃喃叫喊著「媽 媽」，這使她不禁深自檢討反省：「我怎麼會用這種手段對付這一家人呢？我怎麼 會變成這樣沒有心肝的人呢？……」（頁 164）。雖說如此的轉折多少有些突兀、
牽強，但王拓在此還是讓讀者看見到了在他欲揭露的社會黑暗面中、在凡事只講 求金錢利潤的時代裡，人性光輝總還是會有偷偷「溢出」的那一面。
王拓在上述幾篇小說中刻劃了漁村的貧困艱苦及「出走」的難題，彷彿暗示 著如果不想辦法脫離漁村，一生就將困守於此，然後葬於海上。那該尋何種管道 脫離貧窮漁村呢？受「教育」可能是一種方式。在〈蜘蛛網〉當中王拓大量運用 象徵的手法，描繪主角易冬林的命運如同被蜘蛛網緊緊纏繞一般，自從母親過世 以後，他就失去了上大學深造的機會，整天倒臥在小閣樓裡，在夢囈與現實中不 停地穿梭徘徊，顯得既蒼白又無助。故事的結尾，易冬林終於憤而向阿婆要求母 親的遺產並爭取升學的機會，結果在爭執過程中失手掐死了阿婆。
王拓自己是循著「升學」管道脫離漁村的，因此寫起「出走」、「升學」這類 的題材可謂駕輕就熟。但如果詳加考察這些作品後當可發現，事實上作者幾乎是 不現身於小說當中，也很少涉入個人價值評斷，他就只是「一五一十地描寫上下
兩代人站在人生的叉路上僵持不下的情境而已」。32也就是說，如果讀者欲從這些 小說中探究王拓對於「出走」的態度──到底應不應該讓下一代受教育？還是應 該讓他們繼續留在漁村裡？──其實是不容易找到解答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如 果王拓對於「出走」抱持的是肯定論的話，那麼他在另外三篇作品〈祭壇〉、〈一 個年輕的鄉下醫生〉、〈金水嬸〉當中所傳達的，似乎又並不是那麼地樂觀。
〈祭壇〉是《金水嬸》裡場景及刻劃議題比較特殊的一篇作品，內容描寫一 位就讀中文研究所的「高級」知識份子董德耀（懂得要？），經由人家介紹在中 學任教，但一心一意想獲得母校系主任的賞識，拔擢他回母校任教，因此不停地 對系主任逢迎拍馬，在同儕間則實施合縱連橫、處心積慮散佈謠言，希望能拉人 下馬，使自己得利。
這篇小說將所謂「高級知識份子」那種俗不可耐的嘴臉，刻寫得淋漓盡致，
諷刺力道十足。王拓自己也就讀過研究所，因此對於學術圈鉤心鬥角的醜陋面可 謂知之甚悉。在小說中他穿插運用了「中學」與「研究所」兩個場景，藉由在中 學調查學生被毆打的事件，由學生口中道出這位董德耀的「差別待遇」──只喜 歡成績好的學生，並且聽從成績好的學生打小報告。但董德耀自己則顯得理直氣 壯：「什麼？你說我偏心？莫名其妙，他是第一名，我當然說他好。」（頁 111）、
「你應該學習謙虛，他的功課比你好。」（頁 112）、「什麼大報告小報告？……
敢批評我？太放肆了！要是沒有侯立隨時來報告，全班不都要造反了？」（頁 117）
。董德耀如此的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因為他自己離開為人師表的中學，到了研究 所裡也是同樣以打小報告向系主任輸誠的。在學術圈裡是如此處心積慮的鬥爭，
這些人到中學去又將錯誤觀念傳達給下一代，當然台灣的整體教育是會出問題的
，「上樑不正下樑歪」大概是王拓想在這篇小說中傳達出的諷刺意味吧。循著「教 育升學」這條管道「出走」，到達了研究所如此高的學術層級，呈現出來的卻是 這樣一幕幕為了個人利益而扭曲人性的現實景況，不得不使讀者對於「出走」議 題多了份反向的思考。
而在〈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中，王拓則描寫了一個年輕的醫生義雄，由於
