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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文藝政策的緊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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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共文藝政策的緊束

中共自創立之初,便深受列寧主義建黨理論之影響,在此列寧主義式政黨 內,所有權力都應集中在黨中央,任何的派別活動都不具有合法性。47在延安 整風時期,中共開始在黨內推行黨一元化領導的政策,黨一元化領導的政策有 兩個重要層面。第一,是各級政府機關、軍隊單位和群眾群體,都應服從於同 級黨組織的領導;第二,所有下級黨組織應必須服從於上級黨領導。48黨一元 化領導的政策,除具有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也適應於戰爭時期的需求,至此 中共建立了金字塔型的權力領導格局。1949 年中共建政後,更將此黨一元化 領導原則推至全國。

魏承思指出,在共產黨中國,真正摧毀民間社會、深入控制社會生活的政 治力量並不是國家,而是黨。國家和黨這兩個權力源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表面 權力和實際權力之間的關係,政府機器通常是掩蓋了保護了政黨的真正權力。

49是故,新政權看似「包下了」各級人等,使其「參與」國家體制,但實際上 的控制權仍在中共手中。對於描述中共領導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學者鄒讜則 使用「全能主義」(totalism)這一概念,表明它與「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概念的不同處。「全能主義」表示一種社會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國家職 能可以擴展到社會生活的任何領域,而不受道義或意識形態的制約,只有最高 領導人可以限制這種擴展並隨時改變它。50鄒讜也指出,「全能主義」指國家 對社會控制力強弱的程度問題,國家對社會與個人控制是動態的關係,意即可 多可少。51

若遵循上述原則,觀察中共的文藝政策,黨對社會的控制是時緊時鬆,總 體朝向緊縮發展。自 1949 年建政始,中間歷經批評電影《武訓傳》、批評俞平

47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1994),

頁 141。

48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2001),下冊,頁 384。

49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頁 20。

50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頁 142-143。

51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頁 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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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的紅樓夢研究,到 1955 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共知識份子政策乃是 逐步收縮,帶給知識份子不小的心理壓力。

1950 年 1 月,毛澤東要求知識份子參加土地革命,要他們親自參與開大 會、劃分階級、鬥爭地主和沒收土地,藉此過程爭取知識份子對土地革命的認 同。同年 6 月,毛澤東發表公開談話,要求知識份子進行自我改造,此時的改 造主要是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大致上運用整風時期的辦法,學習文 件、聯繫自己思想、進而自我批評,基本上對知識份子的態度是寬鬆的,許多 懷有負罪感的知識份子也踴躍參與。1951 年 5 月,毛澤東開展對《武訓傳》

批評。在政權日漸鞏固後,毛展現他對文化議題的興趣。《武訓傳》原為頌揚 武訓的興學精神,但毛澤東乃從階級鬥爭的觀念著眼,對《武訓傳》的批評,

意在指責其背後的「封建思想」、「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毛將《武訓傳》的批 評升高到路線層次來批判,開啟了學術和藝術問題政治化的惡例。52

中宣部在 11 月 23 日向中央作〈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文藝幹部整風學習的 報告〉。1951 年 11 月 26 日,中共下達〈中共中央關於在文學藝術界開展整風 學習運動的指示〉,要求全國各機關按中宣部報告之計劃,在黨內、外範圍進 行「文藝整風」。中宣部的報告,原本是針對黨內文藝領導幹部的各種缺失:

第一,遷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放棄思想鬥爭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對思 想工作的嚴肅性;第二,脫離政治,脫離群眾;第三,嚴重的自由主義,缺乏 批評和自我批評,缺乏學習。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檢討後的改善方法:

一、糾正文藝脫離黨的領導的狀態,對文藝工作的重要情況和問題經 常 向黨中央報告請示。認真組成中央宣傳部的文學藝術處和電影處,

使成為黨領導文藝工作的有力工作機關。宣傳部這次所召集的文藝工 作會議,以後準備經常舉行,使形成文藝領導工作的核心。

二、徹底整頓文聯各個協會的工作,使成為組織作家參加實際鬥爭、

學習、創造和展開批評自我批評的中心。……

52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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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對電影工作的領導,草擬了一個中央關於加強電影工作的決 定草案,日內送上請審。

四、整頓文藝刊物,使成為嚴肅的戰鬥的武器。決定將《人民戲劇》

《人民音樂》《新戲曲》《北京文藝》停止出版,集中力量辦好《文藝 報》和《人民文學》,使前者成為領導性的藝術評論和文藝學習的刊物,

後者成為領導性的發表指導創作的刊物。同時,加強《說說唱唱》使 成為指導全國通俗文藝的刊物,並定期地選印劇本和歌曲,以供應全 國廣大的需要。這個計劃已商得各方同意,擬以文聯名義正式做出決 定。

五、對文藝界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展開有系統的鬥爭。……53 可以看到毛對《武訓傳》的當頭棒喝,促使中宣部趕緊「檢討」,並收縮 文藝政策以「跟上腳步」。原本是中宣部針對文藝幹部的自我檢討,毛澤東則 認為應拓展至黨外文藝界。中共對文藝界的領導便開始逐步加強,舉凡電影、

文學、藝術各層面皆設置文藝領導部門。最重要的是,中共預備「對文藝界的 資產小資產階級思想展開有系統的鬥爭」。而且這段引文的末段已遭刪除,文 內僅註明「此處編者有刪略」,固然無法證明胡風此時已被納入鬥爭標的,但 也留給後人一些想像空間。

自中共建立政權,便將原有的黨一元化領導,擴展至全國範圍。甚者,在 一元化領導原則下,已身為全黨最高領袖的毛澤東,其個人的政治、文藝觀點,

更容易成為黨內的權威性看法。毛澤東對文藝和理論問題,本已有濃厚興趣,

政權初步鞏固後,毛更有餘裕處理文藝議題,所以中共對文藝界的控制便有增 無已。至於胡風方面,中共建政後,幾乎所有文藝工作者,皆已納入中共的組 織控制範圍,胡風當然也不例外。此時胡風仍然堅持自身的文藝理論和創作觀 點,而中共文藝領導對胡風的「改造」嘗試,也始終未收其效。在文藝觀點、

人事往來以至工作安排等諸多方面,胡風和中共黨組織間的摩擦日益增加,皆 為往後胡風上書中央,終而形成政治事件,留下了伏筆。

5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文藝幹部整風學習的報告〉,《建國以來重 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二冊,頁 46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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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再探胡風事件

前文已提到,中共新政權的成立,已讓知識份子的生活產生諸多變化。對 於胡風而言,他也面臨許多困難,如文藝創作發表受阻、工作安排不順遂、與 中共文藝領導相處不睦等。胡風自認未獲黨的信任和重用,固然心存不滿,他 曾嘗試透過周恩來,轉達下情以獲得黨中央的理解,然而始終未能如願。百般 無助下,胡風只好「上書」中央,希望藉此扭轉局勢。然而胡風的「三十萬言 書」,針對中共文藝領導和政策,提出許多尖銳批評;再者,舒蕪向中共遞交 他與胡風的私信,揭露了胡風的真實面目,終而導致胡風上書一事,轉變為「反 黨」、「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中共一手炮製的「胡風案」,不僅牽連甚廣,更 讓知識份子無不膽戰心驚,堪稱現代「文字獄」。下文將詳述胡風事件的發展 經過,探究事件的成因,終論毛澤東的關鍵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