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和理論探討
第二節 組織社會學和社會網絡的分析視角
1. 社會鑲嵌性和弱聯結
制度化的取向雖然也可以提供超越個人層次的解釋，但是正如 Mark Granovetter
（1985）對制度學派所批判的，一般性的制度和規範並不能解釋人與人交易中的信任問 題，人們之間的交易是鑲嵌在社會關係中的。Robert Putnam 在其對意大利的公共行政 的經典研究中也發現，同樣的制度設計之下，意大利的北部和南部的不同結構的社會關 係對施政的結果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影響（Putnam, Leonardi and Nanetti 1993）。在制度論 的取向下，人被視作原子化的行動者，但是實際上，人們的行動都是在人與人的關係網
（Granovetter 1973: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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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關係網絡中，非常不容易出現一個人的好友和好友互不相識的情況。因為好友們都 各自花了不少的心力和他交往，所以通過他而認識的機率是非常高的。這樣的情況造成 的結果是，在強關係網絡中，關係往往是高度重疊的，傳遞的資訊也往往都是重複的。
相比之下，弱聯結就不會受到這樣的限制，其能起到的是「橋」的作用，將關係不重疊 的社會團體連接起來，促進了信息的傳遞，也使得宏觀（中觀）和微觀的社會得以連接。
因此，弱聯結從一定角度上可以說是「強」的。
同樣的邏輯之下，強聯結從一定角度上也可以說是「弱」的。派系和小團體按照定 義，即是建立在強聯結之上，但正如 Nathan 的派系模型所推測的，在高度派系化的組 織中，權力會是分散的，權力的中心化程度是弱的。派系政治還有低度的組織內的功能 分化的弱點，這都是基於強關係的網絡的「弱」的面向，也與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特徵並 不盡然相符。派系模型只是一個理念型，其中忽略的正是弱聯結。在一個規模龐大、高 度分工的組織之內，成員之間的合作勢必不可能都是建立在強關係之上，而理應更多地 是建立在弱關係之上。弱關係未必就意味著「弱」的中心化，其扮演的「橋」的作用反 而讓更高度的中心化有可能。如果我們依照 Michael Mann（1984）的概念化將國家視作 高度中心化的場域，那麼在研究中共黨國這個一般被認為具有較「強」的國家能力的政 權的時候，弱聯結或許就是在權力的中心化中扮演著出人意料的關鍵角色。
當然，究竟中共的權力核心的組織特徵是呈現什麼樣的形態還需要實證加以分析，
但是在只強調非關係的制度與只強調局部強關係的派系的兩個理念型模型中間，就是網 絡分析可以探索的社會鑲嵌的空間。這裡值得特別說明的是，在古典社會學的傳統中，
受涂爾幹的影響，「社會」一詞往往代表的是既有的規範，約束和限制的面向被看得更 重。但是，在 Granovetter 將弱聯結的重要性帶入之後，社會一詞的維度更大了，社會關 係可以是限制，也可以是機會，行動的面向也被打開了。也因此，社會一詞不再預設秩 序或者非秩序，秩序或者非秩序是需要通過具體的研究發現的。這一點上，Granovetter
（1985: 491-493）也有過說明，雖然他的論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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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既有的對國家和政黨的社會網絡研究
如社會網絡的理論大師 Harrison White（2008: 36）所寫道過的，「網絡既是現像上 的現實，也是測量的建構」。在社會網絡的文獻中，關於國家和政黨的權力結構的實證 研究無論是從發現還是方法上，都已經為國家和政黨的理論的豐富提出了不少的貢獻
在國家和政黨的形成方面，Padgett 和 Ansell（1993）對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的菁 英網絡的研究發現，麥地奇家族通過和舊貴族的聯姻以及和新貴家族之間的商業往來，
建立起了只有通過自己才能連接起來的麥迪奇黨的網絡，並最終將政黨轉變為國家。
Slez 和 Martin（2007）在對美國制憲會議的研究中則論證，會議中的各州代表的政治上 的集體決議並不是建立在固定的物質或意識形態偏好上的，而是建立在時間上一輪一輪 的共識和妥協的基礎之上的。他們寫道：「政治就像是一個多玩家的遊戲，任何一步棋 的意義都取決於整體的局勢格局，而整體的局勢格局又是玩家之前的行動的結果」（Slez and Martin 2007: 45）。美國制憲會議中的行動者的佈局也為之後的兩黨制的出現設下了 輪廓。根據這兩個研究，政治行動者之間的網絡是隨著他們之間的行動在時間中所演變 的，過往的結合與斷裂為之後的行動提供了限制和機會。社會網絡研究可以為宏觀和中 觀層次的國家和政黨的形成提供微觀的解釋基礎。
