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語境下的本土化論述形式:
建構多元地方感的彩虹文化
陳重成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摘
要
本文從文化研究的角度,透過全球化語境下的流動、離地、越界 和落地等概念來檢視地方的文化認同問題,以及藉由地方理論來反思 當代本土情境和在地發展策略,以尋求地方主體性和在地性的重建, 期以建構一種具多元地方感的彩虹文化之本土化論述形式。同時通過 「後殖民視野」的解構觀點來理解全球化歷史進程中的地方,企以超 越西方「論述主體」的歷史,俾於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建構一套具自 我主體性的本土化論述,以作為未來臺灣社會形構本土化論述之理論 參考與借鏡。 關鍵詞:文化認同、本土化、地方感、彩虹文化、離散壹、前言
本文擬從文化研究的角度,透過全球化語境下的流動、離地、越 界和落地等概念來分析、檢視當代地方的文化認同問題,以及藉由各 種地方理論來反思當代本土情境和在地發展策略,期以建構一種多元 地方感的彩虹文化之本土化論述形式,以作為未來臺灣建構本土化論 述之理論參考與借鏡。如果從全球化語境的背景來看建構本土化論述之價值與意義,那 麼我們可以直言,任何「地方」(place)的發展都需要透過一套完整的 本土化論述來作為理論的支撐,特別是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每一個 「地方」都必須在全球網絡中尋求自我的定位。同時,在流動而變幻 不居的全球情境下,每個人的生命意義指向終究還須以地方為依歸。 誠如芮夫(Edward Relph)所言,「只要是人,都想生活在一個充滿著 意義的地方之世界中:人就是要擁有並了解自己所在的地方」。1 基本上,當代的全球化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本土化或地方化(localize) 的時代,二者是當代全球化語境下同時發生對位辯證(Contrapuntal Dia-lectic)發展的兩股時代潮流。2這種現象就形成了一種「在全球中的地 方,在地方中的全球」的全球新景觀。然而,全球化時代的本土化, 並非是獨占一方、排斥他者的「排除的地理」(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形式,也不是狹隘封閉的地方主義(localism)型態,而是地方在自覺意 識與自我實力不斷提升的同時,又能積極地和地方以外的廣大世界進 行更全面、更廣泛且更具深度的聯繫與交流,進而落實一種「全球思 考,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全新理念。3
關於當代「地方」的在地發展,同時面臨來自內部的在地差異與 爭議(local differences and debates),以及外部的全球化力量(global
forces)
之雙重衝擊,因而導致地方一度面臨被過度邊緣化(over-mar-ginalized)的危機。就此,沙克斯(Wolfgang Sachs)即將想像的「在地」
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p. 1.
陳重成,〈全球視野下文化疆域的變與常:兼論當代中國社會的重構〉, 《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7 卷第 4 期,2006 年 10 月,頁 81。
Anna H. Perrault & Vicki L. Gregory, “Think Global, Act Local: The Challenges of Taking the Website Global,” INSPEL, Vol. 34, No. 3/4, 2000, pp. 227-237, <http://archive.ifla.org/VII/d2/inspel/00-3pean.pdf>; Ruth A. Eblen & William R. Eblen,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Environ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4), p. 702.
形構為具體的「世界性的在地主義」(Cosmopolitan Localism),亦即 質疑全球化的一致性假設與相互矛盾的現象,以避免在地的地方社群
共同體被邊緣化,或被無可預期的全球化市場所瓦解。4
也因此,地方的行動者有必要調整過去以空間領域為範疇所建立 的傳統空間感,進一步從斯民日常生活的在地需求(local needs in
every-day lives)與全新的全球網絡(global networks)關係等角度來重新思考, 俾於建構一種新的在地社會關係。由於受到全球化流動性的全面性衝 擊與穿透,當代的「地方」已被再定義、再理論化,這也使得全球化 語境下的地方,已不再是「作為靜止的容器」(place as static container), 而是被視為「流動的動力過程」(place as dynamic processes of flows)。 因而,各地方的本土化論述形式,必須統攝全球化的流動觀與體現在 地的地方精神。 當今,全球化的文化語境對世界各地的在地本土文化深具雙重意 涵:一層是全球與本土間互為「鏡像」(mirror-image)的指認與誤認, 另一層是中心與邊陲關係中的文化記憶之壓抑與抗拒。這種雙重意涵 不僅賦予了世界各地在地者的文化身分、文化策略,同時也賦予了在 地本土文化的本質內涵及形塑了特定的文化心理。也因此,其不但共 同形構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同時還建構了各種不同的文化論述、標 示差異性的價值立場,以及衍生了各式各樣的文化話語,充分體現了 文化多元主義的新格局。 然而,當世界各地所有的在地本土文化在面臨全球化轉型的新歷 史語境時,卻紛紛陷入一種文化失語症(Cultural Aphasia)的集體焦慮
Wolfgang Sachs, “One World,” in Wolfgang Sachs, ed.,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New York: Zed Books, 1992),
p. 112; Philip McMichael, “Globalization: Myths and Realities (1996),” in J. Timmons Roberts & Amy Hite, eds., From Modernization to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Malden, Mass.: Blackwell,
困境中,完全顯露出「邊緣性話語」的無力感,這個困境使得無論是 東方文化,抑或是西方文化均不得不相互虛擬出各自的文化鏡像,包 括一系列的文化資產、價值、話語在內的鏡像,俾於度過全球化歷史 進程的困境。因此,無論是「自我」與「他者」,或「全球」與「本 土」,甚至是所謂的「內部」與「外部」都愈來愈內在化地雜揉(Hy-bridization)為一體,彼此相互滲透交織,而構成了這個時代全面性的 錯位(displacement)現象。 在這個全面錯位的全球化時代,要如何保存世界各地各種異質文 化並建立一個更具本土文化內涵的全球多元文化體系,以及探討全球 文化多樣性和在地敘事等,這些都已成為當代從事文化研究和建構本 土化論述的主要課題之一。因此,為保存各種異質的他者文化,對全 球各種特殊的在地本土文化之保護已不能等閒視之,再加上人類為追 求永續的生存與發展,採取「全球思維,本土實踐」(Thinking global, Acting local)的研究途徑已成為當代文化研究者的普遍共識。
貳、建構在地的多元地方感
一、當代全球化對在地的衝擊與影響─從「地方終結論」到
在地認同的建構
長期以來,全球化的普遍論點通常都是採取一種整體性的邏輯 觀,即以全球整合的角度來詮釋、分析當代世界各地的在地景觀與樣 貌如何變得更均質化、更同質化,而這則代表著一股新資訊、新商 品、新技術和新知識的權力潮流,對全球時空的壓縮作用正在不斷地 持續擴大中。與此同時,這也正意謂著各種在地的本土文化,特別是 地方空間的自主感,將無可避免地遭受到空前的侵蝕與壓縮。5而且, 在當代文化全球化的主流論述價值中,也無法完全涵蓋世界各地所有Mike Featherstone,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and
各種不同在地本土文化的異質化內涵。
由於受到全球化現代性「時空隔離」(time space separation)作用 的影響,一種來自莫名遠方的效應和看不見的力量,卻足以將地方的 在地社群和歷史予以撕裂,這意謂著建構或瓦解一個地方社會網絡的 力量,往往是看不見的,同時也是不在現場的,地方空間因而出現了 「去鑲嵌」(disembedding)現象。這也使得在全球化語境下的地方產生 了一種「失落的創傷」(the trauma of loss),亦即在某一個歷史的地 點上,地方失去了一種想像的(putative)文化主體,而帶來這個創傷的 歷史原因,是因為西方帝國主義將非西方地方文化裡的「不在」(ab-sence)誤讀為「匱乏」(lack),而強調需要透過西方文化予以填補,非 西方的地方乃因此被迫接受全球化路徑中一種由上而下的「殖民教 化」,長期下來的文化殖民結果便導致了一種在地的集體憂鬱症(co-llective melancholia)。 在全球化進程中所形成關於資本、勞動力、移民、媒介、資訊、 知識、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等各種全球流動(Global Flows),以及全球去 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後所呈現多重交疊的新視界及新景觀(new
vision and new landscape),已對傳統「地方」的定義帶來顛覆性的挑 戰。由於地方的發展往往受到全球資本主義機制的制約,也因此,在 地的「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極易被全球性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所穿透、整併,而地方具體「營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
的發展,通常也都是被國際資本流動的抽象市場所決定著。6
尤其甚者,晚近全球化對地方所帶來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地方
終結論」(The End of Place)。7這種地球村式的極右派論述,認為透
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Cambridge: Blackwell,
1994), pp. 126-144; Sharon Zukin, 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過全球經濟的發展、整合,以及媒介的傳播和網際網路的聯結,所有
的地方特色將會逐漸消亡,而全世界各個地方也會趨於同質化(homo-genealization),地方感將流失淨盡,從而完全被流動的同質空間所取 而代之,最後形成為一個「沒有地方感」(no sense of place)的電子 化社會(electronic society)。8但實際上,無論全球經濟如何進行整合, 全球空間如何被同質化,「地方」作為本體論(ontology)最基本的語言 和認識論(epistemology)的重要工具,向來是人類儲存記憶、想像、認 同生成與意義生產的重要空間,是所有在地行動者的實踐基地,這個 事實至今仍尚未被撼動。 然而,當代的全球化浪潮究竟對「在地生活」(local life)產生了什 麼深遠而具體的影響?特別是在以全球做為一體化的時代發展趨勢 中,地方要如何從全球化語境中跳脫出全球同質化的流動漩渦,才能 夠真正地掌握地方的主體定位,從而發展出一套具有自我獨特風格的 「本土化」(localization)文化以作為回應?質言之,此有賴於在地認同 (local identity)的建構。基本上,認同是建立在共同體全體成員所具有 的共同特性之上,以及成員們藉此所產生對共同體的歸屬感,而有別 於他者(Other)的共有形象,至於認同感和共同體意識則是地方整合的 基礎與發展的動力。9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 Mass.: Blackwell, 2004), pp. 43-48.
