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與不變之間：自新人員的心境與認同

自新人員在還沒轉入國民黨陣營前，原則上都在共產黨裡擔任幹部層級，他 們比一般共產黨人有更多組織與鬥爭經驗，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也較為深厚，因 此，自新這件事情對他們而言，不只是政治上的選邊站，更是對自我信仰的背叛。

他們當時是在甚麼樣的背景下選擇了自新？又他們往後如何面對背叛了理想的自 己？都是相當值得探究的問題。只是礙於資料有限，我們實在難以確實掌握每一 位自新人員的心理狀態，本節因此先就省工委的幾個案例作初步探討，大致勾勒 出他們自新之際共有的基本心態，再分別敘述往後他們面對自我的幾種主要傾向，

希望能夠稍稍體會自新人員情感上的複雜與矛盾。

一、自新之前的猶豫

對於 1950 年代初期遭到逮捕的臺灣省工委與重整後省工委而言，自新是一條 無法逃避的道路，主要是因為他們當時遭遇了一個難解的困境：中共攻臺的計畫 因為韓戰爆發而往後推延。1948 年以後，中共判斷情勢漸有利，命令在臺省工委 快速發展基礎，以待解放軍接收，然而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遭到國民黨情報單位盯 上，導致整個省工委迅速暴露，幹部們相繼被捕入獄。1949 年，共軍渡江，國民 政府遷臺，解放軍摩拳擦掌準備大舉入臺、攻占臺灣，如果中共的計畫順利，則 在臺灣的殘餘地下組織當可苦撐至解放軍來臺，當時的省工委似乎也以為中共大 軍會立刻來到，因而在 1950 年 4 月時在逃的蔡孝乾發出所謂的「四月指示」，命令 黨員們採取「退守保幹」的策略，隱蔽幹部，蓄積力量，並盡量利用社會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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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也都有與國民黨決一死戰的念頭。回顧國共鬥爭史上不乏無所懼怕、從容就 義的例子，臺灣的共產黨員中也有不畏死的勇者，例如保密局 1950 年初破獲的臺 灣省工委會郵電總支部案，其負責人計梅真、錢靜芝執行槍決前大義凜然的表現，

至今仍讓見證者敬佩不已，當時與兩人同獄的獄友張常美便回憶：「同房的就有幾 個被叫出去槍殺。…我記得計梅真被叫出去的情景，…接著看守再去叫隔壁的錢 靜芝。兩個人一起去，很勇敢。那次兩個人大大方方地走出去。」³⁴

然而，人性本是害怕死亡，平心而論，選擇妥協的誘因遠遠高過堅持赴死，

加上臺灣解放的希望漸次落空，這讓省工委幹部群的內心陷入了迷惑與拉鋸。黃 素貞回憶當時的情形：「這時，我心中還是有二個矛盾想法：為了保存組織實力，

等待解放，是不願意去做（自新）的。但解放的形勢遲遲不來，在當時的臺灣島 若是再等待下去，只會拖垮或遺害更多的老百姓。」³⁵黃素珍這份掙扎的自白，著 實道出了當時多數被捕幹部的心聲。就在臺灣共產黨人焦慮於凶險的處境時，國 民黨卻又對他們端出了著實優渥的條件：「對於轉變徹底，而獻功較著的犯人應予 以感訓，…因為他們既已轉變，就作了共匪的叛徒，成為我們的同志。…所謂感 訓，也就是說在生活上可以給予一些優遇。」³⁶只要這些共黨幹部願意自新轉變，

不但免除一切刑罰、撤銷犯罪紀錄，更會給予優渥的待遇，國民黨甚至派出過去 經歷自新的「老前輩」來進行說服工作，這些人深知中共內部情形，本身又是自 新政策的受益者，勸解起來特別具效力。質言之，對比冷酷無情的槍決或長期的 牢獄之苦，國民黨開出來的自新條件確實優厚，在在令處於生死關頭、身心俱疲 的省工委和重整後省工委幹部難以抗拒。在此危急存亡的關頭，部份人逐漸萌生

34 張常美口述，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與曹欽榮等採訪整理，〈張常美－無辜的九十九人〉，收錄 於《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頁 89-90。

35 黃素貞，〈我和老蕭的革命歲月〉，收錄於蕭開平，藍博洲編，《祖國破了，要把它黏回去：蕭道 應先生紀念文集》（臺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2004 年），頁 77。

36 內政部調查局編印，《偵訊工作》（民國 41 年），調查局資料室藏，分類號：276.4 7110 c.2 19690 c.2，

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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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自新人員在變與不變這道光譜中的形貌，探究他們在清楚意識到自己是「共 產黨叛徒」的情況下，如何繼續面對自己往後的人生。

(1)沉默的緬懷者

對大多數的自新人員來說，轉變後的他們基本上已是國民黨的囊中物，尤其 是來到臺灣之後，兩岸隔絕，監控嚴密，在此情況下不論願或不願，他們都必須 跟隨國民黨的旗幟，以自己作為「棄暗投明」的模範之餘，更要協助官方的反共 宣傳。身為臺灣省工委書記的蔡孝乾，他的黨齡最深、地位最高，卻也牽連最廣，

是導致省工委土崩瓦解的關鍵人物，他在自新後就任保密局匪情研究室副主任，

官至少將，人生際遇相較其他共產黨員來說可謂雲泥之別，這也讓他的後半生飽 受爭議。⁴¹不過，蔡孝乾是否真如論者所說的那般全然拋棄了過往、安享天年呢？

在本論文的第二章，曾經提及蔡孝乾所撰寫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錄》，這 原是一部為了提供中共情資給國民黨而產出的作品，對 1930 年代的中共活動與人 物都有詳盡的描寫，然而，倘若我們跳脫反共意識型態，單純考察這本書的內容，

