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諍本指臣下以言語或行動規勸君王，故《荀子‧臣道》以「大臣父兄，有 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死，
謂之爭。」主要針對君王言行而發，後世則又擴展至王夫之《讀通鑑論》「大臣 不道，誤國妨賢，導主賊民，而君偏任之，則直糾之無隱」的百官監察彈劾職能
50 參見﹝五代﹞劉煦：《舊唐書．杜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147。
51 參見繆鉞：《杜牧年譜》，《杜牧集‧附錄三》（長沙：岳麓書社，2001﹚，頁 354－355。
52 詳可參傅紹良：《唐代諫議制度與文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93-97。
53 參見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333－335；又簡宗梧《賦與駢文》
﹙臺北：台灣書店，1998﹚亦謂「〈阿房宮賦〉最後的說理，開宋代說理文賦之先河。」
54 參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公薦》（臺北: 三民書局, 2005），卷 6。文中吳武陵力薦杜牧 之作謂：「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舉，
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
必恐未暇博覽。」
55，由是觀之，古代士人源自於任重道遠的政治觀照與承擔，針砭君臣過失與時 弊，誠為作者諫諍的主要精神旨趣，而且往往未必藉由以諫為名的諫書或奏疏，
例如屈原〈離騷〉的諷諫精神即為典範，並且深遠影響後代辭賦家創作時的諷諭 職志及其重要意蘊。56
由上述古代諫諍的名義觀之，諫諍的主要對象是君王，主要的目的是安定君 國；易言之，若出現攸關軍國大事或危及君國治平的言行人事之際，尤其是以牽 一髮而動全身的君國危機者，例如權臣或軍事將領一類對象，杜牧固然時以謙抑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態度自責自咎，然而同時卻又秉持以「無位而言」的 諫諍意識，甚至儼然以諫臣姿態上書力諫，從而強烈映現杜牧念茲在茲，服膺勿 失的諫諍意識。其中例證則是杜牧多次上書當代宰相權臣李德裕的文章，即往往 直似一篇篇上達天聽的諫書，例如〈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上李太尉論江賊 書〉皆為其例，故其文書中亦每每揭明宰相李德裕為宰輔，代君決策，身繫天下 的重要地位，例如：
伏睹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兯。雖罇俎之謀，算畫已定，
而賤末之士，蒭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57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當軸處中，未及五年，一齊四海，德振法束，貪廉懦 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匪其任，十人佐周，校於太尉，未可為比。58 其中〈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為杜牧在黃州刺史任時所上宰相李德裕書，主要 論述平定劉稹等澤、潞兩州軍事之策略，其中即指陳「今者上黨之叛，與淮西不 同。」的史鑒論述，從而重新提出「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的不同 軍事策略觀照，並藉由北朝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事，並引當時吏部宇文 弼的軍事諫言，「初始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
的歷史諫諍典故，揭明「以古為證，得之者多。」從題旨於「伏聞聖主全以兵事 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59的諫諍情懷；
此外，杜牧另一篇黃州任上〈上李太尉論江賊書〉主要諫言緣起，旨趣即在「伏 以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賊耳。」文中論析此事涉及軍國大計，
蓋「今西北邊，禦未來之寇，備向化之戎，長傾東南物產，供百萬口。」60何況 江賊橫行，群盜如麻，故「長江五千里，來往百萬人，日殺不辜，水滿冤骨，至 於嬰稚，曾不肯留。」然歷史上商湯「以童子無知而殺之，王者不捨其罪。」故
55 上引有關古代諫諍的要旨說明，參見王啟才：《漢代奏議的文學意蘊與文化精神》，頁 95。
56 參見傅紹良：《唐代諫議制度與文人》，頁 50－52
57 ﹝唐﹞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吳在慶校注：《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8﹚，卷 11，頁 817。
58 ﹝唐﹞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同上），卷 11，頁 826。
59（同上），頁 826。
60（同上），頁 828。
杜牧以為「三害盡去，三利必滋，窮根尋源，在劫賊耳。」然而，「故江西觀察 使裴誼，召得賊帥陳璠，署以軍中職名，委以江湖之任。」以至於形成日後「陳 璠每出彭螽湖口，領徒東下，商舩百數，隨璠行止，璠去之後，惘然相弔。」的 場景，杜牧深不謂然，乃高揭「安有清朝盛時，太尉在位，反使萬里行旅依一陳 璠。」的疑惑與異議，從而擬設諫臣意識之姿，建請修訂相關法規：
某詳觀格律敕條百二十卷，其間制置無不該備，至於微細，亦或再三，唯 有江寇，未嘗言及。今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奉貢走職，罔不如法，言其 功德，皆歸太尉。敢率愚衷，上干明慮。61
杜牧上呈宰相李德裕的這些文書，顯然主要具體對象並非國君，若就嚴格正名的 意義而言，固然不宜稱為君臣之間的正式諫書，但自其創作精神而言，實際與傳 統諫書旨趣頗為相契，因此基本上應可視之為諫書之擬作，而且其中最值得留意 者，乃為如此顯著展現諫諍意識的書寫特色，更為集中體現在上呈當代宰相及權 臣名將的文書中，形成一種以上書為名，以諫諍為實的另類諫書型態。
杜牧特殊的諫諍型態，或許一方面源於作者書寫之時往往自嘲「無位而言」
的客觀背景因素；另一方面應可解讀為杜牧洞鑒政治場域君臣權力結構之樞機關 鍵，於是化身為具諫諍策略中權變機制的一環，正如其所注《孫武》兵法中重視
「形勢虛實」的論述要旨：
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 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 覽。62
而令人玩味者杜牧所注《孫武》兵法十三篇，亦巧妙成為他上書宣宗朝宰相周墀，
聲討當代廟堂士臣「不能知兵」的重要諫諍素材及其策略依據：
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 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安有謀 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〆「我儒者也，不能 知兵。」不知儒者竟可兵也，竟不可知兵乎〇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 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 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
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63
61 ﹝唐﹞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吳在慶校注：《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卷 11，頁 829。
62 ﹝唐﹞杜牧〈上周相公書〉，（同上），卷 12，頁 844。
63 （同上），頁 843－844。
按此文所論既關涉當代文治武韜之軍國大計，而作者當時甫返京任職司勳員外郎、
史館修撰。64按此文的寫作對象既為當時宰相，而文中「廟堂之上」、「謀人之國」
者，實以宰相為首，而「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者，固 自不外宰相之輩，甚至攸關君王任相之得失。由此觀之，杜牧此篇〈上周相公書〉
的諫諍對象顯然主要指涉君王與宰相，然則質實而言，此文儼然與諫書並無殊異。
而杜牧不僅重視諫臣職能，致有「出入諫官、御史，助天子為治」之治道觀照65， 並且每每於上呈當代宰相及權臣名將的文書中，體現濃烈的諫諍意識，進而形塑 獨特另類的諫書書寫型態及其諫臣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