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描述性分析
第一節 個人資料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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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第二節 共事網絡描述
圖 4-1 為我使用 Pajek 軟體對本研究所覆蓋的中共政治菁英在十八大前的共事網絡 所進行的可視化繪圖。為了避免由於資料誤差或前後任交接所造成的短暫共事關係的干 擾，本研究將共事網絡的最小時長的臨界值設在了 6 個月。圖 2 中的五個網絡分別為將 臨界值不斷提高之後的 6 個月、兩年、三年、四年以及五年以上的共事網絡圖。
隨著將臨界值不斷設高，網絡勢必變得愈加稀疏。臨界值的變高同時意味著更多的 弱連結被排除，由於弱連結可預期地起到的是橋樑的作用，將臨界值升高、排除更多的 弱連結之後，網絡也勢必變得更加分裂。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把共事時長在五年以 下的關係全部刪除為止，中共政治菁英的網絡中的孤點雖然隨著臨界值的上升而不斷地 增加，但是都沒有任何有規模（4 人或以上）的小團體分裂出來。這些網絡圖始終是由 一個相連的最大組元（the largest component）和為數不等的孤點組成。換句話說，十七 大中共政治菁英的網絡極不容易分裂出絕緣團體，即便是把五年以下的弱關係都刪除之 後，主宰網絡的依然是一個相連的最大組元。
表 4-4 呈現的是這五個網絡的基本特徵。隨著更多的弱連結被刪除，最大相連的組 元勢必變小，但是最大組元始終保持著相當大的規模。在把五年以下的共事關係全部刪 除後，網絡中依然有 77.1%的節點之間是可以通過共事關係連接上的。在半年以上同事 關係的網絡中，最大組元之內兩點之間只需要通過最少 2.59 個步驟（即平均最短距離）， 也就是 1.59 個中間人，就可以連接上。兩年、三年以及四年以上網絡的密度（實際連結 數除以最大可能連結數）和平均中心度（平均每人的連結數）都是呈指數倍變小，但是 網絡的平均最短距離的上升卻很平緩，兩年網絡的密度相較於半年網絡下降了接近三分 之一，但是平均最短距離卻只上升了十分之一（從 2.59 至 2.85），三年網絡和四年網絡 的平均最短距離的上升也都很緩慢。在把四年以下的同事關係全部刪除之後，網絡中最 大組元內的任意兩點之間平均也只需要不到三個中間人就可以相連。直到把五年以下的 關係全部刪除後，平均最短距離才大幅上升至 5.23。如果一個網絡的派系化程度很高，
那麼在把弱連結刪除之後，這個網絡理應會分裂成多個以強關係維持的小團體。不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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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以上共事網絡
兩年以上共事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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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上共事網絡
四年以上共事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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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點度中心勢（degree centralization）計算的是網絡中的實際點度變異數除以相同規模的網絡中可能出 現的最大點度變異數的比例，見 Nooy, Mrvar and Bategelj（2005: 126）。
13 聚集係數（clustering coefficient）計算的是一個點的鄰點之間的相連數除以他們之間的最大可能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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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平均聚集係數是網絡中所有頂點的聚集係數的平均值。見 Watts（1999: 498）。14 國家計劃委員會已於 1998 年被裁撤，經過了幾番的機構整併之後，目前的接替者為國家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本研究不將機構整併前後的單位視作同一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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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半年以上共事網絡的中心度分佈
圖 4-3 半年以上共事網絡的結構限制分佈
20 名中，除去黨務部門以及國務院辦公廳為「條」之外，其餘的均為屬於「塊」的省、
自治區和直轄市。政務的功能部門（即國務院的部委）中的人脈和社會資本居於劣勢，
當然這也可能是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過程中的機構整併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有些 在一般政治、經濟視野中並不十分起眼的省份（例如吉林和安徽）卻有著豐富的人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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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CONCOR 方法並不總是能劃分出有意義的行動者子集出來（Wasserman and Faust 1994: 380），塊模型也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匹配或者不匹配（Doreian, Batagelj and Fedigoj 2005: 95）。本研究提出的只是一種有助於理解十八大前中共政治菁英共事網絡 的分區方式，和理想的結構相等分區相比存在著相當程度無法忽視的誤差（R2