就會發現其敘事流暢、文筆生動，甚至不乏對共黨的讚譽之詞，令人難以想像這 些文字是蔡孝乾出於強烈反共目的而寫下的。

蔡孝乾在整本書中最令人玩味的部份，是他對中共黨員的描寫以及對長征的 回憶。蔡孝乾在蘇區時因為職務之便，認識了毛澤民和毛澤覃二兄弟，他們是國 民黨的死敵毛澤東之胞弟，也是當時共產黨內部位高權重的人士，若是站在反共 的立場，照理說蔡孝乾當該大力詆毀他們二人，然而他在書中卻是怎麼形容他們

41 臺灣史學者翁佳音在〈安享天年的「省工會主委」－蔡孝乾〉談到：「在蔡的『自新』和『投效 國家』之後，不少臺灣得左翼份子與左翼機關紛紛遭到逮捕或捕獲」，翁氏並且在末尾總結：「以一 個主張左翼革命的小知識份子，一生一波三折，每折又有曲折，撲朔迷離，有驚無險。在充滿坎坷 的現代臺灣史上，他不能不說是罕見的異數吧！」顯然對於蔡孝乾以自新求取生存的行為帶有批評 味道。該文收錄於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四冊（臺北市：自立晚報，

1987 年-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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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毛澤民看到我們汗流浹背，走得很累，便跳下馬來，硬要把他的馬讓給我 們騎，我們當然不好意思接受，他卻一再叫我們騎上去。盛情難卻，我們只好輪 流騎馬。」⁴²談到毛澤潭時，蔡孝乾更直接地稱讚他「熱情、坦率，在『反帝總同 盟』和我共事雖然只有半年光景，但我們之間已建立了友誼。…這個風流瀟灑，

被譏為「三國志熱」的毛澤覃，雖然是一個愛說笑話，樂天派的人物，但作起事 情來卻是滿認真踏實。」⁴³這兩位理當被國民黨打為萬惡共匪的毛澤東胞弟、中共 高幹，在蔡孝乾的筆下卻是親切、認真、作風平民化的「好人」。另一方面，他對 於長征時期的記述，非但沒有直接大力讚揚國民黨的剿共功績，反而從側面寫出 共產黨員堅忍不拔、親切愛民的形象，筆觸中甚至透露些許浪漫的懷想之情。在 紅軍進入廣西邊界大山老山界時，儘管肉體上疲憊不堪，但當時所見到的許多情 景仍深刻地印在他腦海中，令他感動莫名：「點火把行軍的行列，看起來很壯麗，…

穿過森林時，一點一點，一線一線的火光，在叢林中時隱時現，如火蛇鑽洞，紅 光普照，燦爛奪目。」⁴⁴除了行軍的艱險之外，長征中的共軍還得面對國民黨軍隊 的威脅，共軍在搶攻四川西南大渡河瀘定橋時，面臨了與川軍隔岸對陣的危機，

蔡孝乾在書寫那個危急場面時，似乎忘了寫作這部書本是為了貶抑中共，他熱切 地形容道：「…二十二個『不怕死』的紅色戰士投進熾熱的火焰中去了。他們的衣 服燒著了，眉毛頭髮也燒著了。但紅色戰士一切都不顧，只是橫衝直撞，一直衝 進街口上和川軍進行肉搏的巷戰…紅軍終於佔領了天險的瀘定橋。」⁴⁵蔡孝乾對共 軍的正面描寫不僅展現在行軍與作戰上，也包括他們對一般民眾的態度。在行經 一個傜人部落時，蔡孝乾等人進到一戶人家中稍作休息，該戶人家的媳婦拿出了 僅有的一點米煮稀飯款待他們，蔡等意欲給錢，婦人堅持拒絕，但另一名共產黨

42 蔡孝乾，《臺灣人的長征記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臺北市：海峽學術，2002 年），頁 51。

43 蔡孝乾，《臺灣人的長征記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頁 78-79。

44 蔡孝乾，《臺灣人的長征記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頁 183。

45 蔡孝乾，《臺灣人的長征記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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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拿出了三天的米糧，全部送給這戶人家，她接受了；⁴⁶後來蔡孝乾等人又到了貴 州的一個小村落，遇見一戶窮到衣不蔽體的人家，他們在得知對方苦處後，不僅 說話安慰她們，並且拿出一些「打土豪」鬥爭來的衣服和糧食作為幫助。⁴⁷由蔡孝 乾筆下寫來，共產黨員儼然是一群有血有肉、人性化且良善的人們，實在令人難 以想像他是為了揭露共黨弊端而寫作。

不可否認，蔡孝乾在書中也詬病了許多中共的內部情形，但這些批評往往顯 得生硬且不自然。在書的第二章，蔡孝乾談到 1932 年他與一群同志前往閩西蘇區 的龍岩縣城，一路上受到相當多紅軍與蘇維埃政府的照顧，到達之後當地政府和

不可否認，蔡孝乾在書中也詬病了許多中共的內部情形，但這些批評往往顯 得生硬且不自然。在書的第二章，蔡孝乾談到 1932 年他與一群同志前往閩西蘇區 的龍岩縣城，一路上受到相當多紅軍與蘇維埃政府的照顧，到達之後當地政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