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家與諍臣--唐代辭賦諷諭與諍臣意識之合流及其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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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賦家與諍臣--唐代辭賦諷諭與諍臣意識之合流及其演變(第2年)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計畫編號： MOST 102-2410-H-004-200-MY2 執行期間： 103年08月01日至104年10月31日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計畫主持人：許東海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級-專任助理人員：許行喆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林哲緯講師級-兼任助理人員：陳守璽報告附件：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處理方式： 1.公開資訊：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2.「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3.「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否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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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唐代重視體現諷諭精神的賦家，不僅攸關唐代重要帝國太宗所奠定的重要諫諍政治及其文化風氣，並且隨著唐代賦家與其實際仕宦履歷中，相關諫官或諍臣等職能及意識的差異，往往也展現出互見異同的辭賦諷諭旨趣及其多元的作品風貌，其中並非僅是唐代賦家諷諭傳統精神的回歸與重現這一表層現象本身，而是更著重聚焦於唐代賦家的諷諭書寫與唐代政治史上的諫諍傳統及其文化風氣的相關性與互涉性，從而具體藉由唐代賦家在唐代濃厚諫諍之風的濡染風靡之下，並結合個人實際的諫官履歷或是諍臣意識，或是以諫官諍臣為平生職志，卻仕途失意的賦家，如何透過辭賦書寫及其諷諭旨趣，豐富而多元地映現投射其心靈世界中深刻的諍臣意識及其仕宦職志，從而深入唐賦諷諭世界中較為學界過往忽略的另一重要關鍵元素，並進一步呈顯唐代賦家諷諭書寫與其本身諫官履歷或諍臣意識間的內在連繫及精神呼應。例如唐玄宗與賦家的獻賦諫諍與諷諭及惟其中經典範例~: 先秦兩漢以來，辭賦諷諭精神逐漸朗現在政治舞台之上，尤其當賦家意圖與天子侯王展開對話之際，往往藉由獻賦這一文學傳播形態，表述作者源自文化深層的士人使命感，於是辭賦往往又成為另一種「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變創媒介，所謂「曲終奏雅」的漢賦書寫程式也水到渠成變身為賦家展現諷諭宗旨的關鍵橋段，然而從創作者的心理層次而言，如是經常源自儒者淑世報國之心的賦家諷諭,有時又常因為賦家角色或職能的自我認知，往往最終淪為妝扮綴飾的形式意義，甚至一不小心翻轉為「欲勸反諷」的期待落差，漢賦代表作家揚雄晚期以司馬相如〈大人賦〉為例，展開「壯夫不為」的辭賦論述，適正凸顯辭賦諷諭功能的隱微不彰，相形之下部分賦家及其作品對於諷諭意圖的強化或朗現，甚至淡化原有較為曲折隱微的表述口吻，或許適足以多少彌補揚雄所指陳的辭賦諷諭不足或蕩然無存的遺憾，這些作品或者針對性較強，或者在標題上強調其諷諫色彩，例如司馬相如〈哀秦二世賦〉；揚雄〈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班固〈兩都賦〉等皆頗能藉獻賦論述治道得失。魏晉六朝由於世局與文學風潮世變，作賦諷諭的風氣日見式微，為迄至李唐開國，因唐太宗及其群臣有鑒於隋亡唐興的歷史殷鑑，重視君臣諫諍與社稷興亡的深切相繫，於是諫諍言路遂成為唐代政治文化重要的歷史傳統，其中太宗奠基於前，玄宗承傳於後，締建唐代的盛世諫諍文化傳統，因此呂向〈美人賦〉遂因緣際會成為玄宗開元盛世以賦代諫的經典示現，就辭賦諷諫的傳統文類職能而言，〈美人賦〉既是一篇諷諫色彩強烈的賦篇，賦末的「曲終奏雅」部分，與一般的諫書口吻近似，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為廢立太子的諫諍內容適可資以參酌；至於從呂向的仕宦經歷及其精神理念觀看，儼然也是一位剛直敢諫的諍臣，因此審視獻奏〈美人賦〉諷諫唐玄宗「花鳥使」的紀事本末，並連結先秦兩漢攸關〈美人賦〉的名、實兩面的「美麗」賦淵源等等面向，應足以映現其「以賦代諫」的唐賦諷諫經典意涵，而其賦篇中的靈魂人物「有美一人」，無論是否指涉歷史舞台上的當時某些人物，但唯一可確認者，則是就其神理而言，正可視為唐代開元盛世下諍臣以賦代諫的集中體現，對於探索唐代辭賦與諫書的互涉史實，應該深具特殊價值與意義。中文關鍵詞：辭賦唐賦諫諍諷諭唐玄宗呂向杜牧貞觀政要唐太宗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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諍臣英文摘要：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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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城．諫諍．長恨

