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際社會關係理論的華人解讀

過去對於企管文獻的理論探究，多半採行複製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之研究發 現，在台灣企業間進行移植與仿效應用，不止企業界如此，連學術界的作法也是一 般(黃敏萍，2003)。但是，隨著二十餘年來本土化思潮的風行，影響至今，對來自 西方的理論可以站在本土化的觀點加以檢討與反思。

楊國樞(1981,2002)提出中國人之社會取向的主要互動或運作特徵，表列說明如 下。

表 2-3-1：中國人之社會取向的主要互動或運作特徵

次級取向 特殊內涵

對家族的認知 對家族的情感 對家族的意願(行為傾向) 1、家族取向

(家族集體主義) 家族延續 家族和諧 家族團結 家族富足 家族榮譽 泛家族化

一體感 歸屬感 榮辱感 責任感 忠誠感 安全感

繁衍子孫 崇拜祖先 相互依賴 忍耐抑制 謙讓順同 為家奮鬥 長幼有序 內外有別 2、關係取向 關係形式化（角色化）

關係互依性（回報性）

關係和諧性 關係宿命觀 關係決定論 3、權威取向 權威敏感

權威崇拜 權威依賴 4、他人取向 顧慮他人 順從他人 關注規範 重視名譽

資料來源：楊國樞(2002)

關於上表，吾人認為就家族取向的整編上，隨著台灣社會的家庭結構轉變，從 過去的大家族轉為核心家族之後，再延續到如今的頂客族等等，其影響層面與作用 力道已然減少許多，運用在新的 LMX 本土化量表之建構，幫助不大。其次，吾人認 為重心仍應該放在關係取向之上，梁漱冥(1963)將這種中國人凡事以關係為依歸的 文化特徵稱為『關係本位』，而楊國樞等人則將之稱為『關係取向』。

從關係形式化（角色化）角度切入，說明了中國人在建立任何新的人際接觸時，

一般採用的方式，是採用在人與人的社會關係所處的位置，來定位自己的身份。如：

我是誰誰的學生、同學、朋友等等。是以，在傳統中國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界定 是不可隨意更動的，這也是中國人何以強調『名符其實』與『有名有實』的原由，

中國人所強調的並非個人或自我內部的一致性，而是以外在社會情境為出發點，其 言行在同類社會情境下的一致性，其社會情境不單包含五倫之常，更可外推至師生 關係、主僕關係、主管部屬關係等等。當個體在這種強烈內化的社會結構下生活時，

常只能以社會角色所定義的規範做事，而必須隱藏自我。

從關係互依性（回報性）的角度切入，則是在關係的互惠共生系統中，雙方需 要尋找一個均衡點。這樣的均衡，透過回報的法則加以建立，便形成了『現世報』

與『來生果業』等等。但是，為了追求人際之間的均衡狀態，人們所能運用的資源，

不外乎物質與精神兩大類別，而在中國社會中，更形重要的兩大資源稱做『人情與 面子』，雖然各自擁有不同的性質與功能，但具備五項共通的特性，表列如下：

表 2-3-2：中國人人情與面子的五大共通特性

1、在人際網絡中運作 2、有數量上的大小與增減 3、可以儲存、透支與賒欠 4、可以給出或撤回

5、可以轉嫁或轉讓給第三者

資料來源：黃光國(1985)

從宿命觀的角度切入，中國人特別強調『緣份』的重要。其具備在人際關係中 的必然性與不可規避性，不論『好緣』或『孽緣』都需要包容承受，因為緣定關係 是命中注定，不可逃避。所以，在中國社會中，個體並不是一個關係的主動創造者，

而是處在一個被動的位置，需要認命的承受該位置所帶來的一切。

探究中國人的人際社會關係時，一定要提的就是費孝通(1948)所主張的『中國 人的差序格局』理論概念，主要用以說明中國人如何對待與自身有不同親疏遠近關 係的對方或他人。費孝通(1948)認為中國人人際交往模式有『自我中心主義』的特

色；以自己為中心，把與自己相互交往的他人按親疏遠近分為幾個同心圓圈，與自 己越親近的，在與中心越貼近的小圓圈內，反之，越不親近，就位於離中心越遠的 圈圈之中。『差序格局』是指吾人以不同的交往法則來對待屬於不同圈層裡的人，跟 中心越接近的，對他們越好。他在這裡首次把人際關係與人際交往拉在一起，提出 中國人人際交往中，會對不同關係的人施用不同的交往法則。

費孝通(1948)在討論親疏遠近是怎麼分的時候，主要提出家族主義的說法，指 出農村人際關係最簡單的分類是將最接近自己的一圈人叫做『自家人』，其他人叫 做『外人』。除了有血緣的家人及親人，及有地緣關係之村人之外，對其他不同關 係的『外人』是如何劃分的，以及有什麼樣差別待遇，他並未詳述。他僅提出了人 們用『私德』，也就是『傳統人倫的義務規範行為』，來對待與他們有關係的人。

既然人倫中大部份是家族關係，費孝通(1948)的『自家人』、『外人』分類，至少 用之來描述中國農村社會的關係分類來說，尚屬貼切。

費孝通(1948)在提出「差序格局」這一構念之時，同時也提到了另一個非常重 要的現象。但是這一現象卻常被轉述或轉用其理論者忽略。那就是，各格局（例如，

『自家人』、『外人』）的界限是隨情境而有伸縮性的，可以任由個體自行做解釋 及劃分，也就是說針對自家人而言，其實不一定是指有血緣的家人及親人，也可能 包含沒有血緣的他人，只要該個體主觀認定即可。

