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成長於德宗一朝，自身非望族出身，父兄雖任官為統治階 層，但擔任的卻不是朝官而是地方官，白居易若想改善其社會地位，晉 身唐王朝上流決策階級，則必須依靠自己的才能，爭取在首都長安擔任
「朝官」的機會。因此白居易年輕時便決定不走父兄以明經科入仕的路 子，而改考主要以拔擢並培養「朝官」的進士科考試，雖然明經科考試 錄取人數較多，但未來仕宦的出路只能以擔任地方官吏為主，鮮有例 外。白居易於朝中無援，在進士科考試之中，只能依仗自己的文學才 能，冀望能得到主考官的賞試，例如他在禮部進士試之前進謁〈與陳給 事書〉一文中所提到的：
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煦之譽，然則 孰為而來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之至公耳。（《白 居易集》，卷四十四，頁 950。）
科舉制度於中唐德宗之際，雖不糊名，主考官能依權貴請託或他人延譽 而錄取文壇上有名望之士人，例如韓愈於德宗貞元十八年為〈與祠部陸 員外書〉，1向當時主典貢舉的陸傪 推薦侯喜、李紳等十位舉子，有九人 於先後數年內便及第。白居易於當時舉子中並無美名，能一舉登進士 第，應是憑藉自己的文學實力而來。2
1【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三刷），卷三，頁 198-201。而李肇《唐國史補》亦有：「韓愈引致後進，為求科第，
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愈後官高，不復為也。」的記載，見李肇：《唐 國史補》（台北：世界書局標點本，1991 年四版），卷下，頁 57。
2 雖然張讀《幽閑鼓吹》有白居易應舉時，曾謁見顧況，並得到顧況稱讚其詩，為之延 譽，聲名大振的記載，同樣的記載亦見於《唐語林》與《唐才子傳》，但此事件傅璇琮 先生於〈顧況考〉中已考據筆記所載之時、地均誤，見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北
白居易選擇了錄取率極低的進士科考試，登第後取得「出身」，亦 即任官的資格。進士出身後，經唐朝慣例「循資格」制度守選三年，3或 是通過「吏部試」的「博學宏辭科」「書判拔萃科」的考試，便可由品 階最低的九品「校書郎」或「正字」擔任朝官。4白居易於貞元十六年進 士中第後，於貞元十九年通過「書判拔萃科」的「吏部試」釋褐為校書 郎，正式入朝任官。元稹與白居易不同，並不是由進士科而是通過明經 科考試方取得「出身」，而中唐後通過明經科的士人，大多是擔任地方 官職，大部分無法入朝為朝官，但是元稹卻於明經中選後，不立即依
「守選」的循資格方式擔任地方官，而是選擇考吏部所舉辦的科目選
「平判科」考試，5釋褐而為校書郎。
元白二人，從初仕途徑的選擇便可以知道他們是以擔任中央官職為 職志，不甘心終生擔任地方中下級官吏。朝士們的依層級的不同，雖然 亦有擔任繁雜的庶務性工作，但中高階官員主要的工作，還是在擬定符 合當時局勢的國家政策。若要有擬定政策的能力，則必須對當朝典章制 度有清楚的瞭解。元白二人於元和元年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之前曾擬作〈策林〉七十五篇，而這七十餘篇「揣摩當代之事」的論 述，雖說是為了制舉考試而準備的。但以當時的年輕元白二人學力而 言，這些對策題目的擬定與作答，應當有所本，據謝思煒的研究指出：
在此前著述中有資格充當這種藍本的，一部可能是作為唐朝政 治範本的《貞觀政要》，另外就應想到杜佑的《通典》及《理 道要訣》。6
京：中華書局，1996 年三刷），頁 395-396。另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三》
（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三刷），卷六，頁 3-4。
3 關於唐人的「循資格」守選制度，參見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第二章．及第 舉子守選〉（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4 月），頁 46-80。
4 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初版），頁 39-54、110-117。
5 元稹所通過的吏部科目試，與白居易的「書判拔萃科」不同，而是「平判科」。見周 相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有關元稹事跡辨正〉《中華文史論叢》，第七十八輯，
頁 201。
6 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初版），頁 219。
謝思煒並於這段論說後，將〈策林〉中與《貞觀政要》相關的篇目作表 陳列，證明此二者關係。〈策林〉除了以上述二書為藍本寫作外，當代 前輩的文章，也是元白收集的重點。如元稹於〈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 韻〉一詩「更擬助鴻基」詩句下自註，提到當時與白居易一同準備制舉 的情形：