--呂向〈美人賦〉的玄宗諫諍及其與白居易詩、陳鴻傳奇的對讀

許東海

一、緒論長安與長恨：呂向〈美人賦〉到白居易〈長恨歌〉唐玄宗所締造的開元之治，無疑乃是史學家論述漢、唐盛世的重要典範，然而開元迄至天寶的盛衰轉折及其歷史故事，向來成為跨越史學與文學兩大學術範疇的共同命題，尤其唐玄宗的帝王情色世界更成為學研究者熱衷關注與展開論述的焦點，前者大體上偏重於唐玄宗開元治世盛極而衰的治道與女禍主題二者；至於文學研究者則往往展開更為寬廣而多元的觀照視域，就唐代開、天盛衰之數的歷史事實而言，玄宗的帝王情色世界顯然成為牽動攸關君國治道的重要變數，其中李、楊的江山美人傳奇則為其中的最受注目的經典示現，因此如果說中晚唐以來白居易〈長恨歌〉、陳鴻〈長恨歌傳〉分別以唐詩及唐傳奇不同文類的書寫競合之姿，對照出唐玄宗情色王國的不同詮釋或解讀，則其中前者主要出之以深情而感傷的觀照1；後者則顯然寓託以「女禍」為主的「史鑒」意識2，至於另一值得注意者，乃是白居易在〈長恨歌〉之外的新樂府諷諭詩〈上陽宮人歌〉則又從另一側面指涉李、楊故事對於玄宗宮闈世界的悲劇型塑，然而詩中最饒富興味者，則在特別以玄宗開元諫臣呂向〈美人賦〉作為關於此詩論述之際最重要的對照典範，因此探索其間呂向〈美人賦〉的書寫意涵，不僅可以更直接映現〈上陽宮人歌〉的創作底蘊，顯然應有助於解讀白居易〈長恨歌〉與陳鴻〈長恨歌傳〉創作的歷史脈絡及其文化底蘊。唐代詩人中攸關唐玄宗情色王國的論述，其中白居易〈長恨歌〉向為最著名的經典之作。然而白居易本人究竟如何觀看盛唐天子唐玄宗的情色世界，此一問題以往學界的討論主要聚焦於〈長恨歌〉是否深寓諷諭旨趣一事，相關論著頗多，拙作亦曾援引王夢鷗先生等人的文章，進一步論述〈長恨歌〉之撰主要出自作者白居易以「深情」詩人之姿的「感傷」書寫3_{，然而白居易〈長恨歌〉誠然主要} 緣由於「感傷」之旨，但這並不等同於白居易對於〈長恨歌〉以李、楊愛情為「美麗」鋪陳焦點的玄宗情色傳奇，純然呈現其深情的詩人喟歎，從而絲毫不見諷諭之意，尤其是就文本而言，篇首開門見山的「漢皇重色思傾國」，仍然深具解讀〈長恨歌〉創作旨趣的關鍵句意義，而學界向來論述〈長恨歌〉是否為白居易的 1_{參見拙作〈詵情〃賦筆〃傳奇――白居易〈長恨歌〉文學風情的另一面向〉，}_{《諷諭〃美麗〃感} 傷――白居易之詵賦邊境及其文化風情》（台北〆萬卷樓圖書兯司，2005），頁 54-55。 2_{參見卞孝萱《唐人小說與政治》，頁 84-88。} 3_{參見拙文〈詵情〃賦筆〃傳奇〉}_{，《諷諭〃美麗〃感傷》}_{，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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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傷」或「諷諭」之作，往往即是以此關鍵句為重要交鋒焦點。其中從白居易撰述的歷史情境加以審視，應不無為玄宗諱，而有改「漢」為「唐」的事實，然而卻也清楚映現唐玄宗重視情色追逐並且思求傾國傾城的歷史事實，但弔詭的是，就〈長恨歌〉命題旨趣及文本所實際展開的敘寫脈絡而言，基本上乃是歸旨於風流天子深情感人的一面，所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即是文本旨趣最具體而有力的自我箋證。然而本文好奇的是對於李、楊愛情為代表的玄宗情色世界，白居易是否仍然別具「諷諭」或「新樂府」的詩人姿態，作為映現或寓託他對於玄宗「重色思傾國」的另一種攸關天子治道的詩人憂國關懷，換言之，帝王情色王國，這一道潛隱於長安京城深宮內苑的「美麗」風暴，是否可能即是牽動君國興衰的重要歷史關鍵之一，並進而釀成重蹈覆轍的李唐帝國長恨。然則白居易詩歌而言，對於唐玄宗情色論述中如是長久被忽略的另一觀照向度，應是值得關注與商榷的另一學術命題，而此一命題的重新審視，恐怕即有待唐玄宗開元盛世時期呂向〈美人賦〉，藉由此篇唐賦不僅得以對白居易〈長恨歌〉的撰述意涵重新思索，尤其作者其如何觀看這一場「重色思傾國」的李唐帝王「美麗」風暴，呂向〈美人賦〉應是深具重要的文獻意涵。至於從撰寫時間而言，〈美人賦〉撰於開元十二年前後以女禍為鑒的觀照，結合當時的歷史歷史情境而言，應頗可能指涉玄宗當時一支獨秀，誰與爭鋒的女寵武惠妃，當然後來儼然以新變代雄，光照文學史的白居易〈長恨歌〉等作，則是唐玄宗一生情色王國的最佳經典李、楊傳奇，而巧合的是武惠妃與楊貴妃正是唐玄宗一生前後期的二個最愛，因此白居易及陳鴻以〈長恨〉為主相關書寫，宜其有所借鑒前賢呂向〈美人賦〉之作，其中相關緣由誠然值得探索；此外，以女禍史鑒為中心旨趣的呂向〈美人賦〉，對於白居易、陳鴻相關詩文的玄宗情色論述及其諷諭意涵有何創作上的牽動效應？尤其當傾國傾城這一歷史傳統的帝王情色問題，遇見諫臣呂向時，他如何運用辭賦展開另一種攸關女禍史鑒憂患意的君國長恨，而白居易在〈長恨歌〉之外，如何呈顯其針對帝王女禍危機，此一君國長恨意涵的諷諭書寫以更多元書寫映現其面對唐玄宗情色王國的不同觀照面向；而陳鴻〈長恨歌傳〉與白居易〈長恨歌〉在創作意涵上具有如何的交涉與互補意涵？白居易、陳鴻之作又與呂向〈美人賦〉之間具有如何的對讀意義？凡此種種皆可藉由呂向〈美人賦〉的文本審視，應可為白居易及陳鴻等〈長恨〉書寫提供另一觀照視窗，從而對「長恨」二字探索更為具足而深廣的可能書寫底蘊。因此，就開元盛世玄宗漸漸建構的情色王國而言，其中從呂向〈美人賦〉到以白居易〈長恨歌〉為代表的玄宗情色相關論述，其中承傳續衍與文類唱和所展開的重要精神本質，乃是一場攸關李唐帝國步向長治久安抑或重蹈歷史長恨的當代文學對話。二、傾國傾城與盛世諫臣：呂向〈美人賦〉與開元諫臣的后妃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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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向〈美人賦〉是一篇攸關開元盛世諫諍文化及其消長嬗變諷諫之作，帝王情色及君國女禍。依據《新唐書》記載，作者呂向正是當時以諫臣自許的賦家，呂向除以〈美人賦〉獻呈玄宗外，其後「天子數校獵渭川」之際，又復「獻詩規諷」，此外，又於其後擔任起居舍人從帝東巡期間，因玄宗恩賜蕃夷酋長入仗弓射之事，撰寫奏疏以諫4，這些從唐史呂向本傳的記載，皆不難觀照出作者念茲在茲的諫諍意識；另一方面有關呂向〈美人賦〉以賦代諫的文學創作觀照還可自唐代竇臮〈述書賦〉注文中獲得印証，按竇臮本人曾於天寶年間獻賦諷上，文章則「以諷興諫諍為宗，以匡君救時為本」5，不僅與呂向本傳所載以詩文辭賦諷諫玄宗的文學觀照如出一轍，而竇臮〈述書賦〉既以呂向書法特色「雖則筋骨乾枯，終是精神險峭」6，更於其下注文援引宰相張說諫文揭示呂向當時以賦代諫的忤上危機及其前後曲折：呂向東平人，開元初，上〈美人賦〉，忤上。時張說作相，諫曰〆「夫鬻拳脅君，愛君也。陛下縱不能用，容可殺之乎〇使陛下徍代有愎諫之名，而向得敢諫之直，與小子為便耳，不如釋之。」於是承恩特拜補闕，賜采百段、衣服、銀章、朱紱，翰林待詔。頻上賦頌，皆主諷諫。兼皇太子文章及書，官至給事中、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文詞學業，當代莫比。7 由此觀之，〈美人賦〉正是作者呂向「敢諫之直」的具體實踐，並且深刻映現唐玄宗開元時期君臣諫諍及帝王女禍的歷史脈動。唐玄宗登基以來的勵精圖治，追風貞觀，蔚然成就開元盛世，其中開元前期的十年左右，對於李唐以來的女禍史鑒，可謂念茲在茲，服膺勿失，然而逐漸驕泰滿志的玄宗，對於宮闈的情色追夢却也淡忘其中潛伏的李唐女禍危機，開元十年左右的「花鳥使」事件，正是玄宗沉酣驕泰佚樂的集中體現，而撰於開元十年之後的呂向〈美人賦〉開宗明義即高揭玄宗當時的此種歷史情境及帝王心態：帝初馳六飛之不測，奉四海而作君。曜明威，嶷崇勳。固盡善與美，又焉得而稱云。時屯既康，聖躬之豫。樂以和操，色以怡慮。豈曰帝則，實惟君舉。庸克推腹心，增耳目。燕趙鄭衛楚越巴漢之邦，士農工商皁隸輿臺之族。不鄙褊陋，不隔賤卑。工技者密聞，淑邈者遽知。上心由是震蕩， 4_{參見《新唐書〃呂向傳》}_{，卷 202，頁 5758。} 5_{據清〃董誥編《全唐文》}_{（上海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 447 所載，竇蒙撰〈題述書賦語} 例字格徍〉謂其弟竇臮「翰墨廁張王，文章凌班馬，詞藻雄瞻，草隸精深。平生著碑誌詵篇賦頌凡十餘萬言，其較巨麗者，有天寶所獻〈大却賦〉、〈三殿蹴鞠賦〉，以諷興諫諍為宗，以匡君救時為本。」 6_{參見唐〃竇臮〈述書賦〉}_{，簡宗梧、李時銘主編《全唐賦》}_{（台北〆里仁書局，2011）}_{，頁 1760。} 7_{（却前註）}_{，卷 19，頁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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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載以交馳。周若雲布，迅如飆發。以日繫時，以時繫月。德雋相次，為樂不歇。8 當時往往日以繼夜沉醉宴樂歌舞之娛，據〈美人賦〉所稱：遏行雲，結遺風々眾工相錯，迭美不却。夕以闌，樂亦闕々醉以蕩情，樂以忘節。帝曰〆「今日為娛，前代固無，當以共悅，可得而悅。」眾皆蹁躚，離席遷筵。咸齊首，互舉酒々歌千春，稱萬壽。9 呂向所述「帝曰」之語，映現其中唐玄宗驕泰安逸，沉酣聲色可謂昭然若揭，然則發自帝王密詔「花鳥使」獵豔行動，所潛藏的女禍危機及其治亂隱憂，顯然成為當代忠貞士臣如呂向之輩所引以為憂的重大君國事件，因此〈美人賦〉曲終奏雅地藉由「美人」之口，直指其中攸關君國治道興亡的歷史殷鑒，作為諷諫玄宗追逐沉溺聲色的終極旨歸：尚懼盜有移國，水或覆舟。伊自古之亡主，莫不躭此嫚遊々借為元龜，鑒在宗周。10 由此觀之，呂向賦中的諷諫君王的「有美一人」，若自屈〈騷〉所引領的「香草美人」文學隱喻傳統觀照，誠然可以視為忠諫貞臣呂向本人的文學變身，至於賦篇中美人是否具體影射當時失寵於玄宗憤恨的王皇后本人，則是另一可再商榷的問題11 ，不過若就當時開元十年後二年左右此一撰述時間點而言，對於像呂向這般深以玄宗宮闈女禍為患的諫臣而言，當時能夠「真天子所御者，非庶人當有之。」的傾城美色，却又「常侍君側，面諛天子，指摘背意，委曲順色；故毀妍而成鄙，自崇謬而破直」的玄宗女禍鵠的，證諸史書，誠以無可取代的首要女寵武惠妃的可能性最大，而作者呂向的「以賦代諫」，甚至引起玄宗震怒，險招殺機，因此對玄宗與呂向兩位開元君臣而言，彼此的對話與回應情境，此賦主要指涉當時寵極一時的武惠妃本人，應是言之有據的，而據《舊唐書．