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夫妻的心理適應

一、不孕歷程中的心理適應

當夫妻計劃生育，努力嘗試卻未能成功，逐漸懷疑自己是否有不孕的情況。面 對不孕，夫妻會出現失去控制感、感到羞愧、罪惡感、焦慮、憤怒、混亂等負向情 緒（Cousineau & Domar, 2007），當女性被診斷為不孕時，「懷孕」似乎成為生活 中最首要的目標（林旖旎等人，2004）。不少夫妻甚至視不孕的評估及治療為人生 中最沮喪、難受的經驗（Freeman, Boxer, Rickels, Tureck, & Mastroianni, 1985），不 孕相關的檢查及後續治療常需漫長的等待，程序繁複且醫療費用高昂，亦汲及許多 醫療決策。醫療過程具侵入性，常使夫妻們感受失去隱私和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感

（林旖旎等人，2004）。當一輪檢查或治療結束，夫妻懷著緊張且期待的心情等待 結果，然如期待落空，迎來的可能是下一輪的醫療循環，其中夫妻經驗到悲傷痛苦、

挫折，懷疑自己會否永遠無法生小孩（林旖旎等人，2004）。這種在期待與失落、

沮喪之間不斷擺蕩，好比坐雲霄飛車般起起伏伏（Cousineau & Domar, 2007；

Whiteford & Gonzalez, 1995）。

不孕的醫療循環經年累月，對夫妻的心理、生理及社會等層面皆造成持續影響 及衝擊（Greenfeld, 1996；Greil, 1991）。隨著治療的時間越長，壓力亦持續累積

（Domar, Broome, Zuttermeister, Seibel, & Friedman, 1992）。過去亦有研究指出，壓 力及情緒負擔是讓夫妻決定停止治療首要原因，其次才是不符合預期的治療結果

（Olivius, Friden, Borg, & Bergh, 2004）。可見，不孕是重大的壓力事件，其發生大 多是夫妻無法預期的，伴隨而來是許多心理適應的問題，這亦是治療中不應被忽略 的一環。

探討不孕對夫妻心理適應影響的文獻很豐富，反映在不孕歷程中夫妻經驗到各 種負向情緒。與可孕的控制組比較，不孕夫妻雙方皆經驗較高的焦慮、憂鬱及壓力

（Albayrak & Günay, 2007；Gao et al., 2013；Noorbala et al., 2009），感到自己是不 完整的、有罪惡感、羞愧，且感到被孤立（Loke, Yu, & Hayter, 2012）。Luk 與

究，結果一致反映不孕夫妻的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及性生活滿 意度均較低，然在婚姻滿意度的結果卻不一致。Lee 與 Kuo（2000）認為台灣不孕 夫妻之婚姻滿意度低的關鍵原因在於婆家，在華人文化中婆家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女性憂慮無子嗣會被婆家不接納，更甚者是被婆家企圖拆散夫妻關係。在波蘭，以 可孕夫妻作對照組，不孕夫妻之婚姻滿意度卻是較高的，研究者認為夫妻能開放地 討 論 不 孕 的 問 題 及 共 同 規 劃 將 來 生 活 ， 有 助 彼 此 間 提 昇 親 密 感 （ Drosdzol &

Skrzypulec, 2009b） 。

二、不孕的性別差異：夫妻間比較

不孕危機是夫妻共同經驗的，然男女雙方在歷程中呈現許多差異，多數研究 指出不孕對女性的負向影響較其配偶大（Abbey et al., 1991；Greil, 1997；Newton &

Houle, 1993；Ying, Wu, & Loke, 2015）。女性視不孕為女性角色的災難性挫敗，而 男性視之為生活中令人難受的事件之一（Greil et al., 1988）。Abbey 等人（1991） 都較高。Sun 與 Lee（2000）台灣研究亦有一致的發現，不孕妻子自尊較低，婚姻 及性生活滿意度較低，且經驗到更高的壓力。研究者認為，不孕的負向影響中的性 別差異是跨文化、種族都存在的（Sun & Lee, 2000）。可見，過去研究一致支持，

面對不孕時女性的情緒適應較不佳。

McQuillan, & Slauson‐Blevins, 2011；Greil, 1997）。承接上述的觀點，本研究嘗試 從社會-心理層面去探索不孕夫妻適應差異的可能原因，在下一節整理了社會生育 常規的觀念，在華人文化脈絡中「不孕」是如何被詮釋，以及性別角色的差異如何 帶來不孕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