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本土化」同時隱含了同質化與特殊化的雙重意涵，一方面 是全球化改變了在地本土文化的內涵；另一方面則是在全球化的影響 之下，促使在地本土文化進行新的反思、採取新的策略行動，以及建 構新的詮釋內涵。易言之，在全球化語境下的本土化進程，不但未完 全趨同於全球的普遍性，而且還更加地凸顯出在地本土文化的主體性 和地方特色。基本上，全球本土化源自於全球化浪潮對世界各地的全 面衝擊與刺激，從而導致在地本土文化與在地認同的覺醒，其主要是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p. 49-60.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pp.
32-48；吳進喜，〈全球化與在地化〉，《教育部地理科學中心》，2009 年 10月 9 日，<http://gis.tcgs.tc.edu.tw/research/advenceed/12.%20Globalization
%20and%20Localization(word).pdf>。
為了抗拒全球化的普遍同化主義，以及避免在地本土文化產生「失根 效應」。
在全球化語境的流動時空中，地方為了因應各種來自外部的強力 衝擊與挑戰，通常會採取一種「地方想像」(local imagination)的旋轉 策略(rotation strategy)，即在全球本土化的過程中形成「在地同化」
(locally assimilated)。45至於地方想像如何進行旋轉與重組，並進一
步與其他地方進行聯結？那就是厲行「全球本土化」發展路線。而所 謂的「全球本土化」是指在普世價值、全球視野下，地方更能彰顯其 自身的特色，與此同時，地方也必須具備全球高度的戰略思維。
全球與在地之間的相互滲透、辯證被視為是全球社會發展與全球 文化變遷的重要特徵，因而全球本土化兼具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雙向 聯結關係。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即指出，全球化是一個相對自主 的過程，其核心動力包括「普遍主義的特殊化」(the Particularization of Universalism)與「特殊主義的普遍化」(the Universalization of Particularism)。此一雙重過程，前者被界定為普遍性問題的全球具體 化，至於特殊主義的普遍化則是指對於特殊事物的追尋，以及對於日 趨細緻的認同展現方式的尋求具有全球的普遍性。46
在「特殊主義的普遍化」與「普遍主義的特殊化」的對位式辯證 發展進程中，無論任何地域性的思維或行為模式將不再僅僅只是某個 特定地方的特有產物，而是都有機會發展成為全球趨勢的無限可能 性。因此，一旦在地的事物或觀念能夠形成為全球性的事物或觀念 時，其便取得某種普遍性的發展契機，只是當這種普遍性再被引進到
Philip Cooke & Peter Wells, “Globalization and Its Management in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 in Philip Cooke, et al., eds., Towards Global Localization: The Comput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in Britain and France (London: UCL Press, 1992), pp. 75-76.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pp. 177-178.
其他的地方時，又將與當地的地方特色相融合，而構成為當地在地文 化的一部分。
實際上，同質化與異質化共存的現象，在全球本土化的進程中格 外地明顯，充分反映了全球與在地之間千絲萬縷、錯綜複雜的交織關 係。也因此，在全球化的脈絡中，地域性的思想或行為模式之發展，
經常兼具了全球與在地的多重特色，而所謂的「在地轉變」(local
trans-formation)便構成了全球化進程中格外重要的一環。47因而，全球本土
化並不是要消滅在地的特色風格，而是以雜揉在地特色的方式進行鑲 嵌。基本上，全球化的進程是以各種多樣的本土化形式來展現的，而 本土化的運作則蘊含著全球化的作用，二者形成為一種對位式的辯證 發展關係，最終目標則在建構一種「具全球思維的在地內涵」(Local content with Global thinking)。
更進一步說，全球與地方乃處於一種「互為條件的過程」(the pro-cess of reciprocal conditioning)，48特別是在「在地轉變」的過程 中，在地條件(local conditions)是全球化與本土化進行媒合與相互作 用的重要中介平臺。而所謂的在地條件係指一個社會實體內部獨特的 各種社會安排，其可能是無形的自主意識和深層的文化內涵，也可能 是有形的制度結構。
基本上，當前文化全球化所關注的焦點已不再局限於文化同質化 的問題，相關研究重點已逐漸轉移至全球文化流動中的本土化過程，
亦即不同的社會群體如何在既有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價值被全球「流動 空間」所穿刺的同時，還能夠重構一個具有意義，且相對於其他地方 或社群的社會空間。然而，無論在何處，這種將全球流動予以本土化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0), p. 64.