后妃傳》載，當時武惠妃專寵，王皇后迄至玄宗前此寵妃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大體皆因武惠妃而失寵玄宗，史書載：初帝在潞，趙麗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開元初，父兄皆美官。及妃進，麗妃恩亦弛，以十四年卒，諡曰和。生太子瑛。而皇甫德儀生鄂王， 8_{唐〃呂向〈美人賦〉，}_{《全唐賦》}_{，卷 14，頁 465。} 9_{（却前註）}_{，頁 465。} 10_{（却前註）}_{，頁 465。} 11_{參見宋〃歐陽脩〃宋祁《舊唐書〃后妃傳》}_{，卷 76，頁 3490。載「玄宗皇后王氏，却州下邽人。} 梁冀州刺使神念之商孫。帝為臨淄王，聘為妃。將清內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為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譖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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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才人生光王，皆藩邸之舊，徍愛薄，而妃乃專寵。12 玄宗開元十二年之際，已專寵武惠妃，而王皇后也因此而有厭勝之事，遂於此年見廢皇后職銜，而此一時期前後，即是呂向〈美人賦〉的撰述時間，因此賦中「美人」或許未必指涉王皇后，然則作為〈美人賦〉的發言者呂向而言，顯然應是深有鑒於當時武惠妃專寵一事，而且據《唐鑒》與新舊《唐書》觀之，武惠妃後來亦譖廢太子，並牽動玄宗誅太子瑛及鄂王瑤、光王琚三人之李唐王室悲劇，對照呂向〈美人賦〉以女禍為鑒的玄宗情色論述，誠然並非空穴來風或無的放矢之說，前此開元十二年既有廢皇后之禍，而其後更有誅廢太子諸王之事，皆可為呂向〈美人賦〉的玄宗情色論述及其女禍諷諫提供重要而具體的歷史註腳。據《唐鑒》載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陰謀廢立太子，與宰臣力諫之事謂：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費之。張九齡諫曰〆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〇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兯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々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々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々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13 當時宰相張九齡這番諫言，其實如同前此呂向〈美人賦〉玄宗情色論述及其女禍諷諫的翻版，將呂向〈美人賦〉與宰相張九齡在開元前後的女禍諷諫，結合《唐鑒》此段文字此觀之，亦得以略窺當時玄宗因專寵武惠妃所即將醞釀招致的女禍危機，並且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廢立太子一事，不僅是出自唐玄宗本身的決定，從在張九齡諫諍力阻事後，武惠妃仍然處心積慮，試圖以剛柔並濟，威脅與懷柔互用的策略，意圖實現廢立太子，陰謀母以子貴的史實審視，則可證從呂向〈美人賦〉迄至張九齡上諫玄宗的女禍論述，乃是驗諸史實信而有徵的深切洞鑒，因此《唐鑒》中亦復可見武惠妃特遣密使暗訪宰相，並採用威脅利誘分擊並進的居心叵測：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〆「有廢必有興，兯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為之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14 12_{（却前註）}_{，卷 76，頁 3491。} 13_{參見《唐鑒〃玄宗》，卷 5，頁 123。} 14_{（却前註）}_{，卷 5，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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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廢立太子一事，武惠妃顯然並未善罷甘休，第二年不僅張九齡被罷宰相一職，貶官荊州長史，太子亦隨之遭遇廢立，而當年又有諫臣監察御史周子諒因彈劾牛仙客事，朝杖流放而死之事，並因此波及前此推薦周子諒的宰相張九齡，其中顯然涉及兩件攸關玄宗朝開元盛衰治亂的二大要素：諫諍與女禍。由此觀之，撰於開元十年之後的呂向〈美人賦〉，所體現玄宗開元盛世重要史學意涵之一，乃在「以賦代諫」的諫諍策略，並針對玄宗的情色王國及其女禍憂患，展開當代論述的重要里程碑，從而成為唐玄宗開元盛世下賦學與史學合流的重要經典示現，其中攸關李唐帝國世變意義，適可借用范祖禹的史臣論贊作為註腳：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抑外戚、禁珠玉錦绣，詆神以，禁言祥瑞，豈不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禨祥，以一人之身而前徍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15 至於其中武惠妃的家世涉及武則天武氏一族，尤其在「王皇后廢，故進册惠妃，其禮制比皇后」，接著玄宗將立惠妃為后之際，此時對於玄宗朝君臣而言，更是觸動李唐女禍危機及其史鑒的重要時刻，此亦可資提供呂向〈美人賦〉指涉武惠妃另一參證。此外，《舊唐書》所載御史潘好禮之奏疏諫言亦為其例：禮，父母讎，不共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為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也。……匹夫匹婦尚相擇，況天子乎〇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亦諫其漸者，有以也。16 從開元十年唐玄宗興發廢后之意，迄至開元十四年又進一步想進封武惠妃為皇后這段時期，據傅璇琮考證正是呂向〈美人賦〉的撰寫時間斷限，因此對於玄宗周圍眾多以誅滅諸武而晉身仕宦之臣，必然對武則天、韋后等李唐王朝女禍事件記憶猶新，而當時出身武氏家族的武惠妃又專寵於玄宗，因此以史為鑒，意在防微杜漸的女禍情結及其憂患意識，顯然會在當時許多開元群臣間醞釀發酵17_，由此觀之，以武惠妃為指標的玄宗女禍憂患，誠然背後又牽涉玄宗朝群臣諸武情結的李唐女禍史鑒，應該更是呂向〈美人賦〉的深層書寫底蘊。至於開元十四年玄宗欲立武惠妃為皇后之際，群臣諫言中高調揭櫫武氏乃不共戴天之仇，豈可以為國 15_{（却前註）}_{，卷 5，頁 125。} 16_{參見《舊唐書〃后妃傳》}_{，卷 76，頁 3491-3492。} 17_{參見閻孚誠，吳宗國《唐玄宗的真相》（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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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之義18，其實適為玄宗群群臣揮之不去的諸武陰影，提供最深切著明的重要歷史註腳。由上述相關史實觀之，從呂向〈美人賦〉的撰寫時間與文本旨趣，結合玄宗開元時期的相關歷史情境，此賦以花鳥使為導火線，以女禍為終極旨歸的書寫背後，誠然映現呂向的撰寫動機誠然主要針對開元十年後武惠妃專寵的女禍隱憂，因此呂向的以賦為諫才會震怒玄宗，甚至險招殺身之禍，至於呂向〈美人賦〉如是女禍觀照及其當代指涉，應當視為當時許多開元群臣的一種諫諍代言，而作者呂向「以賦代諫」則顯然意圖以惻隱古詩之義，重現漢代賦家諷諭帝王之歷史初衷，其中誠然展現呂向心中視辭賦可為另類諫書的重要文化觀照意涵。三、傾國傾城與文學傳承：呂向〈美人賦〉與白居易諷諭詩的玄宗情色論述呂向〈美人賦〉的寫作基本上應是主要源自花鳥使與玄宗專寵武惠妃二者互為表裡的牽動，至於白居易以〈長恨歌〉及其諷諭詩為主的玄宗情色論述，其中女寵則是以傾國傾城之姿後來居上，並讓玄宗從此鍾愛一生，不作第二人想的楊貴妃，上述兩人在開元盛世前後輝映，成為以傾國傾城之姿色，擄獲玄宗君心的江山美人，然而武惠妃與楊貴妃兩大絕代雙美的出現，對於世人眼中「重色思傾國」的盛世天子唐玄宗而言，固然令其傾心神往，甚至天上人間，生死無悔，然而唐玄宗畢竟高居盛唐天子之位，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面對李唐王朝歷史上不一而足的女禍史鑒，玄宗以傾心專寵傾國傾城，是否渾然忘却李唐先王的女禍殷鑒，轉而泰然處之？尤其面對李唐朝臣防微杜漸的女禍諷諫，唐玄宗如何因應處置？換言之，當唐玄宗處身於傾城與諫臣左右兩難的君國夾縫中，如何看待並抉擇自己的帝王情色追夢？誠然是一個饒富興味的閱讀命題；其次，作為輔佐玄宗的盛世朝臣，面對一場唐玄宗江山美人可能重蹈覆轍的帝國危機，又將如何因應？甚至進而不計生死，冒險諷諫，呂向〈美人賦〉正是其中頗為重要的代表性歷史文獻；至於其後唐代的士臣又如何觀照唐玄宗與楊貴妃這一段天上人間又美麗絕倫的愛情長恨，白居易〈長恨歌〉顯然是最為著名的經典之作，然而就唐代士臣或文學家而言，從呂向〈美人賦〉的傾心力諫，臻至白居易〈長恨歌〉的風情萬千，究竟是否意味著唐人對於以唐玄宗與楊貴妃為範式的帝王情色世界，前後觀照態度的明顯翻轉，抑或彼此消長，而白居易詩歌中的玄宗情色論述顯然應是解讀的重要關鍵，然則如何看待白居易撰寫〈長恨歌〉的心境，尤其是白居 18_{參見《唐會要〃皇后》}_{（台北〆世界書局，1960），卷 3，頁 27-28。時臣諫言謂〆「臣嘗聞《禮} 記》曰〆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宣得以武氏為國母，當何以見天下之人乎〇不亦取笑於天下乎〇非止虧損禮經，實恐污辱名教々又惠妃在從叔武三思，從父延秀等，並干亂朝綱，遞窺神器。