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從時代背景看臺灣籍民與廈門社會的鴉片問題
第四節 「必要之惡」乎——臺灣人與鴉片問題的再思考
近代中國的鴉片問題早在 19 世紀以來已成難以遏止的態勢，1839 年當時林 則徐於廣州「虎門銷煙」極力主張禁煙之重要，但到 1847 年時，林則徐在給當 時江西撫州知府文海的一封信中，對於鴉片問題「變通之說」表示贊成：
鄙意亦以內地栽種嬰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民嗜洋煙而不嗜土煙，若 內地果有一種芙蓉，勝於洋販，則孰不願買賤而食？135
在主張大力禁煙將近十年之後，林則徐對於中國鴉片問題的看法漸有弛煙之態。
這樣的看法主要立論於既然禁煙之令難以執行，那麼讓土煙去競爭洋煙的市場，
至少不會造成中國白銀外流。往後的歷史的發展，確實也如「變通之說」所評估 的：中國土產的鴉片取代了英國進口鴉片。136這也就是為什麼各地海關的外國籍 稅務司，每年都要確實回報地方鴉片市場的概況，因為這正是關係到英國鴉片銷 售的龐大利益所在。
其實，不管是中國土產鴉片或印度進口鴉片，其釐稅皆是地方各省一大財 源。當庚子後新政亟欲推行禁煙以昭新政決心之時，導致了清王朝的財政更加的 困難，而最直接感受到財政衝擊的是地方各省督撫。故有論者認為：「清末禁煙 使各省財政支絀，加劇了地方與中央的離心。137」所以說，雖地方社會士紳莫不 極力支持禁煙的新政，亦從福建各地海關報告當中看見其收效，但是當民國成立 之後，各省獨立又重新有復種鴉片之勢，這無疑是為增加稅收所做的決定。
很不幸的，民國時期的袁世凱政權並未成有效統治中國各省，於是各地戰爭
135 林則徐，〈致文海〉，收入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八冊（福州：海 峽文藝出版社，2002），頁 116。
136 關於清末晚期土洋鴉片的市場競爭研究，可以參見林滿紅，〈清末本國鴉片之替代進口鴉片 (1858-1906)──近代中國「進口替代」個案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九期（1980 年）。
137 田海林、張志勇，〈禁煙新政與清王朝的覆亡〉，收入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與 20 世紀 的中國》，頁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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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起。南方各省無不靠著種植鴉片籌措稅款以應軍餉，而北洋軍隊南下克復各省 之後，為收足軍餉以充實力，依然對於公然種植鴉片一事保持默許，更當 1916 年袁世凱帝制覆亡後，北洋軍的派系並起。就在各省局勢混亂、各地民軍割據的 情況，致使 1910 年代鴉片問題再度萌發。
緊接著 1920 年代，中國各省軍閥混戰越演越熾，中間出現聯省對抗、南方 北伐前前後後十餘年，直至 1928 年國民政府統一全中國後，隨即依次各省先後 驗收的「六年禁絕計畫」，這個計畫主要是以「寓禁於徵」為手段，實際上是將 原本鴉片煙毒，予以抽稅使之合法。可以這麼說，禁煙計畫的設計看似不在於要 解決鴉片問題。研究者陳永發亦認為：「國民政府在北伐後不久就開始禁煙，不 過成效不彰，禁煙機構反而迅速成為具文，甚至淪為鴉片煙商勾結謀利的對 象。138」如此禁煙行動反造就當時民國社會各種的亂象，這對於當時人可以說是 見怪不怪，而且這樣類似的相同經驗非是一省一地所有，這也是為什麼當研究者 若將觀察視野脫出廈門社會之外，提升至福建省，乃至於中國各省時，比較這些 現存地方時人回憶、口述訪問時，可以得見中國鴉片問題之共相。
在民國時期的鴉片問題上，有幾點是可以特徵是可以歸納出來的：一、諸如 福建、陝西、西康等較為貧窮的省分，徵收各式各樣的鴉片稅是充裕財政一大方 式，而各軍閥要整裝擴建、發起戰爭亦是需要鴉片稅款補充；二、各省種植鴉片 的主導者都是或大或小的軍閥，而當各省軍閥遞嬗或地方民軍相互併吞，勝者驅 逐敗者之後，則繼承勢力範圍之下的鴉片種植與銷售市場；三、內陸盛產煙土著 名省分諸如陝西、四川，除了種植、販賣鴉片等稅收外，更將鴉片運銷至沿海省 分，所以就算是不盛產煙土省分，亦可作起保運鴉片的生意，而沿海省分則是負 責消費這些煙土；四、鴉片生意的經營者都托外國籍民身份在租界大興煙館，是 因為從鴉片的生產到消費的過程中，中國的中央、地方政府各自可以徵收好幾次 的不同名目的稅款，而為了躲避這些稅收，這些有能力的經營者就會去向各國領
138 陳永發，〈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新史學》，第 1 卷 4 期（1990 年 12 月），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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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館登記，取得外國籍民的身份。其中涉足此行業者多是黑道幫會，諸如華北地 方是朝鮮浪人、四川、西康等省則是袍哥，上海租界則是青幫，廈門、鼓浪嶼租 界則是臺灣人黑道。
在對於中國鴉片問題的發展，有一個高度視野上的認識之後，便不能迴避一 個問題：中國的鴉片問題為何在國民政府推動禁煙計畫之後，1930 年代的鴉片 問題是越行惡化？其惡化程度到了 1940 年代，共產黨可以藉由生產鴉片而維持 其一萬餘人的軍隊開支。當時中國共產黨是雖然明令禁止鴉片，但實際上，「只 要商人不敢明目張膾的違反法令，中共也就不為已甚了。139」甚至「自從中共種 植鴉片以來，國民政府更瞭解徹底禁煙的不切實際，隴東當局乾脆從榆林和綏德 進口鴉片，然後在平涼和寶雞一帶傾銷，以圖打垮中共的鴉片事業。140」由此看 來，鴉片不僅沒有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被絕禁，反而成為國民政府用來打擊敵 對政權經濟來源的一項工具，可見直至 1940 年代在中國經營鴉片生意都是一項 賺錢的行業。
