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描述性分析
第三節 塊模型和分區
存在的。CONCOR 方法並不總是能劃分出有意義的行動者子集出來（Wasserman and Faust 1994: 380），塊模型也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匹配或者不匹配（Doreian, Batagelj and Fedigoj 2005: 95）。本研究提出的只是一種有助於理解十八大前中共政治菁英共事網絡 的分區方式，和理想的結構相等分區相比存在著相當程度無法忽視的誤差（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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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3）。‧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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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個體層次的分組存在著誤差的前提之下，塊模型還是有助於為理解總體網絡中 的結構提供概念化的嘗試。如何減少誤差將是未來研究的方向。本研究得出的分區詳見 表 4-6。
Burt（1976）提出過市場競爭中的四種結構位置：首要者（ primary）、諂媚者
（sycophant）、經紀人（broker）和隔絕者（isolate）。首要者是網絡中地位最高的群體，
他們之間互相連結，接受低地位者向他們的連結，但是不向下連結；諂媚者則相 反，他們發出連結但不接受連結，與位置外的連結密度高於位置內的連結；經紀人既 發出連結也接受連結，扮演的是中間人的角色；隔絕者則是既不發出連結，也不接受連 結。這四種位置是市場中自由選擇的結果，中共政治中的共事關係不是自由選擇的，這 四種理想型並不足以匹配網絡中的位置，例如在 Burt 的四種位置中，首要者之間勢必 是互相選擇的，經濟人之間則是較少互相選擇的，但是在中共菁英政治網絡中，因為共 事關係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是有限的，而非自由的，下級較多的首要者之間未必會互相連 結，而一些居於不同團體之間的樞紐角色的位置（例如共青團）也具有較高的內部連結 密度。表 4-7 是根據向位置外發出的上級連結密度、向位置外發出下級連結密度以及位 置內的互連密度的高低區分出的 8 種位置。這 8 種位置對應的是 8 種角色，有些角色符 合的是傳統中共研究中出現的理念型，有一些角色則是傳統模型中所沒有的。
表 4-8 為位置與位置之間的縮影矩陣（image matrix）。原始的密度矩陣見附錄 3。
在理想的結構位置分區中，每一個位置分區被稱為理想區塊（ideal block），理想區塊和 理想區塊之間基於理想意義上的結構相等，要不然全部有連結，要不然全部沒有連結。
不過，在現實網絡中，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區塊和區塊之間連結極有可能不是全有或者 全無，一般來說，研究者會設定一個臨界值（如整體網絡的平均密度），如果兩個區塊 間的連結密度高於臨界值，即為有關係，低於臨界值即為沒有關係（Wasserman and Faust 1994: 400）。在中共菁英的共事網絡中，由於有很多橋樑存在，而橋樑其實是反結構的，
所以本研究中得出的分區與分區之間的關係中有很多不符合理想的結構相等，許多分區 與分區之間的關係並非全無或者全有，因此我設定了兩個臨界值以區分區塊與區塊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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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胡錦濤曾經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和第一書記有很大關聯，但是團派的崛起絕不 僅僅是因為派系上的考量。共青團作為一個「五湖四海」的工作場合，其組織功能就是 在於扮演橋樑的角色。此外，山東作為出產最多十七大中共政治菁英的省份，也是一個 重要的樞紐位置。「山東幫」一詞在關於中共派系的討論中並不常出現，但是實際上僅 就本研究中所覆蓋的對象來看，吳官正、賀國強、周永康、王樂泉、俞正聲、張高麗、
李建國等多位前任和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均曾經出入山東官場，山東官場是十七 大中共政治菁英的共事網絡中的一個重要樞紐。中共政治菁英網絡中的樞紐團體和市場 行為中的經紀人起的都是承上啟下的作用，不過不同於經濟人的是，這些團體內部往往 也有較緊密的連結。塊模型的結果顯示，在十八大前的中共政治菁英的共事網絡中，樞 紐的位置是廣泛存在的，這符合我的研究假設。中共菁英的網絡中，有較多內部關係的 團體當然是存在的，不過多數的團體不是封閉的。
十七大中共政治菁英網絡中唯一有較高絕緣程度的團體就只有以上海幫為主體的 江澤民派系，其在位置網絡中的特點是僅有高度的團體內連結，其成員和團體外其他位 置的成員都幾乎沒有甚麼上級或者下級關係，因此該位置可以被稱為「獨立王國」。上 海幫在江澤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期是地位最為顯赫的菁英團體，其中的很多重要成 員在晉升中央之前的全部仕途生涯都是在上海度過。在胡錦濤時代，「江派」和「胡派」
的權力爭鬥是中共菁英政治中的最核心的議題之一。從本研究來看，上海幫和江派所擁 有的社會資本在於網絡的閉合性（network closure）。不過，密閉網絡的缺點也同樣在於 其閉合性。密閉網絡有助於鞏固資源，不利於拓展資源。在胡錦濤的第二任中共中央總 書記任期，上海幫和江派雖然依然保持了一定數量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的席次，但是勢 力已經大不如前，在中委會中無新鮮血液的補充。在十八大召開的時候，他們的大部分 核心成員都會退休。