各個政體下國家的行動者在權力中心化和功能分化上的異與同也可以通過社會網 絡研究而呈現。Laumann 和 Knoke（1987）發明了一套收集特定政策領域內的重要的政 府和非政府行動者的多重網絡關係以及政策偏好的方法。Knoke 和 Pappi（1991）使用 此方法在對德國和美國的勞工政策領域進行比較後發現，美國的支持勞工的團體和支持 商業的團體之間呈現的是截然對立、完全不合作的局面，而在德國，政府和一些公共利 益團體卻可以居中調節，勞工團體和商業團體之間也偶有合作。Heinz、Laumann、Nelson 和 Salisbury（1993: 262-308）在研究了華盛頓的四大政策領域之內的顯要人士的網絡後 發現，這些菁英之間呈現的是高度分化的格局，即便是政府工作的經驗也不會使他們出 現在居中協調的位置上，這些菁英的網絡呈現的是空核（hollow core）的狀況。這樣的 研究呈現的就是美國在內政上的較弱的國家能力。熊瑞梅（2001）使用了相同的方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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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了解嚴之後台中的都市政策領域內的重要行動者的網絡，發現派系的結盟是都市發展 的最重要推手。王光旭和熊瑞梅（2014）在對同一筆資料進一步分析後又發現，處於多 重網絡的結構位置核心的政府行政部門並不是完全是派系和資本的代言人，而是具有一 定程度的自主性，有調和不同政策目標的傾向。這些研究都彌補了之前的一些質性研究 只能看到部分現實的缺陷，也為國家理論提供了佐證和補充。
在政黨研究方面，一個核心的組織社會學的問題是，政黨究竟是建立在等級化的侍 從關係之上，還是封閉的強聯結團體之上，亦或是水平的弱關係合作網絡之上？Parigi 和 Satori（2014）在對 1970 年代的意大利的國會議員的聯署網絡進行了分析後，發現意 大利兩大政黨內的黨員的合作既是建立在社會歧異（social cleavage）所產生的選區強聯 結上，也是建立在黨內的不同群裡之間的弱聯結之上。Koger、Masket 和 Noel（2009;
2010）對美國的政治團體之間的捐款人名單交換網絡的分析也發現，美國的兩大黨之間 雖然存在著明顯的壁壘，但是在黨內不同派系之間卻存在著很活躍的合作關係。他們的 網絡研究都為政黨研究提供了超越派系的解釋模型以及經驗證據，這樣的視角在中共的 研究中也將非常相關。
3. 中共政治菁英的共事網絡的分析視角
迄今為止，學界還沒有針對中共政治菁英的網絡分析研究。由於中共的黨國體制與 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用於其他國家的政治網絡分析的方法也不能直接 被照搬過來用於中共研究。接下來，本文就要探討網絡分析如何能夠用於中共研究以及 其意義。
任何社會網絡研究中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設定研究對象的界限（boundary）
的問題（Borgatti, Everett and Johnson 2013: 32-35）。如果要運用網絡分析研究中共政權 的權力集中化，什麼樣的界限是有意義的呢？共產黨政權的特殊之處在於黨是凌駕於政 府之上，黨國合一。國家的相對自主性的概念不能用於共產黨政權的分析，因為共產黨 不會與任何社會團體共享權力。因此，對中共政權的權力集中化的研究中，黨的菁英的 重要性要遠遠高於政府以及社會團體的菁英。但是，也正是因為黨國體制的特殊性，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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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都是中共非正式政治中的重要關係（Dittmer 1995: 10; Shih 2004: 7-8）。其中，由於中 共的政治菁英對自己的家庭以及成長背景多有所保密，前三種關係都是很難通過系統性‧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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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用再預設一定要分析的是強關係，弱關係同樣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共事關係的另一大特徵是具有個人和工作單位的二元性。個人和群體二元性的概念 來自於 Simmel（1955）。Ronald Breiger（1974）將其在社會網絡研究中操作化。依據 Simmel 的思想，因為每個人都屬於不同的群體，所以每一條社會聯結既是人與人之間 的聯結，也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聯結，當一個人加入一個團體的時候，其所隸屬的不同 團體也就連接起來了（周雪光 2003：114-115）。Porter、Mucha、Newman 和 Warmbrand
（2005）曾經依此邏輯研究了美國國會議員和國會委員會的二元性。黨國作為一個統治 著幅員遼闊的國土和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的機器，是由很多的黨、政以及非政府部門和 單位組成的。中共政治菁英的工作經歷都是發生在不同的單位中，而他們的流動實際上 也將單位與單位連接了起來。共事關係網絡也可以展現出組織內部的功能分化。
當然，共事關係很大程度上不是當事人自主選擇的，一些共事關係對當事人來說也 許是偶然而缺乏意義的，也有可能是被迫而不情願的。但是正如 Harrison White（2008:
183）所寫道的，
網絡中的故事並不一定會導致什麼發生，但是如果一包裹的故事放在一起依 風格而能形成一套修辭（rhetoric）的話，就足以解釋一個制度系統中所發生的 事情了。在來自於物理以及社會脈絡的一般壓力下，也在為了獲利而操弄的偶
網絡中的故事並不一定會導致什麼發生，但是如果一包裹的故事放在一起依 風格而能形成一套修辭（rhetoric）的話，就足以解釋一個制度系統中所發生的 事情了。在來自於物理以及社會脈絡的一般壓力下，也在為了獲利而操弄的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