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和理論探討
第二節 組織社會學和社會網絡的分析視角
3. 中共政治菁英的共事網絡的分析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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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了解嚴之後台中的都市政策領域內的重要行動者的網絡，發現派系的結盟是都市發展 的最重要推手。王光旭和熊瑞梅（2014）在對同一筆資料進一步分析後又發現，處於多 重網絡的結構位置核心的政府行政部門並不是完全是派系和資本的代言人，而是具有一 定程度的自主性，有調和不同政策目標的傾向。這些研究都彌補了之前的一些質性研究 只能看到部分現實的缺陷，也為國家理論提供了佐證和補充。
在政黨研究方面，一個核心的組織社會學的問題是，政黨究竟是建立在等級化的侍 從關係之上，還是封閉的強聯結團體之上，亦或是水平的弱關係合作網絡之上？Parigi 和 Satori（2014）在對 1970 年代的意大利的國會議員的聯署網絡進行了分析後，發現意 大利兩大政黨內的黨員的合作既是建立在社會歧異（social cleavage）所產生的選區強聯 結上，也是建立在黨內的不同群裡之間的弱聯結之上。Koger、Masket 和 Noel（2009;
2010）對美國的政治團體之間的捐款人名單交換網絡的分析也發現，美國的兩大黨之間 雖然存在著明顯的壁壘，但是在黨內不同派系之間卻存在著很活躍的合作關係。他們的 網絡研究都為政黨研究提供了超越派系的解釋模型以及經驗證據，這樣的視角在中共的 研究中也將非常相關。
3. 中共政治菁英的共事網絡的分析視角
迄今為止，學界還沒有針對中共政治菁英的網絡分析研究。由於中共的黨國體制與 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用於其他國家的政治網絡分析的方法也不能直接 被照搬過來用於中共研究。接下來，本文就要探討網絡分析如何能夠用於中共研究以及 其意義。
任何社會網絡研究中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設定研究對象的界限（boundary）
的問題（Borgatti, Everett and Johnson 2013: 32-35）。如果要運用網絡分析研究中共政權 的權力集中化，什麼樣的界限是有意義的呢？共產黨政權的特殊之處在於黨是凌駕於政 府之上，黨國合一。國家的相對自主性的概念不能用於共產黨政權的分析，因為共產黨 不會與任何社會團體共享權力。因此，對中共政權的權力集中化的研究中，黨的菁英的 重要性要遠遠高於政府以及社會團體的菁英。但是，也正是因為黨國體制的特殊性，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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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都是中共非正式政治中的重要關係（Dittmer 1995: 10; Shih 2004: 7-8）。其中，由於中 共的政治菁英對自己的家庭以及成長背景多有所保密，前三種關係都是很難通過系統性‧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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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用再預設一定要分析的是強關係，弱關係同樣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共事關係的另一大特徵是具有個人和工作單位的二元性。個人和群體二元性的概念 來自於 Simmel（1955）。Ronald Breiger（1974）將其在社會網絡研究中操作化。依據 Simmel 的思想，因為每個人都屬於不同的群體，所以每一條社會聯結既是人與人之間 的聯結，也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聯結，當一個人加入一個團體的時候，其所隸屬的不同 團體也就連接起來了（周雪光 2003：114-115）。Porter、Mucha、Newman 和 Warmbrand
（2005）曾經依此邏輯研究了美國國會議員和國會委員會的二元性。黨國作為一個統治 著幅員遼闊的國土和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的機器，是由很多的黨、政以及非政府部門和 單位組成的。中共政治菁英的工作經歷都是發生在不同的單位中，而他們的流動實際上 也將單位與單位連接了起來。共事關係網絡也可以展現出組織內部的功能分化。
當然，共事關係很大程度上不是當事人自主選擇的，一些共事關係對當事人來說也 許是偶然而缺乏意義的，也有可能是被迫而不情願的。但是正如 Harrison White（2008:
183）所寫道的，
網絡中的故事並不一定會導致什麼發生，但是如果一包裹的故事放在一起依 風格而能形成一套修辭（rhetoric）的話，就足以解釋一個制度系統中所發生的 事情了。在來自於物理以及社會脈絡的一般壓力下，也在為了獲利而操弄的偶 然事件下，行動有可能是不規則而且滑稽的。但是通過喚起某一固定集合的故 事以及在其中的制度佈置，從解釋這些行動的修辭中就可以導出規則性的理 解：那就是它的主要屬性，其預設了修辭向制度系統的投射。
也就是說，在個體上未必具有社會學意義的關係如果在系統層次能夠呈現出某些風格，
而這些風格又能用一套修辭進行解釋的話，其就能解釋組織和制度在系統層次所發生的 事情。例如， Porter 等人（2005）的美國國會研究就顯示出委員會的分配並非隨機，而 是存在著固定的模式。由於中共政治菁英的工作經歷多是公開的，共事網絡的收集比較 容易做到完整。對於中共政治菁英之間完整的跨時間的共事網絡的分析勢必就能體現出 一些規律來。而這些規律或者修辭或許就能解釋中共的組織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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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三節 本研究中會用到的關鍵社會網絡概念
