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研究的開展

國民黨來臺之後，兩岸基本上處於消息隔絕的狀態，對中共情報的獲取成為 當務之急，加上丟失整個大陸政權這場巨大的失敗，顯見國民黨對中共確實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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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了解。自大陸撤至臺灣後不久，國民黨情治單位保密局（軍統）就指出：「本 局為對匪鬥爭的前衛，然數十年來沒能善為掌握攻擊武器，主要關鍵，在於對匪 鬥爭的四要素（組部幹部、理論幹部、政策幹部、情報幹部），沒有打好基礎，行 動工作人才濟濟，奇功迭奏可歌可泣，終無濟於大局之決勝。經常工作纏於瑣事，

遇急務問計無人，決策難行。」³⁶顯然，局方認為國民黨之所以失去大陸政權，是 由於對中共內部資訊的缺乏，真的遇到需要籌謀對敵策略的時刻，沒有相應的智 庫給予意見，為了有效抗擊中共，國民黨情報單位需要一批理解中共的人進行深 入研究。然而，在經過 1949 年的變局之後，機構流轉、人才凋零，這樣低靡的氣 氛中，中共研究如何推展？

身為國民黨兩大情報系統的保密局和調查局，在當時各擁有一批自新人員，

這些自新人員在協助國民黨掃除剩餘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後，如何安置他們成為一 個極待解決的問題，此時基於反共需求而生的「匪情研析」，正好成為這群人理所 當然的去處。保密局利用其在大陸時期既有的「特研組」基礎，³⁷在蔣介石的指示 與批准下留用省工委自新人員蔡孝乾、洪幼樵、陳澤民與許敏蘭等人，以他們為 骨幹重新建立「匪情研究室」，該研究室一開始由蔡孝乾、陳澤民分任正副主任，

之後因為工作發展需要，以當時的局長毛人鳳兼任主任，由前軍統局電訊處科長 姜毅英為實際負責人，並設副主任二人由蔡、陳分任，蔡孝乾掛少將銜，洪幼樵 與陳澤民則為上校，他們領受這般職務與軍銜直到退休。³⁸調查局方面，則由第二 處（也就是研究處，後來改為第四處）抽調黎明華與曾永賢等人到處進行研究工

36趙耀斌，〈關於本局匪情研究工作初步檢討意見〉，頁 9-10。

37 1946 年，戴笠啓用新疆省主席盛世才麾下的中共自新人員徐夢秋、劉西林等，建立特研祖，以 徐夢秋為組長，是過去軍統局運用自新人員進行中共研析的初步嘗試。

38 趙耀斌，〈關於本局匪情研究工作初步檢討意見〉，頁 11；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

許瑞浩，王峙萍記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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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利用當時薈廬資料室所藏的豐富檔案，黎明華專門研究中共經濟，曾永賢則 研究中共的黨政、黨史等，其他人也有零星的研究產出。³⁹這些自新人員在被捕之 初協助情治單位偵緝地下組織，加速了共產黨在臺灣的敗亡命運，待協助查緝的 任務完成後，便長期投入中共的研究與教育。

以當時的自新人員來說，他們在中共研究上最具價值之處，就是他們過往在 共黨組織內部的所見所聞，這些見聞不僅包含了中共的組織與政策，更包括中共 部份高層領導人的性格及傾向。早年曾接觸許多自新人員的政大東亞所施哲雄教 授便指出，自新人員由於過去曾和部份共黨幹部相處過，較能了解這些人的作為 與作風，畢竟人的作為是有慣性的，例如前述的省工委最高領導人蔡孝乾，他曾 參加中共長征，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內務部長、八路軍敵工部長，與周恩來、瞿秋 白、項英等人都有往來，他在回憶錄裡也寫下了對這些人的觀感；另外，曾擔任 調查局副局長的自新人員郭乾輝，過去在紅軍擔任軍團級幹部，也參與過長征，

因此曾與許多中共政壇元老共事，胡耀邦據說就是他以往的部屬，因此郭乾輝較 能理解甚至是預測這些中共要員的作風與行動。⁴⁰此外，曾師承曾永賢等自新人員 的前軍情局大陸研究室主任康鳳亦表示，中共方面往往喜歡採用口號、短句來宣 傳政策，但從這些簡短的文句根本難以理解其實際的意思，此時便需要這些自新 人員，他們本身參與過共產黨活動，對於共產黨的思想、行動有深刻的理解，因 此能夠分析出中共的內部情勢。⁴¹顯然地，自新人員從經驗累積出來的判斷，在很 多時候確實有效掌握中共許多令人費解的政治活動與文字宣傳。

為了獲取這些寶貴的中共資訊，國民黨要求自新人員撰寫所謂的回憶錄，這 類回憶錄又以在中共內資格越老、層級越高者越有價值，在所有留用的省工委和

39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記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 談錄》，頁 118。

