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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時代背景看臺灣籍民與廈門社會的鴉片問題

第三節 中國鴉片問題的共相與臺灣人活動

分析民國以來的鴉片問題,可以從幾點來談:首先,鴉片若以一種物品的生 命史來看,從它的種植、流通到吸食等幾個階段,可以被徵收好幾次不同名目的 稅款;僅止四川一地關於鴉片稅的各種名目,就包括以下數種:

有煙苗稅、印花稅、起運稅、落地稅、過境稅、出售稅、內銷稅、外銷稅、

紅燈稅、懶稅和附加稅運些名目。

懶稅,就是強迫農民種煙,農民不種,說農民是懶,故應納的稅。

煙苗稅,是根據農民種煙多少所完的稅。

印花稅,就是普通稅。舊社會購買一切物品,必須在發票上貼用印花。購 買鴉片不能例外,也和購買別的東西一樣,必須在票據上貼用印花;不過 這種印花是特別印花,納稅特別重。

起運稅,是購買鴉片在起運的地方所應完的稅。

落地稅,是把鴉片運到出售地方,在出售地方所應完的稅。

過境稅,就是在經過的地方所應完的稅。如由甲防區販運鴉片到丙防區去 賣,中間經進乙防區,則在甲防區完起運稅,在丙防區完落地稅,在乙防 區完過境稅。

內銷稅,是販運鴉片只在本防區銷售,並不運出本防區以外所完的稅。

外銷稅,是販運出川,分銷全國,在宜昌所完的稅。

紅燈稅,就是癮民吸煙或設立煙館,點著紅燈,供人吸食,每月所完的稅。

出售稅,是指坐商而言。只在固定地方買賣鴉片、並不向外地販運所完的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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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稅,名目很多。如鴉片運到重慶,當時重慶市長是潘文華,他要附加 市政費一成,繳在他私入所開的重慶銀行之內。唐世遵是馬路工程局長,

要附加建設費一成,繳在他私入所開的建設銀行之內。各防區內除上述各 種稅外,還有教育附加、民政附加、建設附加等等名目。87

當中引人好奇的,莫過於「懶捐」,據云該稅是四川軍閥田頌堯最先發起:「川省 防區時代,田頌堯駐防川北綿細,曾徵收『懶捐』,即應種鴉片而不種鴉片,影 響防區稅收者,科以『懶捐』。88

「懶捐」從字面上直接解讀,意思是「對於過於懶惰而不願種植罌粟的農人,

所課徵的稅款」。為什麼不願種植罌粟的農人,便是懶人?因為罌粟花煮成土鴉 片之後,交由大盤商人所得的淨利遠高於糧食作物直接到市場所賣出的利潤。因 為種植罌粟利潤之高,於是地方軍閥無不想盡辦法要求農民種植罌粟,然後再以 各種名義課徵鴉片稅。至於不願種植罌粟的農民就替他們安上一個罪名,認定是

「過於懶惰而不願意種植鴉片的農民」,所以這更要課以重稅才行。首次正式代 表中央國民政府,入川的處理省府行政的謝藻生,對於地方軍閥如何以「懶稅」

來壓榨地方農民,他刻畫了一副可謂是光怪陸離的景象:

種煙不是農民本意,大都是強迫而行。強迫辦法,一種是科以懶稅,種煙 利息比種糧食大些,你懶而不為,應該科以懶稅。一種是如農民種糧食而 不種煙,則種糧食一年應完三年的稅,種煙只完本年一年的稅;如明年再 不種煙仍種糧食,則明年一年應完五年的稅;到後年再不種煙,仍種糧食,

則後年一年應完七年的稅。四川田賦在民國二十三年時已預徵到民國六十 八年,預徵了四十五年,就是這個原因。農民痛苦無處可申,有的自耕農 把他的田地契約釘在大門,他個人離家遠出到城市去謀生。參謀團初到川

87 謝藻生,〈四川鴉片問題〉,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社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頁 585、586。

88 朱國南,〈我所見的舊社會三害——煙、賭、娼〉,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社會》,頁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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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曾接到很多農民寄來田地契約,陳述強迫種煙痛苦。這類文件經過我 手有幾百起之多。參謀團把運些契約列製成表,寄還農民本縣,令其縣長 按地址發還農民。89

罌粟花的漿乳經過第一道熬煮後是為土鴉片,接著被送到城市之後,在各地 煙館供人消費,這當然也要抽取鴉片稅,根據湖北天門出身的朱國南所見:「在 1934 年以前,我所見鄉鎮如四川巴縣木通鎮,城市如武漢市、重慶市、宜昌市 等都是煙館林立,城市的煙館公開擺設紅燈,供人吸食鴉片煙,按月繳納稅款,