Joshua Meyrowitz,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5-38. 約瑟 夫 . 拉 彼德 (Yosef Lapid)、 弗里 德 里 希 .克 拉 托 赫 維爾 (Friedrich
Kratochwil)等主編,金燁譯,《文化和認同:國際關係回歸理論》(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杭州:浙 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0;Yosef Lapid, “Culture’s Ship: Returns
and Departures in IR Theory,” in Yosef Lapid &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如果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觀點來看,在地認同是一種社 會和歷史的建構,也就是歷史性發展的社會建構,其乃由在地者、知 識分子和國家的政治意願所共同創造的。如果從國家的「在地認同」 角度來看,官方通常是透過教育手段、象徵符號和一系列的話語系 統,來說服其民眾以加強對本民族的認同與支持,從而使得本民族得 以獲得一種歷史感和共同命運的意識。說服正是認同建構的積極作 為,這是一個通過一系列措施向他人展示自我形象、共同體價值觀, 以及在地生活方式的過程。10 因此,在地認同並非如本質主義者(Essen-tialist)所主張的是一種「再發現」(rediscovery),而是一種「發明」 (invention)。11因此,認同具有建構性(construction),而不是給定的 (given),同時也是隨著時空情境的變化而不斷地進行調整、改變。 關於地方在地認同的建構問題,「我們意識」和相對於他者的建 構,認同是一個具相對性的概念,因為認同是從和他者的相互比較中 產生的。也就是說,我之所以為我,正是因為有「他者」的存在,而 他者可以被定義為是和「我們」之間存在著顯著差異的個體或群體。 基本上,對於一個特定的共同體而言,他者由於不具備作為該群體內 成員的屬性,因而是被排除在該共同體之外的。因此,通過他者的認 識途徑所進行的認同建構是不可或缺的,而當代的全球化語境則正好 提供了一個多元「他地」(there)的認識情境。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6), pp. 3-20。
Consuelo Cruz, “Identity and Persuasion: How Nations Remember Their Pasts and Make Their Futures,” 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3, April 2000, pp. 275-312.
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蘭格(Terence Ranger)編,顧杭、龐冠群譯, 《傳統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年),頁 1-14。
二、一個真實地方的形構:地方感的形成與實踐
實際上,地方不僅僅只是一個純粹的客體而已,而是某個主體主 觀的對象客體。也就是說,當其被某個主體視為是一個有意義、具意 向性或感覺價值,並將情感依附在其中時,一個真正的「地方」就出 現了。簡言之,當人們能夠分辨「生活世界」中的不同空間時,地方 最基本的概念就形成了。所以,地方是一個統攝個人意識與情感的空 間,當一個人開始懂得區別「此地」(here)與「他地」的差異時,「地 方」的雛形就浮現了。也因此,地方被重新定位為人類情感依附的焦 點及意義的中心(a center of meaning),而不再只是純物理空間上的 點而已。12因而,地方是一個有意義的區位(a meaningful location)。 所以,我們不能再完全地、純粹地以「空間」(space)和「區域」 (region)等概念來理解地方,芮夫即從「地方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Place)13 的角度來詮釋地方,他認為地方類似於「共同體」(com-munity)這個概念,其中包含了認同的意涵。因此,地方是斯土斯民依 據在地活動的真實經驗所建構而成的,當斯民愈融入斯土並產生一種 內部性(insideness)時,就愈容易對斯土產生認同感,進而對地方產生 歸屬感、依戀感。易言之,唯有經過一種直接、真實、深層體驗的地 方,以及具有地方認同感的地方才是「真實的地方」(authentic place), 這個真實的地方所體現的是一種在地的直接經驗(direct experience), 且不被社會趨勢或流行時尚所扭曲的真實情感。至於由行政區劃、社 會知識或媒體等外部性(outsideness)所刻意強加賦予而成的地方,只能 被視為是一個形式上的地方。然而,真實地方與形式地方的區分,並 非截然二分對立,而是呈現為一種「漸層式」的交疊狀態,也就是J. Nicholas Entrikin, “Contemporary Humanism in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66, No. 4, December 1976,
p. 616.
