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中美關係與媒體交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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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美國國會迄今仍不乏強力支持西藏流亡政府者，但隨著「911」恐怖攻 擊事件發生，美國於2003 年入侵伊拉克而深陷泥淖後，美國的國際聲望大幅下 墜，且在人權與世界領袖之道德高度上均已備受質疑，加以後續揮兵阿富汗，
美國國力與軍力更被大幅牽制，實已無力和中國交惡。如「3‧14」拉薩事件 後，國際社會一片撻伐聲中，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仍於 4 月初訪問中國，並為 兩國 6 月在華府的戰略經濟會議鋪路，完全不復當年「天安門事件」後全力抵 制的強硬態度。而「3‧14」拉薩事件雖讓中國形象大壞，但接著四川大地震、
北京奧運等重大事件，中共都展現了有效治理的能力，反倒其後美國爆發一連 串金融危機牽連全球，至今餘波未平。在中、美勢力明顯消長的大背景下，是 否牽動西藏的未來，值得觀察。
第二節 中美關係與媒體交鋒事件
本章第一節詳述西藏問題國際化之來龍去脈，此節則概述中美關係並聚焦 於中美歷來之重大媒體交鋒事件，而「3‧14」拉薩事件新聞戰亦應置於此一脈 絡下理解之。
現代中美關係約可分為3 次轉折（溫恰溢，2008）。其一為 1971 年美國國 家安全顧問季辛吉秘訪中國，為冷戰中期之「聯中制俄」政策揭開序幕，此時 雙方互有盤算互相依存，美國更不惜與台灣斷交以顯示其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 決心。
其二為 1990 年代初期，蘇聯共產政權一夕崩解，柏林圍牆倒塌，冷戰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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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美國成為「世紀超強」，「聯中制俄」已無戰略價值，加以之前1989 年天 安門事件震驚全球，美國對華政策亦重新定位，並大體在「圍堵政策」（保守 派）、「交往政策」（中間派）與「全球化政策」（自由派）中搖擺（李金 銓，2004；溫恰溢，2008）。此 3 種取徑看似不同，實則均以中共為假想敵，
企圖以民主世界資本主義領導者之姿，以「和平演變」方式徹底剷除中國此一 全球共產專制政體之殘存勢力。
其三為 2001 年「911」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深陷「反恐」泥淖，亟需中 國在政、經及軍事各方面予以支援合作，加以中美齟齬焦點之一的台灣，在陳 水扁主政期屢以挑釁手法激怒中共並挑戰美國容忍底線，導致美國對台傾斜政 策逐漸轉向，接著馬英九政府上台，兩岸復談，台海間已無交戰之虞，中美關 係更形穩定。
然而，中美衝突點減少，未必代表美國已放下戒心，在謝淑麗（Susan L.
Shirk）所著《脆弱的強權》（2008）一書中，對於中國崛起充滿戒心，也不斷 質疑：中國是否將威脅美國獨大地位？中國是否將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規範 與遊戲規則？對美國這單極結構下的唯一超級強權而言，中國之崛起將始終是 芒刺在背。
至於中國對美政策，李金銓指出，整個 1980 年代直至 1989 年天安門事件 發生前，中國是傾向擁抱西方價值的。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和黨內高層的「改革 派」官僚結成聯盟，運用媒介討論一系列公眾議題，諸如思想解放、經濟開 放、政治改革、新聞自由等，並以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經驗作為參照，但這種啟 蒙氛圍在天安門事件後即全盤翻轉，一連串的中美媒體交鋒新聞戰也就此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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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銓，2004）。
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鬧得最厲害時，北京大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上豎立了 一座高達 7 公尺的「自由女神像」作為精神象徵，以致鄧小平認定華盛頓是 89 民運幕後黑手，並以「捍衛國家主權」作為解放軍鎮壓的理由之一（謝淑麗，
2008）。
正由於民運時解放軍入城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引起了人民反感，中共當 局「意識到鎮壓行動徹底毀掉了共產黨統治最後的、傳統的合法性基礎，」因 此領導階層以兩個方向誘轉民心，一是大力推動經濟自由化，讓憤怒青年可以 轉以追求物質財富為目標，另一個則是企圖抓住民族主義的話語，改以「愛國 主義」在媒體宣傳包裝，以重建共黨政權的合法性。在這種情形下，自文革後 原已較少出現的「霸權」一詞，又逐漸頻繁出現在媒體上（李金銓，2004）。
1990 年代中期之後，中國民族主義之火越燒越旺，95 年美國准許「台灣總 統」李登輝訪美，對中國無疑是個羞辱，引發媒體大肆批判，認為美國意圖利 用台灣這顆棋子來圍堵中國，削弱中國，其結果則是引發兩岸飛彈危機（謝淑 麗，2008）。也就在那一年，以「反西方」、「反美國」為主旨的《中國可以 說不》和《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兩書狂銷，並引出一系列續集。這種狂熱在 1999 年 5 月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2001 年中美軍機在南中國海相撞時達 到了沸點（李金銓，2004）。
