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治大學許東海

香草美人與開元諍臣

--張九齡賦的屈騷承傳及其史學意涵

一一一

一、、、、緒論緒論緒論緒論：：：張九齡賦的：張九齡賦的張九齡賦的賦學與史學張九齡賦的賦學與史學賦學與史學觀照賦學與史學觀照觀照觀照

以屈原《離騷》為代表的屈原辭賦，對於中國文學史的影響可謂源遠流長，

其中尤以｢香草美人｣比興隱喻，及其忠諫身影最為後世學者所推美，劉勰《文心雕龍‧辨騷》即以屈騷｢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論述其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並以具備｢典誥之禮｣、｢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恕之辭｣闡揚屈〈騷〉

｢同於風雅｣的經典特色¹，其中論述具體揭櫫屈〈騷〉所體現的政教關懷、史鑒意識、比興藝術及忠諫情志意涵²。若從中國辭賦史的流變觀之，漢賦固然往往失之｢欲諷反勸｣的結果，但漢賦始終重視諷諭旨趣，誠然歷歷可見，並且成為後代辭賦書寫的精神傳統及其當行本色，漢代大賦誠為其中重要典範，迄至唐代帝國，辭賦創作依然鼎盛，成果豐碩，幾可與漢賦相提並論，先後輝映³，其中源自屈〈騷〉忠君諫諍精神與香草美人隱喻，在唐代辭賦創作裡依然薪火相傳，繼踵芬芳。

唐代辭賦所展現的｢香草美人｣與忠諫精神兩大創作特色，除了遠承屈〈騷〉

的文學傳統外，同時也與唐代帝國肇建之初唐太宗所樹立的君臣諫諍文化典範密

1參見梁‧劉勰撰，陸侃如、牟世金譯注《文心雕龍》(濟南：齊魯書社，1996)頁 129~130。其文謂：｢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隅，規諷之旨也；虯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恕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

2參見拙作〈白詩與香草美人〉，《白居易之詩賦邊境及其文化風情》(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5) 頁 2。

3參見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謂參見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謂｢詩莫盛於唐，賦亦莫盛於唐。總魏、晉、宋、齊、梁、周、陳、隋八朝之眾軌，

啟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漢，蔚然翔躍，百體爭開，昌其盈矣｣。頁 154。

切相繫：唐高祖李淵即已重視隋朝危亡的殷鑒不遠，提出從諫如流的歷史經驗法則，迄至唐太宗的開誠布公，昭示天下，更念茲在茲視為唐代長治久安，歷代帝王子孫的治道要旨，故《貞觀政要‧序》所謂｢《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並以之作為後世諸帝｢克遵前軌，擇善而從｣的重要資治經典，而該書中除汲汲昭揭史鑒的治道旨諦外⁴，更力申君臣諫諍之道的攸關君國興亡與政治得失，其中值得注意者，《貞觀政要》的編撰者吳．兢乃是盛唐玄宗開元時期的史官與諫臣，開元初年即參予編撰史書，重新標舉唐太宗貞觀時期的治道典範，誠如《貞觀政要‧序》所謂｢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旨要，舉其宏綱｣，其中更闡明｢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⁵由此觀之，唐代開國以來，由太宗所樹立的君臣諫諍典範，

對於盛唐玄宗開元之盛世的垂憲之功，由當時史官與諫臣吳兢負責編撰的《貞觀政要》著述宏旨，大體可以略窺其貌。

唐代辭賦所映現以忠諫精神及香草美人書寫，一方面源自屈〈騷〉的文學史系譜，而另一方面值得關注者，乃是唐代由太宗貞觀之治所揭櫫的君臣諫諍傳統，

於是二者合流乃成為唐代開元時期辭賦書寫的重要文化背景之一，其中顯然涵攝辭賦書寫文化的傳統與世變兩方面，因此撰於此一階段的張九齡兩篇辭賦，從表面觀看，雖出了以詠物賦的創作形態，然而就其內在的文化底蘊而言，誠與開元時期稍前呂向所獻《美人賦》以賦代諫，具有殊途同歸及彼此呼應的對應意涵，

從而映現盛唐辭賦融會屈〈騷〉傳統與當代諫諍世變的重要文化底蘊。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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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即位初年，勵精圖治，大體頗能任賢納諫，並重視修史垂鑒締造盛世氣象，《舊唐書‧玄宗本紀》謂｢昌言嘉謨，日聞於獻納；長轡遠馭，志在於昇平。

4參見牛致功《唐代的史學與通鑒》(西安：陝西師大出版社，1989)，頁 5~10。

5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序》(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7。