說,「真實地方」的圖像,是隨著在地斯人的經驗、互動的積累而出
現漸層式的改變。14
就此,段義孚(Yi-Fu Tuan)深刻地從探討人對地方的情感出發,提 出了「戀地情結」或所謂的「地方愛」(Topophilia)的概念來描述、界 定斯民對鄉土之深情至愛(human love for a place),「地方愛一語聯 結了情感與地方」(The term topophilia couples sentiment with
place)。強調地方是斯人之所以存在的根本,所謂的地方愛是指發生在 斯人所能察覺、可以深刻感受的小範圍區域內,而非指涉大空間。所 以,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是建立在內在熟悉的知識、實質環境 中的關懷領域、人與人相互關懷的網絡,以及意識可察覺、認同的空 間下。易言之,地方感係指個人在生活環境及成長過程中的經驗累積 所產生的熟悉情境,並從中獲得安全感和歸屬感,其乃在於強調唯有 經由個人親密的經驗、居住,以及經常性的接觸、活動、記憶積累,
方能賦予地方不同的意義,而這才是真正的地方。15
此外,培德(Allan Richard Pred)也援引「時間地理學」(Time
Ge-ography)和感覺結構概念,重新省思、詮釋地方感,以探討地方感與感 覺結構形成的脈絡與過程。他提出,每一種社會制度,都不可能脫離 日常生活經驗而抽象地獨立存在。如果從生活軌跡(path)與計畫(project) 來觀察,即可發現其結構歷程的連續性,以及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和客體再社會化(resocialize)的過程,都是發生在特殊的時空 背景之下,而且都是和特殊的計畫、特殊的個人經驗路徑間相伴交互 作用後而產生的。換言之,地方感的形成是完全和個人在地的經驗歷 程相聯結的。然而,由於權力的不對稱、語言的不同,以及知識上的 差異都會影響地方理論的結構過程。因此,相同的地方感只出現在同
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p. 64.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階級、同儕之中,而地方或地方感卻是一個不必然的過程。所以,即 使在相同的場域中、相同的空間裡,也會因為個人背景的差異,生活 軌跡、階級、族裔和記憶的不同,而產生完全不同的地方感。16 因此,如果從地方感的形成與實踐過程來看,從二次世界大戰後 日本殖民政府撤離臺灣、1949 年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形成兩岸 分治格局,歷經冷戰和後冷戰時期,再到當今的全球化時代語境和兩 岸關係緩和的新格局,臺灣四大族群這六十多年來基本上已經形成為 一個在地的命運共同體,但仍然分別擁有各自的語言、風俗習慣和文 化特色傳統,以及個別族群的特殊歷史經驗和記憶,因而四大族群對 臺灣的地方感亦不盡相同,而對所謂「愛臺灣」的感受和詮釋也各有 所不同。因此,當下的臺灣社會亟需建構一種在地的多元地方感。
三、一個完整的地方:多孔透氣的開放體系
當代的「地方」往往交會了各種不同層次空間所構成的網絡,包 括了現代資本主義消費空間、延伸到過去的歷史想像空間,以及集體 認同所塑造的共同體空間等等。17因此,如果僅從經濟市場機制的角度 來解釋地方景觀特色的話,那麼充其量也只能看到某一層面的片段空 間性,而無法完全透視地方多重空間相互滲透、鑲嵌的複雜性。亦即 地方與空間並非只有一對一的意義,一個景觀所呈現的並非只是單向 度的意義,而是由多重空間相互交會後所產生的多重意義網絡。18Allan Richard Pred, Place, Practice and Structure: Social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ern Sweden, 1750-1850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6), p. 11.
邱貴芬,〈尋找「台灣性」: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的基進政治意義〉,《中 外文學》,第 32 卷第 4 期,2003 年 9 月,頁 52-55。
Michael Keith & Steve Pile, “Introduction Part 1: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Michael Keith & Steve Pile, eds.,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8.
阿格紐(John A. Agnew)即從一種垂直的觀點來看待地方,並透 過地方形式的政治地理學理論(Political Geographic Theory)提出他對 地方的獨特看法。他認為地方包含了客觀的自然及社會空間,主觀的 地方認同,以及總體政經結構下的區位空間等三個層次的意義。而一 個完整的地方,應該包括情感、在地的社會關係,以及聯結在地但卻 又超越在地的政經體系結構等。也就是說,地方應包括場域(locale)、 位置(location),以及地方感等三個主要構成要素。所謂的場域,是指 在各種社會關係的作用下,背景被建構出來,這是一個結構化的過 程,包括了一個地方微型社會的種種內涵;位置則指的是地理區域, 而涵蓋了被社會與經濟過程所定義的、在較大的規模中運作的社會背 景,其指涉了一個地方大型秩序的各種影響;至於地方感則是指對地 方性的感覺結構(the local ‘structure of feeling’),其乃指生活在一
個地方的主體成員間的各種心理層面,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各種想法。19
特別是在全球化的歷程中,地方必須被置放在一個更廣袤的區域 性政經結構中來思考,相對地,所謂的地方也必須在這樣的背景下來 尋找自我的位置。馬賽(Doreen Massey)將地方視為是各種社會關係的 結點(node),即不是閉塞的地域(bounded areas),而是一個「開放且 多孔透氣的社會關係網絡」(open and porous networks of social
re-lations),同時也是「社會關係的空間再組織」(spatial reorgan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20她同時也提出了一種漸進式的地方感,以呼應 當代全球與在地相互穿透的後現代世界。因而地方也不再被視為是一 種單一本質、僅具固定邊界的區域,至於每個地方的獨特性或地域 性,則是由在地各種的社會關係、社會過程、經驗與理解的特殊互動
John A. Agnew,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p. 25-43.
Doreen Massey,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1994), pp. 5, 121.
所相互聯結,而在一個共同出現的情境中被建構出來的。因此,地方 不再是靜止的,同時也沒有框架的邊界。 過去長期以來,傳統的觀點總是習慣性地將時間與空間對立起來 看待,而當代的全球化理論則翻轉了傳統論述中時間代表前進或進 展,空間代表固定或停滯的觀點,提倡摒棄過去視地方為封閉體系的 概念,而將地方想像為一個開放的空間。實際上,任何的空間內部都 充滿著各種的權力關係和象徵意義,且涵蓋了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互 動網絡,包括從在地到全球的各個層次、各領域,也就是說,空間是 由盤根錯節而又相互滲透的各種關係網絡所共同建構而成的。21
馬賽特別強調「地方的開放性」(the openness of places),22地 方是呈現空間所涵蓋的各種複雜社會網絡的具體地點,而一個地方的 定義或其身分的指認,並非源自其本身的內部歷史,而是來自於其與 其他地方的互動,以及由此所建立起來的種種關係網絡。至於造就地 方特色的因素,與其說是在地內部原先具有的特質,不如說是其與其 他地方互動的結果。因此,對地方的想像應該是開放性,亦即透過一 種與外界複雜的權力聯結和利益交換的觀點來定義地方,並以此來了 解地方的實際特質。23 至於地方的形構(configuration),其一部分是來自與外部世界不斷 互動後所衍生的特殊性,屆時,外來文化就成了地方的一部分,這也
Doreen Massey, “Politics and Space/Time,” in Michael Keith & Steve Pile, eds.,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142, 156; Doreen Massey, Space, Place and Gender, p. 5.
Doreen Massey,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Place,” in Doreen Massey & Pat Jess, eds., A Place in the World? Cultures and Glob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9.
Doreen Massey,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in Jon Bird, et al.,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66.
更加地凸顯了地方的多元特色。同時,地方也是一種過程,它的特殊 性一直不斷地被再生產,惟其自身的特殊性並非僅源自於傳統、內在 化的歷史,而是同時包含了來自於一種外部更大區域與在地社會關係 之獨特雜揉的結果。馬賽特別強調,任何的地方都沒有單一而獨特的 認同,而地方感也是每個人獨特的經驗積累,也因此每個人的地方感 往往與個人特定的背景有著密切的關係。此外,她並不認為全球化只 有同質化了地方,因為藉由在地社會關係的全球化,反而將會是另一 種地理不均衡發展和地方特殊性的根源。24
四、地方的在地敘事故事:地方芭蕾的律動路徑
賽爾托(Michel De Certeau)指出,每個空間都有一個在地所屬獨 特的「空間故事」(Spatial Stories),透過空間故事的敘事,其將整合、 串連起在地共同體所有的個體成員,進而創造出一個統攝心理、社 會、空間的整體結構。之後,再經由個體與他人對在地故事的情感分 享,劃定出共同的邊界,同時建立集體意識與身分認同,而個人也得 以藉此在過去的歷史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與認同。25實際上,一個有意義 的地方、真實的地方、令人感動的地方、具有獨特性的地方,都有一 段令人迷戀且又回味無窮的在地敘事故事(local narrative),而地方的 無限魅力也就是來自於斯民發自內心深處對斯土在地式的吟詠、來自 於斯土斯民的深度互動交織,以及斯民對斯土一切最深刻、最動容的 所有回憶與盼望。 諾伯休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則從他的「存在空間」(exis-tence space)理論體系中,指出地方是存在的整全現象,強調「地方精 神」(spirit of place)的重要性,認為空間是「知覺的場域」(perceptualDoreen Massey,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pp. 59-69.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122-136.
