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政策的核心：自新人員

1930 年代初期，國民黨在全國的聲勢如日中天，推出自新政策吸引不少立場 游移的共產黨人前來投誠。在這成千上百的自新人之中，有一部份人日後被留用 於國民黨內擔任職務，他們在身份與待遇上皆不同於一般的自新人，筆者在此將 他們定名為「自新人員」。¹⁷關於甚麼樣的人能夠被留用為自新人員，目前並沒有

17 使用「自新人員」這個名詞，是參考自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記 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9 年）。本書中曾永 賢將自己以及其他留在國民黨情報單位中任職的共黨幹部稱為自新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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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早期的官方檔案中看到明確規定，但綜合分析多名自新人員的情況，可以 歸結出一個大致的留用標準：這些自新人員幾乎都曾是中共的高層幹部，他們對 共產黨的認識高於一般基層黨員或群眾，在共產黨間更擁有極高的知名度與號召 力，故而成為國民黨強力爭取的對象。這些自新人員加入國民黨陣營，協助破壞 共黨組織之餘，更是反共的絕佳宣傳員，他們也因而成為國民黨反共戰爭中不可 或缺的一環。

過去曾經在共產黨內擔任要職的自新人員，他們一來了解中共的組織與活動 方式，二來熟識不少中共重要人物，國民黨必然要盡可能利用他們的所知。只是，

面對這群一夕之間轉變立場、加入反共的「戰友」，國民黨不免對他們的忠誠度有 所疑慮，因此會先以所謂的「立功」作為准許自新的前提，中統負責人徐恩曾說 得很明白：

「凡前來自首或自新的共黨份子必須履行若干『義務』，主要的是要他指出 同黨份子及他所應該知道的地下組織情形，並負責引導破壞它。這是測驗 其是否忠實的最有效手段，經過這一段『表現』，他在共黨方面就造成了『血 債』，就永遠不能再獲得共黨的諒解了。」¹⁸

由於共產黨人一向相當注重隱蔽的行動與單線領導的組織關係，更擅長使用掩護 機關與假身分，這使國民黨過去查緝時常遭遇許多阻礙，如今透過「立功」讓自 新人員吐露一切情資，國民黨得以有效地掌握共黨活動的行蹤。以前面提到的顧 順章為例，顧順章在自新之後，先在南京監獄中指認出羈押了一年多而無人識破 的惲代英，導致中共失去了一名重要領導人，又陸續指認出蔡和森以及中共在上 海國民黨特務機關安插的重要線人楊登瀛；此後中統在顧順章的引導下，破獲上 海、杭州、蘇州、天津、北平、漢口等大城市的共黨地下組織，終致共黨在全國

18 徐恩曾，《我和共黨鬥爭底回憶》（臺北市：出版者不詳，1953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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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到重大損害。¹⁹不過，顧順章為了尋求自新而向國民黨方面透露 大量情資，這樣的行為確實如同徐恩曾所說的使他和中共之間鑄下了血海深仇，

也導致周恩來下令殺害顧順章在上海的一家七口，以儆效尤，是為當時震驚上海 的「海棠村掘屍案」。²⁰從顧順章的案例，足見自新政策不僅能裨益國民黨對中共 的了解、加大破壞的速度與規模，更能達到離間共產黨內部的效果。

國民黨憑藉優勢的武力與鼓勵自新的政治手段，在 1930 年代前期重重挫傷了 中共。1932 年 10~11 月間，國民黨特務機關在上海接連破獲共產黨機關赤色互濟 會、上海區委、江蘇省委、省軍委、失業工人委員會和紡織公會等機構十幾處，

逮捕中共各相關負責人 60 餘人；此外，僅就 1933 年至 1934 年秋，在不過一年的 時間裡，各地共產黨人被捕者即達 4505 人，其中自首者竟達到 4213 人。²¹而根據 國民黨調查科最後的紀錄，在抗戰爆發前遭到捕獲和自首的共產黨人達到 24000 多人，辦理自首自新手續的赤色群眾也有 30000 人。²²在這過程中公開聲明脫離中 共、投誠國民黨的共黨高幹不勝枚舉，諸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全國總工 會執委會黨團徐錫根、蘇區中央局委員余飛、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全總黨團書記盧 福坦、全總宣傳部長黃平、少共中央總書記胡均鶴、少共江蘇省委書記袁炳輝、

新任少共中央總書記王雲程、組織部長孫際明等等。²³共產黨各地組織紛紛崩潰，

黨員們若非主動自首，就是在遭到逮捕後辦理自新，這證明了國民黨政治招撫在 1930 年代前期的成功，讓毛澤東在日後也不禁感嘆：「辛苦地聚集起來的革命力量

19 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臺北：李敖出版社，1995 年），頁 61-62。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 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271。

20 關於「海棠村掘屍案」的始末，可參考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臺北：李敖出版社，1995 年），頁 60-61。

