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結果與討論
過去不孕研究多以女性為主，不孕男性較少受到關注，而男性的不孕污名及夫 妻間的互相影響亦少被探討。不論不孕的成因在夫妻的哪一方，不孕亦為夫妻共同 面對的重大壓力，夫妻具有相依特質，從本研究中夫妻分數的相關性亦可見其相依 性，所以依學者建議探討配偶的相互影響時應以對偶分析方法來進行（Kenny et al., 2006）。因此，本研究以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APIM）來探討夫妻的不孕污名 對自己及伴侶的情緒影響，以及夫妻哪一方會受到較大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
（一）整體不孕妻子的不孕污名及負向情緒高於其丈夫，而正向情緒低於其丈夫；
不同組比較的部分，跟低分組比，當丈夫不孕污名程度偏高時，其自身的負向情緒 較高、正向情緒較低，適應較不佳；同時其妻子的不孕污名、負向情緒亦較高，正 向情緒較低，反映當丈夫承受較高不孕污名，夫妻雙方的適應都較不佳。
（二）當丈夫的不孕污名程度低時，其不孕污名及負向情緒顯著低於其妻子，而正 向情緒顯著高於其妻子；但當丈夫的不孕污名程度偏高時，其不孕污名、正負向情 緒皆與妻子沒有顯著差異。
（三）整體而言，夫妻的不孕污名對正向情緒及負向情緒皆有顯著的行動者效果；
區分丈夫不孕污名偏高低分夫妻組後，偏高分組的妻子之不孕污名對正向情緒的行 動者效果卻不顯著；而低分組中的妻子之不孕污名對正向情緒仍具顯著效果。
（四）整體而言，妻子的不孕污名對丈夫的正向情緒具顯著伴侶效果，對其負向情 緒具接近顯著的效果；區分丈夫不孕污名偏高低分夫妻組後，兩組的妻子的之不孕 污名對負向情緒的伴侶效果皆不顯著；偏高分組的妻子之不孕污名對正向情緒仍具 顯著伴侶效果，然低分組的此伴侶效果不顯著。反映妻子的不孕污名對正向情緒的 伴侶效果發生在夫妻雙方的不孕污名程度偏高的情況。
（五）整體而言，丈夫的不孕污名對其妻子情緒伴侶效果皆不顯著。區分丈夫不孕 污名偏高低分夫妻組後，伴侶效果仍不顯著。
在此，將結合過往相關研究的觀點，就本研究結果作進一步的討論。
一、不孕夫妻的不孕污名比較
本研究結果顯示，整體女性的不孕污名、負向情緒都高於丈夫，而正向情緒 亦低於丈夫，可見面對不孕女性的心理適應較男性差，與過去的研究發現一致
（Abbey et al., 1991；Anderson, Sharpe, Rattray, & Irvine, 2003；Greil, 1997；Newton
& Houle, 1993）。整體女性的不孕污名程度高於其丈夫，與 Slade 等人 （2007）的 研究結果一致。過去文獻少直接探討夫妻的不孕污名，而污名構念中的自我污名 為一種自我貶損，與自責意涵相近，有研究發現在英國不孕門診求診者中（沒有 區分因男因素不孕或因女因素不孕），與男性比較，有較多的女性有因不孕而自 責的情況（Anderson et al., 2003）。本結果亦顯示，整體男性自陳的不孕污名較輕 微，當區分丈夫不孕污名偏高及低分夫妻組時，在丈夫的不孕污名偏高時，此時 與其妻子的不孕污名程度沒有顯著差異，即當丈夫報告的不孕污名偏高時，夫妻 雙方的適應都較不佳，而丈夫不孕污名低時，妻子的污名程度及負向情緒亦較少；
這可能反映著，較少男性經驗到不孕污名，然經驗到不孕污名的男性，其負向情 緒較高，正向情緒較低的情況與其妻子是相近的。以下試著說明整體而言女性的 不孕污名程度較其伴侶高的可能原因。
首先，兩性對生育有不同期待及意義：成為母親被視為女性的身份認同的重 要角色，而成為父親對男性只是身份認同的一個部分（Phoenix & Woollett, 1991），
而且在女性常被視為應負上更多生育的責任（Miall, 1985；Sun & Lee, 2000）。
其次，兩性暴露在不孕污名經驗的差異：女性自我表露越高，更容易暴露在 負向人際經驗，研究者亦推論女性對社會污名經驗的敏感度亦較高（Slade et al., 2007）。台灣男性視不孕為秘密（Lee & Chu, 2001），可能使其暴露在來自外在 污名的機會減少，進而降低男性不孕污名的經驗。
再者，男性可能亦基於防衛，自陳不孕污名程度較低：具不孕污名化的男性 亦會較抗拒談及其相關經驗。先從性別角色談起，傳統觀念中男性面對壓力應表現
「 堅 毅 」 、 「 強 壯 」 及 「 有 控 制 感 」 等 陽 剛 氣 質 ， 因 此 會 傾 向 壓 抑 感 受
（Courtenay, 2000）。多數研究指出不孕對女性的負向影響較其配偶大（Abbey et al., 1991；Greil, 1997；Newton & Houle, 1993；Ying et al., 2015），然 Collins、
Freeman、Boxer 與 Tureck（1992）認為男性受到不孕的影響與女性應該是同等的，