…… 伏願陛下，詳察古今，鑒戒成敗，慎擇華族之女，必在禮義之家，稱神祇之心々允億兆之望為國大計，其在於茲……且太子本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惠妃一登宸極，則儲位實恐不安，太子既孚器承祧，為萬國之主本，何可輕易，輒有搖動，古人所以見其漸者，良以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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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對於此一玄宗情色王國的觀照與論述，是否僅見於〈長恨歌〉一篇，恐怕更是其中值得注意的具體關鍵。呂向〈美人賦〉的「花鳥使」書寫，反映出唐玄宗開元盛世即使已不乏女寵，尤其是武惠妃，卻依舊不絕於情色王國的追夢行動，賦中藉由「美人」之諫言除了高揭以歷史上前代女禍為鑒戒的首要宗旨外，其實適針對玄宗花鳥獵艷，搜求傾城之色，展現賦中美人傾心輸誠與憂君憂國的傳統「列女」風範19，從而形塑其中以另一層以傾城與傾心彼此對照的玄宗情色論述脈絡，前者對於諍臣呂向而言，其中深層文化意涵乃在傾國傾城的情色獵豔可能召喚女禍，但傾心君國的美人賢妃則能顯家興國，其中儼然重現漢唐以來以《列女傳》為經典的傳統女性文化觀照。其次，從〈美人賦〉針對花鳥行動搜求宮掖的美女而言，其實提示了作為一位賢明君王應該審慎思考的宮闈悲劇及其失道不仁，其中直指花鳥行動對於女子巧取豪奪，不顧民間疾苦的強暴不仁，所謂「若彼之來違所親，離厥夫；別兄弟，棄舅姑。戚族愧羞，鄰裏嗟吁；氣哽咽以填塞，涕流離以霑濡；心絕瑤台之表，目斷層城之隅。人知君命乃天不可讎。20」呂向〈美人賦〉藉由虛擬人物美人現身說法的情色論述，其實正是指涉其背後應加慎思的君王仁政與治道命題，因此賦中美人，其實深刻映現屈〈騷〉以來所創立的「香草美人」文化符碼，換言之，傾心君國的忠貞士臣，正是「有美一人」的文學化身。至於上述藉由玄宗花鳥情色論述的賢君仁政主題，顯然亦深刻啓迪中唐白居易諷諭詩的創作，其中新樂府〈上陽白髮人〉即高揭其力追呂向〈美人賦〉的諷諭旨趣：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孚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却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雲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敹。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妒。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 19_{參見拙作〈美麗〃經典〃世變――唐代「美麗」賦的書寫類型及其文化意涵〉，《辭賦〃經典〃} 世變》（台北〆里仁書局，2013），頁。 20_{唐〃呂向〈美人賦〉，}_{《全唐賦》} ，卷 6，頁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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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〇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21 白居易既擅詩歌，也對賦學用力極深22，因此對以賦諫上的呂向〈美人賦〉必然周知詳悉，而且白居易還特地於〈美人賦〉一句下特以小字作注，謂「天寶末，有密采艷色者，當時號為花鳥使。呂向獻〈美人賦〉以諷之」23，其中「天寶末」三字，應為作者一時誤記，據新、舊《唐書》載敘當為「開元」間事24。由此觀之，白居易特加小注，顯然映現〈上陽白髮人〉正是深受呂向〈美人賦〉的啓迪續衍之作，而又出之以詩代賦的文類變創。不僅如此，對照〈美人賦〉與〈上陽白髮人〉皆不乏深切映現這些受花鳥使行動采擇入宮的女子，歷經親族泣別，却又因玄宗專寵貴妃，妬令潛配冷宮的宮人的悲情一生，對照呂向〈美人賦〉中「違所親，離厥夫；別兄弟，棄舅姑。戚族愧羞，鄰裏嗟吁；氣哽咽以填塞，涕流離以霑濡」的入宮女姝命運，可謂殊途同歸，如出一轍。易言之，呂向〈美人賦〉婉轉諷諫玄宗采擇天下美女入宮，誠與白居易〈上陽白髮人〉的玄宗情色論述，所共同揭示帝王聲色追逐，不僅違背仁君之治道，而且更重要的深層底蘊應更指向專寵妃子所導致的君國女禍，呂向〈美人賦〉毋庸贅述，至於從白居易於題下注文所揭「天寶五載以後，楊貴妃專寵，後宮無復盡幸矣。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25，此詩雖以上陽宮人的悲情人生作為諷諭的基本意涵，然而若從上述白居易特於〈美人賦〉特標注文，與〈上陽白髮人〉題下注文合讀，則其更重要共同的深層旨趣，則應在玄宗情色王國的專寵與女禍主題，前者關鍵人物為武惠妃，後者則是楊貴妃，從而以詩、賦不同文類映現玄宗情色王國的女禍論述。其次，從玄宗以花鳥使為旗幟追逐其帝王情色王國的史實觀之，白居易相關詩歌中的論述，其實皆以不同側面續衍呂向〈美人賦〉的女禍諷諭，只是其中關鍵專寵人物已由開元前期的武惠妃轉換為開元、天寶之際的楊貴妃，然而以女禍為主旨的玄宗情色論述，除〈上陽白髮人〉外，仍然可見諸其它白居易諷諭詩之中，例如〈胡旋女〉、〈李夫人〉、〈古塚狐〉、〈陵園妾〉等等，例如：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從茲地軸天維轉，五十年制不禁。 21_{唐〃白居易〈上陽白髮人〉}_{，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詵集》}_{（北京〆中華書局，2006），卷 3，頁} 298。 22_{參見拙著《諷諭〃美麗〃感傷〆白居易詵賦邊境及其文化風情》}_{（台北〆萬卷樓圖書兯司，2004）。} 23_{唐〃白居易〈上陽白髮人〉}_{，頁 298。} 24_{參見謝思煒校注，}_{《白居易詵集》，頁 305。} 25_{（却前註）} ，頁 298，〈上陽白髮人〉題下作者自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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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旋女，莫空舞，數唱此歌悟明主。26 傷心不獨漢皇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傷盛姬。又不見泰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質化為土，此恨常在無銷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27 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為狐媚害即深，日長月長溺人心。何況褒、妲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覆人國。君看為害淺深間，豈將假色童真色。 28 按白居易〈新樂府並序〉說明這些詩歌，是以諷諭戒鑒為旨歸，所謂「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29 ，其中雖分別以「〈上陽白髮人〉，愍怨曠也」、「〈胡旋女〉，戒近習也」、「〈李夫人〉鑒嬖禍也」、「〈古塚狐〉，戒獵豔者也。」、「〈陵園妾〉，憐幽閉也」為其基本宗旨，然而細按上述相關內容，則大體皆主要以貴妃惑君國及其女禍相關指涉為重要意涵。由是觀之，白居易這些攸關玄宗情色諷諭的詩歌論述，實際上仍然不出呂向〈美人賦〉以傾國傾城美色指涉君國女禍的基本旨諦範疇，從中得以略窺前賢呂向〈美人賦〉的以賦代諫，對於白居易諷諭詩中玄宗情色論述的承衍脈絡及其歷史啟示，從而適足以洞鑒呂向〈美人賦〉中攸關情色王國的先導論述，對於盛唐以後白居易諷諭詩濃厚女禍史鑒意涵的重要牽動，並在詩聖杜甫〈麗人行〉、〈北征〉等以貴妃為帝國女禍觀照的相關詩歌之外30 ，為唐代文學的玄宗情色論述提供另一跨文類的承傳脈絡，從而亦映現唐賦的諷諫職能對於唐代新樂府或諷諭詩的具體創作牽動。四、傾國傾城與文類和聲：〈美人賦〉與〈長恨歌〉、〈長恨歌傳〉的長恨書寫文學史上有關玄宗情色王國的創作，白居易〈長恨歌〉誠然是其中最重要的經典，此詩早在作者當世就已廣傳海內外，然而對於白居易本人而言，平生中有關唐玄宗情色論述的篇章，由前文引述，顯然不僅〈長恨歌〉一篇，而且究其平生創作而言，他更重視與得意的創作乃是「近正聲」的諷諭類詩歌31_{，由此觀之} 〈長恨歌〉基本旨趣，乃在「感傷」為主的抒情基調，並不以「諷諭」為創作取 26_{唐〃白居易〈胡旋女〉，謝思煒校注，}_{《白居易詵集》}_{，卷 6，頁 306。} 27_{唐〃白居易〈李夫人〉，（却前註），頁 405-406。} 28_{唐〃白居易〈古塚狐〉，（却前註），頁 432。} 29_{唐〃白居易〈新樂府並序〉}_{，（却前註）}_{，卷 3，頁 267。} 30_{有關杜甫詵中的此類書寫意涵，基本上或可視為「反映了唐朝政治家以及『史』詵作者們對李、} 楊愛情的看法」，請參考《唐玄宗傳》，頁 712-716。 31_{白居易〈編集拙詵成―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_，_{《白居易詵集校注》}_{，卷 16，頁 1334。} 參見拙著《諷諭〃美麗〃感傷――白居易之詵賦邊境及其文化風情》，頁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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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32，然詩中字裡行間固亦不乏玄宗情色與君國盛衰之隱微指涉，例如「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從此君王不早朝」、「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等攸關馬嵬坡事件前因後果之鋪陳，誠然隱隱浮現君國指涉，尤其〈長恨歌〉開宗明義二句「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儼然就是呂向〈美人賦〉高揭以花鳥使展開帝王獵豔行動的書寫縮影，其中呂向為賦家鋪陳之筆，白居易開首則採取詩人凝鍊敘述，並且由此而下的玄宗及其侍宴行樂書寫一段，基本上亦是同質而異構，其中呂向〈美人賦〉乃是以笙歌妙舞及千嬌百媚的華麗場面展現玄宗聲色沉湎的的場景：以日系時，以時系月。