21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272-273。

22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 年，四版二刷）， 頁 260。

23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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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²⁴

這些接受國民黨招撫的共產黨人，不論是主動自首或是被捕後轉變，也無論 是否出於真心誠意，對於國民黨的外在形象都具有加分的作用，尤其是少數曾經 擔任中共高級幹部的自新人員，更成為國民黨對外宣傳的利器。受到特別關注的 對象包括前面提到的顧順章、徐錫根、余飛、王雲程以及盧福坦等人，國民黨讓 這些自新人員透過自白形式的文告，公開向外界表白他們的悔悟之心。該作法其 實可以追溯至 1927 年的武漢分共時期，當時武漢國民政府決定跟隨蔣中正的腳步，

迅速鏟除內部的共產黨員，於是要求黨內有共黨嫌疑者在三日內登報聲明反對共 產黨或發表文字反對共產黨。²⁵這種過去被用於辨識身份的方式，如今轉變為國民 黨宣傳的工具。1932 年，盧福坦和王雲程等人發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盧福 坦、王雲程等十九人告中國共產黨暨共產青年團全體同志書〉，同年徐錫根也發佈 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徐錫根宣言〉；1933 年，顧順章寫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特務總負責人顧順章告中共青年書〉，余飛則發表〈中共中央兼駐共產國際代表、

共產國際常委、共產國際歐洲局書記、職工國際常委、世界反帝同盟執委、太平 洋職工會祕書處、主席余飛告共黨同志書〉。透過這些內容相仿的文告，國民黨得 以從意識型態上削弱共產黨與共產主義的正當性，同時突顯己方的優點。

這類公開聲明的第一個特色，就是先強調這些自新人員過去對共產黨的忠貞 不二，以作為他們日後背離的反襯。徐錫根表示：「我們參加革命以來，犧牲了身 家性命，日夜奔走…這為的是甚麼？是百分之百崇拜馬克思主義，為實現馬克思 主義而奮鬥…」²⁶，余飛也細數自己在共產黨中的表現：「…兩湖秋收暴動、五卅

24 毛澤東，〈學習和時局〉，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 925。轉引自郭華倫，《中共史論》

第二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 年，四版二刷），頁 261。

25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 228。

26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印，《中共早期幹部覺醒資料》（民國 72 年 6 月），調查局資料室藏，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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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上海的幾次罷工和暴動，哪一次不是我參加領導，與你們在一條戰線上拼 命？」²⁷顧順章則自認在共產黨中是最忠實、最努力、最勇敢的一個，在他擔任中 共中央政治局特務部長時，有時黨的經濟困難到了萬分，他甚至督率同志冒險去 作綁票的事情，來打破黨經濟恐慌的危機。²⁸國民黨讓這些前中共高幹申述自己過 去對共產黨的忠誠與貢獻，藉此引發讀者對於他們轉變原因的好奇，為之後攻擊 共產黨埋下伏筆。

自新人員過去身為共產黨幹部，理當比一般黨員或工農群眾更加了解黨內的 組織與活動，今日卻轉而投效國民黨，他們脫黨的理由、對中共的批評自然成為 國民黨宣傳的重點。自新人員的第二個特點在於有志一同地宣稱共產主義不適合 中國。盧福坦等人在宣言中指出：「中國是一個次殖民地國家，共產主義根本不能 適應於中國。」²⁹，徐錫根則說：「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搬來中國盲目運用，

他們根本沒有看到中國與西歐各國的不同…中國工人數量只有三百萬，這三百萬 工人群眾中還有最多數沒有脫離農村經濟關係，這樣微弱的力量，何能領導中國 革命，這簡直是玩弄中國革命。」³⁰顧順章也攻擊共產黨：「在政治方面，不顧中 國的環境，只任性的瞎幹，把整千整萬的工人和農民，供其盲目的犧牲…」³¹除了 從國情不同來解釋共產主義的不適用，他們還將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散布連結至蘇 聯的陰謀：「…實際上蘇聯與其他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絲毫沒有兩樣…在中國內部則 御用其所謂第三國際，指揮偽中國共產黨破壞搗亂…」³²、「第三國際…命令中國 共產黨在各地組織蘇維埃政權，這種政策，恰是破壞中國革命造成中共盲動的來

27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印，《中共早期幹部覺醒資料》，頁 97。

28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印，《中共早期幹部覺醒資料》，頁 83。

29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印，《中共早期幹部覺醒資料》，頁 86。

30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印，《中共早期幹部覺醒資料》，頁 90。

31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印，《中共早期幹部覺醒資料》，頁 84。

32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印，《中共早期幹部覺醒資料》，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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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其結果必然是消滅中國革命！」³³在這些自新人員言之鑿鑿的指控下，中共成

源，其結果必然是消滅中國革命！」³³在這些自新人員言之鑿鑿的指控下，中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