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污名化

一、生育觀念

社會多數人視「生育」為再自然不過且理所當然的事（Miall, 1985；Yao, Chan,

& Chan, 2018） ，認為夫妻都渴望擁有後代且有生兒育女的能力，這些觀念就如社 會的常規（norms）般存在（Miall, 1985），男性與其女性伴侶對生育具有同等的 期盼（Fisher & Hammarberg, 2012）。

社會文化影響兩性對生育有著不同的期待與意義，相較男性，女性作為懷孕的 主體，被視為應背負更多的生育責任（Miall, 1985），對女性來說，母親身份

（motherhood）為其主要的自我身份認同，社會亦視之為女性的主要角色（Greil et al., 1988），對男性來說，父親身份（fatherhood）只是其身份認同及生活中的一部 分（Phoenix & Woollett, 1991）。女性重視成為母親角色的程度亦是高於男性重視 父親角色，而且傾向有更高的動機想生育小孩（Greil, 1991）。在發展中國家，性 別角色的差異似乎更明顯，生育能力被定義成女性的存在價值，當夫妻不孕時，不 論是否為因女性因素而不孕，女性都需要承擔不孕的主要責任，承受他人的責備，

更可能遭到家族成員排擠、羞辱、視為地位低等、無法共享丈夫的資產等不利的後 果（Bharadwaj, 2016）。社會鼓勵生育（pro-natalism）及父權制度（patriarchy）的 程度會形塑不孕個體的經驗，譬如在高度工業化、不特別鼓勵生育的社會，「婚姻」

與「生育」不會緊緊捆綁一起，已婚女性亦可以自願選擇不生育，沒有孩子的夫妻 較常見，大眾可能視沒有小孩的已婚女性為自願選擇不生育，相對較不會以「不孕」

標籤。相對地，在非常鼓勵生育的社會，女性為人母是常規，例如在非常鼓勵生育 的以色列，受訪女性甚至不認為有「自願選擇不生育」的女性存在(Remennick, 2000) ，沒有孩子的已婚女性容易被以「不孕」標籤（Greil, McQuillan, & Slauson‐

Blevins, 2011）。

華人傳統文化強調父權制度（蕭綱玉、葉光輝、吳志文，2018），亦相當重視 傳宗接代、血脈傳承、孝道等觀念。傳統觀念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意指，為

人子女，沒有後代是最嚴重的不孝行為，為家族繼後香火是子女應盡之責任。縱使

總結上述，不孕違反社會文化傳統的生育觀念（Miall, 1985），在華人文化中 不孕被視為有違孝道（Lee & Kuo, 2000；Yao et al., 2018），如此違反社會常規帶 來不孕污名化，使不孕被視為一種不正常、有缺陷等劣勢的狀態，而性別角色的差 異，女性作為懷孕的主體亦被視為背負更多生育責任，使女性更深受不孕污名所苦。

二、污名化的定義

「污名化」一詞由美國社會學家 Erving Goffman 於 1963 年提出，當時探討的 是污名化如何影響個體之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指稱當個體（或群體）因具 某些特質與社會大眾有所差異，會被視為異常，且被區分出來視為社會價值低的一 群，個體經驗到不被他人完全接納，貶損其自我價值，需要不斷調整其社會認同以 因應此情況（Link & Phelan, 2001）。後續亦有許多以不同對象進行污名化相關的 研究，對污名化的概念及定義詮釋不盡相同。簡言之，污名化一詞可指稱，因個人 具有被視為不被社會接納的特質，因而被貼上標籤或視為缺陷的（Blaine, 1999）。

套用上述學者的概念，當不孕被視為為一種不正常、有缺陷等劣勢的狀態，個 體經驗到被貼上標籤，不被接納，甚至貶損自我價值，即為「不孕污名化」。

三、女性的不孕污名

早期探討不孕污名的有 Whiteford 與 Gonzalez （1995）對美國不孕女性的訪談 研究， 揭示壓在不孕婦女身上沉重壓力源於不孕污名化 ，是種「隱藏的重擔

