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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中「天下」與「國家」的關係

在周武王滅商之後的時代,運用禮樂規範,讓天下諸侯盡 服膺於周天子。所謂「天下一家」意味周天子因為擁有天命,

天下盡歸周天子。春秋期間,周天子儘管已經不再有政治影響 力,但諸侯仍奉周天子為主,孔老夫子對於管仲維護這個體制 即給予高度肯定:「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在孔老夫子的眼中,

如果沒有管仲堅守周禮,天命難保,文化終將盡失。

戰國末期周天子更形若虛設,七雄間相互征伐,大家都要 求取天命所歸。秦王最後以武力獲勝統一。在中國文化上,這 是從「天下一家」轉移到「家天下」的開始。不過,即使如此,

「天下」這個概念並沒有消失。「爭天下」一詞仍是歷代英雄 豪傑的自我期許,無論是討伐的檄文還是出師的宣告,均不離 受天命而為之的訴求。

在「天下一家」的概念下,無論是春秋五霸還是戰國七雄,

雖然它們也自稱為「國」,但是用現代西方政治學的標準來看,

它們其實只是「政府」而已,它們擁有的都僅是「治權」,它

們爭取的是統治天下的治權。用中華文化來說,所謂的「主權」

並不存在,「主權」仍舊屬於「天」。皇帝們自稱「天子」,

亦即天之子,代天行使治權。《詩經.小雅》所說的「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談的其實也是「王」

統治土地與人民的「治權」而已。

古人說,天下一統,而不說國家一統,是有其深意的。顧 亭林在其《日知錄》中稱「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

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

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

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認為避免亡國乃廟堂人的 責任,但不可亡天下則是所有人的責任。原因在於在傳統中國 文化的理解中,國家只是個治權的政治性概念,天下則是一個 文化性的概念。

秦漢以後,政治上「一統江湖」的「家天下」概念取代了 文化上「天下一家」的概念。但是即使如此,《尚書》的「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及《孟子》「聞誅一夫紂矣,

未聞弑君也」的民本思想,無疑給主張擁有「天命」的君王一 計當頭棒喝。雖然儒家發展出來了治權所需要的「綱常說」(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當其治理不符合天命的「德命」

本義時,他們是會嚴厲批判的。而他們最好的批判工具就是警 告皇帝「天命」將要開始轉向了。

在「天命」的概念下,天下不會永遠只屬於「一家」,如 果倒行逆施,「天命」會轉。每一個開國的皇帝均認為天命已 經轉到他這一家,因此,他即使消滅了前朝,但並不會否定前 朝與天命的縱線關係。為前朝修史,一則為天命傳承,更重要

的是,可以透過對前朝的歷史書寫,鑑古知今,讓新朝天命得 以恆常。

中華文化中這種天命延續、歷史傳承的認識與西方國家間 的征伐有著不同的文化意涵。除了中華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區 內,被消滅或併吞的政敵,其歷史也就結束了,征服者在不同 的文化或歷史脈絡中重新書寫他所傳承的歷史。這也是為何中 國可以延續從黃帝以降的中國歷史,而其他歷史上的偉大帝國 卻早已灰飛煙滅而無接續者了的緣故。

「國家」在中國文化的意涵裡只是個行使治權的「朝代」

而已。回顧中國歷史,由於王朝不斷更迭,形成與其他西方帝 國不同的「二十五史」特色。放在今天的歷史來看,1911 年 武昌起義,1912 年建立的中華民國,其實只是「中國」這個

「天下」的一個「治權政府」或一個「朝代」而已,它與明、

清朝代的意義完全一樣,差別僅在於治權上的皇權或共和。

1912 年中國的「天命」從清朝轉移到了國民政府。1949 年成 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是企圖接續民國政府「天命」的

「治權政府」。

畢竟 1949 年渡海而至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並沒有完全被 消滅,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仍然力圖建設台灣、反攻大陸。在 李登輝以前,從中國歷史的意義來說,台北並沒有放棄與北京

