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二十世紀初期，共產主義思潮挾著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席捲了全世界，許 多國家和殖民地的共產黨活動在俄國的支持下萌芽發展，不論是在知識份子間掀 起馬列思想的熱潮，或是號召群眾投入激烈的武裝行動，共產黨勢力對這些國家 和地方的執政者造成巨大的威脅。隨著各地區共黨勢力的擴張，各國當政者自然 不會坐以待斃，開始限制共產主義的思想傳播，禁止共產黨的相關組織與活動，
大規模地逮捕、拘禁甚至處決共產黨員。這樣的政治壓制在東亞的傳統強權－中 國尤為明顯，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後經歷多年的軍閥內戰，到了 1920 年代初期，國 民黨儘管一度與當時蓬勃發展的中國共產黨合作，然而 1927 年蔣介石下令「清黨」
和汪精衛下令分共後，兩黨之間展開長達數十年的鬥爭歷史。為了有效地打擊共 產黨勢力，國民黨在這場漫長的反共戰爭中，逐漸發展出所謂的「自新」。 自新，這是一種相當特殊的處置，它要求共產黨員徹底放棄原有的共產主義 信仰，交待所知的一切共黨資訊，並且透過公開聲明的手續宣示自己脫離共黨活 動；它同時也是一項罕見的處置，只有 1920 至 1930 年代的日本以及 1949 年以後 的中共曾經採取類似的作法。1歷來研究國共之爭的學者，在談到國民黨打擊中共 的過程中，都不約而同提到自新所發揮的巨大功效，早期的調查局「匪情研究」
專家郭華倫就曾談到：「（國民黨調查科）規定自首自新份子，不究既往，立功受 賞，確保生命財產安全，分配適當工作等等，…結果許多共黨人員紛紛轉變來歸，
1 1920 年代末期至 1930 年代初期，日本共產黨的兩大巨頭中央委員佐野學及鍋山貞親，在官方壓 力下發表了脫黨聲明，這種透過公開形式與共產黨劃清界線的行為，可謂日本式的「自新」。不過，
日本式的「自新」僅僅要求這些共產黨員作出脫離共產黨活動的宣示，卻沒有逼迫他們從思想上放 棄共產主義，從這一點來看更突顯出國民黨自新的獨特性。中共方面則是在 1949 年後，將許多流 落在大陸的前國民黨軍情人員「交付改造」，知名的包括杜聿明、王耀武等等，改造的方式是將這 些人集中管理，進行學習與勞動，確認這些人的思想轉變後，再將他們分配到各地定居，並安插在 政府機關內任職，這樣的活動一直持續到 19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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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共黨在「白區」的組織，趨於分化和瓦解。」2晚近的中共史學者陳永發也認為：
「（國民黨）發展出一套鼓勵中共黨員自首自新的辦法。國民黨用這套新辦法，加 上上海租界當局的密切配合，使得中共中央在上海全無立足之地。…最後中共中 央不得不於 1933 年初遷離上海這個中國工人階級的最大中心，而前往內地農村的 江西蘇區。」3大陸知名學者楊奎松雖然沒有直接使用「自新」這個辭彙，但他也 抱持著與郭、陳類似的看法：「國民黨這一階段所以能夠對中共城市工作屢屢成功 地施以打擊和毀滅，除了其特務機構日益健全和擴大之外，其更多改取鼓勵自首 和發表反共宣言的政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4學者們一致同意自新在國民黨剿 共期間占據著不可小覷的地位，但可惜的是，他們對於自新都是輕輕地一筆帶過，
只提到它所導致的結果，至於自新為何會如此成功？它是如何發展、如何執行？
歷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都未曾深入著墨。
儘管自新在以往主要屬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範疇，但是，由於國民黨 1949 年 戰敗轉往臺灣後繼續施行自新，自新也因而在臺灣當代政治中具有相當的影響，
並隨著近年來政治氛圍解嚴而逐漸成為臺史研究的重要議題。政治大學梁正杰的 碩士論文〈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相關政治案件之研究（1946-1961）〉，其中第四章談 到國民黨對政治犯的「自首、自新」處置辦法，梁氏先統計 1951-1953 年自首的人 數，再詳列國民黨對自首者的分類及管訓方式，最後總結國民黨這套自首自新辦 法不僅能裨益國民黨的反共工作，也能隨時掌控自首者的行為和思想狀況。另一 篇相關研究則是政治大學蘇瑞鏘的博士論文〈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1949-1992）〉， 他在第四章「政治案件的偵辦」中提及國民黨的自新政策，批判其標準不一，他 認為官方固然塑造了許多成功的自新模範，如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陳福星、
2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 年，四版二刷），頁 249-250。
3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2001 年），頁 277。
