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人員彼此間的關係

誠如前兩章所討論的，自新人員不僅是國民黨政治招撫的「成果」，更是擴大 反共成果的「利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被視為是破壞共黨組織最有效的路

18 趙耀斌，〈關於本局匪情研究工作初步檢討意見〉，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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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因此自新人員雖然曾經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同伴，卻又往往是彼此被逮捕下獄 的原因。他們之間究竟是同病相憐？還是彼此仇恨？實為一個頗耐人尋味的問 題。

對一名自詡為共產黨員的人來說，因承受不住敵人的威迫而屈服，已是背叛 黨的明證，不配成為一個共產黨員，倘若還加入了敵方陣營，並協助敵方傷害組 織與昔日同志，那更是罪無可赦。在許多案例中，共產黨人的落網常常是出於其 他自新人員與國民黨的合作，也導致這些落網的共產黨人在轉變為自新人員後，

與那些供出他們的自新人員之間存在著無法消解的心結。以第二章提到的重整後 省工委一案為例，較晚落網的幹部群對於早一步自新的劉興炎、黎明華等人就心 有不滿，關於這種不滿的情緒，曾永賢表示：「我們這一批人當中，有人對劉興炎 不諒解，其實對黎明華也一樣。劉興炎、黎明華被捕之後，討論要如何逮捕我們，

我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派范新戊到苗栗打進我們組織裡頭，當作內線，這是黎 明華跟劉興炎、(黃樹滋)、王子英，大概這幾個人跟當時調查處的科長討論出來 的。」¹⁹重整後省工委幹部之間的嫌隙究竟是如何產生？這必須回溯 1950 年省工委 開始瓦解之初。

1950 年蔡孝乾等人被捕後，剩餘的地下黨組織主要集中在桃園、楊梅、新竹、

竹南、苗栗等地，這幾個地方支部與小組的負責人陳福星、黎明華、曾永賢等人 遂組成「領導小組」，成為日後情治單位口中的「重整後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²⁰1951 年 4 月後，由於調查局方面不斷藉著共產黨人提供的線索步步進逼，重整後省工 委成員一一被逮捕，其重要幹部也紛紛向中部逃竄，最後轉移到苗栗山區，當地 山脈復雜、溪流多曲，並且擁有大量的外來勞動人口，相當有利於地下組織的活

19 曾永賢口述，謝佩珊訪談，2014 年 3 月 25 日於曾永賢住處。

20 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記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 訪談錄》，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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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發展，同時也對調查局的偵查造成嚴重的阻礙。為了解決這個困境，當時負責 追查地下組織、過去也曾是自新人員的臺灣省調查處處長郭乾輝，找來了稍早自 新的重整後省工委幹部劉興炎、黎明華，商討徹底破壞殘餘組織的計畫。考量到 在逃的幹部幾乎都是客家人，出沒於苗栗山區，調查局在與劉興炎、黎明華討論 後，計畫布置一名內線，直接打入共黨組織內部，從中進行瓦解，並在劉、黎二 人的建議下選定了一名共產黨人－省工委新竹地方支部委員范新戊。²¹劉興炎等人 之所以選擇范新戊，是認為他有著農民樸實的外表，在苗栗方面有良好的社會關 係，並且與陳福星、曾永賢、蕭道應等人相識，不但可以瞞騙過這群省工委幹部，

日後更有利於說服他們自新轉變。

在這個計畫裡被選中的共產黨員范新戊，後來為調查局逮捕的行動立下大功。

調查局在劉興炎等人的協助下先對他進行逮捕，說服他接受自新之後，從他那裡 對這一套內線計畫得到不少建議，例如他認為出發前要先將皮膚曬黑，表示他是 以勞動方式隱蔽自已的；另外，從新竹去苗栗，他不搭火車汽車，而是走山路，

這樣可以在報告工作時，不漏出馬腳；最後，他認為這個工作是長期的、曲折的，

單是匪黨上級對他的考察，預料就需數月之久。²²在計畫展開後的兩個多月，范新 戊就與陳福星等人搭上線，陳福星等人即使一開始對他有所疑慮，但由於他擁有 豐富的地下黨活動經驗，面對各種質問都能清楚交代、泰然回答，於是逐漸得到 幹部群的信任。而就在范新戊打入重整後省工委的同時，他也不時向調查局報告 最新的情形，並依局方指示一步一步引領組織落入他們的計畫，對此曾永賢就回 憶道：「我們在山上搭草寮，最初選在靠山的河邊，這對調查局的行動而言很不方 便，因為會有水聲干擾…不利於行動。調查局就要范新戊另外找一處更合適的地

21 李敖審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下）》（臺北市：李敖出版社，1991 年）， 頁 214。