（hidden burden）」。不孕女性感其自我認同是被摧毀，認為自己是不正常、有缺 陷、不完整，進而嚴重貶損自我價值『連阿米巴變形蟲都可以辦到的事，為什麼我 不行（生育）』（Whiteford & Gonzalez, 1995, p.33）；在人際方面，他們有被隔離 的感受，羞於向他人啟齒不孕難處，感愧對婆家，與有小孩的親戚互動感到不自在，

亦感到他人異樣目光。

不孕的責任經常怪責到女性身上，尤其在發展中國家（Patel, Sharma, & Kumar, 2018）。非洲西部國家迦納十分重視生育，擁有血緣的孩子非常重要，亦是女性婚 後的重任，所以不孕婦女感被污名化，處處受歧視，且高達 62%不孕婦女有憂鬱的 情況（Alhassan, Ziblim, & Muntaka, 2014）。而另一西非國家尼日利亞，婦女亦因 不孕感到被污名化，被家庭成員排擠（Nieuwenhuis et al., 2009）。在約旦婦女亦因 不孕遭到婆家各種不友善對待，甚至勸導其配偶離婚再另娶他人（Obeisat et al., 2012）。在中國高達 69.19%的不孕婦女感到被污名化，而自我污名約 53.08%（Fu et al., 2015），感到自己是異常、不完整、羞愧，認為不孕讓丈夫丟臉，愧對丈夫 及其家族（Yao et al., 2018）。在香港，低生育力的夫妻認為不孕會損害其婚姻關 係，感到自責，有罪惡感，認為自己不完整、且有社交被孤立的感受，害怕被長輩 或有子女的親友評價，進而迴避社交互動（Loke et al., 2012）。在台灣，生育亦多 被歸因為女性的責任，女性因不孕感到來自家庭的壓力及不理解（林旖旎等人，

2004；唐佳佳，2013）。

台灣的一篇以女性為主（佔 94%）的不孕壓力的研究發現，不孕壓力與知覺孩 子的重要性、婚姻關係、人際關係、愧疚自責程度皆有直接相關，如對沒有孩子的

將來感到擔憂及喪失意義感，缺乏伴侶的理解及支持、家族成員對其生育過度關切

Sarma, 2011）。雖然多數研究呈現女性為更受污名化所苦的一方，Wischmann 與 Thorn（2013）卻認為，男性不孕污名是存在，只是是被低估，只因過去研究過於 偏重於女性，不孕男性較少受到關注。

過去探討男性不孕污名內涵的研究並不多，有研究者認為男性不孕污名跟男 性陽剛氣質（masculinity）及性能力（sexual potency）相關的（Gannon, Glover, &

Abel, 2004；Wischmann & Thorn, 2013）。Humphrey （1977）發現男性（尤其是沒 有孩子的男性）認為父親身份（fatherhood）跟男性氣慨有關，而女性認為母親身 份（motherhood）跟滿足相關。不孕不代表男性的性能力受到影響（Wischmann &

Thorn, 2013），但社會對男性的刻板印象為陽剛氣質，對男性的生育力跟其性能力 作連結（fertility-virility linkage），即因男性因素而不孕（male factor infertility）的 男性會被視為性功能障礙的表現，損害其陽剛氣質（Keylor & Apfel, 2010；Throsby

& Gill, 2004；Wischmann & Thorn, 2013）。Keylor 與 Apfel （2010）從心理分析的 觀點，認為不孕男性的核心焦慮為性能力（sexual potency）及男性氣慨（manliness）

疑慮，且與心理性陽痿（psychogenic impotence）亦有關。媒體的報導方式亦把男 性不孕中精子下降（sperm decline）跟性無能（impotence）的概念混淆，呈現男性 不孕是跟陽剛氣質抵觸的，因此有些研究者推論男性不孕的污名化可能源於被視為 缺乏陽剛氣質的原故（Gannon et al., 2004；Wischmann & Thorn, 2013）。