名曰『紅燈捐』。90」「煙館要完兩種稅,一種是銷售稅,一種是紅燈稅。銷售稅 就是煙館把生煙煮成熟膏,出賣熟膏後納的稅。紅燈稅,是在煙館內客人點著紅 燈吸煙,煙館立納的稅。銷售稅是按每月出售熟膏多少計算,每兩熟膏應納的稅 是每兩生煙應納稅的一倍。紅燈稅是按床位多少計算,每一床位點一紅燈,每盞 紅燈每月應完的稅是每個癮民每月應完稅的兩倍。每兩生煙及每個癮民每月應完 稅若干。這是隨時規定,不是固定的。91

四川棉竹出身的陳錦帆對於這種種的鴉片稅收,他說明了四川人與鴉片之間 的關係:「能種煙的地方就抽畝捐、抽窩捐,不願種煙的人還要繳懶捐。能運銷 的地方,就抽過道稅、護商稅、樂捐、印花稅、公棧費等。不種不運的地區如城 鎮,就設官膏店,抽紅燈捐、收牌照稅、癮民捐、戒煙費、檢驗費,還有種種罰 款。92」當時擔任四川樂山地方法院院長的朱國南更不諱言地說,就連法院經費 當中都可見鴉片稅款的蹤跡:「1928 年左右,陶端明在施南專區建始縣充當縣司 法委員,曾在該縣窩捐項下附徵司法經費,每窩徵收二十文。93

89 謝藻生,〈四川鴉片問題〉,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社會》,頁 587。

90 朱國南,〈我所見的舊社會三害——煙、賭、娼〉,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社會》,頁 687。

91 謝藻生,〈四川鴉片問題〉,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社會》,頁 589。

92 陳錦帆,〈光怪陸離之川江煙毒走私〉,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 員會主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社會》,頁 609。

93 朱國南,〈我所見的舊社會三害——煙、賭、娼〉,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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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日本要求將華北地區特殊化之後,日本帝國的活動更為積極,這些活動都 與鴉片、毒品有莫大關係。1935 年擔任平津禁煙清查處處長的齊協民,負責當 時天津一帶的緝毒走私案件,有許多案件都是由朝鮮人所犯下,而這又關係到日 本領事館的態度,諸如此類之事列舉如下:

在 1935 年,天津海河發生連續浮屍案,追查之後才發現是「原來當時日 本人利用朝鮮浪人開設白麵館,毒害中國人,凡是吸白麵的,吸到相當日 期就要死亡。當時的白麵館,在日本租界中開設相當多,吸毒被害的人天 長日久也就不是少數了,所以天天都有死於白麵中毒的人。日本人因為死 者都在它們的租界裡,既無空地給這些死者掩埋,也捨不得花錢給他們辦 此事,因此示意給開設白麵館的朝鮮浪人,用這種拋屍的方法。99

在 1935 年,破獲一樁火車走私白麵案,當場逮獲擔任報關人的嫌疑犯,「結 果才知道這個報關人也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所利用的朝鮮浪人,他的 妻、子都住在天津的日本租界裡。後來我聽說這個人被日本人找的天津市 長蕭振瀛給要走了。雖然我在平津兩處嚴拿毒販和白麵館,但是每抓到一 個人一問就是朝鮮浪人,而且早上抓到的,下午日本領事館就派經政委會 的日本顧問給要走;晚上抓到的,到第二天一定來要人。有日本人支使朝 鮮浪人作此勾當,所以煙毒極難肅清,宋哲元對日本顧問也提出過這個問 題,要求解決,而日本顧問只是搖搖頭、擺擺手、聳聳肩膀而已。100」 不僅是警察拿日本人沒有辦法,就連 1933 年在韓復榘部下充書記官的苗培萌,

以軍人身份都難以遏止濟南的日本人販賣毒品:「日本商行我們是無權檢查的,

就令在商行外檢查出日本人攜帶老海,還須連人帶貨交給他們領事。這樣日本人

99 齊協民,〈舊社會販毒走私之我見〉,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 會主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社會》,頁 597。

100 齊協民,〈舊社會販毒走私之我見〉,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 會主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社會》,頁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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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來越肆無忌憚,儼然成了毒鬼的保鏢人。101

在全中國治外法權最為高漲的地方--上海的租界裡,這裡的外國人也與鴉 片毒品有所關連:「上海有英、法、日本的租界(越界築路地區),在禁煙過程中 一部分煙館遷入租界,部分煙民逃入租界,而日本浪人則公開包庇煙民無照吸 煙,在北四川路一帶,橫行無忌。102」畢竟在上海這樣的國際都市裡,若是因為 緝捕鴉片毒品等事,而引起日本人的軍事行動的藉口,則是國民政府所最不願意 看見的,乃至於「為了應付日人的干擾,特調一位外事科員夏仲明來科任稽核股 主任,專司對付日本浪人的滋事。……他是一個日本通,應付日本人很有辦法,

因未出現重大糾紛事件,常常得到獎勵。103

綜觀而言,「帝國主義者利用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各地所強占的租界,以及外 國航行在中國沿海和內河的輪船,對鴉片的運賣和吸食也起著積極的保護作用。

以上海租界來說,從清末到民國十五、十六年期間,鴉片的發賣和吸食是完全公

以上海租界來說,從清末到民國十五、十六年期間,鴉片的發賣和吸食是完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