32 山田敬三語，見〈作家王拓──當代台灣文學管見〉，收錄於高天生編：《王拓集》（ 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4 年 3 月），頁 260。
求學過程中村人的期待及小學老師的諄諄教誨，使得他在台大醫科畢業後辭謝了 私人大醫院豐厚的薪酬，也放棄了美國大學提供的優厚留學奬金，效法史懷哲深 入非洲的精神，滿懷熱情與愛心返回沒有醫生、既是礦區又是漁村的貧窮落後故 鄉服務。初時他滿懷熱忱，但是現實環境卻令他逐漸失望、低落消沉：「他們又 要馬跑，又不給馬食草。我只多收了他們一些醫藥費，他們就擺出一張張苦哈哈 的臉孔給我看……我的醫院也要設備，也要花錢，我不是開救濟院。」（頁 184）
而談及他最佩服的史懷哲醫生時，他說：「史懷哲，史懷哲有整個歐洲的道德理 想支持他，有錢的人捐錢給他，沒錢的人在精神上鼓勵他。而我們這是什麼樣的 社會？」（頁 185）比起他的同班同學都在台北開起了大醫院，困窮的義雄逐漸 感到失落了，他懷念起大學時代的生活與都市的美景：「田園、野人、天琴廳，
午後的咖啡館的情調多麼愉快」（頁 183）、「在愉快的音樂旋律中喝咖啡、談理 想、談抱負」（頁 183）。只是當初所談論的那些理想與抱負，到了今日卻反而深 深苦惱著返回家鄉奉獻的義雄，使他無法自拔。
在故鄉的土地上成長、茁壯，然後藉由升學脫離貧困的故鄉，接受了高等教 育的知識份子，是否終將成為一個「異鄉人」？留在都市中，成就的是私人小我 的利益，故鄉依然徘徊在窮困破敗的邊緣；但是返回故鄉奉獻卻又必須忍受物質
、精神生活上的雙重失落，年輕時的理想與浪漫遭遇到殘酷現實便一一幻滅了。
王拓在這篇〈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中為我們展現了七０年代知識份子面臨「出 走」抉擇時的兩難困境。
而在小說集當中最後一篇的〈金水嬸〉，則是銘刻了不少王拓成長過程中的 辛酸血淚，可說是以其成長經驗為背景，加上小說手法所織就出來的篇章。金水 嬸是八斗子漁村裡挑雜貨擔子兜售日常用品的婦人，她的家道原本極為艱苦，而 丈夫又是一個沒有責任、好吃懶做的人，但是她卻有辦法含辛茹苦地栽培六個兒 子都讀書唸大學，因此一提起金水嬸，八斗子的人無不打從心底稱讚，而且也認 為她快要苦盡甘來享清福了。但不幸的事情發生，由於兒子聽信了一位牧師的話
，因此金水嬸跟丈夫四處借錢、掏出老本給兒子合股做生意，最後卻受騙上當。
此時在會錢、債務逼得緊的情況下，金水嬸只好硬著頭皮去跟兒子們伸手要錢，
結果這些受教育「出人頭地」的兒子們卻紛紛找理由推託，棄雙親於不顧。此時
金水嬸的丈夫又突然病發身亡，在她心力交瘁之時，兒子們卻為了喪葬費用如何 分配爭執不休，且待了沒幾天就紛紛離去了。這一幕幕殘酷的現實景況令人感到 寒心，也難怪金水嬸的丈夫在死前會大嘆：「唉！兒子六七個，都只是好聽的，
還輸給人家沒子沒孫的人」、「時代很不同，社會已經完全變樣了。養兒子？唉！
白了的！」（頁 210）。
王拓在小說中明白刻劃了受教育出走的那一代，在商業社會下逐漸變形、扭 曲的現實嘴臉，他花了不少筆墨刻寫住在都市裡的兒子媳婦們的價值觀，例如：
金水嬸從家鄉帶乾魚脯給兒子，媳婦卻認為這種東西菜市場很多，要吃他們自個 兒會去買（頁 215）；踏進兒子家中的客廳時，媳婦關心的是「電視上的花瓶是 日本帶回來的，不要打破了！」（頁 216）；她跑到兒子上班的合作金庫去，兒子 見到她卻是一陣不滿與嫌棄：「妳要來也要穿得體面一點，穿得這樣黑墨墨破落 落的，給人看到叫我要把面皮放到那裏去？」（頁 226）。在故鄉受教育而「出走」
的人，竟也開始嫌棄起故鄉的破舊落後，甚至連撫養自己長大的母親也都瞧不起。