David Sibley,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Socie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77.
的過程都包含了一種對全球文化各種不同形式的抵抗、移植、採借和 挪用，而這個過程也是一種文化的混合、雜揉或交融(creolization)的過 程。49
另外，再就「在地性的生成」(production of locality)而言，如果 從根源(roots)的角度來看，在在地本土文化的根之形成過程中，其實已 經布滿在各種曲折流動的跨文化路徑(routes)上，傳統的觀點往往將根 源視為與土地認同相聯結，而路徑則意謂著對空間的開展，代表流動 與開放，然而二者之間所呈現的是一種相互辯證的關係，亦即文化不 僅涵蓋了文化流動軌跡的路徑(travelling-in-dwelling)，同時也在流動 中保存著文化的原質(dwelling-in-travelling)。50實際上，在本土文化 的再建構過程中，均須經歷文化的著根(rooting)與移轉(routing)。也因 此，本土文化並不是封閉、凝固不動、具有固定疆界、自成一體的象 徵體系，而是一種疆界不斷變化調整的過程。51
然而，當代非西方國家在挪用西方文化時卻極容易產生一種集體 的文化焦慮症，隨之而來的是「落後的時間感」(belatedness)，從而形 成為一種「創傷現代性」(Traumatic Modernity)，52特別是在文化交
流過程中，文化差異被轉化成文化位階的差序，而造成了文化創傷(cul-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336; Ulf Hannerz, “Scenarios for Peripheral Cultures,” in Anthony D.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107-128.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0.
John Tomlins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Oxford: Polity, 1999), p. 90.
張小紅，〈現代性的小腳：文化易界與日常生活踐履〉，發表於「文化場域 與教育視界─晚清～四十年代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2002 年 11月 7-8 日），頁 20。
tural trauma)。53但相反地，當西方國家在挪用非西方文化時卻沒有
「落後的時間感」的問題。因此，在地性的生成過程必須超越線性時 間觀中「落後」的論述框架，亦即在文化流之中，文化的根如何透過
「路徑」予以建立，而在「路徑」的迴路上又如何落地生成具有在地 特性的文化根，從而使得所有的在地本土文化都具有其本土性、原創 性與獨特性的魅力。與此同時，地方的本土化論述策略必須具有「後 殖民性」(post-coloniality)，此策略旨在打破本土文化與全球文化的同 質性，俾於建立文化的差異性(difference)、開創文化的新意性(new-ness)，並透過新的思慮(the sense of the new)來塑造本土文化的特 質。54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地方如何重構自我的文化認同與社會空間？
在地社群又該如何對流動、多重且異質的全球文化作出回應？如果在 地者能夠適度地挪用並轉化全球文化來建構在地新的文化認同，以及 重新界定自身的社會空間，亦即其可以在全球化的語境下，藉由重新 定義、重新發現、重新肯定自我的本土文化，並重劃社會生活領域，
這方能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對位式辯證發展過程中順利完成「在地轉 變」。此外，在全球本土化的發展過程中，必須透過在地歷史的再 現，以及對在地遺產(local heritage)的保護，以重建在地者的多元地方 感，並尋找整個在地社群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與社會網絡。也就是 說，在地現實社會經驗在文化上的再現，可以反映常民文化(civic cul-ture)與在地歷史的鄉土主義，從而有助於在地性的著根生成。
邱貴芬，〈「在地性」的生成：從台灣現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 證〉，《中外文學》，第 34 卷第 10 期，2006 年 3 月，頁 136。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p.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