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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語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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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第六章、結語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運用社會鑲嵌的概念對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後至十八大前的組織運作和權力 中心化邏輯進行了分析,分析的結果可以為理解 21 世紀初期的中共菁英政治的組織化 運作提出新的觀察視野。在公共行政領域,Putnam 的經典研究已經指出了社會資本對 於政治合作的重要性。本研究則是聚焦在菁英政治的領域,無論是從描述性分析還是預 測分析上都顯示,開放網絡中的社會資本對於胡錦濤時代的黨國權力的集中有著重要的 作用。

從描述性的角度上來看,胡錦濤第二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任期內的中央委員共事網絡 呈現高度的連通性,絕大部分的政治菁英可以說都是在一條「船」上,他們之間的共事 網絡很難分裂。曾經在共青團和黨務部門工作過的幹部起到了網絡中核心的樞紐的作用,

網絡中的結構洞和樞紐位置大量地存在,除了少數技術官僚以及江澤民留下來的獨立王 國外,幾乎不存在絕緣的角落。中共政治菁英的共事網絡中不是不存在團體或者派系,

但多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封閉派系,各種派系與團體之間,尤其是通過黨務部門,存在著 高度鑲嵌。傳統的派系、恩庇侍從或者官僚模型對中共的官場的解釋都十分有限。

胡錦濤時代的權力集中化的特徵是中委會層次的網絡擴張性和覆蓋性。McGregor

(2010)將中國共產黨比喻成一個全景敞視監獄(papopticon),黨在黨員的組織生活中 無處不在。本研究顯示,共事關係作為組織內生的社會關係,在中共內部確實可以起到 覆蓋面積非常廣的整合的作用,其一定程度上是通過幹部輪調達成,但是中共所顯示出 的更獨特的特徵是,共事網絡的貫通是通過黨(團)務機器達成的。這樣的一個共事網 絡應會有助於一個組織作為一個組織而運作。實際上,光是所有政治菁英的工作簡歷都 能夠通過公開的渠道被完整收集這一點本身,已經顯示了世界上無其他政黨所具備的組 織化程度。

高度的權力集中和整合能力的可能意涵是,中共在進入 21 世紀後不僅通過對持續 地對社會反對勢力的鎮壓維持了專制權力,也具備了較高的基礎行政能力。龐大的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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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之間可以通過共事網絡進行整合。權力並非集中在少數的個人身上,而是集中在黨 身上。這應有助於解釋其威權的韌性。

值得關注的是,與中委會層次的整合同時發生的是,在權力更加核心的政治局,一 般被認為是非胡派的菁英則被切割,不過這個過程要到胡錦濤卸任後才完成,其意義可 能還需要更長期的觀察才能看出。

而共事網絡關係對於十八大的權力獲取的影響也印證了社會鑲嵌的重要性。不同於 非關係的制度以及強關係的派系的解釋,社會鑲嵌注重的是社會關係對組織運作的潤滑 劑的作用。地位訊號以及結構洞作為開放網絡中的社會資本,起到的都是降低交易成本 的作用。回歸預測模型顯示,他們對於晉升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不過由於高度共線性 的干擾,本研究很難以分析出他們各自獨立的影響,結構洞對於純依靠政治資歷而無法 解釋的變異的補充解釋似乎更大。這樣的結果顯示,在胡錦濤時代的菁英政治中,社會 關係絕非不重要,但是和傳統派系邏輯不同的是,網絡的開放性要遠比封閉性對中共的 政治菁英更加有利。

值得一提的是,「技術官僚化」曾經一度是外部觀察者高度討論的中共菁英政治的 演化趨勢。不過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沒有證據支持這一趨勢在 21 世紀初期的胡錦濤第 二屆任期內發生了。相關的外界觀察極有可能是被計劃經濟時代的技術官僚資歷的優勢 的溢出效果所誤導。從本研究的結果來看,1990 年代機構整併後的政務部門的官僚在 網絡中處於絕對劣勢的隔絕者的位置,在晉升中也不具有優勢。相比之下,由於團派和 黨務部門的幹部在佔據結構洞位置上的優勢,他們應該是在胡錦濤時代的中共菁英政治 中更具有優勢。地位訊號(網絡中心度)以及結構洞的積極效果的可能意涵是,跨部門 整合以及應對多變局面的能力或許才是中共菁英政治中更為被看重的,而開放網絡能夠 起到培力和傳遞訊號的作用。當然,這裡面的具體的運作機制還需要經過更進一步的研 究才能知悉。與技術官僚化相關的破碎威權(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等概念或許 也值得被進一步地重新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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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第二節 研究限制和展望

