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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我求學過程中，歷史課本對於國民黨何以失去大陸這一問題，往往著墨 甚少，語焉不詳；後來大學進入歷史系，才知道歷史學者歸納出數種原因，諸 如政治腐敗、經濟秩序失控、社會人心背離，乃至於國際政治現實等諸多面向。
但是，關於中共與知識份子間的互動，仍較少論及。中共成功奪取政權並非偶 然，其中知識分子的參與和支持，也是不容忽略的，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後簡稱「左聯」）為例，「左聯」作家群與中共關係密切（實質上為中共所領 導），他們在政治、社會上發揮可觀的影響力，為當時國民政府帶來不小的輿 論壓力，堪稱中共的「文化軍隊」1。在中共「革命」的過程中，知識份子固 然貢獻匪淺，但是中共看待知識份子，已存在許多「不信任」因子2。此外，
知識份子勇於議論、不平則鳴的習性，亦頗不見容於中共。本論文希望以胡風 作為個案研究，時間斷限由「五四」時期至中共建政後，觀察胡風的人生經歷 與轉折。
觀察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思想、地位的演變，可以看到知識份子主要面 臨著兩種層面的衝擊。首要是外部因素的影響，即西方勢力與文化的引進。自 清季以降，帝國主義在中國步步進逼，救亡圖存、求新求變的思想，已普遍存 在於知識份子心中。再者，由內部因素觀之，清末廢除科舉制度，造成傳統士 大夫階層的解體，知識份子和官僚制度間的連結不復存在，讀書未必保證其仕 途發展。在時代的變化下，從傳統士人至具現代意義的知識份子，讀書人正面 臨轉型的壓力。
1 翟志成，〈魯迅與胡風之反控制鬥爭〉，《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
1983），頁 9。
2 在中共眼裡，知識份子具有先天的弱點，諸如：易於叛變、政治歷史複雜、與地主家庭藕斷 絲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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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五四運動」時期，起因是源於 1915 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苛 刻要求，以及 1919 年中國在巴黎和會、山東問題所遭遇之不公，進而引發中 國民眾強烈的民族情緒，終而形成複雜、多元的現象：諸如西方新思潮（自由 主義、實驗主義、社會主義）的引進、「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罷市罷 工、抵制日貨，以及新知識份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方案。3五四時 期各式西方思想，以及「救亡圖存」的民族情緒，皆深為影響現代知識份子。
胡風生於清末，成長於帝制崩解、民國初建的時代。從他的生長、求學歷 程中，可以看到，胡父原期望他能進入法、政領域學習，為家庭經商謀得保障，
然而胡風醉心於文學創作，不時抗拒父親的安排。從胡風的人生經歷，應可略 見其新、舊價值觀的轉變。
概覽胡風的生平，他原接受私塾教育，入城就讀高中始接觸新思潮，1924 年經學長引薦，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9 年赴日就讀慶應大學，時受日本 普羅文化的吸引，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和左翼文藝思想，亦參與「左聯」東京 支部和日共活動。1930 年代胡風歸國後，胡正式參與了中共所主導的「左聯」， 因其政治立場與中共相近，長期被視為中共黨外的「同路人」。然而，因胡風 向來親近魯迅，繼承魯迅的「現實主義」（realism）4和批判思想，部分文藝觀 點和中共相左，故時有筆戰、論爭。
中共建政後，胡風由於各種原因（諸如文藝理論、人事恩怨），未獲中共 重用，工作安排並不順遂。此外，胡風對於文藝創作的種種缺失（如「教條主 義」、「機械論」等傾向），深感不滿。胡風在發表受挫、言路受阻的情況下，
仍欲直陳己見，遂向中共中央遞交《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後 簡稱《報告》），以改變現狀。胡風在《報告》中直指文藝領導的缺失，用詞頗 為尖銳，終因言獲罪。胡風，身為一位和中共關係密切、長期信仰左翼思想的
3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上)》（台北：桂冠，1989），頁 4-6。
4 大陸學界使用「現實主義」一詞，義同於台灣學界所稱「寫實主義」。為求用詞一致，後文 將統一使用「現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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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外」5知識份子，為何最終被中共以「反黨」、「反革命」定罪？回顧以往 文獻可以看到，諸如文藝理論的分歧、左翼文壇內的宗派問題，以及中共文藝 領導權的鞏固等角度，多數學者已從不同角度給予回答。6至於「胡風事件」
的發展急轉直下，毛澤東作為中共黨內最高決策者，毛在其中扮演何種關鍵角 色？毛所應負的責任又是如何？
在中共統治下，從政治上來說，知識份子已背負著「原罪」，知識份子不 過是暫時團結的對象，需經「思想改造」方能改變其階級屬性；從經濟面向觀 之，知識份子已被國家「包下來」，並不存在經濟獨立的可能；而在日常生活 中，知識份子身處「組織化」7網絡下，個人思想、人際關係等私領域備受侵 犯，亦無法自外於社會。綜上所述，胡風身為知識份子一員，在被中共新政權
「包下來」後，其工作、生活上之境遇為何？身處「新時代」之中，胡風又將 會面臨哪些心理不適，並且如何回應？
5 據胡風及其家人之回憶，胡風並未真正確立與中共的黨組織關係。胡僅於年少時加入社會主 義青年團以及登記為國民黨（左派）黨員，日本留學時期曾參與日共活動，返國後加入「左 聯」並擔任宣傳部長。參見梅志，《往事如烟：胡風沉冤錄》（台北：曉園，1990），頁 387-388。
6 關於「胡風事件」成因的相關研究，可參見：王麗麗，《在文藝與意識型態之間：胡風研究》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李輝，《歷史悲歌：胡風冤案集團始末》（香港：香江 出版有限公司，1989）；翟志成，《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集》；林希，《白色花劫：「胡風 反革命集團」冤案大紀實》（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
7 中共建政以後，黨運用國家機器，將知識份子組織起來，納入各式專業「協會」之中，這些
「協會」實屬政府機構的一部分，除行使政府職能外。知識份子被置入「單位」中，「單位」
又掌管其人事資料、職務調動、福利制度等。在黨控制力的強化下，黨和知識份子存在一種 依附關係，知識份子的獨立性實日益減少。參見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香港：
牛津大學，2004），頁 6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