Nathan 意義下的「侍從」比較接近於 Burt 的「諂媚者」的角色，侍從只與恩主有 連結，侍從之間沒有連結。不過在十七大中共政治菁英的共事網絡的塊模型分區中，並 沒有對應侍從的位置出現。這顯示恩庇侍從主義並不是解釋 21 世紀初期中共菁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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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好的模型。在結構位置中處於下游的是一些小團體，我將他們稱為「低地位團體」， 因為他們多為其他位置成員的下級或者平級，而非上級。他們不符合「侍從」之處在於 他們內部也有較多連結，一個省份或者一個部門有可能就能形成一個小幫派，不過因為 他們也有較多的向外連接，所以也稱不上是派系。實際上，他們其中或許還有更大的變 異，有一些省份或者部門能夠在中委會中形成小團體有可能僅僅是因為其在地緣或者功 能上的重要作用能夠為其分配到更多的席次，例如新疆和中組部，而另外一些團體的形 成或許還有其他的機制，例如在部門次數分配中居於前列的吉林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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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徽幫，局部網 絡的視圖或許能提供更多的解釋。最後，在共事網絡中處於「隔絕者」位置的是中央的政務功能部門以及國有企業出 身的技術官僚，他們的能動性最低，幾乎與網絡中其他成員都沒什麼連結。他們分別來 自於不同的功能部門，由於功能部門的高專業化程度，所以功能部門與功能部門之間不 能像省與省之間那樣有頻繁的人事調動，因此中央委員中的技術官僚之間也幾乎不存在 著共事關係。技術官僚在中委中所佔的比例並不高，他們在中共菁英政治的權力結構中 應該是最為弱勢的。
結構相等分區的結果符合研究假設 H2。在中共十七大中委的共事網絡中，如傳統 的理念型所描述的，存在著一些派系和技術官僚。但是，更多的中共政治菁英並不是處 在傳統理念型的位置之上，而是處在了網絡中樞紐的位置之上，有著同時較高的團體內 連接和團體外連結，「團派」就是典型。樞紐位置的大量出現所意涵的是，中共作為一 個組織，應該是具有較高的權力集中和整合的能力，這是傳統的理念型中較少涉及的組 織面向。
16 吉林幫在經由 CONCOR 法得出的結構位置分區中並沒有單獨佔立一個位置，而是分散在了其他位置 之中。但是局部網絡（見附錄 4）的視圖顯示他們具有很高的內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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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位置間網絡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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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第四節 十七大中共政治菁英的權力集中化特徵
本研究中所覆蓋的十七大中共政治菁英的共事網絡可以為理解胡錦濤時代的黨國 權力的集中化，提供一定的洞見。
從整體網絡的結構來看，傳統意義上的官僚或者派系模型都只能提供相當局部的解 釋，傳統模型中缺失的變項是結構洞。十七大的中共政治菁英網絡中蘊藏著豐富的結構 洞，中間人和樞紐團體大量地存在，在網絡中起到關鍵的橋樑位置。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共青團系統出身的幹部，即所謂的「團派」，他們不僅僅在數量上面是最多的，在網絡 中也是關係最多的，構成了網絡中最大組元的核心。作為胡錦濤時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團 體，團派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派系，其網絡是開放的，而非封閉的。
附錄 4 中包含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條塊單位的局部兩年以上共事網絡圖。所有曾經 在該條或者塊工作過的幹部之間的關係都會出現在局部圖中，圖中同時也標註了成員在 整體網絡中的結構限制值。一些短暫出入過該條或者塊官場的人物也會被列入，不過並 不會干擾視圖。局部網絡圖顯示，在十七大中共政治菁英的流動中最大的兩個條塊官場
——共青團和山東都是蘊藏著豐富結構洞的開放網絡，其成員的結構限制值與上海、北 京、廣東等傳統意義上的派系的成員形成鮮明的對比。而在政治菁英工作部門的次數分 配中居於前列的吉林和安徽所形成的同樣也不是傳統意義的幫派，尤其是吉林幫特別值 得一提。吉林幫的核心成員是一批在 1980-90 年代同時在吉林工作的官員，他們之間彼 此都有較長的共事關係，因此可以被視為一個團體。不過從成員的結構限制值來看，吉
——共青團和山東都是蘊藏著豐富結構洞的開放網絡，其成員的結構限制值與上海、北 京、廣東等傳統意義上的派系的成員形成鮮明的對比。而在政治菁英工作部門的次數分 配中居於前列的吉林和安徽所形成的同樣也不是傳統意義的幫派，尤其是吉林幫特別值 得一提。吉林幫的核心成員是一批在 1980-90 年代同時在吉林工作的官員，他們之間彼 此都有較長的共事關係，因此可以被視為一個團體。不過從成員的結構限制值來看，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