根據謝淑麗之說，1999 年南斯拉夫中共大使館被炸事件的確是美軍擺的一 大烏龍，但當消息傳出，中國瞬間民怒沸騰，中共領導人在事態未明朗前，也 只好順勢將這股怒氣引導到美國人身上。官方傳媒從一開始就咬定美軍是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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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厚顏無恥」、「野蠻」，《人民日報》則以頭版痛斥這次攻擊是「八 國聯軍鎮壓義和團的重演」，且任憑美國總統、國務卿及軍方高層一再道歉解 釋都充耳不聞，還指示大學準備交通車，將憤怒的學生載到美國大使館外抗 議。只有遠離北京的《南方週末》稍微有所保留，認為除非「北約瘋了」，否 則實在沒有理由無端地蓄意轟炸中國大使館，並呼籲民眾要理性看待美國（謝 淑麗，2008）。
這件事儘管沸沸揚揚，但其實中共深知民族主義是危險的兩面刃，仇外情 緒一旦被挑起，若處理不當被視為「軟弱」，則民眾怒氣將回頭反噬當局，甚 至危及政權，加以正值「五四」80 週年及「六四」10 週年的敏感時刻，當局更 是戰戰兢兢，所幸此事因對錯分明，且美國姿態極低，不僅一再道歉並允諾賠 償，中共有了下台階，遂讓整樁事件逐漸落幕。
謝淑麗指出，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後，中共開始學習危機管理，並嘗試疏導 民怨。1999 年底，領導人指示黨屬中宣部淡化大眾媒體的反美言論，以免危及 中國穩健的外交政策。此舉雖招致民眾以電子郵件、電話及網路大肆批判，但 的確收到若干效果，以「冷靜觀察，沈著應付」為處理國際事務的新原則也開 始建立。然而之後的一段插曲，仍足以顯示中美兩國輿論界敵意難解的程度。
2000 年 7 月，前美國國防部長訪問中國當天，中共喉舌英文版《中國日 報》竟以頭版頭條——「美國是世界和平的威脅」作為歡迎詞。隨後科恩在北 京國防大學演講時還以顏色：「將美國形象霸權化，並將其描繪成一個企圖支 配世界、企圖遏制與主宰中國的國家是絕不真實的……然而，這類報導卻不斷 在中國媒介中出現，這只會在我的國家引起負面的反應。」此番交雜自我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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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指責對方的坦率直陳，換來的是幾天後《中國日報》再一次針鋒相對，並指 責美國媒體不應「妖魔化中國媒介」（李金銓，2004）。
緊接著2001 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則激起了雙方政府與輿論交鋒的另一高 潮。當年 4 月 1 日，美國一架軍用偵察機載著 24 名機員，飛往距海南島南方 70 海里的國際海域從事例行任務，結果和升空攔截的解放軍噴射戰鬥機擦撞，
戰鬥機墜海，飛行員喪生，美國偵察機也嚴重毀損迫降在海南島的空軍基地，
機上全體機員遭中共扣留長達11 天。
和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一樣，軍機擦撞事件發生後，中共領導人在資訊尚 未全盤明朗前，為了避免「示弱」危及內部權威，於是把話講得太快、太強 硬，如宣稱美國派出「間諜飛機」侵犯中國主權等，以致隨後陷入了「承諾陷 阱」。不過中共的反應仍有進步：為防止反美示威潮再度湧上街頭，政府下令 各大學當局設法將學生留在校園裡。向來強硬的共黨中宣部指示媒體要節制報 導，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則向媒體編輯簡報了事件始末，協助他們瞭解這是一起 飛航事故而非蓄意攻擊的行為。甚至當布希總統及太平洋軍區司令部萊爾發表 盛氣凌人的聲明時，新華社刻意未加以披露。中共領導人則指示由外交部官員
（而非解放軍）接手主導對美交涉。而整個事件也在中國收到美國的書面聲 明、為「未經許可侵入中國領空而降落在海南島」深表歉意，並將美國軍機解 體運回後告一段落。
這一年稍晚，紐約發生「911」恐怖攻擊，改變了世界局勢，也挽救了中美 關係。為求結盟反恐，也為了出兵伊拉克後已無餘裕可承受其他地區的軍事危 機，故美國重新「需要」中國，整個政治及輿論氛圍也悄悄轉變——美國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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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地以中國為最大假想敵，中共政府則希望藉反恐統一戰線和美國發展合作 關係，進一步壓制民粹式民族主義（李金銓，2004）。時移勢轉下，2003 年美 國國務卿鮑爾曾說「當前中美關係是自1972 年中國行以來最好的時刻。」（謝 淑麗，2008）中美媒體交鋒日漸緩和，直到 2008 年「3‧14」西藏拉薩事件爆 發，才又再經考驗。
在這段中美關係尚稱平和的時間裡，中共學界也針對「美國如何／為何如 此看待中國？」做了反省。如2006 年底出版的《鷹眼看龍：美國媒體的中國報 導與中美關係》，即針對「是美國媒體在妖魔化中國？還是有人在妖魔化美國 媒體？」提出質疑。在作者喬木的分析中，美國媒體對中國的不友善，除了前 述「冷戰思維」遺緒下對共產專制政權的遏制心理外，他也從實務面剖析了美 國媒體「壞消息才是好消息」、「報憂不報喜」的批判與揭露的報導慣性，更 重要的，他以「難以捉摸的龍」形容中國，對中國時常招致美國媒體負面報導 提出了懇切而坦率的建言。
在這段中美關係尚稱平和的時間裡，中共學界也針對「美國如何／為何如 此看待中國？」做了反省。如2006 年底出版的《鷹眼看龍：美國媒體的中國報 導與中美關係》，即針對「是美國媒體在妖魔化中國？還是有人在妖魔化美國 媒體？」提出質疑。在作者喬木的分析中，美國媒體對中國的不友善，除了前 述「冷戰思維」遺緒下對共產專制政權的遏制心理外，他也從實務面剖析了美 國媒體「壞消息才是好消息」、「報憂不報喜」的批判與揭露的報導慣性，更 重要的，他以「難以捉摸的龍」形容中國，對中國時常招致美國媒體負面報導 提出了懇切而坦率的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