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新聞之宣傳模式與框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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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際新聞之宣傳模式與框架設定

全球化時代，無論身處何方，只要打開電腦連上網路，就可和全球所有人 共享同步資訊並即時互動。然而，時空零距離不等於心理零距離，意見的全球 傳播與即時交流，也不見得能息紛止爭，促進眾人之彼此理解與包容。在世界 各國政治歧見與文化摩擦有增無減的今天，作為專業「媒介」（media）的國際 新聞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與功能？國際新聞產製與流通的決定因素為何？

這些因素對於全球意見交流又構成了哪些幫助或阻礙？

台灣學者李美華（2005）以 4 種主要取向來審視國際新聞之產製與流通：

一是「科技」因素，各傳播媒介依其物理特性之不同而易形成類型偏見，如電 視新聞接收衛星畫面，比報紙的文字敘述擁有更強的視覺效果，因此也偏愛報 導驚悚而亦引起閱聽者震驚的事件（如國際恐怖攻擊事件）。二是「社會」因 素，強調新聞乃社會建構的產品，過程中易於受到新聞機構內部的經濟、政 治、組織機制與規範，甚或新聞工作者的個人偏見影響。例如「壞消息就是好 消息」，西方世界對第三世界新聞關注最多者，乃是各種災難及動亂事件。

三是「文化」因素，亦即新聞乃具說故事（story-telling）形式或充滿文化 儀式象徵，可謂是社會文化的產製結果或傳達意識型態的工具。四是「政治經 濟」因素，即一國新聞媒體如何呈現新聞事件，實與該國之政治經濟體系密不 可分，如Herman and Chomsky 提出「宣傳模式」（propaganda model）概念，

強調新聞媒體乃係政治結構之一環，作用在於給予主流意識型態動力，進而穩 定主流經濟力體系，亦即西方媒體之報導，仍習以國家政策或國家利益為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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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李美華，2005）。

Herman and Chomsky 的「宣傳模式」（PM）特別針對美國的商業性媒體 進行探討，強調這些媒體雖標榜多元自由，其記者與編輯亦未受命作刻意偏頗 之報導，然而囿於機構屬性，這些媒體的運作慣性即是為了替主流菁英階級的 利益服務（Klaehn, 2002:152），而這個過程是透過一連串「決定、選擇、塑 造、控制及限縮」的過程來決定的 (Chomsky, cited in Wintonick and Achbar, 1994:55，轉引自 Klaehn, 2002)。

Herman and Chomsky 以「多重篩選體系」（multiple filter system）來形容這 種過程，又包含 5 種相互作用亦彼此強化的篩選機制，即「主流新聞機構的商 業基礎」、「廣告」、「以政府與企業『專家』為消息來源」、「砲轟與強制 機制」，以及「反共意識型態」（Allen, 2004/陳雅玫譯，2006：60-62）。最後 一項「反共意識型態」實乃冷戰思維的延續，亦即任何擁抱共產主義專政的國 家 ， 因 缺 乏 民 主 選 舉 與 自 由 市 場 機 制 ， 即 被 視 為 排 拒 之 對 象 （Herman &

Chomsky, 1988，轉引自劉瑞生，2008）。

依照 Herman and Chomsky 的看法，宣傳模式是媒體和國家機關共謀，新聞 機構因而成為一種工具，在動員對國家和資本主義社會主流機構的支持。該模 式認為，新聞媒體的記者和編輯確實扮演了傳送訊息和動員民眾支持主流的階 級利益角色，該模式特別強調這是一種內化的信念和態度，因此他們工作時，

無論對國家或主要商業機構的利益進行背書、合法化或倡議，都是理所當然地 去「框架」和「複製」，他們以此為為媒體工作的信念，實則卻誤導了廣大閱 聽眾（轉引自Klaeh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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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服膺主流階級利益之「宣傳模式」及其隱含之篩選體系外，就實際產製 而言，國際媒體在呈現全球新聞事件時亦慣常採用「框架」與「馴化」兩大操 作手法，此種手法可以幫助讀者快速理解遠方異國所發生的事，但也會引導甚 至限縮了讀者的視野，其利弊須詳加檢視。

Goffman（1974）認為，「框架」是一種轉換（transformation）的過程，將 散布各處的社會事件，以符號轉換為和個人內在心理有關的主觀認知（臧國 仁，1999）。T. Gitlin（1980）則認為，框架是一種「持續的選擇、強調與排除 的過程」，這些原則由一些關於「何者存在」、「何者發生」以及「何者重 要」的細微理論所構成，尤其重要的，「框架」多半是大家默認且未明說的，