field),而具有「中心性」(centralization)、「方向性」(direction)及 「韻律性」(rhythm)等三種特質。至於存在空間則係由「中心及所在場 所」、「方向及路徑」和「區域及範圍」等三種關係所建構而成,其 中「中心及所在場所」顯示存在空間的「親近度」,「方向及路徑」 顯示存在空間的「聯繫度」,「區域及範圍」則顯示存在空間相對於 外界的「封閉度」。26而地方在地敘事故事正可以將空間的親近度、聯 繫度和封閉度予以整合串聯,進而完全體現「地方精神」。 由於地方是人類所創造出來一個具有意義的空間體系,其不僅是 個人存在的立足點、自我實現的特定領域、意義的倉儲,同時也是一 個具體的、可見的物理景觀,以及一套抽象的象徵符號體系。一旦個 人對特定的空間產生了情感的聯結之後,則該空間即變成了一個有意 義的「地方」。總之,地方不僅是人們日常生活語言、文化活動中重 要的空間隱喻和言說位置,同時也是建構自我認同、自我實踐、展演 和進行社會互動,以及進一步描述自我存在(Self-Existence, My Being) 和體察外在世界變化的重要空間想像(spatial imagination)的基礎。 如果從符號學(Semiotics)的角度來看,我們將可以更貼切地捕捉 到地方感和在地敘事故事的真實內涵,此即符號學所重視的闡釋途 徑,闡釋「有如一種閱讀理論(semiotics as a theory of reading), 由『感受』的概念(the concept of sense)代替『意義』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eaning)」。27
從而形成一種對地方的「認同想像」(iden-tification imaginary),這種認同的想像就是一種最真實的地方感。因
此,地方感成了人們對地方一種主觀的情感依附,28是人與地方之間心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Inc., 1980), pp.
10-14.
Jonathan Culler, The Pursuit of Signs: Semiotics, Literature, Deconstruc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50.
靈的交會與對話,也就是人們如何真切地去感受、體驗和內化其生活 環境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們不但「發現環境」,同時也「發現自 己」,從而了解到自己是在地敘事故事中的主人翁。也因此,地方感 被每一個個體視為是感覺價值的中心,而且是一個動人的、有感情附 著的焦點,同時也是一個令人覺得充滿意義的地方。29 科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認為,「地方是一種理解的方法」
(Place as a Way of Understanding),是一種重新認識自我與世界的
方法。30地方是人們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地方既代表一個被 觀看、被研究和被書寫的對象,同時也代表了一種觀看的方式。基本 上,我們可以將「全世界」視為是一組彼此有別的「大地方」,其既 是界定存在事物的舉動(本體論),也是觀看和認識世界的特殊方式 (認識論和形上學)。亦即地方不只是一種討論「自我存有於世界」 (me-being-in-the-world)的認識論形式,同時也是觀察與再現關係演化 (relationship-becoming-of-the-world)的社會暨空間形式。而不同的地 方理論,則引領著不同的人們分別看到了世界的各個不同面向。31 透過地方的在地敘事故事,人們賦予區位座標,俾於標示、錨定 一個地方,進而產生地方感,並以此認識周遭世界。然而,如果區位 不能讓人產生特殊的記憶、想像、情感或認同,那麼就只不過是一個 不具意義的抽象空間。不過,一旦我們把世界看成是各種的地方時, 我們就會發現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依附和聯結。實際上,地方是人類 科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 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4-15。
顏忠賢,《影像地誌學─邁向電影空間的理論建構》(臺北:萬象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1996 年),頁 59。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p. 11.
科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 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頁 28。
存在的經驗事實,也是人類安身立命的憑藉,更是一項繁複的社會建 構(social construct)工程。然而,地方卻又不是固著不變,人們透過日 常的時空慣例,與其他區位進行輻射性的聯結,從而將一個均質單一 的空間,打造成具有獨特性的地方感。因此,地方可以說是認同的創 造性泉源,其替創造性的社會實踐提供了各種可能的條件。32 也就是說,地方是人與外在世界之間具體關係的呈現,係由行動 者所建構而成的,亦即透過反覆不斷的社會實踐所建構而成的。在全 球化浪潮的衝擊下,全球空間已逐漸同質化。與此同時,身處在這些 空間中的人們,頻頻透過在地生活的實踐以抗拒同質化潮流,重新想 像和建構地方,試圖凸顯地方感。因此,在全球空間日漸同質化的當 下,要有效地抗拒空間同質化與連鎖空間的方法,其關鍵就在於人們 必須不斷地與空間進行對話、融合,特別是在面對物換星移的流動性 之挑戰時,更必須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經驗、想像和認同,以創造出特 有的地方感。33如此,才能讓地方成為一個在地真正「屬於人民的地
方」(places for people)。也因此,每個地方都會有自己獨特的「內部 故事」(inside story),而統攝了地方社會情感的完整性,並建構成一個 具有神聖性的或象徵性的空間(the sacred or emblematic of space)。34 依循著地方的在地敘事故事,任何行動主體在日常生活中為實踐 各種機能性活動和有效利用時間,便會發展出一套有意義的「時空慣 例」(time-space routine)和具規律性的「身體芭蕾」(body-ballet),同 時當二者在特定的社會空間中組合交織後,就形成為具有律動特性的 「地方芭蕾」(place-ballet),並形塑出個人的時空經驗、地方感與價值 觀,個人便因此產生存在的內在性,此即是一種地方內部生活節奏的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pp. 29-32.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pp. 29-32.
Chris Jenks, “Watching Your Step: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the Flâneur,” in Chris Jenks ed., Visu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158.
歸屬感。進一步說,「地方芭蕾」的形成是由人們「時空慣例」的共 同滯留點(pause)所交會而成的,從而形成為一種「有意義的滯留點」, 這種「有意義的滯留點」在時間和認知上構成了具體空間,並經由人 際與人地之間的互動,進一步轉換成心理層面的實質空間,這就形成 了社會集體賦予人們依附於所在地的意義和象徵。35
參、建立以地方為本的本土化論述架構
一、全球化的在地回應:地方再結構與本土復振運動
在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世界各地同時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變 化趨勢,一種是為因應全世界性的廣泛競爭而出現的全球同質化,另 一種則是為了維持自身本土文化傳統和特性而刻意強調的在地異質 化。促成全球各地的本土化因素有二:首先,全球化的一大特色就是 資訊網路的全面性擴張,而資訊的全球化卻也讓具有共同文化和語言 背景的社群之間的聯繫、溝通變得更加便捷,這同時也提供了區域性 或弱勢族群一個建構認同的管道。36其次,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地方彼David Seamon, “A Lived Hermetic of People and Place: Phenomenology and Space Syntax (keynote address),” paper presented at Sixth International Space Syntax Symposium (Istanbul: Istanbul Technical University, 2007), pp. iii-1-iii-16, January 28, 2010, <http://www.spacesyntaxistanbul.itu.edu. tr/papers%5Cinvitedpapers%5Cdavid_seamon.pdf>; David Seamon, “A Way of Seeing People and Place: Phenomenology in 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 in Seymour Wapner, Jack Demick, Takiji Yamamoto, & Hiroufmi Minami, ed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
Underlying Assumptions, Research Problems, and Methodologies (New York:
Plenum, 2000), pp. 157-178.