面對這種情況，金水嬸想起小時候兒子依偎在身邊，訴說著日後要賺大錢給她花 的景象，兩相對照之下，她是如何也想不透兒子們怎會變成如此……。
在關於〈金水嬸〉的眾多評論文字中，陳映真（署名「許南村」）的〈試評
「金水嬸」〉可說是最著名的一篇，而董保中的〈「金水嬸」與「金水嬸」批評〉
33一文則對於陳映真的評論有著不同的意見。筆者擬藉由兩篇認知不同的文字，
嘗試探索〈金水嬸〉的內容意義。
對於金水嬸的「雜貨擔子」是否代表著「商業資本主義」徹底滲透了台灣社 會底層的各個角落，基本上筆者較為同意董保中的意見：
我覺得雜貨擔本身實在不能「說明」工商業商品是怎樣「執拗而稠密地滲 透到」一個「偏遠」的漁村裡，因為雜貨擔是一個道地的農業社會做小買 賣的一種方式，在中國恐有幾千年的歷史。
33 董保中：〈「金水嬸」與「金水嬸」批評〉，發表於《聯合報》（1977 年 10 月 4 日）第 12 版。
在六、七０年代的台灣漁村裡，陳映真理想中所謂「單純的物物交換、自給自足 的前•近代的經濟生活」早已不存在許久了，因此如果單憑金水嬸這個經濟規模 相當小的雜貨擔子，以及裡頭有毛巾、肥皂、牙膏、香水和三角褲等現代性商品，
便要說漁村民眾的生活「早已嚴密地組織到商品所飢餓地尋求的市場裡」，實在 有些牽強；再者，如果陳映真的分析能夠成立，那貧窮的金水嬸實際上便是一個 在漁村裡頭藉由雜貨擔子獲取利潤的「剝削」階級了，但是這個「剝削」階級自 己卻在小說後頭反被商業資本主義所害，並且也無法理解兒子們價值觀的轉變，
此亦是不通之處。但是，筆者同時也無法同意董保中對〈金水嬸〉整體情節的詮 釋，他認為：
「金水嬸」故事情節發展的基本衝突是進步（Progress）與落後（Back- wardness）的對立，是現代化與保守的不調和，是動力的（Dynamism）跟 滯留靜止的摩擦。我以為這是「金水嬸」這個短篇小說的時代的特殊意義。
而金水嬸不幸的是落後、保守與靜止的代表，也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悲劇」
的犧牲者。
基本上董保中如此說法，與日治時期日本殖民者的「殖民進步主義」思考並沒有 什麼兩樣34，他將所謂的「進步」與「落後」擺放在線性史觀的發展上，因此在 台灣在經濟成長過程中，「落後」與「滯留靜止」被犧牲掉似乎是理所當然且必 要的，怪只能怪金水嬸自己不幸，因為她是「落後、保守與靜止的代表」。 其實陳映真與董保中所代表的即是台灣七０年代左右翼路線的不同詮釋，而 如此的爭辯在「鄉土文學論戰」中關於台灣經濟是否為「附屬經濟」時，尤其有 著更白熱化的討論。在〈金水嬸〉中，筆者認為王拓實際上所要描寫被商業資本 主義所「異化」的並不是金水嬸，而是她的這群兒子們，當他們接受教育而由漁 村「出走」後，思想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為工商業社會的運作邏輯給扭曲、異化了，
忘卻了漁村中所保有的傳統倫理價值，因而將雙親捨棄，甚至連債務都推給父母
34 關於「殖民進步主義」的相關內涵，可見游勝冠：《殖民進步主義與日據時代臺灣文 學的文化抗爭》（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 89 學年度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呂興昌）。
親。筆者認為這才是〈金水嬸〉這篇作品所欲傳達的旨意。