4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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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永賢、蕭道應等，加以政治運用並作為宣傳，5卻也常以「自新不誠」為由將部 分省工委人員殺害或處以重刑，如省工委南部領導幹部李媽兜、山地委員會重要 幹部陳顯富等，蘇氏據此大膽推測國民黨真正的自新標準並不是政治犯的誠意，
而是有無利用價值。整體而言，臺灣史學者在討論自新時，聚焦於國民黨的執法 問題，儘管論者意識到自新是一項特別的處置，具有許多特殊功能，如政治運用 和宣傳等等，卻沒有深入地剖析這些面向，這導致他們的論述雖然批判意味濃厚，
卻似乎抓不住批判的重點。自新在臺灣如何施行，其造成的影響為何，都缺乏更 全面、更細緻的書寫。
過去對於自新的研究，中近學界著重於國民黨藉之破獲了多少共黨組織、逮 捕了多少共產黨人，臺史學界則陳述其法令條文以及執法時的瑕疵，這些研究都 沒能真正說明自新的實質內容，也不曾分析自新在官方統治中的位置，這讓我們 無法看清它究竟發揮甚麼樣的影響力，又帶來了甚麼樣驚人的結果。
要理解自新，就必須先明白一件事情：自新不只是一紙法令，更不僅僅是一 項單純的懲處，廣義來說，它是一種涵蓋了多方功能的政策，包括打擊共產黨組 織、反共政治宣傳，甚至是強化官方的統治地位與意識型態領導。國民黨在大陸 時期如何發展出自新政策，並使之發揮各種功能？這是本論文的第一個問題。而 隨著國民黨在 1949 年戰敗遷臺，將自新政策帶至臺灣，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自新 政策如何延續及轉變？這是本論文的第二個問題。接著，關於自新政策的運作核 心─「自新人員」，曾經信仰共產主義的他們在自新政策中究竟處於甚麼位置？這 是第三個問題，而為了讓這項討論更聚焦，我將把研究主體集中在中共高幹級的 自新人員，不同於一般基層黨員或群眾，他們擁有較豐富的共黨經驗與知識、較 高的地位與聲望，是國民黨竭力拉攏的族群，他們的遭遇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地理
5 國民黨方面曾出版不少鼓勵自首自新的宣傳品，例如《另一個戰場的勝利》、《反共自覺運動文獻》
等，收錄了大量自首自新法規、自白書、感化心得等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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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自新政策的運作模式、目的與影響。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自新人員自己如 何看待自新這件事？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卻有助於我們跳脫國民黨的官方呈現，
看見自新的另一層面向，這個面向可能更貼近人性與真實。
為了解決上述幾個問題，本論文將先討論自新政策的形成背景，並以自新人 員為主軸，分析自新政策的實際運作情形與功效。第一章的重點是國民黨統治中 國時期的自新政策，當時主政的國民黨面臨了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包括來自共 產黨的挑戰以及意識型態的主導權等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國民黨最終採取自 新政策，許多共產黨人也在這個政策下轉變為自新人員，成為國民黨實際戰略上 與政治宣傳上的助力，讓抗戰前夕的國民政府獲得了政治、軍事與意識型態上的 絕對優勢。此外，本章的最後也將分析國民黨推行自新政策時遭遇的問題，這些 問題導致自新在抗戰後逐漸失去效力，最終影響了國民黨的政權穩固。論文的第 二章則將時間與場景拉到 1949 年以後的臺灣，在共產黨取得大陸政權、整體局勢 丕變的情況下，國民黨一開始仍秉持著反共的口號，在臺灣繼續推動自新，儘管 推動的方式與過去有些許不同，基本的原則卻沒有改變。然而，往後隨著兩岸對 峙的形勢愈加穩固，國民黨的施政重心漸漸從積極反攻大陸轉移到穩定在臺統治，
導致自新政策的功能發生變動，連帶影響了對於自新人員的運用模式。前兩章主 要在釐清自新政策的形成、發展與轉變，並分析自新人員在這當中所扮演的關鍵 角色。論文的第三章將深入討論自新人員複雜的處境與心理狀態，分別從三個方 面來看：首先是自新人員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看國民黨是否真正貫徹自新政策 的口號，自新人員又是否真誠轉變。接著分析自新人員彼此間的關係，昔日的同 志成了今日相互牽連的罪犯，他們在自新進入國民黨之後如何面對彼此。最後談 自新人員的自我認同，即使曾懷抱著共產主義的理想，但在面臨殘酷的現實之際，
各人的信仰是否繼續維持，抑或發生轉變。藉由這些討論，可以讓我們從不同以 往的角度理解自新這件事，自新人員的真實面貌絕非棄暗投明的官方樣板宣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