Anthony D. Smith, “Towards a Global Culture?” in Mike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A Theory,
此之間為了提升各自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便格外地強調、建構在 地特色來展現自我的競爭優勢,而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各地為 了爭取高流動性的跨國資本,不同地方之間便以標榜創造在地特色的 方式來進行區隔。37 長期以來,本土化與全球化之間一直存在著一種高度的張力關 係,本土化通常被視為是全球化的對立面,正面的在地文化與在地認 同相對於負面的全球文化,然而,在地性(localities)往往卻又不敵於全 球化的同質化力量。38但本土化與全球化之間那種千絲萬縷、錯綜複 雜的關係卻不是可以用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來解釋的,實際上, 二者之間是一種對位式的辯證發展關係。一種強調在地性在全球化過 程中的角色扮演,便發展成一種「草根式全球化」(grassroots globa-lization),即一種源自於社會底層結構,以庶民的角度介入全球化發展 的模式。這是由於資訊傳媒的發達,促使了「想像力」(imagination)的 平民化,致使資訊得以更深入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中,這不但激發 了民眾對現狀的再反思,同時也引發了其對新的社會生活形式的憧 憬。39 過去,本土化卻總是被視為是一種反動懷舊式的「鄉土想像」 (local imagine),而現代主義所隱含的意識形態亦相當貶抑在地性,而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89), p. 295; David Harvey, “From
Space to Place and Back Again: Reflections on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in Jon Bird, et al.,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7-8.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Mike Featherstone, Scott Lash, & Roland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1995), pp. 29-30.
Arjun Appadurai,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
將本土視為代表落後、農村式的停滯,以及妨礙現代化進展的障礙。40 因此,如果只從單一的全球現代性(Global Modernity)的論述角度來 看,我們將很容易地就把本土視為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從而壓縮了本 土各種可能的發展或抗拒空間。然而,全球化的弔詭性就在於--如果 越是了解全球化的進程,就越會珍惜本土化的他者性和特殊性,而且 更容易發現在地性在全球化時代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基本上,當今的在地性可以被視為是全球經濟再結構化的結果, 但同時也由於各地方彼此之間的過度競爭,從而導致地方空間出現碎 裂(fragmentation)現象。對地方而言,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角色和重要 性日益凸顯,從而使得各國政府開始重新思考新空間關係的再建構。 因此,無論是國家或地方都必須從強化區域性組織及健全制度來面 對、因應全球化發展的需要。這個現象可以從「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的崛起和政治過程的再層域化(the rescaling of political
processes)獲得說明,而一股所謂的「新地方主義」(New Localism)41 熱潮也正在逐漸地興起中。
新 地 方 主 義 根 據 各 種 「 可 能 性 的 條 件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42來遂行「全球本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 strategies),由於每
Arif Dirlik, “The Global in the Local,” in Rob Wilson & Wimal Dissanayake, eds., Global/Loc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Durham: Duck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3.
John Lovering, “Theory Led by Policy? The Inadequacies of the ‘New Regionalism’ in Economic Geography Illustrated from the Case of 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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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ga Leitner & Eric Sheppard, “Transcending Inter-urban Competition: Conceptual Issues and Policy Alternativ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Andrew E. G. Jonas & David Wilson, eds., The Urban Growth Machine:
一個地方的發展條件和可能性都有所不同,因此,每個地方都必須透 過各種在地的文化、經濟和政治等關係網絡資源來達成其所須執行的 推動機制,俾於強化地方本身的各種可能條件,而這些條件攸關著往 後地方推動策略的成功與否。也因此,強調地方再結構化、再組織化 的策略已成了地方對全球化最具體的在地回應方式,同時也是當前推 動地方發展的戰略主軸。 然而,在全球化的地方再結構過程(process of restructuring)中, 卻普遍發生了一種「去地方化」(delocalized)的危機。亦即由於在全球 本土化(Glocalization)過程中涉及到不同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 因而不斷地發生地方發展權的爭奪與協商等問題,從而直接影響到在 地的發展進程,而究竟是「誰的」地方發展?這個爭議往往困擾著在 地的實際發展。 至於在地的本土化論述乃是相對於全球化論述,是對當代全球化 理論與西方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一種抵禦性具體回應方式。實際上, 長期來全球化即挾其莫可阻遏的流動現代性力量席捲全球,並逐步侵 蝕世界各地本土特殊文化及其獨特的空間情境。由於全球資本主義的 不斷擴張,因而迫使所有的在地者必須面對此一挑戰,並從在地的本 土化語境中進行反思與回應,亦即從過去全球面向的抽象思考,翻轉 為在地向度的具體實踐,從而確立一種以「本土化」發展為導向的價 值準則。 關於地方對全球化的回應,最主要體現在本土主體精神的再現。 由於全球化所涉及的範圍不僅涵蓋全世界龐雜的庶務體系,以及價值 觀念的重建,同時還包含了再現本土主體性的訴求。因此,在全球化 進程中,如果將整個世界當作是一個整體的話(The world as a whole
could),那麼其本身就是一種「單一系統」(singular system)的在地性 或單一的空間,整個空間是趨向同質化來發展的,所以在後現代命題
下的文化變遷,往往會導引世人如何從全球對立的在地面向來進行逆 向思考。43而在以全球為一體化的發展趨勢中,能勝出者往往不是面目 模糊的全球化同質現象,反而是能夠掌握自身獨特定位,發展出自我 風格的本土化異質風貌。因此,本土化的整體發展進程可謂是對全球 化的一種深層回應。 全球化與本土化其實只是一種相對的概念。特別是全球化的科技 發展進程,已使得人類之間的互動與接觸,逐漸地跨越了地理空間的 距離;但相對地,在地的本土化卻讓人們從在地共同體集體意識的心 靈地圖上,再度地找到了臨近親密的接觸感。因為在地的本土文化通 常被視為是特殊的,也是小眾文化、具地域性,而讓在地者產生一股 強烈的歸屬感。44當今,一股強調在地價值認同的本土化復振運動,正 在全球各地迅速地蔓延。
二、地方想像的旋轉策略:全球本土化的過程─在地轉變與
在地性的生成
「全球本土化」同時隱含了同質化與特殊化的雙重意涵,一方面 是全球化改變了在地本土文化的內涵;另一方面則是在全球化的影響 之下,促使在地本土文化進行新的反思、採取新的策略行動,以及建 構新的詮釋內涵。易言之,在全球化語境下的本土化進程,不但未完 全趨同於全球的普遍性,而且還更加地凸顯出在地本土文化的主體性 和地方特色。基本上,全球本土化源自於全球化浪潮對世界各地的全 面衝擊與刺激,從而導致在地本土文化與在地認同的覺醒,其主要是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p. 49-60.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pp.
32-48;吳進喜,〈全球化與在地化〉,《教育部地理科學中心》,2009 年
10月 9 日,<http://gis.tcgs.tc.edu.tw/research/advenceed/12.%20Globalization
為了抗拒全球化的普遍同化主義,以及避免在地本土文化產生「失根 效應」。 在全球化語境的流動時空中,地方為了因應各種來自外部的強力 衝擊與挑戰,通常會採取一種「地方想像」(local imagination)的旋轉 策略(rotation strategy),即在全球本土化的過程中形成「在地同化」 (locally assimilated)。45至於地方想像如何進行旋轉與重組,並進一 步與其他地方進行聯結?那就是厲行「全球本土化」發展路線。而所 謂的「全球本土化」是指在普世價值、全球視野下,地方更能彰顯其 自身的特色,與此同時,地方也必須具備全球高度的戰略思維。 全球與在地之間的相互滲透、辯證被視為是全球社會發展與全球 文化變遷的重要特徵,因而全球本土化兼具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雙向 聯結關係。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即指出,全球化是一個相對自主 的過程,其核心動力包括「普遍主義的特殊化」(the Particularization
of Universalism)與「特殊主義的普遍化」(the Universalization of
Particularism)。此一雙重過程,前者被界定為普遍性問題的全球具體 化,至於特殊主義的普遍化則是指對於特殊事物的追尋,以及對於日 趨細緻的認同展現方式的尋求具有全球的普遍性。46 在「特殊主義的普遍化」與「普遍主義的特殊化」的對位式辯證 發展進程中,無論任何地域性的思維或行為模式將不再僅僅只是某個 特定地方的特有產物,而是都有機會發展成為全球趨勢的無限可能 性。因此,一旦在地的事物或觀念能夠形成為全球性的事物或觀念 時,其便取得某種普遍性的發展契機,只是當這種普遍性再被引進到
Philip Cooke & Peter Wells, “Globalization and Its Management in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 in Philip Cooke, et al., eds., Towards Global
Localization: The Comput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in Britain and France (London: UCL Press, 1992), pp. 75-76.
