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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壹 從傳統士人到現代知識份子
如何定義「知識份子」，並非本文探討之重點，本文所指涉的「知識份子」， 旨在對照與區別傳統的「士」。具現代意義之知識份子，不同於傳統士人，他 們的思想是紛雜的，且不再以儒家思想為經典；在社會、經濟地位上，與官僚 制度已無必然之聯繫，亦不同於以往之士紳。目前已有許多學者，關注讀書人 的角色變遷問題，即如何從傳統士人的身份過渡至現代知識份子。
余英時最早提出知識份子「邊緣化」的概念，余氏認為從十九世紀末至五 四時期，是士大夫逐漸過渡到知識份子的階段，即開始「邊緣化」的過程。不 論國、共兩黨，其內部皆發生知識份子「靠邊站」的現象，意即知識份子逐漸 遠離政治權力中心。此外，余氏認為知識份子面臨文化邊緣化的情形，則是知 識份子主動造成的。余氏指出，清末留日知識份子受日本的影響頗深，當時日 本學者多接受斯賓賽（Herbert Spencer）的社會進化論觀點，相信人類社會的 進程遵循著一種普遍的法則，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先進和落後的分別。以「國 粹學派」為例，便在此觀念影響下，開始以西方現代文化價值之標準，重新檢 視並發掘國學的精華。
然而到了「五四」時期，知識份子的態度已經轉變，基本上反對以中國的 經典來附會西方現代的思想。8簡言之，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已從「藉西方 新思想以發揚國粹」走向「全盤拋棄舊思想」，「向西方尋找真理」正是對中國 傳統文化失卻信心的表現。
張灝則突顯現代知識份子與傳統知識份子的相異之處：第一，居於城市且 與本鄉脫節，依賴報刊雜誌、新式學校、學會這三種制度媒介生存；第二，他 們既與中央、地方政府缺乏有機聯繫，故傾向和政治權力中心互相牴觸；第三，
在文化認同上他們明顯薄弱於傳統士人。故張氏認為，現代知識份子同時具備
8 余英時，《中國文化與政治變遷》（台北：三民，1992），頁 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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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變遷」（paradigmatic change），此後不論是批判傳統或者倡議改革，中國知9 張灝，《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2004），頁 42-44。
10 許紀霖，〈重建社會重心─現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收於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 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台北：聯經，2007），頁 159-167。
11 本文關於「五四」的界定，不採狹義說（即 1919 年 5 月 4 日的學生所發起的民族主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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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份子幾乎必然地求助於某些西方理念、價值或習俗，以作為正當性的基礎。
12「五四」知識份子對傳統文化的信心開始崩潰，西方各式思潮成為時代新寵。
五四時期各式西方思潮進入中國，以往學界多以民主、科學、理性等概念，
概括此時期的思想，然而近年來學者多能同意，當時思想界呈現多元、紛雜的 面貌。張灝指出，「五四思想」中包含數種矛盾且對立的概念：理性主義與浪 漫主義、懷疑精神與「新宗教」、個人主義與群體意識、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
而諸如浪漫主義、「政治宗教」、集體意識等，這些原與「五四精神」背道而馳 的元素，卻是研究者時常忽略的。13故張氏以為，「五四思想」具備兩歧性、
矛盾的特質，像是強調理性思維卻崇尚浪漫主義，提倡懷疑精神卻又深信各式
「主義」。綜觀五四時期的思想發展，中國知識份子寄希望於西方思潮，亟需 一套主義、一種世界觀，藉此來解決所有問題，形成一種急功近利式的思維；
同時，儘管當時知識份子批判宗教、迷信等舊俗，提倡科學觀念，卻對馬列主 義教條深信不疑，成為另類的「新宗教」14。
五四時期思想固然呈現紛雜的面貌，然而為何最終不少的知識份子獨鍾馬 列主義？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曾指出，中國知識份子（如陳獨秀、
李大釗）向西方求諸「光明」，他們皆醉心於一種世界觀，內含「包羅萬象的 解決辦法」（all-embracing solutions）15，意即一套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方法。
然而，當杜威的實用主義和「民主」、「科學」等漸進改革方案，無法迅速改變 中國社會時，中國知識份子則偏好「速成」的解決方案，便很快地投向馬列主 義。李澤厚則認為，中國知識份子迅速接受馬克思主義，有其文化心理結構上 的條件。清末以來的知識份子，迅速拋棄了歷史循環論和歷史退化論等史觀，
並接受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乃因中國並沒有真正強烈的宗教信仰，儒學所強調
12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收錄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
亦非啟蒙運動》，頁 17。
13 張灝，〈重返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收錄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
亦非啟蒙運動》，頁 33-65。
14 張灝，《時代的探索》，頁 113-127。
15 參見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27;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著，陳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 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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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強」、「剛健」等概念也可在進化論觀點下，轉化為近代精神。16李氏藉 此說明了中西之間所謂「文化心理結構」的相似之處，如追求現實生存、肯定 世俗生活與實用理性。