而在如此陰暗殘酷的現實裡頭，小說結尾處卻出現了光明的一面。即便金水 嬸遭到兒子們無情的對待，甚至必須遠走台北替人幫傭來還清債務，但是她卻依 然去廟裡替她的兒子們祭煞補運，並且表示「等還完（債）了，她就要重新回到 八斗子，清清白白的，她要到媽祖廟來燒香謝神」（頁 256）。王拓在此刻劃了一 個偉大豐厚的母性形象，對比起週遭激變的人性現實面，金水嬸誠懇且寬厚知足 的傾訴，對於未來充滿了樂觀希望的態度，實在令人動容。
綜觀《金水嬸》這本短篇小說集，筆者認為它始終圍繞著「漁村的悲歌與出 走的兩難」此議題。王拓先是刻劃了漁村的破敗、落後，以及滯留漁村的悲慘景 況，似乎暗示著「升學」是脫離貧困從漁村出走的良好途徑。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卻又描寫了高級知識份子俗不可耐的臉嘴、返鄉貢獻卻遭逢物質精神雙重低落 的現實窘境，以及受了教育出走的人們竟捨棄了故鄉的父母親。究竟王拓對於「出 走」議題的思考是什麼？關於此，筆者曾於訪談中詢問過王拓，他如此表示：
我過去寫的這方面的小說，是寫身邊我真熟識的題材啦……他們可能無真 深的對生命的體會、理解，抑或是說思考，他們可能無，不過我看到以後 感覺這是人生命中會遇到的問題，所以說人要不要受教育，去改變他的現 狀？當然要啊。所以我們一世人感謝我老母呀……啊你要叫我老母講出一 套大道理，她也無，她就感覺說不要乎她的囝仔甲他的老爸一樣，一世人 是「青暝牛」嘛。「青暝牛」你聽有嗎？眼睛看無【看不到】的牛嘛！那 個處境是很悲慘的嘛，她不要乎她的後生【兒子】繼續這樣，啊她有看到 的是讀冊可以乎她的囝仔改變，所以她甘願她過得艱苦，她也要（讓她的 小孩讀書）。這是我老母的觀察，因為這樣，所以我們走這條路，我們兄 弟攏走這條路。但是那當陣台灣的社會是不是干那這條路爾爾【而已】？
嘛無是。有真多黑手嘛成功呀，就是說有真多黑手嘛改變他們的環境啊…
…在台灣整個社會變遷的過程裡底，有一個階段真多黑手仔成功，脫離他 們過去那種真貧困的環境，然後變成很成功的企業家第一代，當然他們後 來也透過自己的努力，來自我教育，讓他們自己提升。所以我想這個人的
基本的一個動力吧，就是對於自己身處在一個非常貧困的環境裡面呢，就 自然有一種動力想要去衝破，有的人衝不破，就回到原來的那個環境裡面 去，有的人衝破了，靠自己，有的人衝破了，除了靠自己以外還靠別人，
比如說靠父母、靠兄弟等等，我認為這是人生命中碰到困境的時候，一定 會有的反應。所以有的很感動，有的即使失敗了，也很感動人，那個動力 本身就很令你感動了啦。一個作家要寫的不是只有自己的經驗而已，還看 到別人的，但是有一個前提，一定讓這個作家感動的他才能夠寫得好。35
就上述回答看來，王拓基本上是肯定人們應該要憑著自身努力去脫離貧困的，只 是脫離的方式未必非循著「受教育」這條管道不可，有不少人也透過另外的方式 去突破人生的困境。
此外，由上述的回答我們亦可發現，王拓在《金水嬸》的寫作中其實只是將 他身邊那些熟識的人事物──無論是衝破了困境、或是失敗的──給描繪出來而 已。事實上仔細考察這些小說，讀者多半僅能從場景、題材的選擇中，隱隱窺知 作者的立場與位置，王拓本身很少直接涉入小說情節明白展現其價值判斷的，這 與日後「鄉土文學論戰」時，不少人士攻擊他的小說「批判太過」、「表達仇恨、
憎惡」36，似乎尚有著一段落差。筆者認為在《金水嬸》這部小說中，王拓依然 保持著「知識份子」的立場，有距離地刻寫著漁村漁民。關於此，山田敬三曾認 為：
王拓是出身漁村的知識份子……能夠向這個難題挑戰，膽敢逃離漁村的人
，在他逃出的那一刻，他已成了故鄉的異類……像他這樣的勞心者，是萬 萬不可能再回去做個討海人的。儘管他心中對故鄉有無限依戀，漁民們卻 只把他當做一個異鄉人而已。於是，知識份子王拓開始單戀他的故鄉。37