舊說：制策皆以惡訐取容為美，予與樂天，指病危言，不顧成 敗，意在決求高等。初就業時，今裴相公戒予，慎勿以策苑為 美。予深佩其言，然而怪其多大擬取。有可取，遂切求潛覽，
功費累月，無所獲。先是穆員、盧景亮同年應制，俱以辭直見 黜。予求獲其策，皆手自寫之，置在筐篋。樂天、損之輩，常 詛予篋中有不第之祥，而又哂予決求高等之僭也。（《元稹 集》，卷十，頁 117。）
由這段元稹的自述可知，當時元白不僅取《貞觀政要》與杜佑的《通 典》及《理道要訣》諸書為範本，研擬歷代朝政制度損益，亦取近人的 制策中對時政批評的制舉策文，詳加研讀，作一番綜合歸納的工夫，以 期望能在憲宗即位之初所舉辦的制舉中求得高第。制舉考策，大多要求 考生針對目前國家政局提出針貶言論，若對時勢及制度不熟稔的話，則 無法在考試中博得主試官的青睞。
劉寧先生於其《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以元白之元和體的創作影 響為中心》一書中，提出元白之元和體的精神意趣，乃在元白的「制度 意識」，劉寧提出：
所謂制度，是指社會的政治制度，而制度意識，則是指對政治 制度的理性認識。7
此書並從白居易對政治制度的關注，產生制度意識後，並內化為職責意 識與安分觀念，進而解釋白詩因對制度清楚的認識，進而由早期對政治
7 劉寧：《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以元白之元和體的創作影響為中心》（北京：北京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初版），頁 19。
熱情，轉而為濃厚消極色彩的原因。因為對制度的理性認識，遂使白居 易能不論在政治上得意或失意，均能客觀地審視自己的情勢，作出理性 的心態調適。但由於知曉制度的運作，若政治不清明，則個人於大環境 下必產生無著力處之感，此「制度意識」便構成白居易晚年消極與盡量 不干預政治的基本態度，劉寧於書中對白居易的制度意識作一番研究 後，得出如下的結論：
白居易消極的制度意識，深刻地塑造了他的感情和藝術世界，
價值虛無的時事批判，沉潛於日常人生的閑適意趣，構成了
「元和體」最主要的內容，而這其中所包含的理性因素，也使
「元和體」對詩歌的理性趣味給予了更多的關注。8
劉寧直指「制度意識」乃元和體精神的主要意趣，並由此為中心，推衍 出元白元和體「主理傾向」的特色，實是慧眼獨具。「制度意識」為劉 寧首先提出的觀念，在闡釋此一意識時，劉寧僅以白居易為例，而論述 的過程中，以一章中一節的篇幅解釋此觀點，意猶未盡，本人則認為元 白之「制度意識」乃構成元白詩的「切實特質」主因之一。
白居易「制度意識」的產生，乃奠基於唐王朝自德宗後，日漸完善 的文官制度。安史之亂雖使唐王室元氣大傷，但也直接地打擊了盛唐之 前以門閥貴族為統治核心的權力結構，在本文第一章第一節中，屢屢提 到德宗以掌握士人入流仕途，拔擢中下階層士子。雖然貴族門閥在王朝 中仍有絕對的影響力，但是中下階層士人依科舉等方式入流在朝為官，
自德宗後，也漸成一股重要的勢力。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論述 稿》一書中，指陳中唐後牛李黨爭的起因，即北朝以來山東士族重經學 之舊世族與進士出身的新興統治階層二者間之衝突。9
所謂的「制度意識」，也不是元、白二人所獨有的，大抵士人當朝 為官，必須對制度熟稔，在擬定政策與執行政策上，才不致於無所依 據。但中國中古時期國家制度根源於禮教，典章制度並不是有唐一朝科
8 劉寧：《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以元白之元和體的創作影響為中心》，頁 32。
9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初版），頁 232。
舉考試的範圍，因此以科舉出身的士子們對國家的典章制度，無法自小 耳濡目染地知曉制度運作法則。在國家制度的認識上，貴族世冑子弟便 佔了不少的便宜。如唐武宗會昌四年末，左僕射王起執掌貢舉，於放榜 前均將進士錄取名單交呈宰相過目。在這年因為王起錄取的進士人數過 少，引起物議，便有人提出這件事來作討論。其實這件事乃是針對當時 首輔李德裕而來，有朝士認為李德裕故意減少進士錄取名額來抑制進士 群體勢力。李德裕對於當年進士錄取人數的減少所持的理由，乃是認為 通過進士科考試的士人，並不如從小學習朝廷禮儀的公卿子弟，子弟們 熟稔朝儀制度，若由他們擔任王朝要職，比較有利於政策的推行，他因 此向唐武宗解釋：
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伎，勉 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 華，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 舉業，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班行准則，不教而自成。寒 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
則子弟成名，不可輕矣。（《舊唐書．武宗紀》，卷十八上，
則子弟成名，不可輕矣。（《舊唐書．武宗紀》，卷十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