若嘗試著從國民政府的立場來看待鴉片問題，則明白鴉片稅收不僅在民國之 後，不管是在檯面上或檯面下都是一項重要的稅款，更早在清中葉以來就已經是 稅 收 的 大 宗 了 。 再 將 「 寓 禁 於 徵 」 的 鴉 片 絕 禁 時 程 與 民 國 的 「 黃 金 十 年 」
（1927-1937）發展互相比較，則可以知道兩者的時間是全然重疊的。過去學者 將「黃金十年」歸功於關稅自主、裁撤厘金、發行公債、改組銀行、幣制改革等 制度面向上的革新，卻未嘗追問其準備資本從何而來？就以本文所使用的資料 上，明白知道國民政府剿共的軍費、農民銀行的預定利息、軍事委員會所支出的 特別費用都是來自依法徵收的特稅煙款。141
139 陳永發，〈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新史學》，第 1 卷 4 期（1990 年 12 月），頁 98。
140 陳永發，〈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新史學》，第 1 卷 4 期（1990 年 12 月），頁 92。
141 關於鴉片特稅與農民銀行之成立，可參見孫修福，〈蔣介石與鴉片特稅〉，《近代史研究》，
第 1 期（1996 年），頁 192 至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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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是國民政府的真實處境，亦連中國共產黨的政權維持都是依賴為此，
因此研究者陳永發毫不諱言的說：「如果當時中共全面禁種、禁運鴉片，則所謂 延安經驗根本是空中樓閣。142」那麼如此一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中國鴉 片問題的未解決，對於國民政府而言，是一種必要之惡？」
從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角度來看，統治者時常要去量化之於群體的 種種好處，相對的就必然存在對於個體的壞處，再經過兩相加減之後，統治者得 出利益最大化的總和，然後決定是否執行。如此的損益評估，現今依然處處可見 存在於政府或公司決策之中。1431932 年，當時的行政院長汪兆銘公開表示對於 鴉片特稅辦法的支持：
年來，各地之鴉片未能禁絕，成公開之秘密。值茲國家財政萬分竭蹶之秋，
轉不若實行公開寓禁於徵，一方於實施禁絕便於統計，一方得一財源足 紓。目前之困難，末且言事在人為，果辦理得法亦未始不可實行徵之。各 國如英之於印度、美之於斐列賓，其禁止鴉片亦採寓禁於徵之策，其效果 初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之不良。144
國民政府實際上沒有徹底的執行禁種、禁賣、禁吸，便是為了為數可觀的財稅收 入，而每年預計的鴉片稅款則是將來建設的必要資本。不過，國民政府是否高估 或低估了鴉片問題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及其代價，則因本文研究資料上的不足，
僅就歷史推論（historical suggestion）的部分而看待。
簡單的說，當時的政府考量到財政上的必要稅源，而容許了鴉片毒品的公然 交易以及所衍生的社會問題。145就是這樣的歷史氛圍，致使中國 20 世紀以來各
142 陳永發，〈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新史學》，第 1 卷 4 期（1990 年 12 月），頁 42。
143 特別是現代國家政府之於煙商遊說與香菸稅捐的議題，經常涉入功利主義的探討當中。
144 彬，〈鴉片果眞將公賣乎〉，《申報》，1932 年 6 月 25 日，第 3 版。
145 透過本文的鋪陳，我們知道因為國民政府對於鴉片問題並沒有徹底絕禁的決心，且各省禁煙 機構、警察局更是對於鴉片交易、開設煙館等情事，向當事者收取特定費用來確定這些活動是
「合法」的。這樣的情況不單純是國民政府在訂定禁煙政令上出現了漏洞，或是國民政府有意讓 鴉片買賣擴大。因為這當中牽涉了經濟學上所謂的「代理問題」（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 也就是說國民政府作為委託人，要求各省地方警察局進行對於城市內煙館的取締，而各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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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D. Levitt）利用芝加哥警方取締流鶯賣淫的例子來說明「代理問題」（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的意義，參見史帝文．李維特（Steven D. Levitt）、史帝芬．杜伯納（Stephen J. Dubner）
著，李芳齡譯，《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SuperFreakonomics）（臺北：時報出版，2010），頁 82。接著，這樣的實際情況普遍發生在該地社會之後，則形成了另外一種的所謂的「外部性」
著，李芳齡譯，《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SuperFreakonomics）（臺北：時報出版，2010），頁 82。接著，這樣的實際情況普遍發生在該地社會之後，則形成了另外一種的所謂的「外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