德雋相次，為樂不歇。闐紫微，環帝座。蕖華灼爍，柳容婀娜。輕羅隨風，長縠舒霧。肌膚紅潤，柔姿靡質。妖艷夭逸，絕眾挺出。嬛然容冶，霍若明媚。曼睩騰光以橫波，修蛾濯色以總翠。齒編貝，鬢含雲。顏綽約以冰雪，氣芬郁而蘭薰。腰珮激而成響，首飾曜而騰文。或纖麗婉以似羸，或穠盛態而多肌。有沈靜見節，有語笑呈姿。思若老成，體類嬰兒。真天子所御者，非庹人當有之。33 對讀呂向〈美人賦〉與白居易〈長恨歌〉，可以看見傾城書寫之對象雖然轉換為楊貴妃，但基本上仍不出「承歡侍宴」，然其中所寫的語笑、明媚、絕姿、雲鬢、花顫、肌膚、羸弱等等貴妃姿色絕倫與風情萬千，顯然仍未逾越呂向〈美人賦〉的女色鋪陳範疇，只是白居易〈長恨歌〉轉以去蕪存菁的詩人妙筆，展現其後出轉精及新變代雄的藝術特色，二者彼此間的書寫脈絡誠然存在異曲同工之妙。其次，白居易〈長恨歌〉本身頗多運用詩賦融合的創作手法，據前文所述呂向〈美人賦〉既為白居易所熟讀贊譽，而又因以玄宗情色論述為主題，對於玄宗汲汲搜求傾城宮掖的「花鳥使」本質而言，即使從史實審視，楊貴妃的出現原是得自玄宗與武惠妃所生的壽王府邸，並歷經為貴妃量身翦裁的各種心計，化身為所謂楊太真女冠，或白居易筆下的楊家之女34，然而對照呂向〈美人賦〉的花鳥獵豔及其歌舞侍宴書寫，白居易〈長恨歌〉雖然採取類似的敘述策略，從而凸顯貴妃「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換言之，白居易〈長恨歌〉固然不以諷諭立旨，深情華麗令人有耳目一新與世不二出的驚艷，然而〈長恨歌〉中開門見山針對對楊貴妃的出身與入宮侍宴敘寫，儼然也與呂向〈美人賦〉所揭示的「美人與花鳥」敘述模式不謀而合，至於其中是否意味著白居易因深諳呂向〈美人賦〉，而在潛移默化之間，加以脫胎換骨，借鑒變創，因文獻不足，難以定論，但〈長恨歌〉開首的貴妃書寫，基本上映現近似呂向〈美人賦〉「花鳥使」的玄宗情色論述取向，則為具體顯見的事實。 32_{學界如王夢鷗及羅聯添先生早已詳加論述此詵旨歸，可參見拙文〈詵情〃賦筆〃傳奇――白居} 易〈長恨歌〉文學風情的另一面向〉，《諷諭〃美麗〃感傷》，頁 58-62 。 33_{唐〃呂向〈美人賦〉，頁 645。} 34_{參見卞孝萱〈從五篇文獻看李、楊關係的兩難情結〉}_{，氏著《唐代小說與政治》} ，頁 10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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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向〈美人賦〉與白居易〈長恨歌〉、陳鴻〈長恨歌傳〉三者分別以辭賦、詩歌、傳奇三大文類成為唐代文學玄宗情色論述的經典篇章，其中〈美人賦〉對於白居易相關諷諭詩的創作召喚及創作牽動前文已略述其要，尤其就〈上陽白髮人〉的主要創作旨趣而言，作者白居易於〈新樂府序〉雖標舉旨在「愍怨曠也」，然而就其內容實際敘寫觀之，實乃藉由上陽白髮宮人悲情宮闈的人生敘寫，從中寓託貴妃恃寵而驕的另一諷諭旨趣，其中耐人尋味的是此一敘寫的背後，正是攸關玄宗情色王國或慾望城國裡的女禍主題指涉，否則作者所謂「愍怨曠」之旨，應可在其在世所編撰的詩文集中，直接置入「感傷詩」一類即可，實在沒有置入「諷諭」詩類的必要；易言之，就宮人的悲情人生而言，「愍怨曠」應為「諷專寵」的一體兩面或表裡相應，由此觀之，〈上陽白髮人〉正是「多於情而深於詩」的作者白居易，藉由對上陽宮人的深情觀看，寓託攸關貴妃專寵之患的諷諭意涵，其中的主要書寫策略乃是以感傷為外表，以諷諭為神理，二者表裡呼應的玄宗情色論述之作，故白居易詩中還特予揭櫫「昔有呂向〈美人賦〉，今有〈上陽白髮歌〉」的創作歷史依據及其精神淵源;其次〈上陽白髮人〉的寓諷諭於感傷，且作者在篇末強調〈美人賦〉與〈上陽白髮人〉的對照意涵，作此詩歌演繹玄宗情色論述的終極旨歸及其書寫精神淵源，其實儼然複製或搬弄賦家曲終奏雅的傳統技法。此外，如是的論述脈絡，其實也與呂向〈美人賦〉全篇的論述構圖若合符契，〈美人賦〉以「花鳥」行動作為玄宗盛世太平的帝王聲色指涉，引出「有美一人」的抗言諫諍，而其中即藉由美麗的話語言說，鋪陳入宮女子所揭開的悲情人生畫面，就其敘寫策略而言，近似白居易化身白髮宮人代言者的感傷書寫，並且一致藉此水到渠成地導向攸關帝王聲色追逐的女禍史鑒及其君國長恨，而其中宮女悲情人生的書寫，乃成為二者「曲終奏雅」歸結終極諷諭旨趣的主要鋪陳關鍵。由此觀之，白居易〈上陽白髮人〉應不僅是在創作精神上深受呂向〈美人賦〉的精神感召，從上述二者敘寫的具體內容及基本書寫策略審視，並不難洞燭其中彼此形神合一的重要創作聯繫，從而有助於進一步觀照呂向〈美人賦〉與白居易〈長恨歌〉及陳鴻〈長恨歌傳〉彼此間的相關創作脈動及其文類意涵。就文學史的玄宗情色論述而言，白居易〈長恨歌〉無疑是古今最為著名的經典鉅作，然而就作者白居易而言，〈長恨歌〉這類「感傷」詩不僅不是他本人最為重視與自豪的創作，並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以「感傷」的基調解讀固然毋庸置疑，也應是作者白居易本人的意向，然而自另一方面審視，顯然也無法否認〈長恨歌〉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作為玄宗、貴妃「美麗」傳奇焦點之外，像白居易這般「多於情，深於詩」，却又更以「諷諭」自許自豪的詩人，對於玄宗一生帝王風流的相關情色論述，除了〈長恨歌〉的感傷面向之外，究竟會有何種不同的觀照，；易言之，對於以唐玄宗與楊貴妃為焦點的情色王國而言，白居易究竟如何看待這件事，其中〈長恨歌〉是否足以作為白居易觀照取向抑或詮釋依據的唯一充分文本？這應是一饒富興味的學術命題，誠然值得重新加以審視及商榷；與此相關的延伸性命題，則是所謂「長恨」二字，對於同時面對君王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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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帝國江山的堂玄宗而言，就〈長恨歌〉及其篇末旨歸而言，固然應解讀為深情詩人白居易為玄宗與貴妃愛情悲劇與生命遺憾所撰擬的文學註腳；然而若就「白居易「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中〉近正聲」之諷諭詩人告白觀之，他對於這一段開元盛世以來所流傳的玄宗愛情傳奇，是否徒有「美麗」的「感傷」，從而全然無意於「美麗」的「諷諭」？換言之，對於一位從未僅以「感傷」詩人自許，並念茲在茲於以諷諭兼濟天下的白居易而言，在盱衡唐代玄宗盛衰世變的歷史長河裡，他真正而完整的「長恨」，是否應有另一值得審視的視域與定義？依據前文所論述，藉由呂向〈美人賦〉與白居易諷諭詩彼此間的歷史傳播及文學牽動，應可提供另一扇重新觀照與思考的視窗。除了從呂向〈美人賦〉玄宗論述脈絡切入白居易諷諭詩之外，與白居易〈長恨歌〉別具唱和意義的陳鴻〈長恨歌傳〉，應可為這位深於情且重諷諭的詩人提供相關的參考註腳。按〈長恨歌〉及〈長恨歌傳〉的創作緣起，據〈長恨歌傳〉作者陳鴻所稱乃是：太原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盩厔。鴻與瑯琊王質夫家于是邑。瑕日相攜游以游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于樂天前曰〆「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詵，多於情者也，詴為歌之，如何〇」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傳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35 據此陳鴻自述其傳撰寫緣起，乃是先由追憶玄宗與貴妃的江山美人愛情悲劇，才推舉白居易特撰〈長恨歌〉，以深情感傷之詩歌追敘此事，然而其中更值得關注的是，若當時白、陳、王三人僅是深切同情玄宗、貴妃的這一段生死不渝的美麗傳奇，應該完全不須要奇後陳鴻〈長恨歌傳〉的創作續衍，並且從陳鴻仍以白居易〈長恨歌〉為題，而特於篇末揭示「今但傳〈長恨歌〉云爾」，則陳鴻之作顯然就本質而言，乃以史家立傳之筆，專門作為白居易〈長恨歌〉的另類箋注36，並且是出之以唐代盛行的「傳奇」文體，亦即以「傳奇」為「詩歌」專作箋注，此事實從文學範疇而言，應可視為另一種跨文類的同題唱和。此外，就史學觀照而言，〈長恨歌傳〉則又是深具知人論世意義的歷史載錄，尤其就陳鴻本人而言，他既是一位史學家，也是一位禮學家，其中不僅攸關他所熟悉的學術文化專業素養，並且也富有深刻的史鑒意識，作為諷諭當代帝王唐憲 35_{唐〃陳鴻〈長恨歌傳〉}_{《白居易詵集校注》附錄，卷 12，頁 933。} 36_{按陳寅恪《元白詵箋證稿》（），第五章，即以白居易諷諭詵〈李夫人〉乃是融合〈長恨歌〉} 及〈傳〉為一體的觀點，並提出〈李夫人〉「實可以〈長恨歌〉著者自撰之箋注視之也。」筆者則由此更強調陳鴻自述，陳鴻〈長恨歌傳〉則在〈李夫人〉前，實質上即是借却題續衍之作，為白居易〈長恨歌〉作箋注，並且特別之處，乃在以傳奇為歌行作箋注，乃是出之以文類跨界的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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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聲色女禍與治亂興亡的意圖37。至於針對他為〈長恨歌〉作傳的旨趣而言，玄宗情色論述的主要旨趣顯然是與〈長恨歌〉的「感傷」基調明顯出入，其中陳鴻的女禍意識及史鑒意涵歷歷可見，然而弔詭的是陳鴻〈長恨歌傳〉既出之以〈長恨歌〉之箋注，何以文中論述往往展現諷諭的精神取向，而殊異於白居易〈長恨歌〉「美麗」與「感傷」基調，今對讀白、陳兩人文本，例如〈長恨歌〉篇首的「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陳鴻則以史家筆法詳細載錄其事，並從中暗諷玄宗汲汲追逐情色王國：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倦於旰食宵衣，政元小大，始委於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餛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顧左右前徍，粉色如土。