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與元九書〉是他總結前半生身為官員與詩人二者身份成就 的一篇重要文章，文中呈現出白居易以《詩經》為最高詩歌寫作標準，
以及他諷喻詩創作的理論基礎。在這篇總字數 3264 字的長篇文章中，白 居易以懇切的文字向文學至交元稹傾訴貶謫江州之前的志業。白居易於 此文不但「粗論詩歌大端」之外，還「自述為文之意」，論述了白居易 對前代詩歌史的認識與批判，也表達了自我於創作時方向的抉擇，因 此，此文乃白居易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學理論論述，其重要性不論於白居 易自身，甚至在文學理論史上均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歷來關於白居易「諷喻詩」的研究，大多著眼於所謂的「新樂府運 動」，或者認為元白之新樂府運動乃是一種以詩改造社會的政治運動，
將「在下者的『自然反映』變成了『用力反應』」，1甚至認為白居易寫 作諷喻詩的目的是「教化君王」，2而呂正惠從「詩人身份」的角度來觀 察白居易諷喻詩的寫作動機，似乎可以更接近白居易的想法：
元稹的政治活動不一定和他詩人的身份有密切關係，而白居易 卻明顯的要以他詩人的地位與行為來投入政治之中。每一個人 都有他的政治責任，詩人也不能例外。詩人的政治責任就在 於，把他所看到的各種不公正的現象，訴之於詩歌的感動力，
傳達給人主知道，以達到改革的目的。詩人假如不能盡到這種 責任，就根本沒盡到「詩人的責任」，也可以說，不配稱為詩
1 見蔡瑜：〈唐詩時代意識的遞嬗〉收於氏著《唐詩學探索》（台北：里仁書局，
1998 年初版），頁 204。
2 唐曉敏：《中唐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一刷），頁 138。
人，至少不是好詩人。這就是白居易的理想，而他也就抱著這 種理想，以詩人的身份來從政。3
呂正惠獨具慧眼地提出了「詩人身份」對於白居易創作諷諭詩時的所依 恃與認同的身份，並以詩人自居，並認為寫作諷喻詩便是白居易盡「詩 人的責任」的一種方式。只不過如果按〈與元九書〉中白居易的自述看 來，可能白居易寫作諷喻詩時的「官員身份」是意識高於「詩人身份」
的：
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 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 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 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 平生之志。（〈與元九書〉《白居易集》，卷四十五，頁 962。）
白居易以身為諫官與翰林學士的身份，在應盡的職份之外，對於「難於 指言者」，大多不是針對單一具體事件，而是一般的社會現況與社會風 氣值得建議憲宗改進之處。以詩歌的方式表達，希望能裨補時政，而白 居易也認為這是身為諫官應盡的責任。雖然不是以封章奏諫的方法，但 是卻能「廣」宸聰，讓皇帝能更瞭解民間之事，不囿於宮禁而不聞。所 以白居易 認為他 寫作 諷喻詩 ， 除了要 「 廣 宸聰 」之 外 ，還 要「 副憂 勤」，這身的「副」是「輔佐」之意，希望能以詩歌「唯歌生民病」的 方式，輔佐憲宗的施政，此處的「憂勤」指的是皇帝憂國與勤政。此外 白居易自身寫作諷喻詩的目的是要「酬恩獎」，報答憲宗拔擢他擔任諫 官之恩，另外是「塞言責」，以諷喻詩的寫作來彌補他身為諫官必須進 諫獻言的「責任」不足之處。而此處的復吾平生之志，白居易初仕時的 志業，如本文第三章第二節所述，乃是依本分，盡責於吏事，身為諫官 與文學侍從（翰林學士），白居易以詩諷上，是官員職責意識的具體表 現。雖然如呂正惠所言，白居易任官時是有詩人意識的部分，但在寫作
3 呂正惠：《元和詩人研究》，頁 106。
〈新樂府〉等諷喻詩時，白居易心中官員身份的位階是大於詩人身份，
他是以左拾遺諫官的身份從事這些有特定目的的文學創作。例如大家耳 熟能詳的白居易〈寄唐生〉詩中的「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4一句，
前面是「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這裡 指的「虞人箴」乃引自《左傳》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 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虞箴如是，可不懲乎？」5辛 甲為周文王之臣，而「功高虞人箴」乃意指以周文王之為賢君，虞人尚 有諫獵之箴，白居易身為諫官，應當對功高如周文王的賢君唐憲宗行拾 遺補闕之責，以樂府詩諫諍。因此「功高」乃針對皇帝而言，誦揚皇帝 的政績。而白居易自己則是因為見生民之事而「痛甚」，故作「騷人」
之辭，此二句在身份上分指君臣而論。因此白居易自居諫官身份以作樂 府詩已非常明顯，後二句的「非求官律高，不務文字奇」更是標明了自 己不是純粹文藝創作、以注重文字宮律華美的心態來創作這些樂府詩，
這些樂府詩的創作是有目的性的：身為諫官的白居易以上「虞人箴」的 方式遂行諫官的職責。因此寫作樂府詩乃是白居易身為官員意識的一種 盡責表現。而他提及諷喻詩時，也都會提到他的諫官身份，如〈傷唐衢 二首〉之二的一開頭：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 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白居 易集》，卷一，頁 16。）