35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13∼14。
36 如彭歌：〈不談人性，何有文學〉、銀正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收錄於尉天驄編：
《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8 年 4 月）
37 見山田敬三著、涂翠花譯：〈作家王拓──當代台灣文學管見〉，收錄於高天生編：《王 拓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4 年 3 月），頁 256。
筆者不清楚山田敬三是從何處去判定漁民們「只把王拓當做一個異鄉人而已」。 但是他所提出的「知識份子」位置的說法，確實是相當犀利精準。邱貴芬在〈翻 譯驅動力下的台灣文學生產──1960∼1980 現代派與鄉土文學的辯證〉中指出：
在台灣新文學裡，「底層人民」的角色相當微妙。除了是被壓迫的廣大大 眾，有時也以一種「民間智慧」的姿態出現，與殖民教育體制下知識份子 的觀點形成一種張力……戰後的鄉土文學則較凸顯底層人民如何遭受欺 壓……庶民的形象也變成需要透過知識份子（如敘述者）的仲介方能發聲 的被壓迫者。38
這樣的觀察套用到《金水嬸》確實也是如此。小說裡所呈現的漁民形象，大多是 愚昧、落後、無知的，他們自身並未展現太多反抗命運的主體能動性；而王拓在 小說的對話中摻入不少「台語方言」，其目的只是為了達到模擬現實的「傳神」
效果，他自己也認為「如果太過強調（台語方言的使用），便很容易使人陷入一 種偏狹的、分裂的地方主義的觀念和感情裏」39，而他在小說的主要敘事則是使 用流利、純熟的中文，這種現象一定程度也表示著當時社會底層民眾的聲音，乃 必須透過知識份子的「仲介」與「翻譯」，才得以傳達給主流的社會聽見。
38 邱貴芬：〈翻譯驅動力下的台灣文學生產──1960∼1980 現代派與鄉土文學的辯證〉，
《台灣小說史論》（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張誦聖、劉亮雅合著，台北市：麥田 出版公司，2007 年 3 月 15 日），頁 248。
39 見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收錄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 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8 年 4 月），頁 116。
二、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困境： 《望君早歸》析論
（一）從「描寫的現實主義」到「批判的現實主義」
王拓 1973 年自政大中文研究所畢業後，留在政大中文系擔任講師。他自陳
「我原本追求的是穩定安靜的人生，最希望當個學者、作家、教師，能終生與書 為伍，以寫作為志業」40，但由於其小說反映了底層人物在現實生活中的悲苦與 掙扎，且評論文字〈漁村問題所反映的民心〉也明白地揭露漁民所遭逢到的各種 困境，因此相當程度地惹惱了政府當局。隔年七月，王拓在不明原因下，未獲政 大聘書，只好轉任光武工專講師。
在光武工專時，正逢蔣介石過世（1975 年 4 月 5 日），政府通令全國人民舉 哀，光武工專全校師生均佩帶黑臂章，而王拓因為對蔣介石一生功過頗有質疑，