38 其中主要論述內容及旨趣，儼然重現玄宗開元之際呂向〈美人賦〉篇首的「花鳥使」論述，而〈長恨歌傳〉更直接高揭貴妃及其兄長的女禍誤國，例如：自是六宮無復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39 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為辭。潼關不孚，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即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左右之意未愜，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圔天下怒。40 若將這幾段文字對照白居易〈長恨歌〉，例如含蓄婉轉而又出之簡約言說的「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及「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峨眉馬前死」等句，陳鴻以傳為詩歌作箋為名，却往往行其諷諭及史鑒之實的敘寫取向觀之，顯然絕非單純源自陳鴻本身史學家與禮學家的文化觀照，就其篇末自述而言，其中極有可能是白居易本人既已有意向，至少基本上亦得到白居易的共鳴或同意，因此才會有陳鴻如下的說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歌〉既成，使鴻傳焉。41 37_{參見卞孝萱〈長恨歌傳對唐玄宗的垂誡〉，} 《唐人小說與政治》，頁 84-91。 38_{唐〃陳鴻〈長恨歌傳〉}_{，頁 930-931。} 39_{（却前註）} ，頁 931。 40_{（却前註）}_{，頁 931-932。} 41_{（却前註）}_{，頁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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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對讀〈長恨歌〉與〈長恨歌傳〉這些看似不甚重要的書寫片段，其實適可從中洞鑒白居易〈長恨歌〉「感傷」書寫背後，另一為人忽略的觀照側面，其中上述陳鴻〈長恨歌傳〉字裡行間昭然若揭的諷諭論述，顯然絕非出自陳鴻一時心動或擅自主張，而且應是藉其〈長恨歌傳〉的書寫，彌補或完整白居易〈長恨歌〉中偏重玄宗愛情悲劇之感傷，卻難以將諷諭之意兼容並蓄，從而得以兩全其美的創作姿態42，展現白居易本人對於玄宗情色王國的二元觀照的豐富面向。由上觀之，〈長恨歌〉與〈長恨歌傳〉雖分別出自白居易、陳鴻兩人之手，但就其內在脈絡或創作背景而言，儼然如同前後呼應與彼此互補的文學和聲，絕非是白、陳二人面對玄宗情色形神俱異的各自論述，並且其中的主要靈魂人物或主導角色，應更主要在白居易，而非陳鴻。由上述〈長恨歌〉與〈長恨歌傳〉之創作考論，白居易對於這段天上人間長恨綿綿的玄宗，誠然絕非只有「感傷」觀照，陳鴻的「長恨」續衍與白居易〈李夫人〉、〈上陽白髮人〉等相關論述，大體得以略窺其中白居易的另一不同觀照面向及文學論述，因此倘若〈長恨歌〉展現的是主要即為玄宗與貴妃二人江山美人的愛情長恨，相形之下，藉由陳鴻〈長恨歌傳〉與白居易〈上陽白髮人〉、〈李夫人〉等等玄宗情色論述，則是映現白居易及陳鴻等人以不同文類同質異構，並且著眼於攸關治亂興亡意涵的君國長恨。其次，就白居易本人的相關詩歌創作時間而言，乃是〈長恨歌〉在前，諷諭詩在後，其間有陳鴻〈長恨歌傳〉以女禍諷諫為宗旨的重要之作，因此陳鴻之作是否啓迪白居易〈李夫人〉等諷諭詩的創作，誠然值得思考與商榷43 ，然而如果我們注意到呂向〈美人賦〉對白居易〈上陽白髮人〉的明顯啓迪與具體牽動，並且就白居易〈長恨歌〉與諷諭詩的相關論述全面加以審視，則不難洞鑒呂向〈美人賦〉應該扮演頗為重要而關鍵的先導角色;至於陳鴻〈長恨歌傳〉的書寫旨趣及相關鋪陳，其實對照於呂向〈美人賦〉的論述，然然形神相契，若合符節，因此或許陳鴻〈長恨歌傳〉如是的論述旨趣及其脈絡，也可能曾受到前賢呂向的影響，其中關鍵在於陳鴻既為史家，又重視治亂興亡的史鑒精神，對於呂向〈美人賦〉以賦代諫的這段重要歷史及文獻，客觀而言，應不至於陌生，甚至熟悉此一掌故，因此而有神理相契之作，反而更顯得合理，更何況其先輩好友白居易詩歌的玄宗論述已然顯著深受啓迪，加上以陳鴻與白氏的交往互動，並且又以不同文類共同撰述此一「長恨」系列，上述這些史實都足以提供陳鴻對呂向〈美人賦〉的閱讀與熟悉可能。 42_{參見卞孝萱〈長恨歌傳對唐玄宗的垂誡〉，頁 80。} 43_{（却前註）} ，頁 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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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辭賦諫諍與君國長恨：呂向〈美人賦〉之玄宗論述及其史鑒意圖呂向〈美人賦〉於開元盛世之際，藉由唐玄宗「花鳥使」的帝王獵豔之舉，展開其「以賦代諫」的創作意圖，從表層看來古今帝王的情色追逐與慾望構築，似乎只是帝國世界司空見慣的家常便飯，更是向為天下默許的歷史典律，若由此觀照呂向〈美人賦〉以「花鳥使」為由，大肆展開玄宗情色王國的諷諫論述，似乎不無小題大作與庸人自擾之虞，更何況從前述呂向幾乎因此險招殺身之禍的史實看來，呂向〈美人賦〉的「以賦代諫」，儼然是一場唐賦史上名符其實的華麗冒險，其中應自有其重要而深層的創作意圖，絕非純粹出自對盛世帝王昇平之際追逐情色的抗爭與反彈；換言之，從〈美人賦〉裡藉由「有美一人」的代言，其中的女禍史鑒與君王治道才更作者最主要的論述意圖，也應是作者呂向念茲在茲的中心旨諦所在。至於「有美一人」是否指涉當時色衰愛弛，漸次失寵，地位岌岌可危的王皇后，或許還有待商榷的空間，然則所謂「有美一人」更重要的意涵，恐怕應更在以「香草美人」隱喻作者的諍臣之心。由此觀之，其中更應優先考慮是「有美一人」應為諍臣呂向的文學化身與文化投影。其次，呂向賦篇藉由美人抗顏諫諍所揭示的女禍史鑒及其君臣觀照，從〈美人賦〉開元十年後不久的撰寫時間點看來，對武后以來宮闈女禍接踵而至的憂患，深以為戒的許多李唐玄宗朝臣而言，當時最引人側目，而甚至構成君國焦慮根源的應該正是出身武氏家族的武惠妃，而從唐代史書后妃傳，及宋代范祖禹《唐鑒》的相關載記看來，武惠妃誠然是當時臨淵履薄戒慎恐懼，殷憂玄宗重蹈歷史覆轍的李唐朝臣的主要女禍指涉。由此觀之，作者呂向誠然可以視為當時玄宗朝臣此一憂患共識的代言者，而呂向賦篇中「花鳥使」的「以賦代諫」及其「情色論述」，從當時歷史情境加以審視，應只是借題發揮的重要媒介，其背後旨諦應主要指向玄宗開元十年之後武惠妃專寵一時，甚至已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的女禍憂患意識，更何況從相關史書的記載，武惠妃又直接涉及廢立太子一事，與玄宗開元十二年七月廢立王皇后，開元十四年玄宗一度欲立武惠妃為后的史事，幾乎一一印證武惠妃成為玄宗前期李唐女禍的前後因果及其歷史脈絡，而且耐人尋味者，又在玄宗朝的「廢王立武」之患，幾乎是複製玄宗祖父高宗「廢王立武」的歷史範式44_{。由此觀之，對照呂向〈美人賦〉以賦代諫，並且險招殺機的玄宗強烈反} 應觀之，其中又涉及玄宗朝諫諍文化的歷史嬗變，因此〈美人賦〉應是攸關唐代賦學與史學彼此交涉意涵的一篇重要歷史文獻。其次，就唐玄宗一生帝王風流的情色王國而言，武惠妃與楊貴妃兩人誠為其中的前後經典，後代讀者向來都集中目光在玄宗與楊貴妃的江山美人傳奇，尤其經由白居易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作為主題的〈長恨歌〉，不 44_{參見閻孚誠、吳宗國《唐玄宗的真相》（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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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當世聞名，甚且古今中外，盛名遠播，加上後代不少承傳續衍之作，尤其像〈長生殿〉等傳奇戲曲的不斷演繹，幾乎淡忘唐代文學另一個更為高亢且淵源更早的「美麗」與「諷諭」基調，同時〈長恨歌〉作者白居易本人，在〈長恨歌〉之外的不少諷諭詩篇已明顯流露以女禍為主的相關諷諭旨趣，尤其與之可以視為唱和意涵的姊妹篇章：陳鴻〈長恨歌傳〉，正是一篇以女禍為宗旨的玄宗情色論述，尤其值得注意者，就白居易本人而言，不少以「美麗」與「諷諭」為基調的新樂府詩歌，顯然深受過開元前賢呂向〈美人賦〉的精神啓迪；至於陳鴻〈長恨歌傳〉之撰，誠然應是源自白、陳二人的默契與共識，而陳鴻本身也應對呂向〈美人賦〉及其「以賦代諫」之當代史實絕不陌生。由此觀之，就玄宗情色論述此一唐代文學主題而言，白居易〈長恨歌〉固然主要展現唐玄宗與楊貴妃生死繾綣的江山美人長恨，然而若從呂向〈美人賦〉，迄至後世續衍的白居易諷諭詩及陳鴻〈長恨歌傳〉重新加以審視，其實體現的則是源自李唐女禍憂患及其史鑒文化背景下，另一種值得重新注意的「帝國長恨」基調。因此藉由呂向〈美人賦〉的參讀及對照，更得以進一步觀照白居易〈長恨歌〉及新樂府〈上陽宮人歌〉對於玄宗情色王國的不同創作意涵，及其與〈長恨歌〉聯袂演繹的陳鴻〈長恨歌傳〉，其中應不無白居易以借屍還魂之姿，假手陳鴻〈長恨歌傳〉為己代言的意涵，至於其中論述旨趣，應可能頗受到開元時期前賢呂向〈美人賦〉的重要啓迪，展現呂向及白居易、陳鴻前後以唐代辭賦、詩歌與傳奇的多元文類的一種書寫或另類唱和，從而成為唐代文學展開玄宗情色論述的三部重要情曲。其中呂向〈美人賦〉不僅撰寫時間最早，並且採取「以賦代諫」的書寫策略，直接向唐玄宗提出諷諭，不僅成為唐代文學中展開唐玄宗情色論述的重要代表作品，並且還應對於中唐白居易、陳鴻等人以「長恨」書寫為主的相關創作具有啟迪作用，因此重新審視呂向〈美人賦〉不僅可以為白居易、陳鴻等玄宗情色論述的經典名篇尋根探源，同時也得以觀看唐賦對於白居易、陳鴻等人詩歌及傳奇書寫經典的歷史地位及其文化召喚意涵。