40 施哲雄口述，謝佩珊訪談，2013 年 9 月 3 日於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41 康鳳口述，謝佩珊訪談，2013 年 9 月 12 日於康鳳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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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後省工委自新人員之中，以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的位階最高，其所撰寫的《江 蘇西區˙紅軍西竄回憶》（又名《臺灣人的長征記錄》）具備極大的參考性。此書 為蔡孝乾於 1969 年至 1970 年間所寫作，由原本刊載於《中共研究》上的二十四篇 文章集結而成，內容主要描述蔡孝乾本人於 1928 年逃往大陸後的情形，他於 1932 年抵達江西蘇區，進入中共紅一軍團政治部工作，1934 年隨共軍踏上為時一年多 的「長征」，最後抵達陝北。儘管其記載的時段只有七、八年，但由於中共自 1927 年與國民黨分裂後，其組織便散至大陸各地建立根據地，行蹤飄忽、難以掌握，

尤其是展開長征後，更是難以探知其內部情況，因此完整參與這段期間中共活動 的蔡孝乾，無疑地能夠提供國民黨豐富的中共內情。《江蘇西區˙紅軍西竄回憶》

這部書的價值主要在幾個方面：首先，蔡孝乾知識份子的背景使他進入中共後迅 速獲得重用，也因此得以接觸到當時許多上層幹部，諸如周恩來、瞿秋白、項英、

胡耀邦、毛澤覃等等，並且能夠近距離觀察他們的性格。例如談到周恩來時，蔡 孝乾指出周恩來是個擅長調解局勢之人，盡可能在不傷大局的前提下解決問題，

從日後周恩來的種種舉措以及他與毛澤東之間的關係，這一點觀察是得到印證的。

42第二，由於蔡孝乾的職務之便，使他有較多的機會參與各種重要會議，其中最重 要的會議莫過於 1934 年初於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工農兵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當時蔡孝乾是以「少數民族代表」身分被邀與會，並且當選了中央執行委員，此 外，他在這次會議上正式被視為臺灣代表，為他日後出任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 埋下伏筆。⁴³第三，在蘇區生活的日子裡，蔡孝乾親身見證了中共在蘇維埃時期推 動的許多政策，例如查田運動，該運動在當時造成諸多地主、富農甚至中農對中 共的抗爭，蔡孝乾會晤了當時主導查田運動的指導員王觀瀾，不但探知其施行的

42 參考自蔡孝乾，《臺灣人的長征記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臺北市：海峽學術，2002 年）， 頁 44-48 頁。

43 參考自蔡孝乾，《臺灣人的長征記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頁 12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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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情形，也從王的口中獲悉了其缺點與錯誤；⁴⁴另外，蔡孝乾也曾參與擴紅運動，

他當時親至長汀、寧化、清流三縣視察工作成果，了解基層幹部的困境所在。⁴⁵透 過蔡孝乾的回憶，我們得以清楚看到中共在蘇區發展時所遭遇的阻礙，向來標榜 與群眾站在一起的共產黨，和一般民眾間也存在著許多矛盾。最後，是關於長征 時期的回憶，這段在中共內部已然被神化的歷史，經由蔡孝乾的筆觸減去了浮誇 的色彩，但仍可感受到共產黨人一面躲避國民黨追擊、一面對抗惡劣氣候與地形 的艱辛，而中共在長征過程中與偏鄉居民乃至少數民族的交流，不僅揭示戰亂年 代不同族群與各種軍隊的複雜互動，更可看出中共對於少數民族的政策走向。

除了留下記述性質的回憶錄以外，自新人員也倚靠這些過去的共黨經驗，寫 下了不少分析中共情勢的研究。較早自新的郭乾輝曾以郭華倫的名號，寫下他的 名著《中共史論》四大卷，記錄了 1927 年至 1942 年的中共活動，該書運用大量中 共原始史料，其中不少還是第一次曝光的資料，發表之初受到國際政學兩界的高 度重視。在中共的軍事方面，則有蔡孝乾的《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戰爭」之 研究》，先解析毛澤東「軍民一體」的作戰方針，再詳細地分析中共如何將軍民一 體的概念落實於實際的軍事行動中，而蔡氏自身參與紅軍多年的經歷，使他更清 楚共產黨如何動員民眾、民眾在軍事作戰中扮演了怎麼樣的角色。另外，在中共 的經濟方面，黎明華也出版了《中共的土地鬥爭》，黎明華過去曾與舊臺共農民組 合的成員有所接觸，也曾對臺灣中部的農村地區進行調查，對於農民的苦處和困 境有相當多的了解，這些經驗使他能清楚地解釋中共進行土地革命的方式與邏輯，

點出土地革命在中共取得政權過程中的重要性。由於這些自新人員都曾經親身參 與過他們所敘述的活動，他們的著作也因此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即跳脫傳統國 民黨將中共活動目為「匪亂」、「暴動」的印象，承認中共在軍事與經濟上的創新

44 參考自蔡孝乾，《臺灣人的長征記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頁 85-96。

45 參考自蔡孝乾，《臺灣人的長征記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頁 14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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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措，並從策略性的觀點去解析其成功的原因。自新人員依靠自身參與共產黨經

舉措，並從策略性的觀點去解析其成功的原因。自新人員依靠自身參與共產黨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