白居易在提到創作〈秦中吟〉的契機時，便是直陳他以身為「諫官」的 身份寫作這些詩篇，而不是以一個「詩人」或是「文人」的身份。首先 確定白居易自居為何種「身份」來創作諷喻詩，則可以談白居易寫這些 詩時的自我期許。
白居易寫作這些諷喻詩，尤其是〈新樂府〉五十首與〈秦中吟〉十 首等組詩時，是以《詩經》「風人」自許的，雖然身份上強調自己身為
4 《白居易集》，卷一，頁 15。
5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938-939。
諫官與翰林學士，但是白居易在創作這些作品時，主要的精神依歸還是 在學習與倣效《詩經》上，如其〈新樂府．序〉所言：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 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 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 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 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 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白居易集》，卷三，頁 52。）
文中的「首句標其目」，乃是每篇詩作前都倣效〈詩小序〉作小題以敘 詩主旨 ， 如大雅 首篇 〈 文王 〉 之 〈小 序 〉 乃 「文王 ，文王 受命 作周 也 」， 白 居易亦 倣其 體 ， 每篇 前有小 題 ， 如 〈新樂 府 〉首 篇〈 七德 舞〉，乃標目：「美撥亂陳王業也」，其餘各篇盡是如此，倣法《詩 經》之跡甚為明顯。若內容涉及實事而需要說明的地方，則白居易則以 在題目或句中加注的方法，將實事填補，這也就是他所謂「其實覈而 實 ，使采 之者傳 信也 。」 白居 易以效 法 《 詩經 》的 方式撰 寫 〈 新樂 府〉，其創作動機於〈與元九書〉中清楚地將理路展述出來：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 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 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
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
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 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 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與元九 書〉《白居易集》，卷四十五，頁 960。）
在這段文字中，白居易清楚地定義他前半生對詩的定義與看法，關於
「詩」的義界，白居易是以《詩經》為文學創作與評價的最高標準，將 詩的主要構成定位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但是最重要的功用，則在
於「感人心」。因為聲入則應、情交則感，所以注重聲韻協美，而以類 舉的方式使人閱讀之後有同感，同感之後則能「情見」，展現出同理心 而感動，這是白居易寫作時的最高指導原則。也就是以「聲」與「言」
的文學形式傳達出內容：「義」。「義」要由類聚然後抽繹而得，最後 人們再經由閱讀詩歌形式的「聲」、「言」承載的類合之「義」之中，
感發出人的感動：「情」。因此，「聲言」之類的詩歌形式只是承載的 工具，詩歌最重要的功用乃在於在閱讀作品後，能知義而動情，以感動 與引發讀者之情，這才是白居易認為《詩經》之所以居於六經之首的原 因，而這也是白居易在創作〈新樂府〉時強調為「君臣民事物」而作，
而不為「文」而作的創作心態。屬於「文」的「聲言」形式，只要能
「質而徑」、「順而肆」，形成成功的文學載體，甚至能「播於樂章歌 曲」便已足夠。「韻協」與「言順」是基本要求，「韻協」是為了要能
「言順」，「言順」是為了要讓人易於接受作品，接受了作品後方能體 會詩人「舉類」後欲表達之「義」而興發感動「現情」，情現後則「感 易交」，詩人籍由詩歌與讀者進行情感的交流，白居易的諷喻詩幾乎都 是以這種標準進行創作。因此淺白如話卻易打動人心的語言成為白居易
「聲易入」於人心的利器，經由「類舉」的方法傳達白居易所要傳達的 情感，深入人心引發「情」上的感動。
白居易以《詩經》的標準為準，檢視歷來詩作是否符合韻協言順易 入人心的語言、類聚事義的內容，最後是否能「感人心」，提出了他對 前代詩歌的看法：
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 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 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
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 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 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