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戰後臺灣人身份問題與廈門地區的漢奸審判
第四節 「勝利劫收」——法門大開的漢奸審判
以分析廈門肅奸活動的性質來看，確實如羅久蓉所言，廈門肅奸活動有其特 殊性質。羅久蓉並以《閩臺漢奸罪行紀實》241一書總共 195 名漢奸當中，臺籍漢 奸有 96 名為說明，認為臺灣人比例如此之高，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廈門淪 陷時期，臺人赴廈者眾，其中雖不乏殷實百姓，但也有不少臺民仗恃日本臺灣籍 民特權身份，為非作歹，或經營賭場、煙館，橫行無忌，或內地土匪勾結，危害 社會治安，更有臺灣浪人供日本特務機關驅遣，迫害中國民眾。242」不過，透過 本章於第一節、第二節所相互對照的，筆者認為有必要將1937 年前廈門社會的 臺灣籍民問題，與1937 年後才來到廈門擔任職務的臺灣人做出區別，兩者之間 在很大的程度上實屬不同的兩群人，就以戰前廈門社會所著稱「十八大哥」作為 標示即可辨明，。
從金廈肅奸委員會的預審現場，以及《江聲報》上的社論與投書，可以清楚 知道廈門臺灣人在戰後的漢奸審判當中，被追究的罪責是不盡相同的，一種是早 自1930 年代起，以臺灣籍民身份在廈門社會經營煙、賭、嫖、高利貸等特種行 業的臺灣人，這些臺灣人自恃日本國籍的保護，橫行於廈門社會；另一種則是自 1938 年以後，隨著中日戰爭的發展，來到中國各地擔任職務的臺灣人。至於廈 門早在20 世紀初起，就被日本作為勢力範圍而被經營著，沒有被戰火所摧殘的 廈門市，自然需要補充許多行政人力，來替補撤出的中國政府。上述前者的臺灣 人是戰後廈門社會所追究的對象；後者的臺灣人才是各地肅奸委員會追究的對
241 筆者認為《閩臺漢奸罪行紀實》一書，所蒐羅資料並非是 1947 年最後的審判階段，例如第一 三五號的臺灣人高丁財，在描述中仍然是以《懲治漢奸條例》進行起訴，而臺灣人不以漢奸罪名 起訴早已經在1946 年確定。由此可見，當中資料被收入該書的時間參差不齊，而資料收入時間 與成書時間亦不相同。故有必要對此資料的可信度持保留態度。參見金廈漢奸處理委員會編，《閩 臺漢奸罪行紀實》，收入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304 種，頁 490。
242 羅久蓉，〈軍統特工組織與戰後漢奸審判〉，收入國史館主編，《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 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538。
177
象。
戰後漢奸審判的特殊之處在於「臺灣人不適用漢奸懲罰條例」，這點使得廈 門社會難以去追究前者臺灣人的罪行。起初在1945 年，廈門的臺灣人被視為漢 奸而檢肅，但不久之後政府卻發佈了臺灣人不適用漢奸懲處條例的公告。一夕之 間的改變，使得廈門社會未能即時反應過來，依然糾葛於臺灣人漢奸與否的問 題，乃至於發明了所謂「臺籍漢奸」、「臺奸」等名詞，反而模糊了追究戰前罪責 的目的。作者認為如按適當罪名而言，應以禁煙禁毒治罪暫行條例、特種刑事、
賭博重利等事項明確的的罪行來對嫌疑人進行起訴。
除了少數人，諸如洪文忠因為協助日方破獲軍統的地下組織「兆和公司」，
以致於許多中國地下工作人員喪命，因此軍統所組成的肅奸會無可能會輕放洪文 忠，對其就算不能追究漢奸罪，要勢必要以戰犯罪論處。243也就是說，臺灣人罪 行情節嚴重者，依舊可以按照戰爭罪犯審判條例。但是，在戰前廈門社會欺壓廈 門人的臺灣人勢力，並非都適用戰犯罪行。事實上，透過比較在其他各省所逮捕 在日軍中服務的臺灣人，其情節最重者就屬看守俘虜營的臺灣人，會被以戰犯罪 名就審之外，其實大多臺灣人都在預審階段就予以不起訴處分，然後集中遣返回 臺。
以適當的罪責來起訴被告，用以捍衛原告之權益是檢察官的任務，而中國戰 後充斥著中統與軍統相互爭奪淪陷區的接收，從全國各地肅奸會的成立來看，確 實是軍統方面先下一成。但這並不代表，軍統方面能夠不受賄賂而秉公處理漢奸 檢肅案件。從 1945 年 10 月到 1946 年 10 月，金廈肅奸委員會「共逮捕人犯 245 名，以漢奸罪嫌解送福建省高等法院廈門第一分院檢察處 226 名，其中 31 名或 由肅奸會交保，或被逃匿，只移送案卷而無人犯。244」「肅奸會在偵辦漢奸的過 程中，有 23 人以所謂罪行不足為因，交保釋放，有 31 人雖向高等法院廈門第一
243 〈洪文忠周龍潛以戰犯移滬處理 國防部令廈照辦 〉，《江聲報》，1947 年 8 月 20 日，第 3 版。
244 廈門市檔案局編，《近代廈門社會掠影》，頁 192、193。
178
分院檢察處移送，卻有卷無人，其中有些就是因為人犯早已被交保開釋。245」 如同中國其他各省在戰後淪陷區接收的情景一樣，「當時，在肅奸會偵力、漢 奸的過程中，肅奸會的官員們，就各自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利，一邊縱奸，一邊侵 佔漢奸的財產，從中大發橫財。如肅奸會的主任沈覷康將日偽禾山聯保主任、警 防團分團長林身在虎園路的一座洋樓及其老婆和財產一併占為己有，林身則得以 逃回臺灣。246」