= 0.153）。‧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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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個體層次的分組存在著誤差的前提之下，塊模型還是有助於為理解總體網絡中 的結構提供概念化的嘗試。如何減少誤差將是未來研究的方向。本研究得出的分區詳見 表 4-6。
Burt（1976）提出過市場競爭中的四種結構位置：首要者（ primary）、諂媚者
（sycophant）、經紀人（broker）和隔絕者（isolate）。首要者是網絡中地位最高的群體，
他們之間互相連結，接受低地位者向他們的連結，但是不向下連結；諂媚者則相 反，他們發出連結但不接受連結，與位置外的連結密度高於位置內的連結；經紀人既 發出連結也接受連結，扮演的是中間人的角色；隔絕者則是既不發出連結，也不接受連 結。這四種位置是市場中自由選擇的結果，中共政治中的共事關係不是自由選擇的，這 四種理想型並不足以匹配網絡中的位置，例如在 Burt 的四種位置中，首要者之間勢必 是互相選擇的，經濟人之間則是較少互相選擇的，但是在中共菁英政治網絡中，因為共 事關係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是有限的，而非自由的，下級較多的首要者之間未必會互相連 結，而一些居於不同團體之間的樞紐角色的位置（例如共青團）也具有較高的內部連結 密度。表 4-7 是根據向位置外發出的上級連結密度、向位置外發出下級連結密度以及位 置內的互連密度的高低區分出的 8 種位置。這 8 種位置對應的是 8 種角色，有些角色符 合的是傳統中共研究中出現的理念型，有一些角色則是傳統模型中所沒有的。
表 4-8 為位置與位置之間的縮影矩陣（image matrix）。原始的密度矩陣見附錄 3。
在理想的結構位置分區中，每一個位置分區被稱為理想區塊（ideal block），理想區塊和 理想區塊之間基於理想意義上的結構相等，要不然全部有連結，要不然全部沒有連結。
不過，在現實網絡中，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區塊和區塊之間連結極有可能不是全有或者 全無，一般來說，研究者會設定一個臨界值（如整體網絡的平均密度），如果兩個區塊 間的連結密度高於臨界值，即為有關係，低於臨界值即為沒有關係（Wasserman and Faust 1994: 400）。在中共菁英的共事網絡中，由於有很多橋樑存在，而橋樑其實是反結構的，
所以本研究中得出的分區與分區之間的關係中有很多不符合理想的結構相等，許多分區 與分區之間的關係並非全無或者全有，因此我設定了兩個臨界值以區分區塊與區塊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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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胡錦濤曾經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和第一書記有很大關聯，但是團派的崛起絕不 僅僅是因為派系上的考量。共青團作為一個「五湖四海」的工作場合，其組織功能就是 在於扮演橋樑的角色。此外，山東作為出產最多十七大中共政治菁英的省份，也是一個 重要的樞紐位置。「山東幫」一詞在關於中共派系的討論中並不常出現，但是實際上僅 就本研究中所覆蓋的對象來看，吳官正、賀國強、周永康、王樂泉、俞正聲、張高麗、
李建國等多位前任和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均曾經出入山東官場，山東官場是十七 大中共政治菁英的共事網絡中的一個重要樞紐。中共政治菁英網絡中的樞紐團體和市場 行為中的經紀人起的都是承上啟下的作用，不過不同於經濟人的是，這些團體內部往往 也有較緊密的連結。塊模型的結果顯示，在十八大前的中共政治菁英的共事網絡中，樞 紐的位置是廣泛存在的，這符合我的研究假設。中共菁英的網絡中，有較多內部關係的 團體當然是存在的，不過多數的團體不是封閉的。
十七大中共政治菁英網絡中唯一有較高絕緣程度的團體就只有以上海幫為主體的 江澤民派系，其在位置網絡中的特點是僅有高度的團體內連結，其成員和團體外其他位 置的成員都幾乎沒有甚麼上級或者下級關係，因此該位置可以被稱為「獨立王國」。上 海幫在江澤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期是地位最為顯赫的菁英團體，其中的很多重要成 員在晉升中央之前的全部仕途生涯都是在上海度過。在胡錦濤時代，「江派」和「胡派」
的權力爭鬥是中共菁英政治中的最核心的議題之一。從本研究來看，上海幫和江派所擁 有的社會資本在於網絡的閉合性（network closure）。不過，密閉網絡的缺點也同樣在於 其閉合性。密閉網絡有助於鞏固資源，不利於拓展資源。在胡錦濤的第二任中共中央總 書記任期，上海幫和江派雖然依然保持了一定數量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的席次，但是勢 力已經大不如前，在中委會中無新鮮血液的補充。在十八大召開的時候，他們的大部分 核心成員都會退休。
Nathan 意義下的「侍從」比較接近於 Burt 的「諂媚者」的角色，侍從只與恩主有 連結，侍從之間沒有連結。不過在十七大中共政治菁英的共事網絡的塊模型分區中，並 沒有對應侍從的位置出現。這顯示恩庇侍從主義並不是解釋 21 世紀初期中共菁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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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好的模型。在結構位置中處於下游的是一些小團體，我將他們稱為「低地位團體」， 因為他們多為其他位置成員的下級或者平級，而非上級。他們不符合「侍從」之處在於 他們內部也有較多連結，一個省份或者一個部門有可能就能形成一個小幫派，不過因為
的很好的模型。在結構位置中處於下游的是一些小團體，我將他們稱為「低地位團體」， 因為他們多為其他位置成員的下級或者平級，而非上級。他們不符合「侍從」之處在於 他們內部也有較多連結，一個省份或者一個部門有可能就能形成一個小幫派，不過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