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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沈從文的心理狀態是異常煎熬：在政治上，沈並無明顯政黨傾向，但因沈 向持反對「作家從政」、反對內戰等立場，被中共指責為右翼反動派；文學上，
來自郭沫若〈斥反動文藝〉文中的批判，沈從文被打擊為「粉紅色」（指其描 寫性事之露骨）的反動作家；在家庭，沈從文的兒子生於新政權，接受共黨思 維，與他時有爭執，面臨親情和黨性的兩難。錢理群歸納，沈從文作為一個「中 間偏右」的知識份子，與新政權之間找到三個思想上的契合點：第一，「新愛 國主義」，沈原有的愛國、強國思想，結合新國家有組織、有計劃領導的現代 化發展模式，沈逐步接受了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第二，「新人民觀」，由於沈是 鄉下人，與社會中下階層本身具有精神上的聯繫，沈也在思想改造的過程中，
發現「一種新的人民典型」，這些皆與與中共所稱之「新人民」概念，有其共 通的思想基礎；第三，「新唯物論」，沈雖當過教授，但他實際上並非學院派出 身（未曾上過大學），和學院體制存在一定的隔閡，1949 年後北大中文系也沒 接納他，所以毛澤東的「新唯物論」（如反對「本本主義」、真理來自實踐等）
說法，與他不謀而合。此外，沈所從事的文物、服飾研究，也不為當時「學術 權威」所承認，是故沈也頗能接受毛澤東的批判思維。沈從文之對新政權的態 度，有著半強迫、半自願的成分，隨著中共黨政體制的強化，強迫的成分日益 增加，自願成分日漸減少，沈最終選擇沉默並「改造」自我，不復從前的那位 文學家了。10
從中立轉向左派的案例，還有季羨林。建政前季羨林未加入中共（至 1956 年才申請入黨），讀大學時和胡喬木是同學，在學生運動的潮流中，自稱是「中 間偏左的逍遙派」，對政治他並不十分積極。1935 至 1946 年間，季羨林在德 國攻讀博士，1946 年，季返國至北大任教。所以迨中共勝利，他自己形容其 心境，等同於多數未出逃台灣的知識份子，其實對共黨、共產主義並未了解，
但是對國民黨政權腐敗的失望卻是肯定的。面對新政權，他談到他的適應過程：
但是我們也有一適應過程。別的比我年老的知識份子的真實心情，我 不了解。至於我自己，我當時才四十歲，算是剛進入中年，但是我心 中需要克服的障礙就不算少。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號，最
10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台北：聯經：
2012），上冊，頁 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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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我張不開嘴。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彆扭，
他可知矣。11
季羨林很快便度過最初的不適，喊口號也可以喊得比別人都大聲，但是他 反視自己：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我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 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著挺直了腰板。任何 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 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我確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 國民黨，沒有屈服於德國法西斯。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 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 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 無比地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 的。12
季羨林只覺得自己是個百無是處的「摘桃派」，未曾在戰爭年代中拋顱灑 血，只是平白享受「解放」的好處。在國內情勢變化之際，季還在國外留學、
追求自己名山事業，他自覺十分可恥。季稱最崇拜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 工人階級，他們是「最可愛的人」。13
1949 年政權更迭，對於許多未參與「革命」的知識份子而言，其心態多 半是複雜的。在愛國主義思想的時代潮流下，未曾投筆從戎的知識份子，沒有 對戰爭（或「革命」）做出實際貢獻，多半會覺得內心慚愧。另一方面，雖然 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未必皆心向共黨，但多數對國民黨政府的施政感到失 望。相對於國民黨政府官僚的貪汙腐敗、執政能力低落，新成立的中共政權則
11 季羨林，《牛棚雜憶》（香港：三聯書店，1999），頁 220。
12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220。
13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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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紀律嚴明、清廉、體恤人民著稱，14民心之向背同樣可見諸知識份子身上，
知識份子的態度從對國民黨絕望，轉向期待中共之新政權。至於「思想改造」， 許多知識份子最初也未必抱持反對心態，更不乏自願接受「改造」的案例。但 是在「改造」的過程中，人身自由的成份日益減少，思想控制的成份日漸增加，
許多人感到難以適應，胡風便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