其他的地方時,又將與當地的地方特色相融合,而構成為當地在地文 化的一部分。 實際上,同質化與異質化共存的現象,在全球本土化的進程中格 外地明顯,充分反映了全球與在地之間千絲萬縷、錯綜複雜的交織關 係。也因此,在全球化的脈絡中,地域性的思想或行為模式之發展, 經常兼具了全球與在地的多重特色,而所謂的「在地轉變」(local trans-formation)便構成了全球化進程中格外重要的一環。47因而,全球本土 化並不是要消滅在地的特色風格,而是以雜揉在地特色的方式進行鑲 嵌。基本上,全球化的進程是以各種多樣的本土化形式來展現的,而 本土化的運作則蘊含著全球化的作用,二者形成為一種對位式的辯證 發展關係,最終目標則在建構一種「具全球思維的在地內涵」(Local
content with Global thinking)。
更進一步說,全球與地方乃處於一種「互為條件的過程」(the
pro-cess of reciprocal conditioning),48特別是在「在地轉變」的過程 中,在地條件(local conditions)是全球化與本土化進行媒合與相互作 用的重要中介平臺。而所謂的在地條件係指一個社會實體內部獨特的 各種社會安排,其可能是無形的自主意識和深層的文化內涵,也可能 是有形的制度結構。 基本上,當前文化全球化所關注的焦點已不再局限於文化同質化 的問題,相關研究重點已逐漸轉移至全球文化流動中的本土化過程, 亦即不同的社會群體如何在既有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價值被全球「流動 空間」所穿刺的同時,還能夠重構一個具有意義,且相對於其他地方 或社群的社會空間。然而,無論在何處,這種將全球流動予以本土化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0), p. 64.
David Sibley,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Socie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的過程都包含了一種對全球文化各種不同形式的抵抗、移植、採借和 挪用,而這個過程也是一種文化的混合、雜揉或交融(creolization)的過 程。49 另外,再就「在地性的生成」(production of locality)而言,如果 從根源(roots)的角度來看,在在地本土文化的根之形成過程中,其實已 經布滿在各種曲折流動的跨文化路徑(routes)上,傳統的觀點往往將根 源視為與土地認同相聯結,而路徑則意謂著對空間的開展,代表流動 與開放,然而二者之間所呈現的是一種相互辯證的關係,亦即文化不 僅涵蓋了文化流動軌跡的路徑(travelling-in-dwelling),同時也在流動 中保存著文化的原質(dwelling-in-travelling)。50實際上,在本土文化 的再建構過程中,均須經歷文化的著根(rooting)與移轉(routing)。也因 此,本土文化並不是封閉、凝固不動、具有固定疆界、自成一體的象 徵體系,而是一種疆界不斷變化調整的過程。51 然而,當代非西方國家在挪用西方文化時卻極容易產生一種集體 的文化焦慮症,隨之而來的是「落後的時間感」(belatedness),從而形 成為一種「創傷現代性」(Traumatic Modernity),52特別是在文化交
流過程中,文化差異被轉化成文化位階的差序,而造成了文化創傷(cul-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336; Ulf Hannerz, “Scenarios for Peripheral Cultures,” in Anthony D.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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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nesota Press, 1997), pp. 107-128.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0.
John Tomlins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Oxford: Polity, 1999), p. 90.
張小紅,〈現代性的小腳:文化易界與日常生活踐履〉,發表於「文化場域 與教育視界─晚清~四十年代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2002 年
tural trauma)。53但相反地,當西方國家在挪用非西方文化時卻沒有 「落後的時間感」的問題。因此,在地性的生成過程必須超越線性時 間觀中「落後」的論述框架,亦即在文化流之中,文化的根如何透過 「路徑」予以建立,而在「路徑」的迴路上又如何落地生成具有在地 特性的文化根,從而使得所有的在地本土文化都具有其本土性、原創 性與獨特性的魅力。與此同時,地方的本土化論述策略必須具有「後 殖民性」(post-coloniality),此策略旨在打破本土文化與全球文化的同
質性,俾於建立文化的差異性(difference)、開創文化的新意性(new-ness),並透過新的思慮(the sense of the new)來塑造本土文化的特 質。54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地方如何重構自我的文化認同與社會空間? 在地社群又該如何對流動、多重且異質的全球文化作出回應?如果在 地者能夠適度地挪用並轉化全球文化來建構在地新的文化認同,以及 重新界定自身的社會空間,亦即其可以在全球化的語境下,藉由重新 定義、重新發現、重新肯定自我的本土文化,並重劃社會生活領域, 這方能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對位式辯證發展過程中順利完成「在地轉 變」。此外,在全球本土化的發展過程中,必須透過在地歷史的再 現,以及對在地遺產(local heritage)的保護,以重建在地者的多元地方 感,並尋找整個在地社群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與社會網絡。也就是 說,在地現實社會經驗在文化上的再現,可以反映常民文化(civic cul-ture)與在地歷史的鄉土主義,從而有助於在地性的著根生成。 邱貴芬,〈「在地性」的生成:從台灣現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 證〉,《中外文學》,第 34 卷第 10 期,2006 年 3 月,頁 136。
三、從離地越界到落地的歷史反思─以地方為本的在地發展
策略
基本上,非西方國家在設定國家總體發展目標時極易陷入全球化 論述的發展迷思中,而一味地視追求全球化為推動國家發展的不二法 門,以致於長期忽略在地的發展策略。然而,在地的本土文化其實也 不是先驗的存在(transcendental being),更不必然是國家機器控制下 的統一文化組成,而是實存於每個社會之中,是每個社會裡的成員們 藉以表達其想法、表現其創造性,以及與其他不同文化體系的他者進 行對話、互動的最重要符號資源。 在當今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無論是跨國移民與人力流動,或身 分的「離散」(diaspora)55和文化的雜揉都已形成了一種「全球越界運 動」的現象,亦即一種「越界的創新」(transgressive invention)已導 致了全球文化疆域的重構。在這種全球化流行的「離地」(off-ground) 和「越界」(transgressions)的主流論述中,離散成了解消疆域和界線 的核心概念,這種概念並進一步地拆解了「真實」(authenticity)與「來 源」(origin)的權威性,呼應了「跨國」(transnational)和「旅行」(trav-elling)等概念,而成為當前文化論述的主流思潮,只不過這種離地的論 述已將文化給抽象化了,其雖試圖超越政治的藩籬,但結果卻又架空 了真實的物質網絡。56 而且,由於過度標榜「越界表演」(transgressive performance), 試圖消弭疆界、取消界線、去除疆域的作法,反而忽略了另一個更重 要的識別概念,那就是「邊界的穿透,是不同於邊界的取消」(porosity 離散這個古老而又複雜的詞彙,源自於希臘字根 diasperien,其意義為「在 各地播散種子」,dia 意指跨越,而 sperien 則是指「散播種子」,後來才衍 生為人口散播之意。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9, No. 3, August 1994, pp. 302-338.