回顧二十世紀 30 至 40 年代歷史，國共兩黨都曾試圖控制文藝界，如國民 黨的宣傳部門以宣揚「三民主義文藝」為職志；共產黨則成立「左聯」，以期 作為相抗的文化陣線。至於 30 年代的中國文藝界，基本上呈現兩種文藝思潮 相互爭鳴，一派是以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等人為核心的《新月》作家，他們 傾向自由主義傳統；另一派是由共產黨人所主導之《太陽》、《創造月刊》，以 及「左聯」的成立，他們則宣揚「無產階級文藝」。17
至於對日抗戰時期（1937-1945），國統區與中共統治區則呈現相異的文化 面貌。1938 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成立，聯合了國 共兩黨作家群，象徵無產階級文學、自由主義文學、民族主義文學的大融合，
其文學特徵為：報告文學和英雄式愛國主義的興起、以及對現實生活的關注。
18中共統治區文學異於國統區文學之處，主要是文學的大眾化，以及對「紅色 政權」的謳歌，寫作題材主要是社會中的「新人」（農民、士兵、幹部），毛澤 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其「經典」。
1949 年中共建政初期，便開始模仿蘇聯模式建立各式專業協會，將知識 份子組織並納入協會之中。中共成立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簡稱「文聯」）， 將文藝工作者盡納其中，其下尚有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音樂 家協會，諸如此類。中共統治下的知識份子，被組織進共黨政權的「單位細胞」
內，其工作、生活、社會福利皆與「單位」脫離不了關係，「單位」的權力又 為各級黨委所掌控，在中共黨內權力集中的原則下，黨的負責人實際上掌管一 切權力（行政、業務、司法），形成從上而下的「家長制」統治體制。19總之，
16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三民，2009），頁 157-158。
17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台北：五南，2004），頁 207-209。
18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頁 484-485。
19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2004），頁 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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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後的知識份子，在中共全面控制和「工具化」的意圖下，其獨立性開 始面臨挑戰。
參 「胡風事件」與胡風研究
以胡風為主題的人物研究，始自 1980 年代中共中央為胡風事件平反以 後。最初進入此一領域的研究者，大多集中探討胡風的文藝思想，乃因其相對 不具政治敏感。20然而對於「胡風事件」的政治意涵以及事件中毛澤東所扮演 之角色，則甚少論及。
一 文藝思想、文藝理論的衝突
「胡風事件」長久以來被稱作「冤案」，也被視為中共開啟「文字獄」的 先例，對當時知識分子影響頗深。21胡風究竟何冤之有？對於胡風研究者而 言，探究胡風事件的成因確實難以迴避。
回顧先前研究，過去的研究者多半會從「宗派因素」22和「文藝理論因素」
此兩種面向切入，藉此說明胡風所以被整是其來有自。所謂「宗派因素」，即 回首胡風與周揚、何其芳等人在以往歷史中所發生的論爭和衝突，從個人層面 的好惡出發，以及左聯內部宗派間的權力鬥爭，形成胡風事件發生的遠因；而
「文藝理論因素」則是從文藝理論、寫作觀點等層面，分析胡風自身的文藝觀，
和毛澤東、周揚所代表的「中共官方文藝觀點」（以下簡稱「黨文化觀」），兩 者間存在之分歧和緊張關係，由此論證胡風事件背後的理論衝突。
20 此一時期的研究成果大致如下：徐文玉《胡風文藝思想論稿》、尚延齡《胡風文藝思想新論》、
梁震儒和顧榮佳編《披荊治林者的足跡》、文振庭和范際燕編《胡風論集》等。參見王麗麗
《在文藝與意識型態之間：胡風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 1-3。
21 由於胡風事件明顯是由文藝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1988 年中共中央第三次平反的報告說明：
「胡風事件並無犯罪行為，因此撤銷其政治、文藝思想、宗派問題等方面的指控。」胡風事 件至此徹底平反。參見李輝《歷史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
1989），頁 495-496。
22 大陸學界所稱「宗派主義」一詞，義同於台灣的「派系主義」（factionalism），後文將統一 使用「宗派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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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 337-342。24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頁 3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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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大眾服務」，側重的是文藝的工具性；而「工農 兵文學」，則是強調寫作對象必須緊扣工、農、兵。在毛的眼裡，一切的文化 和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文藝的「政治標準」優先 於「藝術標準」。27簡言之，毛氏的文藝觀點，看重的是文藝的「政治性」、「唯
容包括：「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大眾服務」，側重的是文藝的工具性；而「工農 兵文學」，則是強調寫作對象必須緊扣工、農、兵。在毛的眼裡，一切的文化 和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文藝的「政治標準」優先 於「藝術標準」。27簡言之，毛氏的文藝觀點，看重的是文藝的「政治性」、「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