杜牧

‧

文賦

‧

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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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的諫諍論述與〈阿房宮賦〉

臺灣/政治大學許東海

論文摘要：

唐代儒學文化、諫官及其諫議制度等等的確立，皆對當時的諫諍

文化，乃至於唐代文士的諫臣意識，形成推波助瀾的重要力量，從而

對於晚唐杜牧的諫諍意識具有引領與召喚作用。杜牧諫諍意識，除

了承傳古來迄至唐代的士臣諫諍文化傳統外，也與杜牧本身的諫臣經

歷及其仕宦職志攸關，並且經常映現於相關的詵文作品中，本文主要

基於上述之觀照，回歸史學之文化世變與賦學之諷諫命題，從而結合

杜牧相關文本資料，運用「知人論世」的傳統方法論，並主要針對杜

牧罕為學界所關注的諫諍意識，及其涉及「辭賦與諫書」之基本問題

面向，嘗詴為晚唐賦史上經典之作的杜牧〈阿房宮賦〉，提供另一涵

攝賦學諷諫傳統與史學諫諍世變意涵的閱讀視窗。

*關鍵詞〆

晚唐杜牧諫諍辭賦諷諫

杜牧‧文賦‧諫書

……… －－杜牧的諫諍論述與〈阿房宮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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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政治大學許東海