掌握著法院體系的中統，自是不會輕易放過這個接收的大好時局。於是當軍 統沒收了所謂漢奸嫌疑人的財產之後，將人犯押解至法院，如果法院方面能夠將 其不以漢奸罪起訴，那麼軍統方面自然就要依法歸還其財產，而漢奸嫌疑人取回 了原本的財產後，便再酬與法院方面的相關人士。根據廈門檔案館方面表示，當 時「尚有 385 人由肅奸會將漢奸罪行調查材料函送廈門高一分院及該院檢察處緝 辦，未予公佈名單，後來這一部分案件沒有下文。247」對此，我們便不難知曉其 箇中道理何在。
這些事件真實的發生在廈門社會的當中。許多諸如林滾、洪文忠之輩，早就 在1930 年代以來蓄積了大筆財富，要打通法院的關節是毫無困難。如果可以無 罪釋放的話，那麼取回沒收的財產後，賄賂的尾款當然便會加倍奉上。所以才會 發生張慎微家中居然有大批現款與金條可以遭竊的醜聞，而張慎微還試圖以輕描 淡寫的方式，交代這些錢財是往年在大學兼課任教時所存。再看戰前廈門臺灣人 幫派「十八大哥」之首的林滾，甚至最後判得無罪。248早在 1946 年 11 月 5 日的
《江聲報》社論〈廈門的臺灣人〉，就直指林滾將其戰前經營許久的福星樓，無
245 廈門市檔案局編，《近代廈門社會掠影》，頁 195。
246 廈門市檔案局編，《近代廈門社會掠影》，頁 195。關於戰後淪陷區接收的各種醜態，亦可參 考何國濤，〈國民黨政府懲治漢奸的真相和對敵偽產業處理的見聞〉，收入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 員會主編，《浙江文史資料》，第6 輯，（杭州：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63 年）。以及張 翼鵬，〈參與北平查捕漢奸登記逆產回憶〉，《傳記文學》，第65 卷第 1 期（1994 年 7 月）。
247 廈門市檔案局編，《近代廈門社會掠影》，頁192、193。根據戰後當時人在廈門的洪在明所述，
甚至法院在辦理保釋時的保證人印鑑，有人是臨時用地瓜刻印假名而成，其足見法院是如何的大 開方便之門。參見洪在明口訪紀錄（未刊稿）。承蒙許雪姬教授告知，特此致謝。
248 廈門市檔案局編，《近代廈門社會掠影》，頁 194、195。
179
償的借予國民黨作為廈門海外華僑服務社的機關會址，足見其神通廣大：「海上 可見，金碧輝煌，從前的福星樓，現在的華僑服務社，產權仍是林滾的。249」
在當時的廈門社會對於戰後接收的景況，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且戰且走 的情況之下，仍執意於臺灣人就算不是漢奸，也是臺奸等的論述上。這些充斥於 當時報紙上的言論，雖然沒有流於盲目的攻擊所有的臺灣人，且明確的將戰前的 臺灣人幫派、戰爭時期才來到廈門擔任職務的臺灣人，以及臺灣本島上的臺灣人 做出區別。但是，從1947 年 2 月 28 日臺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後，二二八事件處 理委員會當時提出的處理大綱當中，提及「本省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禁者，
要求無條件即時釋放。」當時，連在廈門的《江聲報》在社論〈臺灣事件的發展〉
中都大為抨擊臺灣人，怎能夠要求免除其漢奸罪行：
最不為我們同情，且應予以有力之抨擊的是卅十二條中第卅一條：「本省 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禁者，求無條件釋放。」……臺灣人為什麼可無 法無天，有做漢奸戰犯而無罪的權利？此一要求為臺灣人民要求政治改革 運動中不可恕，任何人不同情的污點。……臺人不以漢奸而以戰犯論罪，
這在廈門已造成，作為中國人民不辦漢奸罪，作為敵國人民不沒收財產，
法外施仁左右咸利的現象。250
顯然且不諱言的，直至 1947 年為止，廈門社會對於臺灣人不適用漢奸罪行一事 仍是忿忿不平、糾結萬分。
綜觀而言，對於廈門社會在報紙輿論上能有如此反應，卻又為何不著施力於 此。羅久蓉提出了一個很清楚的看法：「當我們考慮肅奸會在廈門之所以能夠充 分利用輿論，與民眾站在同一陣線上，主要因為當地民眾對於許多以日本籍民身 份橫行不法的臺人心懷憤恚時，肅奸會對於漢奸危害人民利益行為部分的著墨就 顯得不夠。其次，肅奸會雖然堅持漢奸罪不限於本國籍民，但當政府政策轉變，
249〈廈門的臺灣人〉，《江聲報》，1946 年 11 月 5 日，第 2 版。
250 〈臺灣事件的發展〉，《江聲報》，1947 年 3 月 20 日，第 2、3 版。
180
不以臺人為漢奸審判對象時，肅奸會立刻失去著力點，這是因為一旦將臺人戰時 特殊身份列為考慮因素，漢奸與戰犯之間的界線就變得難以釐清。251」
也就是說，廈門人對於臺灣人負面觀感來自三個不同的歷史情境：「戰前臺
也就是說，廈門人對於臺灣人負面觀感來自三個不同的歷史情境：「戰前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