在華人文化脈絡中的不孕男性甚少被探討。Lee 與 Chu （2001）訪談近 5 年不 抑其情感，情感表達的性別差異使不孕對男性的影響更難被探究（Jaffe & Diamond, 2011）。男性的不孕經驗、不孕污名的內涵及其影響等議題，仍有待未來研究持續 個體認同這些信念（Jussim, Nelson, Manis, & Soffin, 1995），然當個體認同這些刻 板印象，則形成偏見，產生負向情緒反應；接著出現差別對待的行為，即歧視。

污名化依來源不同可再區分為社會污名（public stigma），即社會大眾投向個 體之污名，個體知覺到他人的不接納；以及自我污名（self-stigma），指個體不接 納自己，貶損自我價值（Corrigan & Watson, 2002）。如以不孕作例子論述上述污 名化概念，中華文化重視血脈的傳承，大眾視夫妻生兒育女是必然的，這是刻板印

（Greil et al., 1988）、損害男性的陽剛氣質（Keylor & Apfel, 2010），且傷害夫妻 關係（Loke et al., 2012）等，可見不孕污名化的個體評估不孕為具壓力的、會對自 己及關係造成傷害及威脅。社會污名及自我污名的個體皆會產生負向情緒，如憂鬱，

羞愧感等，且會降低弱勢群體求助的意願（Vogel, Wade, & Hackler, 2007）。可見，

污名化對個體的情緒產生負向的影響。

有研究者認為，社會污名及自我污名對個體情緒的負向影響是不同的。社會 污名可經內化（internalize）而成自我污名（Corrigan & Watson, 2002；Crocker &

Quinn, 2000；Vogel et al., 2007），然在污名化的環境中，並不一定形成自我污名，

因個體覺察自身某些特質不被他人接納，不等於個體認同這些觀點（Hayward &

Bright, 1997），此時，個體對被社會污名會出現憤怒情緒，但自尊較不受影響

（Corrigan & Watson, 2002）。Corrigan、Rafacz 與 Rüsch （2011）認為當社會污名 內化而成自我污名，會對個體產生較大負面影響，如無望感、低自尊等；研究者以 心理疾病患者為研究對象，提出自我污名的進展模型（progressive model）的假設，

認為自我污名可分四個階段，首先為覺察（awareness），即個體意識到刻板印象 的存在；其次是認同（agreement），認同刻板印象的內容是正確的；接著是套用

（application），個體把刻板印象內容套用在自己身上，最後是傷害（ harm），損 害自尊及形成無望感等負向影響；雖其研究結果支持兩個階段，包括：知覺-應用

（awareness and apply）及自我套用-傷害（ self-apply and harm）兩個階段，後者對 個體之無望感及自尊有顯著較大負向影響。過去研究少直接探討不孕污名，而不孕 夫妻的自尊、自責的研究，可能某程度反映不孕污名中的自我污名的影響。

七、不孕污名的測量

以下回顧過去文獻中不孕污名測量所使用的構念，並做反思。

Donkor 與 Sandall （2007）探討非洲迦納不孕女性之不孕污名對不孕相關壓力 的影響，使用知覺污名量表（Perceived stigma scale），乃改編自中風病人的污名量 表（Hyman, 1971） 僅三題，題目改為患者會否因沒有孩子或不孕而有以下經驗：

（1）覺得他人與自己一起時感不舒服，（2）他人看不起自己；（3）選擇避免與 自己接觸。受試者回答「有」得 1 分，「沒有」得 0 分，總分為 1 分代表知覺污名 程度為中度，而 2 及 3 分為嚴重。研究發現，不孕婦女知覺到污名化程度越高，其 不 孕 相 關 壓 力 亦 越 高 ， 但 當 女 性 的 教 育 程 度 高 ， 知 覺 到 不 孕 相 關 壓 力 較 少

（Donkor & Sandall, 2007）。

Slade、O'Neill、Simpson 與 Lashen （2007）探討不孕門診病患的知覺污名、

Slade、O'Neill、Simpson 與 Lashen （2007）探討不孕門診病患的知覺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