但一方面記者需藉此「把整個世界組織起來」，一方面也為讀者組織這個世界

（Gitlin, 1980:7，轉引自 Allen, 2004/陳雅玫譯，2006：67）。易言之，框架可 視為個體處理訊息的前提和規則，根據這些規則，個體得以在混沌的真實世界 中找到解釋事件的方法及視角，形成「詮釋基模」（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

（潘忠黨，2006）。

「框架」的概念來自「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亦即社會 真實是一種人為的建構，個體採取特定的框架詮釋真實事件，並企圖傳達給他 者，與他者的框架互動、協調，因而建構出可被認同的社會真實。框架可指轉 換規則的一種運作，也是指再現後的結果（臧國仁，1999）。

在新聞研究中，新聞框架的概念通常指涉兩個層次，「一種是作為存在頭 腦中處理信息之原則的新聞框架，另一種則是指作為新聞文本特徵的新聞框 架」（Entman, 1991:7，轉引自李艷紅，2003），新聞工作者製作新聞的過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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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創 造 框 架 ， 將 社 會 事 實 （occurrence ） 轉 化 為 媒 介 事 件 （ event ） 的 過 程

（Tuchman, 1978，轉引自李艷紅，2003）

依「宣傳模式」觀點，主流媒體在呈現國際新聞時既以主流菁英或國家利 益為最終考量，則其所制訂之框架，亦可視為國家政策或社會主流民意的一種 反映。當各國媒體各依其不同甚至激烈衝突的國家政策與主流民意制訂報導框 架時，這些框架間將出現「競爭」；能夠勝出、贏得最大多數認同的框架，即 可主導事件的詮釋權與定義權。對媒體而言，強化自己的報導框架並批判別人 的框架，乃「新聞戰」話語鬥爭中的首要工作；對讀者而言，尤需透過剖析慎 思，以洞悉隱身於報導背後的框架，避免自己被框架中之簡化偏見帶著走，以 致失去獨立判斷的能力（潘忠黨，2006）。

和「框架」相關，同樣兼具協助讀者瞭解與引導讀者視野，且慣用於國際 新聞報導中的另一媒體操作手法為「馴化」。

「馴化」指的是新聞工作者通過種種方法，強化並提升國際事件對本國閱 聽人的相關性，以吸引他們的關注與興趣（陳韜文等，2006）。此一概念首由 Cohen 及其同僚提出（Cohen, Levy, Roeh, & Gurevitch, 1996），認為閱聽人往往 只關心本國「此時此地」的新聞，對那些發生在遠方的事件則難以理解也漠不 關心。如曾有研究指出，《新聞週刊》美國版很少以國際性議題為封面，因為 除了英國戴安娜王妃的報導外，「任何國際新聞題材都會減低雜誌的銷量」。

為改變這些異國新聞的「野生狀態」，新聞工作者就必須加以重新建構，使之 與本國的政治、文化與歷史系統發生意義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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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馴化，新聞工作者不僅可將國際新聞事件修裁得更符合本國新聞消費 者的需求和喜好，還可將外國的議題轉變為本國議題，並藉機使本國的主流意 識型態和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得以「再生產」（陳韜文等，2006）。

而據Gans（1979）、Hallin & Gitlin（1994）等觀察，美國傳媒中的國際新 聞，通常是通過純粹本國的視角來呈現，強調「本國向度」與本土相關性，並 總是反映美國國務院的看法。中國方面，對美國媒體與國家政策勾連的研究很 多，對己身的情況反倒較少，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以黨營為主且遭嚴密監控的 中國媒體，其與國家政策的相關性將更為緊密。至於台灣的西藏政策既與中美 均不相同，媒體如何設定其「框架」並進行新聞「馴化」，亦值得探究。

陳韜文等人指出，國際新聞的核心是國際關係，而國際關係總是與相互競 爭的國家利益密不可分。瞭解此點，即可回歸本節之討論主題，即國際新聞全 球傳播，是否為一「顛覆民族國家的過程」，而民族國家是否仍是「建構全球 化過程中強而有力的因素」（Sreberny-Mohammadi, Winseck, & Boyd-Barrett, 1997：xi，轉引自陳韜文等，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