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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紀律嚴明、清廉、體恤人民著稱，14民心之向背同樣可見諸知識份子身上，
知識份子的態度從對國民黨絕望，轉向期待中共之新政權。至於「思想改造」， 許多知識份子最初也未必抱持反對心態，更不乏自願接受「改造」的案例。但 是在「改造」的過程中，人身自由的成份日益減少，思想控制的成份日漸增加，
許多人感到難以適應，胡風便是一例。
第二節 胡風的生活和心境轉折
1948 年 1 月 6 日，胡風北上進入東北解放區。同年 3 月，胡風又隨中共 中央統戰部進駐北平。在多年戰亂之後，他和許多故舊再次重逢。然而此時周 揚、丁玲等，已身為中共黨內文藝領導，地位已非同日而語。
壹 第一次「文代會」全盤否定「國統區文學」和胡風文藝思想
1949 年 7 月 2 日，中共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 工作者代表大會（簡稱第一次「文代會」），這是個結合解放區文藝工作者和國 統區「進步」文藝工作者，展現團結以迎新政權的盛會。
然而，在第一次文代會的籌備時期，就可略見胡風和中共間的矛盾。原本，
胡風被選入大會報告起草委員會，其他成員為：楊翰笙、葉聖陶、馮乃超、周 揚、茅盾、胡繩、黃藥眠、鍾敬文、楊晦等，從這些成員可以看到，許多人正 是前述「香港批判」（見第二章第二節）的成員。當時的起草委員會，原屬意 由胡風負責起草總結報告，報告關於國統區文學工作的狀況。但是胡風已經意 識到，這份報告必須按照「某些人」的意見起草，若依他們的看法，則必須體 現對國統區作家和作品持懷疑否定的態度。胡風便覺得不知該如何是好，若按
14 1949 年，當時還是小學生的錢理群，便親眼目睹共軍進入上海後，為不擾民而露宿街頭的情 形，可見紀律之嚴明。見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 書寫》，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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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看法來寫，自然要得罪人；但若按要求「吹捧些名家名人」，他又不願 意，於是便「堅辭」了。15故最後是由茅盾等人，執筆國統區的總結報告。
文代會正式開始後，選出新文聯的領導班底，郭沫若為主席，茅盾、周揚 為副主席，常委二十一名，胡風是八十七名委員之一。167 月 4 日，茅盾作了 題為《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的報告，茅盾在發表報告時，
附帶談到起草的情況，特別註明：「胡風先生堅辭。」茅盾在報告中介紹國統 區文學，對胡風文藝思想觀點進行不點名批判，並將以路翎小說為代表的作 品，列入所謂「不正確的傾向」之中。17茅盾更在報告的第三部分「文藝思想 理論的發展」，專列一節來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標題為「關於文藝中主觀問題，
實際上就是關於作家的立場觀點和態度的問題」：
1944 年左右在重慶出現了一種強調「生命力」的思想傾向，這實際上 是小資產階級禁受不住長期的黑暗與苦難生活的表現……然而有人以 為革命理論的學習是足以使作家「說謊」，以為發揚作家的「主觀」才 會有藝術的真實表現。他們認為既然是革命的內容，天然就有革命的 立場，如果本來沒有革命的立場，怎樣努力去學習和改造都是空的。
他們以為，作家過著怎樣的生活就可以怎樣的「鬥爭」，這樣的說法在 國民黨統治下作家的自由完全被剝奪時，本來不是完全沒有理由，但 他們因此就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眾的現實鬥爭相結合的必要。……
所以這在實際上正是游離於群眾生活以外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18
可以想見，胡風在聽取此報告後，心中的反抗、不滿和消極情緒。胡風在
《三十萬言書》中也談到會後的心得：
報告在大會提出後，國統區的代表們中間嘩然了起來。但我沒有再表 示什麼。代表們不滿，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我是冷靜地看明白了：這 個聽說是以胡繩同志為中心所改寫的報告，骨子裡幾乎主要是以所謂
15 曉風，《九死未悔：胡風傳》（台北：業強，1996），頁 178。
16 曉風，《九死未悔：胡風傳》，頁 179。
17 李輝，《歷史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香港：香江出版社，1989），頁 24。
18 李輝，《歷史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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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風文藝思想為對象，而且是把問題的本來內容簡單化了甚至歪曲了 以後再加以論述的。整個十年來國統區文藝的主要障礙，原來是所謂 胡風文藝思想。無論對我或對整個文藝工作來說，都是一個太嚴重了 的問題。聯繫到會議開始前以來的情況，我覺得同志們是把我當作了 文藝工作上的罪人，即使不是唯一的但也一定是最主要的罪人看待 的。19