只是男性較難放開地表達及討論其情緒感受。Malik 與 Coulson（2008）認同上述觀 點，認為使用面對面方式時不孕男性會傾向壓抑其內在感受並呈現堅強的形象，所 以研究者以網路社交平台作媒介，以主題分析了網路平台上不孕男性發佈的訊息以 探討其不孕經驗，研究者認為網路具匿名性及方便性等優勢能讓不孕男性願意放開 地表達內在感受，其研究發現男性於平台除了尋求資訊，亦分享其個人感受、尋求 情緒支持及肯定，不孕男性亦認為作為丈夫的主要角色是支持其妻子面對不孕的治 療，因妻子才是面對不孕治療中的主要角色，丈夫的角色在許多人眼中只是旁觀者。
台灣的因男因素不孕的男性亦會有面子的顧慮，迴避向他人談論其不孕議題，甚至 部分受訪者表示只有妻子知道其不孕情況（Lee & Chu, 2001）。不孕會使人直接聯 想到跟性無能有關，與陽剛氣質扺觸（Gannon et al., 2004；Wischmann & Thorn, 2013）。Dooley 等人（2011）訪談的因男因素而不孕的愛爾蘭男性表示不論什麼 情況下都不想讓他人知道自己不孕，因會預期不被理解及接納、得不到同理回應及 安慰，甚至可能遭嘲笑，研究者認為不孕男性上述難以宣之於口的原因源自於污名 化，污名化影響個體的人際關係，進而影響其自我概念，使男性感到自己不正常、
有缺陷，影響其陽剛氣質，出現『我不是男人』的想法，這也是自我污名的概念。
女性的知覺到污名程度及自我表露（disclosure）程度都較男性高，但對女性而言，
污名程度與自我表露無相關，但對男性而言，污名程度與自我表露呈顯著相關，而 且污名程度越高，其自我表露程度越低（Slade et al., 2007）。可見不孕污名化的男 性本身較不容易揭露自己的不孕經驗。
二、不孕污名對情緒的效果
（Fisher & Hammarberg, 2012；Wischmann & Thorn, 2013），然此推論仍有爭議。
一篇美國結構性訪談研究，比較參與不孕治療的不孕原因不明、因女性因素不孕以
（Drosdzol & Skrzypulec, 2009a）。Lee、Sun 與 Chao （2001）的量化研究，比較已 接受近 3 年不孕治療的台灣夫妻的適應情況，研究發現，因男性因素不孕的丈夫的 自尊及罪惡感程度在不同組別（如女因素、共同因素及原因不明）並沒有差異，即 因男性因素不孕並未造成男性較不好的適應，研究者解釋，不孕成因是否有「被治 療的可能」十分關鍵，恰好該研究的男性其不孕成因是可以治療，如透過人工生殖 技術協助仍有懷孕的可能，因此不孕診斷並沒有造成適應上的差異。因男性因素不
意度較低。相較因男性因素不孕的女性，因女性因素不孕的女性其壓力明顯較高，
亦認為更不會被婆家接納；整體而言，不論不孕成因，女性的適應亦較男性差
（Lee et al., 2001）。另亦有研究同樣指出，即使不孕成因歸於男方，女性同樣感 到罪惡感及自責（李從業等人，1997）。另一篇瑞典的研究，比較已接受約 4 年治 療的丈夫，同樣發現因男因素而不孕的男性在心理適應跟不同組別比較沒有差異
（Holter, Anderheim, Bergh, & Möller, 2007）。綜合上述可見，不孕成因和其治療的 可能性似乎影響個體適應，可推想，可能亦跟不孕污名的程度有關。如因男性因素 不顯著。因過去研究指出，男性傾向隱藏其不孕經驗及相關感受（Lee & Chu, 2001；
Jaffe & Diamond, 2011），本研究中男性自陳的不孕污名程度亦較輕微，為探索當 增加，但男性的不孕污名並不會影響妻子的情緒。此結果與 Péloquin 等人（2018）
責可預測其伴侶有較高的焦慮及憂鬱，然男性的自責伴侶效果不顯著，研究者推論
（Thompson, Woodward, & Stanton, 2012），可見，妻子的情緒或受丈夫的不孕評 估影響較多，而不是不孕污名程度。其次，男女在因應策略的傾向存在差異，借鑑
不孕相關負向情緒，其丈夫傾向問題解決的溝通方式但無法緩和女性的情緒壓力，
使女性更感到沒有被同理及理解，進而亦使丈夫感到沮喪及被拒絶。
綜合上述，伴侶不孕污名的影響的性別差異反映可能存在更複雜的歷程，從個 體的不孕污名到其伴侶的情緒，這中間作用的歷程可能受到個體的認知評估、因應 策略的傾向等很多因素影響，而這仍有待後續研究深入探討。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的參與者是某一醫院的不孕門診初診患者，為便利取樣，而自願選擇 就診的患者本身可能已是較受不孕所困擾的一群，同時伴侶願意陪同就醫，可能亦 是夫妻關係較好，因此本研究結果在解讀上必須特別小心樣本代表性偏誤可能的影 響，對能否類推到所有不孕患者上應採取保守態度。此橫斷性的研究設計亦限制了 對因果推論的解釋力，建議將來可採用縱貫式研究進一步探討因果推論。
本研究的參與者為「初診病人」係指於「對進行研究的醫院來說的初診病 人」，並不清楚其過去就診經歷（約有 12.9%女性及 11.8%男性表示過去曾有輔助
本研究的參與者為「初診病人」係指於「對進行研究的醫院來說的初診病 人」，並不清楚其過去就診經歷（約有 12.9%女性及 11.8%男性表示過去曾有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