本研究關注的中國政治的權力面向主要是在微觀和中觀層次的連結和互動上,缺乏 宏觀的層次。因此,本研究能解釋的只是中共核心的權力結構,對理解整個黨國權力的 集中化勢必只能提供有限的視角。中共政權為何能保持穩定,更大地還取決於中觀和宏 觀之間的關係。不過,本研究至少希望做到的,是從微觀和中觀層次的互動上,為理解 黨國的核心統治者之間的權力集中化提供新的視野。如果未來的資料蒐集範圍能夠進一 步擴大,能夠得出的在國家-社會關係維度上面的意涵也將更大。

此外,本研究的另外一個限制在於分析的社會關係只有一種,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 關係是多重的。親屬、同鄉以及同學等關係勢必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為系統性地 蒐集這些關係是很困難的,所以這些關係在本研究中都是被忽略的。不過,共事關係作 為組織內生的關係,是維持一個組織自主運行的社會關係,具有特別的意義。我希望能 夠從共事關係中找出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組織,能夠高於其中的任何一個黨員而自主運 行的秘密。

最後,本研究的資料只有一屆中共中央委員的網絡資料,因此提供的解釋可能具有 歷史偶然性和特殊性。因此,嚴謹地來說,本研究結果只可用於理解胡錦濤時代的中國 政治的權力核心。如果要理解中共的整體的組織化趨勢,跨時性的資料蒐集應該是未來 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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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簡歷中特殊情況的錄入原則 撰寫人:李嘉、賈士麟

(一)個人基本資料

個人的基本資料包括姓名、出生年、籍貫、性別、民族、學歷、入黨年份、參加工 作年份以及十七大和十八大後在黨內的職務。其中:

- 黨內職務依次分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非常委)」、「副國級中央委員」、

「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計為「政治局委員」。若幹部在兩次黨代會之間有級 別變化(例:從中央候補委員增補為中央委員,從中央委員增補為政治局委員),則 登錄前一次黨代會召開時的級別。部分「副國級中委」的副國級職務可能是在黨代 會次年的兩會時正式履職。此類人事安排,視為在上年的黨代會中即已確認,故在 上年的黨代會就被登錄為「副國級中委」。

(二)工作經歷資料

每一筆的工作經歷資料包括當事人的姓名、其當時所隸屬的省、部、地、廳、縣和 處、其職位的級別、以及職務的起始時間和結束時間。其中的特殊情況的處理原則如下:

1. 對遺漏值的推估

- 一些幹部的工作簡歷中的特定工作經歷的起始時間、結束時間或者級別是遺漏的。

起始時間依前一段工作經歷的結束時間推估,結束時間依後一段工作經歷的起始時 間推估。如果有連續的工作經歷的起始、結束時間不詳,則將這段時長依其中工作 經歷的筆數平均分段處理。

2. 工作單位為副 X 級單位

- 有一些工作單位為「副 X 級單位」,包括副省級城市,副部級央企,副廳級國企、

農研室、國家預防腐敗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煤炭工業局、冶金工業局等,因此,

需要新增變數,記錄副 X 級單位登錄在了哪個欄位。如果副部級單位登錄在條(部), 新增變數登錄為「加半級」;如果登錄在條(廳)——說明條(部)是有登錄內容的

——新增變數則登錄為「減半級」;如果沒有半級問題,新增變數則登錄為「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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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例如,省農業委員會(局級)下面的農業廳被登錄在條(處)上,新增變數為

「減半級」。

- 15+1 個副省級城市為:瀋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南京、杭州、寧波、廈門、濟 南、青島、武漢、廣州、深圳、成都、西安以及 1997 年升格為直轄市之前的重慶。

計劃單列市與副省級城市以 1994 年為分界(參見中編辦文件),1994 年之前以普通 城市處理,1994 年之後市轄區和市直單位級別上升半級(但是市轄縣、代管市則維 持處級不變)。任職跨越 1994 年的,分為兩筆登錄。

3. 人大和政協的級別

- 省級以及以下各級的人大、政協一把手,分別登錄成副 X 級。

4. 常務副職

- 常務副職的級別為正級。不過,需要建立單獨變數以標記,以便於之後抓取關係時 將常務副職務處理為正職幹部的下級。例如,政法委、中紀委等特殊部門中,其一 把手會被登錄一個正部級職務;其實際主持工作的二把手也同樣登錄為正部級職務。

5. 虛職兼任

- 凡屬「虛職兼任」情況,用特殊變數標出。

- 「虛職兼任」情況包括:中央黨校校長、朱鎔基任副總理時所兼任的正部級職務等

(需要個案認定)。

- 「虛職兼任」情況不包括:1)領導小組、議事委員會的職務不在此列,因為不是實 體單位;2)級別較低的兼任職務才是主要職務,如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宣部長等 職;3)省委書記兼任省級人大委員長(因為不影響抓取);4)省委副書記兼任某廳

- 「虛職兼任」情況不包括:1)領導小組、議事委員會的職務不在此列,因為不是實 體單位;2)級別較低的兼任職務才是主要職務,如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宣部長等 職;3)省委書記兼任省級人大委員長(因為不影響抓取);4)省委副書記兼任某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