貞觀之風，一朝復振。｣⁶由此可見，開元前期的唐玄宗無論在任賢用能、求諫容納與移風易俗等等重大攸關治道宏旨的作為，基本上都繼軌於唐太宗貞觀之治的典範⁷，於此之下，對於諫諍之臣，如吳兢及其《貞觀政要》的撰成皆具有重要的史學意涵，然則從另一面向而言，玄宗開元時期的政治前後變遷而言，唐玄宗開元朝前期，任用賢相，求諫納諫，言路大開，但也隨著四海昇平，帝國繁榮，

逐步出現德消政易，其中任相不賢及諫諍漸衰二者，尤其關涉吳兢《貞觀政要》

的成書意義，因此由此書撰述緣起及其成書過程，儼然見證唐玄宗開元諫諍的前後變遷，並且如是的歷史脈動，適與開元年間宰相張九齡的仕宦遇合及辭賦書寫，

存在著深切而重要的關係，而在張九齡稍前的呂向及其〈美人賦〉，更成為張九齡辭賦中｢香草美人與開元諫諍｣融會書寫的重要前賢典範，頗具對讀意涵，其中呂向與張九齡皆為唐玄宗開元時期的諍臣，既攸關當代諫諍風氣盛衰之秋，兩人的辭賦皆非單純出自屈〈騷〉｢香草美人｣書寫的隱喻複製或模仿，呂向〈美人賦〉

與張九齡〈荔枝賦〉、〈白羽扇賦〉雖取材有異，卻不謀而合地，以｢香草美人｣

之姿，映現唐玄宗開元諫諍的前後變遷，因此透過同為開元諍臣的呂向及張九齡辭賦的創作背景及其情志隱喻，與吳兢《貞觀政要》的撰寫本末，適得以勾勒並洞鑒唐玄宗開元諫諍的前後嬗變，及其對於上述唐代諍臣兼為賦家的創作牽動，

從而體現盛唐史學與賦學交相關涉之一重要面向。

吳兢《貞觀政要》的撰寫緣起，當可溯至唐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治｣時期，吳兢奉詔參與編次，迄至開元八年，源乾曜、張嘉貞二人新任宰相，正式任命吳兢｢備加甄錄｣，於是作者｢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旨要，

舉其宏綱｣，才正式編撰此一著述⁸，時當開元前期十年左右時間，正是唐玄宗廣開言路，下制求諫汲汲勵精圖治，追求長治久安的帝國盛世，因此此書開宗明義的前面章篇，重現任賢納諫等攸關君國之道的大綱要旨，除以第一〈君道〉、〈政體〉冠於書首外，第二、三章即大肆標舉｢任賢｣、｢求諫｣、｢納諫｣、｢君臣鑒戒｣

6後晉‧劉煦《舊唐書‧玄宗本紀》。

7參見許道勛、趙克堯《唐玄宗傳》(臺北：商務印書館，1992)，頁 113~173。

8參見謝保成《貞觀政要集校‧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5~6。

等命題，至於此書首揭〈君道〉、〈政體〉命題的論述中，也屢以貞觀君臣兼聽納諫的史實垂範玄宗，例如：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侍中魏徵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何謂為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恃安樂而欲寬怠，言事吉惟令競懼，日陵月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安而能懼，

豈不為難。｣⁹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

以相委付？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

｣¹⁰

這些攸關貞觀之治的君臣諫諍論述，顯然正是吳兢作為史官及諫臣的雙重身分下念茲在茲的治道要旨。然則《貞觀政要》不憚其煩地高揭貞觀之治與君臣諫諍的歷史文獻，固然深刻體現玄宗開元初年效法太宗貞觀之治的求諫典範，也映現作者諍臣與良史合一的忠君體國形象，而他在開元五年前後所撰〈上玄宗皇帝納諫書〉，其實適可視為吳兢於開元八年正式承命奉撰《貞觀政要》並立中君王重視納諫的重要初始文本，其中首段即結合古今君臣諫諍故事，作為向玄宗上疏的主要史鑒依據，當時｢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群臣畏伏。競慮帝果而不精，乃上疏曰：

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此見上對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廷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毀謗木，

9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君道》(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25。

10參見《貞觀政要‧政體》(同前注)，頁 30。

欲聞己過，今對事，設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顓生殺之權，

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不敢盡，奈何以為罪？……陛下初即位，猶有褚無量、張廷珪……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對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為戒，橈直就曲，斵方為刓，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

據《新唐書》載敘，吳兢｢少厲志，貫之經史，方直寡諧比｣¹²。並且於玄宗開元年間屢見諫諍，除前文徵引外，開元十三年玄宗｢東封泰山，道中數馳射為榮｣，吳兢乃依貞觀故事勸諫玄宗謂：

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¹³

此外，開元十四年，因六月大風，玄宗乃詔群臣論述得失，吳兢又上〈大風陳得失疏〉謂：

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臣不勝惓惓。願斥屏

在文檔中賦家與諍臣--唐代辭賦諷諭與諍臣意識之合流及其演變 (頁 9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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