一、緒論唐代諫諍文化與杜牧諫諍意識

中國歷史上士臣面對君國往往必須於政統與道統之間做出判斷與抉擇45 ，於是諫諍遂成為士臣鞏固道統的終極抗禮與文化表態；倘若從辭賦之祖屈〈騷〉文本的諫諍書寫觀之，此一歷史傳統可謂源遠流長，秦漢以下的士臣諫書奏議，不絕如縷，其中固頗不乏辭賦名家，如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等即為例證46 ，迄至杜牧所處的唐代，由開國之初唐太宗貞觀年間力倡的君臣諫諍風氣，更為歷史美談，其中吳兢編撰的《貞觀政要》即頗多相關論述，其中〈論求諫〉、〈論納諫〉、〈論君臣鑒戒〉等，皆攸關諫諍之道與君國治道 3，由於唐太宗廣開言路，力倡諫風，遂積漸成為唐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精神傳統，白居易《策林》即曾大肆闡發此一歷史流變及其要旨47 ，此外，由於唐代儒學文化、諫官及其諫議制度等等的確立，皆對當時的諫諍文化，乃至於唐代文士的諫臣意識，形成推波助瀾的重要力量，其中如韓愈等古文運動代表人物，皆不能例外48 ，從而對於晚唐杜牧的諫諍意識具有引領與召喚作用。杜牧諫諍意識，除了承傳古來迄至唐代的士臣諫諍文化傳統外，也與杜牧本身的諫臣經歷及其仕宦職志攸關，並且經常映現於相關的詩文作品中49 ，據《舊唐書‧杜牧傳》載述，杜牧曾於文宗大和迄至開成年間，任職「淮南節度推官， 45 參見余英時：〈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始形態〉，《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 84－112。 46 參見王啟才：《漢代奏議的文學意蘊與文化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77－98。 47 參見﹝唐﹞白居易〈策林‧達聰明致理化〉，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3499－3500。文謂：自唐虞以降，斯道寖衰々秦、漢以還，斯道大喪。上不以聰接下，下不以明奉上，聰明之道既阻於上下，則訛偽之俗不得不流於內外也。國家承百王已弊之風，振千古未行之法。於是始立匭使，始加諫員，始命待制官，始設登聞鼓，故遺補之諫入，則朝廷之得失所由知也々匭使之職舉，則天下之壅蔽所由通也々待制之官進，則眾臣之謀猷所由展也々登聞之鼓鳴，則群下之寃濫所由達也。此皆我烈祖所創，累聖所奉，雖堯、舜之道無以出焉。故貞觀之大和，開天之至理，率由斯而馴致也。 48_{參見博紹良：}_{《唐代諫議制度與文人》}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317－321。 49 ﹝唐﹞杜牧〈李甘詩〉，吳在慶校注：《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1，頁 91－92。謂：自唐虞以降，斯道寖衰々秦、漢以還，斯道大喪。上不以聰接下，下不以明奉上，聰明之道既阻於上下，則訛偽之俗不得不流於內外也。國家承百王已弊之風，振千古未行之法。於是始立匭使，始加諫員，始命待制官，始設登聞鼓，故遺補之諫入，則朝廷之得失所由知也々匭使之職舉，則天下之壅蔽所由通也々待制之官進，則眾臣之謀猷所由展也々登聞之鼓鳴，則群下之寃濫所由達也。此皆我烈祖所創，累聖所奉，雖堯、舜之道無以出焉。故貞觀之大和，開天之至理，率由斯而馴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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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御史里行，轉掌書記。俄真拜監察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50 等官職，當時他與李甘、李中敏等人氣類相合，皆尚風節，敢於直言，故其「文章取向，大率相類」51 。唐代對文人與諫諍的結合，從科舉與諫官制度上即顯現無遺。玄宗即位首年便開設「直言極諫科」，揭示了諫諍的政治地位，此後風氣日盛。中唐時，開設最多的科制是「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以及相類的「諷諫主文科」，更明確地將以文取士的科舉遴選的目標著重在人品、儒學、吏治的結合，而「能諫」實為三者的具體實踐。因此唐代的諫官制度是將學而優則仕的文人、政治與其文學結合在一起的最佳機制，也是一種具體的政治實踐。相對於文人而言，因科舉與諫官制度的影響，諷諫君王從個人自覺進一步轉變為諫官職能的實踐，如此又從政治上肯定了文學的諫諍傳統，同時也鼓勵了文人的諫諍活動。杜牧〈阿房宮賦〉的諫諍意識，應是唐代諫官制度與科舉科考影響文人與文學之一代表例證52 。杜牧〈阿房宮賦〉尤以新體文賦的變創特性，引領與啟示北宋文賦的興起，從而在唐、宋賦史上深具重要關鍵地位53 。〈阿房宮賦〉之所以在晚唐深受矚目，最為關鍵的理由在此賦充分展現作者杜牧「王佐之才」的器識與特質54 ，。自杜牧「知人論世」的創作背景觀之，究竟是如何的傳統文化心理、世變元素及其創作心態，決定杜牧〈阿房宮賦〉「王佐之才」的人文特質及其「新體文賦」形式？杜牧諫諍意識，除了承傳古來迄至唐代的士臣諫諍文化傳統外，也與杜牧本身的諫臣經歷及其仕宦職志攸關，並且經常映現於相關的詩文作品中，本文主要基於上述之觀照，回歸史學之文化世變與賦學之諷諫命題，從而結合杜牧相關文本資料，運用「知人論世」的傳統方法論，並主要針對杜牧罕為學界所關注的諫諍意識，嘗試為晚唐賦史上經典之作的杜牧〈阿房宮賦〉，提供另一涵攝賦學諷諫傳統與史學諫諍世變意涵的閱讀視窗。

二、諫諍與權衡：杜牧的諫諍意識及其政治實踐

諫諍本指臣下以言語或行動規勸君王，故《荀子‧臣道》以「大臣父兄，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主要針對君王言行而發，後世則又擴展至王夫之《讀通鑑論》「大臣不道，誤國妨賢，導主賊民，而君偏任之，則直糾之無隱」的百官監察彈劾職能 50_{參見﹝五代﹞劉煦：} 《舊唐書．杜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147。 51 參見繆鉞：《杜牧年譜》，《杜牧集‧附錄三》（長沙：岳麓書社，2001﹚，頁 354－355。 52_{詳可參傅紹良：《唐代諫議制度與文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93-97。} 53 參見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333－335；又簡宗梧《賦與駢文》 ﹙臺北：台灣書店，1998﹚亦謂「〈阿房宮賦〉最後的說理，開宋代說理文賦之先河。」 54 參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公薦》（臺北: 三民書局, 2005），卷 6。文中吳武陵力薦杜牧之作謂：「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舉，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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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由是觀之，古代士人源自於任重道遠的政治觀照與承擔，針砭君臣過失與時弊，誠為作者諫諍的主要精神旨趣，而且往往未必藉由以諫為名的諫書或奏疏，例如屈原〈離騷〉的諷諫精神即為典範，並且深遠影響後代辭賦家創作時的諷諭職志及其重要意蘊。56 由上述古代諫諍的名義觀之，諫諍的主要對象是君王，主要的目的是安定君國；易言之，若出現攸關軍國大事或危及君國治平的言行人事之際，尤其是以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君國危機者，例如權臣或軍事將領一類對象，杜牧固然時以謙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態度自責自咎，然而同時卻又秉持以「無位而言」的諫諍意識，甚至儼然以諫臣姿態上書力諫，從而強烈映現杜牧念茲在茲，服膺勿失的諫諍意識。其中例證則是杜牧多次上書當代宰相權臣李德裕的文章，即往往直似一篇篇上達天聽的諫書，例如〈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上李太尉論江賊書〉皆為其例，故其文書中亦每每揭明宰相李德裕為宰輔，代君決策，身繫天下的重要地位，例如：伏睹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兯。雖罇俎之謀，算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蒭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57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當軸處中，未及五年，一齊四海，德振法束，貪廉懦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匪其任，十人佐周，校於太尉，未可為比。58 其中〈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為杜牧在黃州刺史任時所上宰相李德裕書，主要論述平定劉稹等澤、潞兩州軍事之策略，其中即指陳「今者上黨之叛，與淮西不同。」的史鑒論述，從而重新提出「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的不同軍事策略觀照，並藉由北朝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事，並引當時吏部宇文弼的軍事諫言，「初始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的歷史諫諍典故，揭明「以古為證，得之者多。」從題旨於「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59 的諫諍情懷；此外，杜牧另一篇黃州任上〈上李太尉論江賊書〉主要諫言緣起，旨趣即在「伏以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賊耳。」文中論析此事涉及軍國大計，蓋「今西北邊，禦未來之寇，備向化之戎，長傾東南物產，供百萬口。」60 何況江賊橫行，群盜如麻，故「長江五千里，來往百萬人，日殺不辜，水滿冤骨，至於嬰稚，曾不肯留。」然歷史上商湯「以童子無知而殺之，王者不捨其罪。」故 55_{上引有關古代諫諍的要旨說明，參見王啟才：《漢代奏議的文學意蘊與文化精神》}_{，頁 95。} 56 參見傅紹良：《唐代諫議制度與文人》，頁 50－52 57_{﹝唐﹞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吳在慶校注：}_{《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8﹚，卷 11，頁 817。 58_{﹝唐﹞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_{，（同上）} ，卷 11，頁 826。 59_（同上），頁 826。 60_（同上），頁 828。

賦家與諍臣--唐代辭賦諷諭與諍臣意識之合流及其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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