故拒戴黑臂章，結果此舉引起光武工專主任教官的注意，開始指派學生在課堂上 紀錄其講話內容。而其中某生由於在報告上認為「王老師的課程學生都反應良 好，也未有對蔣總統的不敬」，結果被反誣「那你思想有問題，你受王老師的影 響太大」，該生悲憤之下將實情偷偷告予王拓，令他感到十分震撼：
我知道這項事情以後，我是震撼！shock！教育怎麼（變成）這樣？我雖 然知道我在政大講授「中國小說選讀」的時候，已經有人打我的小報告，
隱隱約約知道，再加上一點猜測嘛。不過沒有一個學生這麼明白地告訴你 說「是主任教官要我紀錄你講的話」。我感覺說教育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這就干那親像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看到那些所謂「資料彙編」、「史料彙 編」，看到那種老爸告自己的兒子、兒子去告老爸，密告！妻子去密告丈 夫、丈夫去密告妻子的情形一樣。我感覺，幹！這個社會哪會變成這個型
【樣子】呢？人跟人之間最起碼的溫暖、信任，整個瓦解！這還成一個社 會嗎？41
40 見王拓：〈我的人生•我的夢〉一文，為《金水嬸》、《望君早歸》新版自序。
41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17∼18。
在極度驚駭及對於教育被嚴密控制的失望下，王拓決定離開教育界。離開光武工 專不久，王拓在《台灣政論》創刊號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小事情所反映的 大問題──八斗子所見、所聞、所思〉，內容報導蔣經國訪問八斗子漁村後，王 拓個人所見所聞之事，內容抨擊歌功頌德的風氣，希望「大家把問題講出來吧！
」，結果此文被情治單位認為刻意污衊、抹黑蔣院長；而另外一篇是〈梁山泊的 崛起與沒落──論水滸的「官逼民反」與宋江的領導路線〉，此文發表後不到一 個月，毛澤東在大陸也開始批水滸，認為宋江的路線是投降主義，觀點與王拓不 謀而合，結果此文也被情治單位指控與毛澤東隔海唱和、建立「造反有理」的理 論基礎。42
由於這兩篇文章的發表，情治人員找上門來，並要求王拓簽立切結書，使得 王拓曉得「從此，我知道要在文化界生存是很困難了。以當時國民黨對文化界控 制之嚴苛，哪一家報紙的副刊敢登我的文章呢？如果沒有副刊的稿費，我怎麼可 能靠寫作維生呢？於是，我決心改行向商場求發展」。43當「教書」、「寫作」兩條 路都被斷絕了，原本只想「終生與書為伍」的王拓，也不得不投身商業社會。他 先是透過觀察，有感於台灣醫療市場的改變，因此與台大醫院的醫師共同創辦《健 康世界》雜誌，後來又轉任藥品公司經理。在藥品公司的那段時間，王拓表示自 己感到非常痛苦，社會的現實與他當時滿腦子的左派理想相差太遠了，當他目睹 商場中的爾虞我詐、缺乏理想與正義，只為了金錢、利潤相互鬥爭的殘酷面時，
他認為「我在商場的那兩年中，正是我一生最感挫折、苦悶的時期」，一個作家 在現實生活遭遇挫折時，往往卻也是他在創作上表現最為旺盛的時候，王拓亦是 如此，「在商場的那兩年中……也是我一生中寫作最勤、創作力最強、作品最豐 富的一段時間。」44，文化評論集《街巷鼓聲》及社會評論集《民眾的眼睛》裡 的大部分文章，皆是在這段時間內所發表的，同時這也是《望君早歸》的創作背 景。
筆者在前文曾經提及，就《金水嬸》裡頭所收錄的篇章來觀察，可以發現王
42 見王拓：《王拓：從文學到政治》（基隆市：王拓後援會，1989 年 5 月），頁 10∼11。
43 同上註，頁 11。
44 同上註，頁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