在提出理論假設之前，本文還有必要先簡單地介紹並回顧一下幾個關鍵的社會網絡 概念以及其所在的脈絡。
1.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是社會關係可以被視為一種資本，幫助行動者達 成一定的目標。根據 James Coleman（1988: 98）的經典定義，社會資本「有兩個相同的 元素：它們都具有一定的社會結構，而且它們協助結構中行動者的一些行動——無論是 個人或是團體行動者」。 Coleman 認為緊密互惠的社會關係網絡就是一種社會資本，可 以有效地預防成員發生脫序的行為。Putnam 等人（1993）將其用於政治學的研究中，發 現互惠的社會關係有助於公民的民主參與。林南則發展了社會資本的功利的面向，提出
「社會資本是鑲嵌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並且可以協助行動者達到目的（Lin 2001: 24-25）。根據林南，一個人通過網絡能夠接觸到資源越豐富、越異質，就越有助於起達成 工具性的目標，成為網絡中的能動者。
2. 地位訊號
Joel Podolny（1993）將地位（status）的概念運用在經濟社會學中，並對市場的運 作機制提出了修正。他提出，人們並不總是能夠輕易觀測出市場中產品的實質質量，因 此需要借助一些訊號（signal）來做出判斷。網絡關係起到的正是這樣的作用。社會關係 可以制約買家做出其他的選擇，買家會選擇有社會關係的賣家，而不會選擇沒有社會關 係的賣家。在網絡中較多地被選擇的這樣的地位即是一種訊號，而如果這樣的對象又越 是與其他高地位的對象進行交易，其的地位就越高，而買家也越不會去關注較低地位的 賣家。高的地位訊號可以幫助賣家降低其的廣告成本以及交易成本。一個市場中的不確 定的因素越多，人們越是需要借助訊號而做判斷（Sauder, Lynn and Podolny 2012）。
3. 結構洞
結構洞（structural hole）是 Ronald Burt 根據 Simmel 的「第三方得利者」（tertius
gaudens）所發明的概念，是社會資本的一種。不同於 Coleman 和 Putnam 強調的基於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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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互惠的封閉社會資本，結構洞的社會資本更多的是來自於弱關係的「橋」的作用。
按照 Burt（1992: 18; 2005: 16）的定義，結構洞是「不同群體（cluster）之間的間隔或者 空隙」。佔據這樣的有利位置可以成為中間人（broker），由於不同的群體需要通過他才 能相連，他就有了很大的左右操控的空間。
與結構洞相關的概念是結構限制。結構限制指的是一個點的自我網絡中的重疊程度，
也就是與其相連的點之間相連的程度。如果一個點的鄰點都是相連的，那麼他的結構限 制就很高，其就不太可能成為結構洞。如果一個點的鄰點都是互不相連的，那麼他的結 構限制就很低，就佔據了結構洞的位置。Burt（1992: 54-65）發明了測量結構限制的方 法。
4. 結構相等和塊模型
結構相等（structural equivalence）是 Harrison White 發明的用於社會網絡分區的概 念。塊模型（blockmodel）是其使用的方法。不同於小團體的探測，塊模型是將網絡中 的成員分為互斥的不同位置。每一個位置的成員都和其他位置的成員有著相同或者類似 的連結。也就是說，如果一個集合的點在網絡中有著相同或者類似的連接的集合以及被 連接的集合，這個集合在位置上就是結構相等的，雖然他們之間未必相連（White 2008:
54-57; White, Boorman and Breiger 1976; 熊瑞梅 1995：325）。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兩 個人有相似的想法或者行為，並不一定是因為兩個人互相認識，而極有可能是因為他們 都是處在網絡中相似的位置之上。譬如說，一個局的先後兩任局長有可能擁有過同樣的 部長上司和處長下屬，雖然這兩個人可能互相沒有接觸過，但他們都處在局長的位置上，
所以是結構相等，也因此一些行為和想法或許是一致的。把條件再放寬之後，兩個人即 便不是擁有過同樣的上司和下屬，但是只要他們的上司和下屬都分別屬於同一個位置的 集合，他們的位置也是相似，這就是一般相等（general equivalence）。塊模型找出的就 是網絡中位置相似的子集，有助於研究者跳脫出局部的小團體的分析而能觀察到整體網 絡的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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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四節 理論和研究假設
本研究志在於探索非正式政治與正式政治中間的社會空間。派系、制度化對 21 世 紀初期的中共菁英政治當然都還是非常相關的理念型，但也都有各自的缺陷。我認為共 事關係網絡作為組織內生的社會關係網絡可以在既往模型的基礎之上，更多地解釋中共 菁英政治的權力結構。中國的菁英政治究竟是如制度化學派所認為的，已經通過制度和 規則的建立克服了派系關係的干擾呢？還是如派系政治的研究者所認為的，檯面下的派
本研究志在於探索非正式政治與正式政治中間的社會空間。派系、制度化對 21 世 紀初期的中共菁英政治當然都還是非常相關的理念型，但也都有各自的缺陷。我認為共 事關係網絡作為組織內生的社會關係網絡可以在既往模型的基礎之上，更多地解釋中共 菁英政治的權力結構。中國的菁英政治究竟是如制度化學派所認為的，已經通過制度和 規則的建立克服了派系關係的干擾呢？還是如派系政治的研究者所認為的，檯面下的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