「爭天下」,兩者均為「大一統」的信徒。在「真偽」、「正 閏」之辨上,台北認為北京政府原是叛亂團體,信奉共產主義、

摧殘中華文化,因而最多只是個「閏統」,台北才是「正統」。

反之,北京認為國民政府民心已失、天命已絕,台北的中華民 國只是一個落難的逃亡政權而已。

去年我們兩岸統合學會完成了一部紀錄片《百年中國:迷

悟之間》,回顧了從鴉片戰爭以後中華民族在追求現代化路徑 過程、政治力量彼此互動征伐間的迷與悟。從中可以看到中國 知識分子如何處理國家與天下問題時的不同態度。

努力於船堅炮利或維新變法是一群守舊知識分子對「國 家」(清朝政權)存亡的盡力挽救,但是另一群知識分子則相 信清朝的天命已走到盡頭,並需要武力革命才能救「天下」人。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到底要走何種路線才能救中國,這是一種 路線與政府為誰的選擇。但是到了日本軍國主義入侵,中國知 識分子,不分左派還是右派,均在蔣介石政府的領導下一致抗 日,他們擔心日本人不只會讓中國「亡國」,也會讓中國「滅 種」(即文化、道統的消失),前者是政權被擊敗,換日本人 統治,後者是中國這個天下都亡了。因此,正如同顧炎武所說,

「保天下者,匹夫有責」。八年浴血抗戰,就是在這種不要亡 天下的概念下,全民風起雲湧一致抗日。

同樣的,日本人在殖民台灣期間所進行的皇民化運動,強 迫台灣人民放棄中華文化的民間信仰、改信日本神道教並參拜 神社,同時也要每日向日本天皇的居所膜拜,並要求台灣人改 日本姓氏、說日本話,這就是一種「亡天下」,強迫台灣人「數 典忘祖」的行為。

八年抗戰時「漢奸」為人民所唾棄,其原因即在於他是幫 助日人亡中國的「天下」。「漢奸」與「貳臣」在中國文化中 是有不同意涵的。明末清初,一些明朝遺老堅持不願在清朝為 官,以守「不貳臣」的道德。但是清入關後,立刻主動進入中 華文化圈,以政權的傳承者自居,亦即進入中國的「天下」,

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員。在文化意義上說,一些所謂的「貳臣」

只不過是服務了不同的治權機構,而非背離「天下」。反之,

「漢奸」則是企圖消滅「天下」的幫凶,兩者在文化價值判斷 上的差異因而特別顯著。

回顧中國歷史,在認知上,西方政治學所說的「國家」,

在中華文化中其實只是「朝代」或「政府」。西方所謂的「主 權」概念在中國是不存在的,西方所說的「主權」比較像是中 國文化所說的「治權」。中國文化裡面有的是「天下」,而這 個又是西方社會裡面比較陌生的。

行文至此,可以瞭解,中國人追求所謂的「大一統」,不 是西方「主權」意涵上的「統一」。中國文化中的「大一統」

有強調「天人一體觀」,即王權受命於天命,為政者應順天應 人,也有強調社會有秩序的「綱常觀」,在古代將其視為維持 社會「仁義禮樂」的「大居正」。用現代的話語來說,追求「大 一統」,就是追求一個以民為本、人民可以安居樂業的社會,

這個社會,按照《禮記.禮運》「三世」的說法,以大同世界 為依歸。

請問一下,如果「大一統」是這樣的定義,兩岸有誰還有 理由去反對呢?

兩岸都是中華文化的一員,內戰造成兩岸分治。依照中華 文明的歷史來說,兩岸目前是處在治權分立的情況下,兩者均 仍是中國的一部分。從人民的角度看,其實應該鼓勵雙方「爭 天下」,更鼓勵雙方「爭正統」,爭誰是「任德不任力」的「正 統」,也就是鼓勵雙方去爭哪一個政府有「德」,爭誰才能為 人民創造更多的幸福,當然,人民永遠不會希望這種「爭」是 透過武力為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