黃光國(1985)則依此論點，融合儒家思想與西方交易理論，重建出華人關係模 型。並主張華人乃將人際關係區分為『情感性關係』、『工具性關係』與『混合性關 係』三大類別，各自依憑不同法則處理其人際交往關係。如針對情感性關係主要在 於家人相處間，採用『需求法則』。工具性關係主要基於追求最大利益，故採行『公 平法則』。混合性關係則是指交往雙方相互認識並具備某程度之情感關係，如親戚、

鄰居、師生、同事、同鄉等等。混合性關係的維持與運作，則是依循『人情法則』

以及『均等法則』。

楊國樞(1992)則是結合費孝通(1948)與黃光國(1985)之說法，依照親疏遠近程

度，將中國人的人際社會關係區分為三大類別，即『家人關係』、『熟人關係』與『生 人關係』。隨著個體將他人歸入不同的類別，就決定了個體如何對待他人與反應的型 態。如在家人關係中，講究責任而不太要求做出對等回報，在熟人關係中，則相互 以人情對等處理，生人關係則純粹就當時實際厲害情況加以考慮。其中，由於家人 關係的建立與維持，受到先天遺傳侷限，無法改變。所以，在人際間交往多半由生 人關係開始，因此在華人社會中為突破生人關係，獲得較佳的對待方式，關係的拉 近與認可，就變成人際交往之間，非常重要的一環。

張慧芳（1985）對關係類別所做的整理得知，關係基礎（類別）包含了同鄉、

血親、姻親、同學（即有相同學校關係）、師生、同姓、同黨派、同好（相同嗜好）、

同道（相同的宗教信仰）、鄰居、過去曾為同一社團或單位、過去是否為同事或是 長官與部屬關係，共計 12 項。黃建達(2001)以張慧芳（1985）對關係類別的 12 個 類別分類，作為實際關係多寡的基礎。然而，針對實質關係而言，除了多寡這個取 向，還有另外一個取向就是深淺的程度。實質關係深淺的程度，又可分為兩者討論，

其一，即是楊國樞(1992)所指之三種華人關係之區別，其中以家人關係最深、熟人 關係次之，而以生人關係居末，其二，則是葉光輝(2004)所指，在華人不同的社會 關係 (如家人、朋友、師生等)的互動過程中，都包含了分位、情感、慾欲三種內涵 成分的交換與作用，也就是說，關係深淺乃是指這三種內涵成分的不同比例組合情 形，所以針對家人關係，就有關係之深淺差異；針對朋友關係，就有關係之深淺差 異；針對師生關係，就有關係之深淺差異，端視所針對的關係對象為何而定。

西方學者對於人際互動理論，也提出許多論述，如 Fiske(1991，1992)整合人 類學、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之發現，認為社會互動模式主要由四大類組成，分別為 共享(communal sharing)、權威排序(authority ranking)、對等互惠(equality matching)、市場定價(market pricing)。在共享關係底下，其間的運作法則是以雙 方是不是處在同一個團體為主要考量依據，將之區分為內團體與外團體兩者，在內 團體的成員，彼此間不分你我，共享情感與資源。但外團體則採行不同的對待方式，

但是，比較東西方對於人際互動的分類，可以發現就中國人而言，即使處在同一個

團體，用西方的觀點被歸為內團體，其中，卻仍然可以加以細分，如常見的中國用 語『心腹』，便是在內團體中，處在更為接近個體核心的重要位置上。

分析西方社會與東方社會對於人際社會關係的發生理論，不難發現到中國人所 講究的人情義理，與西方社會所陳述的理性感性，其本身具備完全不同的性質，不 能予以類比套用。例如，華人所謂『合情合理』與『通情達理』所代表的是社會對 於個人行為的一種評價，而非其內在的情感狀態，而西方世界則是以個體內在作為 分析的基本單位。所以，華人的情理都是社會性的產物，並不是個體性的結果，是 以情與理兩者並非相互對立的兩極，而是一個統一的倫理準則下，互為補充的兩面。

延伸之，也就是一種倫理的狀態，成為制約個人行止的社會力量，在華人社會，稱 之為『人情壓力』，指的就是個體因為情理面上的考量，不得不改變內心真正的所欲 所求的原由。

胡秀華(2004) 認為影響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的三因素（即情感親疏、忠誠高 低、及貢獻多寡），即是引入上述諸多華人學者所醞釀出來的理論架構，並以情境 實驗設計（scenario experiment）方式，設計出八種員工類型腳本，採取跨國比較 的研究觀點來探討情感、忠誠、及貢獻對於企業主管之獎酬決策的影響。最後發現 主管對於較親近情感、高忠誠、或高貢獻的部屬，的確會給予較多的金錢與非金錢 獎酬。此外，無論是在保密或公開的情境下，相對於情感疏遠者，台灣主管會比美 國主管更明顯地給予情感親近者較高的金錢獎酬，相對於低貢獻者，美國主管則會 比台灣主管更明顯地給予高貢獻者較高的金錢獎酬，這表示了華人與西方社會主管 對於 LMX 關係的發展過程中，所重視的面向不同，顯示出西方社會工作性取向的職 場認知，相較於華人社會，華人則更為重視工作生活中，誰是與我更為親密的工作 伙伴。

這樣的發現正可以符應劉兆明（1991-1996）一系列對於華人部屬對主管的『報』

研究結果。他發現當華人部屬知覺到主管有恩於他時，部屬會以『超過』主管所施 恩惠的程度，加以回報主管的施恩，這樣的『回報』，似乎與西方交換理論所陳述 的內涵有所不同，不單單只是主管給我多少，我就回報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