22 李敖審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下）》，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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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所以我們利用那間草寮一兩個月後，范新戊卻說這個地方常有人經過容易被 發現，建議再換一個地方，當然這是他同調查局商量好的所在，他就在該處搭了 一間小草寮。」²³更換地點後不久，調查局就決定進行收網，在行動的前兩天與范 新戊進行討論會，由范報告周遭地形和狀況，一同研究行動的方式，在行動當天 也是先透過范新戊緩解幹部們的戒心，情報人員再趁機進行拘捕，曾永賢談起被 捕的情形，記憶猶新：「有一次，陳福星、我、蕭道應約在三義鄉魚藤坪的山上開 會，…我從大安溪北上，原本說好是由蕭道應到河邊接我，結果來的不是蕭道應，

而是…范新戊。我問『小范』為甚麼『老蕭』沒來？他說「老蕭」這幾天有點感 冒、肚子痛，身體不舒服，所以由他代替來接我。當時我也沒有懷疑，和『小范」

一起走了兩個多小時後，就這樣被帶去草寮。裡面早已埋服了三、四個人，我一 鑽進去就被壓住，之後遭到綑綁；一看蕭道應也已經被綁在裡頭了…。陳福星本 來也應該由蕭道應去接的，結果也被小范騙來。」²⁴這次破獲被認為是調查局在臺 偵緝共黨活動的最大斬獲，不僅逮捕當時的共黨組織領導群，更搜獲了多起重要 的文件。

綜觀這項行動如此成功的原因，劉興炎、黎明華與范新戊等自新人員所提供 的情報與計策起了重大功用，無怪乎被捕的其他人會心生不滿，這種不滿來自於 一種被信任之人背叛的憤怒與失落──如果只是被迫供出名單也就算了，劉、黎、

范等人竟然還幫助情報單位擬訂捕捉同志的計畫！這樣的不滿情緒飄散在部分自 新人員之間，也讓他們往後的人生漸行漸遠。儘管同屬於那場逮捕計畫「被害人」

的曾永賢認為，其他幹部們將怨恨的矛頭指向這些人並不公平，但仍無助於消除 自新人員內部的矛盾：「原本我們每年至少聚會一次，然而，…其中有一、兩位是

23 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記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 訪談錄》，頁 101。

24 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記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 訪談錄》，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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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會去找的，有些人彼此之間還存在一些『心結』。」²⁵

不過，國民黨的自新政策雖然造成部份人之間的齟齬，這些省工委自新人員 在往後仍舊形成一個相互照應的小團體。誠如曾永賢所說的，他們這些自新人員 都會保持聯繫、固定聚會，除此之外，他們也會盡可能運用自己的資源協助改善 彼此的境況。在重整後省工委幹部群中發展最好的曾永賢，最後升任調查局第四 處副處長，他就曾利用職務之便，將往日同志陳福星從基隆調回第四處當簡任督 察，也把劉興炎從臺南調回第四處當資料科科長，讓他們得以不必再奔波於地方 事務；²⁶另外，黎明華自調查局退休後，在廣東同鄉洪幼樵的推薦下，也進入保密 局匪情研究室當兼任研究員。²⁷事實上，在臺灣被留用於情治單位中的自新人員數 量相當稀少，情治單位本就是封閉的體系，他們的特殊經歷又使他們無法適切地 融入一般社會活動，這些自新人員內心都承載著相當沉重的記憶，唯有同樣經歷 自新的人才能理解，這也讓他們得以維持緊密的關係。

省工委自新人員除了自己內部有著矛盾糾葛之外，他們與大陸時期轉變的老 自新人員之間也存在著特殊羈絆。省工委人員被捕之初，國民黨為了強化說服的 力道，往往會派出其他已完全轉變為國民黨人的老自新人員來勸解自新。保密局 方面，當時派出說服蔡孝乾等人的是趙耀斌，趙耀斌早先化名王石堅，於中共中 央特別工作委員會擔任政治秘書，負責主持整個中共華北情報體系，並於抗戰期 間指揮為中共提供胡宗南情報的功臣熊向暉，1947 年 9 月趙耀斌被捕，不久後自 新並供出組織，進入軍統局特研組，任職於徐夢秋之下，1949 年到臺灣後則在保 密局繼續從事中共研究。調查局方面則由前述的郭乾輝處長負責接觸重整後省工

25 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記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 訪談錄》，頁 123。

26 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記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 訪談錄》，頁 119-121。

27 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記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 訪談錄》，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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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幹部群，郭乾輝早年曾參與中共長征，是資深的共產黨員，他在 1940 年中共成 立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時擔任組織部長，是中共在長江以南的黨務 重要負責人，卻在 1942 年遭到中統局特務逮捕，他隨後接受自新，1949 年後就留 在臺灣調查局主持中共地下黨的查緝工作。由國民黨政府的眼光來看，老自新人

委幹部群，郭乾輝早年曾參與中共長征，是資深的共產黨員，他在 1940 年中共成 立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時擔任組織部長，是中共在長江以南的黨務 重要負責人，卻在 1942 年遭到中統局特務逮捕，他隨後接受自新，1949 年後就留 在臺灣調查局主持中共地下黨的查緝工作。由國民黨政府的眼光來看，老自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