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氏於1601 年起定居北京後，沒有再離開京城。而程氏編纂《墨苑》
時的活動範圍，幾乎都在徽州，我們或可推測程氏多在南方接觸耶穌會 士或基督宗教圖像，因此研究目光應該放回中國南方。84
1597 年起，利氏擔任中國傳教區監督長。在一封 1605 年的信中，
利氏明言當時中國有4 個會院（residences），位於北京、南京、南昌和 韶 州 。 在 同 年 另 兩 封 信 中 ， 他 說 明 因 無 法 離 開 北 京 ， 視 察 長 范 禮 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8-1606）將南方 3 個會院交付澳門耶穌會學 院院長（rector）李瑪諾（Manuel or Emmanuel Diaz, 1559-1639）負責，
而利氏認為李氏的熱情及致力於中國事務，將能極佳地勝任此工作。85李 氏大約在1602 年之後逐步監管南方會院。利氏不止一次讚揚李氏，也相 當信任他。86
葡籍耶穌會士李瑪諾，服務於中國內地與澳門有將近40 年的時間。
1597 年首次被任命為澳門學院院長，1598 年范氏第三次赴日本視察，之 後李氏來往澳門和中國內地，而范氏不在澳門，不久利氏也長駐北京，
因此大約 1598 年後的澳門及中國南方耶穌會的主要負責人就是李瑪 諾。87利氏曾記錄李氏作為在澳門的協調資源負責人，幫助他準備從羅
84 程氏生平事蹟簡表，參看林麗江，〈晚明徽州墨商程君房與方于魯墨業的開展與競爭〉，
頁178-181。程氏 1600 年前曾在京任官，甚至入獄，或可確信 1602 年後，除了 1605-1606 年到北京與利氏見面，其他時間都在徽州。
85 3 封 1605 年的信，分別寄自 5 月 9 日、5 月 10 日和 7 月 26 日，見 Pietro Tacchi Venturi, ed., Le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J., vol. 2 (Macerata, Italy, 1913), pp. 263, 274, 287. 利氏在 7 月信函中提到李瑪諾，原文如下：“…il P. Manoel Diaz, che fece rettore delle tre case del mezzogiorno; e cosi in esse ho puoco che fare per essere il detto padre di assai buono consiglio, fervoroso et assai applicato alle cose di questa natione….”
86 D’Elia, Fonti Ricciane, 2: 5, 91, 88, 272.
87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vol. 1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 pp. 74-75;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e:
馬寄來給明神宗的禮物，包括1599 年寄至南京的一幅來自羅馬大聖母堂 聖母像（“della forma di S. Maria Maggiore, venuta di Roma”），這是羅馬 古像傳至中國的最早紀錄。88有趣的是，同年利氏在南京認識祝石林，
祝氏後來引介利程兩人在北京會面。李氏常駐南昌或南京約在 1602 至 1609 年，或直至 1611 年。1615 年他再被任命為澳門學院院長；1622 年 和1635 年兩次，被任命為中國和日本傳教區視察長，直到 1639 年在澳 門過世；期間曾負責巡視中南半島Tonkin 和 Siam 教區。89他經歷1606 年范氏在澳門過世，1610 年利氏在北京過世，1611 年建立日本省區
（Province of Japan），以及 1623 年中國副省區（Vice Province of China）
成立的數十年重要發展期。在程氏搜羅圖文的時期，李瑪諾是常駐南京 和南昌教區的主要負責人，形式上又主導澳門事務，因此也可推測他來 往於澳門與內地。若日本耶穌會與中國的相關事務是透過澳門，李氏作 為中國南方教區的實際負責人，程氏聖母像的日本母本溯源，與他有關 的可能性最大。
李瑪諾沒有留下任何中文著作，跟一般較為人知曉的在華耶穌會士 不同，或有相當多致力於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亦隱身於檔案資料中。李 氏在中國內地時，大部分在南昌，1604 年他在南昌寫的兩封信，被收入 20 世紀出版的利氏書信選輯。其中一封指出，南昌地處南京與韶州之 間，對他來往三地非常方便，具體說明他身為南方負責人的角色。90而 李氏最知名的傳教事蹟之一，是他為4 位南昌的皇室王侯及其家庭成員 施洗。91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atis Iesu, 1973), p. 280; D’Elia, Fonti Ricciane, 2: 3.