of boundaries is not the same as the abolition of boundaries),57 亦即邊界的穿透之於邊界的取消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此外,由於離 地的邏輯思維支撐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運作,並進一步為跨國公司消 弭了疆界的障礙,58因而總是有意或無意地漠視各個地方的「差異」, 進而造成了同質化的抽象傾向。 翁愛華(Aihwa Ong)即認為,全球與本土的二元論述無法有效處理 全球化年代裡不斷逾越空間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過程,有愈來愈 多的人持有多本護照,而經常地橫跨、穿梭於世界各個不同的地方之 間,因此我們需要具備一種對公民身分更具彈性的靈活認知。她以 「跨國性」(transnationality)的概念來討論離散情境的思考模式,「跨」 (trans)意指對空間或區域的穿越,同時也改變了某物的本性;而跨國性 則暗指國家與資本的新關係,同時也隱喻當代行為與想像的交錯(trans-versal)、交易(transactional)、互譯(translational)與越界(transgressive) 等面向,而這些行為與想像的特質則被變動中的國家與資本主義邏輯 所激發、促成與規範。59就此而言,跨國性表示文化的互聯性,以及跨 越時空的移動特徵。 在這個超現實資訊網路發達、人口大量流動的全球化新紀元,離 散別具時代新意,因為它的離地越界訴求擴大了「圈內人」(insider)的 定義,讓原本的「非在地者」也能以圈內人的位置和身分在全球化的 範疇內越界挪用「文化異質」的籌碼。然而,離散與在地之間不斷的
Arif Dirlik, “Placed-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Roxann Prazniak & Arif Dirlik, eds.,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p. 22.
Arif Dirlik, “Placed-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p. 29.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
對話、衝突和協調,卻也讓二者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地糾葛不清。透 過離散的經驗,漂泊成為另外一種文化身分。一如魯西迪(Salman
Rus-hdie)所說的「想像中的祖國」(imaginary homelands),藉由新家所產 生的一些矛盾而又複雜的經驗,以及一種既是屬於新家園但卻又是無 法完全被接納的特殊感覺,因而產生了時間、社群意識彼此間「省略 切分」(syncopated)的新思維。從而在一種「遊牧空間」(nomadism)中 形成「新族群」(new ethnicity),甚至建構「遠距民族主義」(long-distance nationalism),並藉此對祖國維持著一種另類的政治文化和 「遠距歸屬感」。60 關於在離散架構的論述方面,離散雖然產生了一種能夠橫跨國境 的接連,並且開拓新的空間(new spaces)或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s),
但在某種程度上卻也意味著斷裂、「喪失歸屬」(terminal loss),61以 及文化的再現。只不過,這種「部分接連」(partial linkage)的論述, 通常忽略了各種具體情境中,在轉變上所可能遭遇的種種困境,特別 是「移民子女」(children of immigration)的新世代認同問題、62移居 異地的社會不安全感(social insecurities)、「新家」在道德上的衝突和 矛盾(moral ambivalences),以及移民女性被父權體制控制(patriarchal control)過度的種種緊張關係等,而最令離散者困惑的是「我可以成為 你們家中的一分子嗎?」(Could I be a part of your family?)。63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London: Granta Books, 1992), p.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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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a Suárez-Orozco & Marcelo M. Suárez-Orozco, Childre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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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果從現代性的不協調流動的觀點來看,離散卻是「一種 遊牧式的(nomadic)轉折,而其中所有特定的歷史時刻也都成了被具體 化的變數,並被散佈及重新聚集成一種新的發生過程(becoming)」64, 甚至形成一種「全球的遊牧」(Global Nomads)狀態。克里福(James Clifford)即指出,離散是一種情狀,當中流動的處理形成一種與家的部 分聯繫,也就是一種既遙遠但卻又親近的關係。離散意識與時間、地 點相互糾纏、橫切,並在個別的社群與時間之中,不斷地進行不同節 奏的重新調整與運作。至於離散的身分,則是通過改造和差異不斷生 產與再生產,以更新自身的身分。65 實際上,我們可以進一步將離散概括為四個面向:首先是「錯 位」(displacement),即地方已不再是一個單一的、連續性的存在;其 次是「斷層」(dislocation),即不同世代的移民對原鄉的想像已經產生 了巨大的認同落差,因而導致在文化心理上產生深層的失落感;第三 是「差異」(difference),即不管是多族裔、性別、性認同或種族的論 述,往往都標舉著文化上的差異;最後是「斷裂」(disjuncture),即一 種流離漂泊的流動視野,對於以往單一、具有主軸的文化認同,產生 了既非此亦非彼的矛盾斷裂。66 然而,圈內人和「落地」(to be grounded)的歷史經驗畢竟是密不 可分的。但是,將地方安置在空間之下的空間論述,卻取消、否定了 界線(boundedness),從而架空了地方的實質內涵,且無視於地方可能 Belongings: Cultural Paradoxes of “Race,” Nation and Gend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62-70.
Elizabeth Mavroudi, “Diaspora as Process: (De)Constructing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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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pp. 302-338.
Gabriel(Gabi) Sheffer,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Transnationalism and Ethnonational Diasporism, Vol. 15, No. 1, Spring
產生的特色,67甚至忽略了「以地方為本」(placed-based)的在地精神。 實際上,「以地方為本」的理念迥異於「以地方為限」(place-bound) 的觀點,二者實不可混為一談,因為「以地方為本」的主張除了堅持 以地方為基礎來作為思考和實踐的起點外,實際上並不排除和地方之 外的任何他地進行互動。68其特別強調從基層庶民日常生活的具體實踐 中出發,以建立一種由下而上的「在地意識」(local consciousness), 而不是離散式論述中那種由上而下的操作形態。69 「以地方為本」的理論不但反思了當代全球化進程中「疆界」概 念的重要性,進一步重建了「疆界」的概念,並將其重新納入空間的 範疇來加以思考,從而使得「在地意識」與「疆界意識」得以再次進 行聯結,同時也重拾了「地方」的概念和價值,傳達了一種本土的文 化立場,翻轉了「本土」、「在地」或「落地」等概念在全球化流行 文化論述中長期被視為保守、落後、狹隘、懷舊及故步自封的負面形 象,俾於建立地方的在地認同,並得以在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 重新為地方進行自我定位,避免地方再度落入「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或「他者化」的論述困境中,從而得以建構一種全球化 時代的另類生活想像,終極目標則在確立地方的主體性和自主性,以 擺脫在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依賴性邊陲地位。 總之,「以地方為本」的發展策略就是要跳脫過去傳統標榜「地 方美學」(the aesthetics of place)所可能造成的發展困境,亦即在全
Arif Dirlik, “Placed-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pp. 21-22.
Arif Dirlik & Roxann Prazniak, “Introduc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Roxann Prazniak & Arif Dirlik, eds.,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p. 11.
Arif Dirlik, “Placed-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pp. 22-23.