中共向來具備「總結歷史」的傳統，第一次文代會在中共的主導下，顯然 並非單純為了團結文化（文藝）工作者之目的，中共意欲在其指揮下，徹底總 結抗戰時期的文藝工作，更重要的是，要能夠「正確地」評價國統區文學。此 時胡風的「堅辭」，看在中共眼裡，固然意謂相當程度的「不合作」，胡風給予 中共事後責備其態度的理由，並非明智之舉。由於胡風性格上的固執，和其對 自身理論的堅持，皆使他在待人處事態度上，缺乏轉圜餘地。
貳 工作安排不順遂：《文藝報》編委始末
在中共即將奪權之際，已經開始陸續論功行賞，安排各式人等的工作職 位。中共也準備讓胡風擔任《文藝報》編委的工作；不過，胡風雖長期追隨中 共，卻未答應《文藝報》的工作安排。
早在 1949 年 3 月左右，胡風便隨中共統戰部進入北京。周恩來曾囑咐胡 風，到北京後和周揚、丁玲研究一下組織新文協的問題（胡風原是舊文協負責 人之一）。4 月 15 日，在文協籌備會上，安排由胡風擔任《文藝報》（文協機 關刊物）編委這項工作，才突然被提上人事名單。據胡風自述，在此之前都沒 有同志向他知會過此項人事安排，由於他的「惶恐和消極情緒」，他沒有馬上 答應。
19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第六卷，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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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胡風和周恩來在某個會議上碰了面，周恩來說知道胡風「要 忙起來了」，故胡風認為此人事安排是總理周恩來的意思。然而，胡風心中滿 是疑惑，周揚作為文藝主要負責的領導人，卻為何未曾找胡風談過話，溝通工 作上的目標和做法？4 月 18 日，胡風造訪沙可夫（原名陳維敏，中共黨員），
希望能親訪周揚與之詳談，但沙可夫表示，周揚忙碌無法接見，於是胡風便請 沙可夫轉達周揚：「這個工作由我做恐怕不合適。」胡風自陳此時心中想法：
我以為不好直接說出來也用不著說出來的那意思是，希望周揚同志約 我直接談一談，看他態度怎樣，希望他把現實情況和政策要求告訴我，
把他的意見告訴我，我也預備可能時說一說對文藝情況的看法，至少 也要彼此間對這個工作本身取得某一限度的共同了解。20
表面看來，是胡風拒絕了黨的工作安排，其實並不盡然。胡風單方面地期 待周揚，主動和他溝通黨的政策並取得共識。但後續的發展是：周揚和沙可夫 都沒有給予正面回應，只透過其他人（茅盾）催促過他數次，並無親自約見的 安排。於是胡風得出的結論是：
無論從抗戰期間和解放後看，周總理總是希望我工作並鼓勵我工作 的，基本上是信任我的，但文藝上的負責同志好像是不信任我的，至 少是不支持我做這個工作的。在具體領導關係上沒有保證，在這樣的 文藝思想情況和人事情況下，以我的個性和看法，主持一個領導性的 理論刊物是無法做的。……21
當然，不能說胡風沒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以他的性格和看法，在沒有得到 充分「信任」的情況下，做此工作肯定是要「犯錯誤」的，何況「我也不能在 具體問題上都去找周總理。」22這裡可以看出胡風的固執和消極心態，他認為 黨既欲交付一重要工作給他，卻不是由文藝領導人周揚親自面談，他可能感受 不到誠意所在。再者，由於胡風一直未能解決入黨的問題，所以會有「在具體
20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六卷，頁 109。
21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六卷，頁 109。
22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六卷，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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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關係上沒有保證」疑慮，終而認為無法勝任此職。至於周揚、胡風的歷史 恩怨和人際關係，使他誤以為一切的不順遂，皆是周揚從中作梗，這也影響了 之後他的政治判斷。
胡風已經錯過一次工作安排的機會，1951 年 1 月胡喬木約見胡風，機會 再次到來。胡風自述，胡喬木對他傳達了以下意見：「一，他說我不該把別人 都看做異端；二，黨對於一些同志並不是論功行賞，而是他們都戰鬥了過來，
現在也都在戰鬥著。如果他同意我的看法，那別的同志全要反對他的。」胡喬 木給了胡風三個工作選擇：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文藝報》負責、中央文 學研究所教書，要他決定一個並以書面答覆。胡風還是猶豫了，他以「抓不著 工作實際情況的基本內容」、「不瞭解整個文藝實踐情況」、「考慮到一個非黨員 怎樣工作的問題」等理由，希望能和胡喬木再次面談，最後才申明願意聽從分 配。23之後胡喬木便沒有回答，留下不歡而散的結果。
儘管胡風自言，之所以未輕易接受指派的工作，是因為「不願隨意敷衍了 事」，但後來外界還是盛傳：是胡風拒絕了這三個工作的指派。顯然胡風在處 理工作的態度上過於謹慎（或是拘泥），最後導致他進退失據。1953 年，胡風
儘管胡風自言，之所以未輕易接受指派的工作，是因為「不願隨意敷衍了 事」，但後來外界還是盛傳：是胡風拒絕了這三個工作的指派。顯然胡風在處 理工作的態度上過於謹慎（或是拘泥），最後導致他進退失據。1953 年，胡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