88 D’Elia, Fonti Ricciane, 2: 91.
89 Cartas Ãnuas do Colégio de Macau (1594-1627) (Macao: Commissão Territorial de Macau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 Fundação Macau, 1999), p. 44;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p. 77; D’Elia, Fonti Ricciane, 2: 5-6.
90 Venturi, Le Opere storiche, p. 483.
91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p. 75; D’Elia, Fonti Ricciane, 2: 336-337.
四位受洗名為Joseph, Melchior, Gaspar 和 Balthasar，中文名待查。
程君房所居的歙縣，屬南直隸徽州府，位在南昌與南京城之間，程 氏活動時期，以這兩城為中心的兩個耶穌會傳教區頗有發展；在地緣上，
南昌還比較靠近徽州。程氏早年於1554 年，曾與父親至南昌經商。92程 氏自稱約花費十年時間搜羅《墨苑》的資料，則以第一版1605 年來看，
則1595-1605 年為程氏搜集資料的第一期，1605-1610 年間的第二期則為 1610 年版增補之用。93換言之，程氏活動於徽州及南京、南昌並搜集資 料期間，約為李氏在南昌和南京主持耶穌會南方業務之時。當然，最早 到南昌及南京的是利氏，他在 1595-1598 年間於南昌活動，但程氏編纂
《墨苑》時期，利氏已然離開，據利氏《基督宗教傳入中國史》所載，
兩人也並未在南方碰過面。
1597 年，日本大規模屠殺天主教傳教士及信徒，發生長崎 26 名傳 教士殉難事件，之後日本逐漸全面禁教，多起殉教事件迫使日本傳教士 及信徒移居澳門。范禮安在1598 年啟程赴日，澳門會務由李氏主事，紀 年1597 年的程氏聖母像日本母本，應在其後入華。李氏一封 1598 年寄 自澳門的信件，特別註記日本籍生在澳門學院的情形：9 位在地住宿生 有3 位來自日本，8 位主修拉丁文的耶穌會青年學子 irmão，有 6 位是日 本生。李氏特別注意到日本生，而沒有言及其他國籍生。94 1615 年，李 氏另一封寄自澳門的信，再度陳述日本生的狀況，並進一步肯定，他們 帶著母國的成就而來，意即在宗教和信仰上致力，他們要在澳門重新「開 始征服並獲致」（“começar a conquistar e ganhar”），日本傳教失敗似乎 讓日籍生精神上更為堅毅。信末李氏亦提及有相當多的日本傳教士及信 徒流亡至 Cochinchina。95作為澳門地區的總管，李氏與日本教區保持聯 繫，並在院長任內，關注流亡的日本傳教士和信徒。期間很有可能獲致
92 林麗江，〈晚明徽州墨商程君房與方于魯墨業的開展與競爭〉，頁 179。
93 程氏在「人文爵里」部的前言述及：「蓋余辛勤十年，今始袞輯成編，作者百有餘……。」
《程氏墨苑》（約1610 年版），〈附錄．人文爵里〉，頁 4。
94 此信原藏 ARSI，檔案號 JapSin 52, fl. 267-269v，收入 Cartas Ãnuas，頁 80-81。
95 此信原藏 ARSI，檔案號 JapSin 46, fl. 359-363，收入 Cartas Ãnuas，頁 142-143，引文在 頁142。
來自日本的圖像，並將之帶往中國內地。而程氏最可能取得日本聖母像 的管道，就是在李氏活動的南昌或南京。
還有一個資料能連結李氏與日本傳教區圖像，與日本主教 Pedro Martins 有關。根據費賴之（Louis Pfister）的傳教士傳記，Martins 是李 氏早年一同出航的同伴，他們曾在莫三比克的Sofala 逃離海難，後來都 到了印度。Martins 在 1587 至 1592 年間擔任印度省長，之後被任命為日 本主教。日本傳教區留下一份Martins 於 1596 年造訪「有家」（Arie；
長崎南方高來郡有家村）耶穌會學院的紀錄，時值耶穌會學院教育發展 的盛期，該學院約有 93 名學生，Martins 和其成員看到的景像紀錄如下
──這個紀錄或許是關於日本傳教區耶穌會學院藝術學習最有價值的詳 細史料之一：
在一房間看到年輕學生們忙於用雕刀雕刻印板，但最後令 Martins 和其造訪成員最驚訝的是，在一長形的建築物內，有大批的男孩及 年輕學生們，都是畫家，每一位都有其畫作在手上，並能以油彩畫 作不同圖像。在這個建物前面，有一幅聖路加式聖母像，為其中一 位十九歲的男孩所畫，Martins 和其成員覺得難以置信的是，如此完 美的成品，竟僅僅來自一位男孩所作。96
上段紀錄顯示該學院內教授繪畫及雕板，並特別強調日本在地生的優秀 成果。雖然這個報告不無過於讚揚學院教育成果的可能，不過可看出 Martins 主教對日本在地油畫成品的讚許，和他眼中對這類在地作品的信