球資本主義化的時代裡,全球各地方與地方彼此之間競奪激烈,同時 為了爭取有限的資金,各地方無不卯足全力地創造、發展地方特色, 但這種所謂的地方特色往往只是訴諸在地傳統影像的再製,而被納為 資本主義消費機制的一環,至於所謂的在地異質文化也只是資本主義 結構中的一種商品形式而已,最後都變成一種了無新意的庸俗「地方 美學」。70而「以地方為本」的發展策略精神,就是要超越資本主義的 線性發展史觀,強調以「非發展」為中心的思維來探討如何保存地方 文化特色,從而在全球化語境中建立地方的在地「文化異質性」,聯 結在地傳統文化要素來創造或保存地方特色。易言之,地方異質文化 的價值不在於其能成為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一個商品,而在於它能提供 一種有別於現代性同質化的另類在地文化生活想像。
肆、形構彩虹文化的論述形式
一、全球文化多樣性下的多元普遍主義:文化同質化與異質
化的相互拼貼
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的風貌形象,長期以來一直是人類 歷史上的普遍現象。不過,在當代的全球化進程中,人類生活中的各 個領域正逐漸地形成為一個更緊密、更無差異性的整體,而世界各地 的特殊文化也在全球範疇內持續深入地交流互動,致使各種在地本土 文化的差異性正在全面、快速地消失中,而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同則越 來越有超越本土化的趨勢。因此,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 也意味著一種超越國界、超越制度和超越意識形態的全球價值和全球 倫理的興起,最終甚至可能走向一種「全球文化共同體」的新局面。 有鑑於全球化可能對文化多樣性帶來破壞性的衝擊,2001 年 11 月 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三十一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世界文化多樣性宣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言》(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該 宣言指出,「文化多樣性─人類的共同遺產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 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這種多樣性的具體表現是構成人類 的各群體和各社會特性所具有的獨特性和多樣性。文化多樣性是交 流、革新和創造的泉源,對人類而言,一如生物多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對維持生態平衡那樣地不可或缺。就此意義而言,文化的多樣 性是人類共同的遺產,應當從當代人和後代子孫的利益考慮而予以承 認和肯定」。71 然而,在這個全球化與文化多元主義同時並存的全球本土化時 代,價值觀是否具有普世主義的意涵?還是價值觀只能多元地並存或 發生衝突?也就是說,適用於全球化時代的究竟是價值普遍主義(Value
Universalism)?抑或是價值相對主義(Value Relativism)?還是價值特 殊主義(Value Particularism)?貝克(Ulrich Beck)曾就此提出一種「脈 絡關係的普遍主義」,亦即任何的個人或文明體系,均認為其本身的 價值觀是普遍有效的,因此,世界上是同時存在著多種形式的普遍主 義,而各種普遍主義之間不應該相互干涉或互不理會,而是必須展開 彼此間的對話。72 實際上,在地本土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和他者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 與融合。至今,世界上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個所謂已經「全球 化」了的文化單一價值體系。因為世界文化是由具有各自鮮明特色的 各種在地本土文化所匯聚而成,因此世界上也從未存在過一種能超越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at Its Thirty-first Session, “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November 2, 2001, <http://www.minorityrights.org/759/international-instruments/unesco-universal-declaration-on-cultural-diversity.html>.
伍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Was Ist Glob-alisierung?)(臺北: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114-117。
於各在地本土文化之上的統一形式的「世界文化」。事實上,在人類 各個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中,世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資產都已先後 地、陸陸續續地成為全人類社會的公共財產,而任何世界性的文化共 性,也都只能存在於各本土文化的民族個性之中。 關於當代文化全球化的實踐與論述,我們可將其置放在全球化現 代性擴散的脈絡中來加以檢視、討論。湯林森(John Tomlinson)表示, 全球化的核心在文化層面,即「全球化處於現代文化的核心,而文化 實踐(cultural practice)則處於全球化的核心」。73基本上,全球文化 多樣性可以為世界各地帶來更多異質的、多樣的文化元素,並可提供 一種「文化去鑲嵌」(cultural disembedding)或「去疆域化」的超越式 文化經驗。在此,去疆域化的文化經驗擴大了在地者日常生活經驗的 相關視野(horizon),而跨國界的新傳播科技則帶來不同於在地文化(lo-cal culture)視野的新觀點選擇。74 文化全球化通常被視為是一種漩渦似的、混雜權力的各種強勁文 化流(Cultural Flows)對於文化主體交匯衝擊的過程,但問題的關鍵在 於文化雜揉化之後的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之確立,以及文化主 體性之重建。基本上,文化透過「全球化」到「在地性」的聯結(con-nection),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文化在當地進行複製、挪用、拼貼、重 組後的不同風貌。但實際上,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同質化與文化異質化 的相互剪裁拼貼,以及相互剪裁拼貼的明暗面,這也標示著在文化全 球化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因而,文化認同也將是持續進行且是流動 的,而不是恆常不變的,其無時無刻無不受到外部文化的衝擊與影 響,而持續不斷地流變著。 當今文化全球化的最主要特色之一是「文化民主化」(cultural
democratization),而帶來了曼漢(Karl Mannheim)所謂的「文化去距
John Tomlins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p. 1.
離化」(de-distantiation of culture)現象,從而使得高、低文化之間的 差異相互浸蝕。75全球化確實為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衝擊,特別 是文化的同質化趨勢正威脅著多元共存的文化傳統。與此同時,在面 對現代西方文化霸權的侵蝕時,非西方的本土文化若無法有效進行調 適、因應,則極可能將因此而完全被同化、整併,最後消失殆盡。因 此,左翼學者乃側重於全球化對在地本土文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分 析,竭力揭露「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是如何地繼續 壓制在地本土文化的差異性和自主性,甚至宰制了個別文化的想像空 間。 至於未來的人類社會需要建構一個什麼樣貌的全球文化體系呢? 過去,「多元文化」論述者多強調地方的主體性,主張差異性和包容 性。然而,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最後往往卻可能變成了一 個收編弱勢文化,並且讓他們消音的工具。從而忽略了文化多樣性和 文化差異性(cultural difference)的價值意義,甚至導致弱勢文化喪失 其獨特性與自主性,而僅具一息尚存的邊緣附屬性,最後變成了主流 文化體系的妝點。也因此,多元文化究竟是要走向「沙拉吧」(salad
bowl)的形式?還是「大熔爐」(melting pot)的形式呢?至今仍頗具爭 議。
二、全球文化體系的不對稱互賴關係:後殖民視野的文化抵
抗
文化屬性在整個全球化的複合式聯結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 色,特別是在關於全球化語境中的符號化問題上,尤其明顯。瓦特 (Malcolm Waters)認為,全球化過程的基本形式為「物質交換地方化、 政治交換國際化、象徵交換全球化」(material exchanges localize,Bryan S. Turner, “Postmodern Culture/Modern Citizens,” in Bart Van Steenbergen, ed., The Condition of Citizenship (London: Sage, 1994), pp. 160-161.
political exchanges internationalize, and symbolic exchanges globalize)。基本上,人類社會的全球化端視文化關係(cultural relation) 相對於經濟與政治安排的有效性程度。如果經濟和政治被「文化化」 (culturalized),亦即其間的交換是在象徵層次上來完成,那麼經濟和政 治勢必也會隨之全球化。而且,文化領域的全球化程度,往往比其他 任何領域都要來得高,因為象徵符號交換的特性就在於其極易穿越地 理疆界的藩籬,況且一切流動在相當程度上也都必須先轉換為符號形 式。76 如果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雖然全球化被視為是各民族文化和地域 文化在相互交流過程中,超越在地本土文化的狹隘性,而逐步達到文 化認同和價值認同的過程。但是,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或甚至是對立, 卻經常刺激人們產生新的靈感和創意,從而推進了文化的創新和變 革。因此,缺了差異,就會少了創新、少了競爭,甚至因而阻礙了文 化的發展與進步。所以,文化全球化所強調的是實踐意涵的日常生活 取向,即透過不同區域之間在文化上的互賴、仲介、挪移、整合,從 而將本土文化與異質文化結合成一種新的共同體,是以完成文化移轉 (transculturation),邁向另一個更具文化整體意識的全球文化體系。 然而,文化全球化是否也會導致一種全面性的、普遍化的「文化 標準」(cultural standardization)?實際上,文化特質會衍生出「文化 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或「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現象, 但仍無法像其他消費性產品一般,可以藉由標準化、一致化的機制來 達到經濟規模效益。基本上,世界各文化體系之間長期來即存在著一 種「不對稱互賴」(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的不平等關係,全
球文化體系所呈現的是不均衡的互賴及不對稱文化的相互滲透。77但不
Malcolm Waters,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 9-10. Joseph D. Straubhaar, “Beyond Media Imperialism: Assy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and Cultural Proximit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