96 Bailey, Art on the Jesuit Missions, pp. 69-70. 原始文件在 ARSI, 檔案號 JapSin 46, fl. 283r.
Bailey 的英譯如下：“From here they went out to the office where they print books…. In another place there were other young men who were busy engraving plates with the burin.
Finally, the thing which astonished them [Martins and his entourage] the most was to enter a long building overflowing with boys and young men who were painters, every one of them with his pictures in his hand, painting various images in oil…. At the front of this building was placed an image of Our Lady after St. Luke, painted by one of these students who was nineteen years old [possibly Luís Shiozuka]. They were at great pains to believe that such a perfect and accomplished work had been produced by a mere boy.”
任感。Martins 也關注到聖路加式聖母聖像，顯示這類聖像在學院藝術教 育中的重要性。同年Martins 提及要求從印度果阿（Goa）派遣畫家到日 本。再者，有家為另一傳世於日本的歐洲銅版畫「聖家族」題名之地，
該作紀年1596 年。97程氏聖母像的日本母版，據西村貞研究，亦可能來 自有家耶穌會學院。98以Martins 對圖像及聖母像的關注，而李氏跟他又 是早年同窗的患難之交，在李氏熟悉日本傳教區並有所互通的情況下，
由Martins 提供一幅日本聖母版畫，或李氏向 Martins 索取，似乎都可以 理解。當然，這個推論還望有更多相關資料佐證。
具體提到李氏在南昌的工作，則是在利氏晚年書寫的《基督宗教傳 入中國史》中。利氏至過世前雖沒有離開北京，但作為中國傳教區監督 長，必須負責整理全中國資料，書寫年度報告。他在北京的信件，不時 提到李氏，相信在李氏負責南方3 個會院後，三地的資料彙整，都是由 李氏製作後，再向利氏報告。《基督宗教傳入中國史》對 1601 至 1605 年南昌會務的成長，給予「成功」（success）的讚賞，因為據報受洗人 數從20 人增加至 200 人。而其中幾件受洗的案例，包括皇室成員，李氏 分送給他們救世主像（“imagini del Salvatore”）、聖母像和念珠，教他們 在救世主像前誦念念珠玫瑰經等。信徒靠著在救世主像前誦念念珠而驅 魔的例子相當多，還有信徒將救世主形象雕版印製分送更多人，並附上 降生教義的解釋；或用木版書寫耶穌或瑪利亞之名，放在門上或房內，
或用多彩印在紙上，作為天主教徒的身分認同表示。
李氏相當介入與當地信徒的互動，他亦很高興這些新入教者能因此 獲得身分確認的信心。99利氏另外在1607 年的信中，提到南昌信徒手持
97 西村貞，〈日本耶蘇會板銅版聖母圖に就いて〉，頁 10-12。然西村貞稱根據目驗，該 作 “1596” 及 “In Semin Iapp Ariye” 的文字似乎為墨書，並非刻印，可能為後人所加，
97 西村貞，〈日本耶蘇會板銅版聖母圖に就いて〉，頁 10-12。然西村貞稱根據目驗，該 作 “1596” 及 “In Semin Iapp Ariye” 的文字似乎為墨書，並非刻印，可能為後人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