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慧忠上士著作與佛儒思想的融通
第一節 佛教與儒教結合的過程
佛教於東漢時傳入中國時，因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慢慢的滲透而逐漸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可以稱作中國佛教。其 中儒教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佛法傳入中國後，就融入了中國儒 教思想，在慢慢滲透過程中，佛教對儒教也有深刻的互補，造成 儒、佛教合一，形成了中國佛教的特色。
1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2000）
，卷 12，〈顏淵篇〉，頁 184。
2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論語注疏》，卷 3，〈八佾篇〉，頁 38
。
3 魏月萍，〈三教交涉的詮釋法則難題--評徐聖心著，《青天無處不同霞—明末清初三教會 通管窺》(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年)〉,《東吳哲學學報》第 25 期,2012 年 2 月，頁 1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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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佛教與儒教彼此可以接受，並融合在一起，經過不 少的時間。事實上中國文化也是以儒教思想為主流，儒家思想在 春秋戰國時期起至兩漢時期取得傳統文化的領導地位。佛教初傳 時，受到中國傳統思想相當的抵抗。從傳統中國文化與儒教的思 想觀點來看印度佛教文化，確實有些思想價值是不相同的，因此 佛教徒爲了將佛教傳入中國，讓人民接受此一新信仰，往往藉由 儒、道的經典來說明佛教義理的價值。佛教徒藉由與儒教的重要 相同地方來闡釋佛教的意義，讓人民可以更容易接受。如孫綽在
《弘明集‧喻道論》有說到主張儒、佛合一的思想或是調和論：
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為皇，在王 為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為義，悟物之謂，猶 孟軻以聖人為先覺，其旨一也。4
關於周孔與佛教的關係，孫綽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 觀點，在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次用如此明快的語言表達了儒佛一致 論。另外，《喻道論》中還論證了佛教因果報應等思想。從各個 方面向人們說明了佛教的基本教義，同時說明了它們與儒家之教 是一致而且相互補充。5何承天在《弘明集‧釋均善難》說：
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含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 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6
或是在《高僧傳‧康僧會傳》書中也有講：
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 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跡。至於釋教則備 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 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7
4 釋僧祐撰，《弘明集．孫綽喻道論》，頁 17a。
5 參考：紀志昌，〈名教與佛教——東晉沙門敬王論議中的「儒」「佛」交涉思維研 究〉，《漢學研究》第 26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1-34。
6 釋僧祐撰，《弘明集．釋均善難》，頁 19c.
7 釋慧皎撰, 《高僧傳．康僧會傳》卷第一，頁 3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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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看到康僧會想要把儒家的仁孝學說融入佛教。他跟孫皓談 可以用孝慈訓世，而孝慈仁德「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 訓」。他還認為完全可以為佛教所用，因爲儒、佛各有特點的，
「周孔所言，略示近跡，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
從上可看到，早期以來，學者都有論調提倡儒、佛合一為目 的，所共同的見解，互相補充的。到了隋唐時期，儒、佛、道三 教已經呈現融和的現象，也是佛教開花結果達到最鼎盛的時期，
各宗派皆已成立。尤其那時的華嚴宗與禪宗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 最深刻的影響，並形成中國佛教的特色。但對中國人來説，隋唐 時期儒教則是在此時經過比較衰微的一段時期，直到了宋代儒教 才有機會發展起來。
宋代時期，儒家已經主動融合吸收佛、道哲學的理論，把儒 家倫理道德觀加以哲理化、神學化。根據蔣義斌來説，北宋仁 宗、神宗時調和佛、儒的精神是普遍的趨勢，代表的是蘇軾與王 安石的「新學」佛、儒調和。但王安石的「新學」調和佛、儒並 未建立一圓熟的架構，在南宋政治環境轉變的情況下，安石的
「新學」更缺乏説服力。到了南宋，更加發揚光大，程朱學派由 佛學得到啓發，而充實儒家體系。雖然程朱專以儒學體系對佛學 的貶斥，但到明末佛教復興，及陽明泰州學派儒、佛融合的影 響。儒、佛調和又成爲一設重要的學風。更有特色的是，在南宋 的宗杲禪師把佛教的世俗化與佛儒之交融聯繫。8大慧宗杲禪師認 爲：「儒即釋，釋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聖，聖即凡」9。 在宗杲禪師看來，佛儒、僧俗、凡聖之間，並沒有絕對的界限而 它們都互相融通的。
儒教沒有組織性的傳教活動，但是在西元前一世紀，它已 經隨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傳播到東亞諸國。根據臺灣學者高明士 教授認爲，中國的戰國時代後半期（即西元前三、四世紀），漢
8 參考：蔣義斌，《宋代儒釋調和論及排佛論之演進──王安石之融通儒釋及程朱學派之 排佛反王》（臺北：商務，1997），頁 193-213。
9 大慧宗杲撰，《大慧普覺禪師書》，〈答注應辰書〉，收於《禪學大成》（臺北市：中 華佛教文化館），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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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當時已經隨著漢人遷至越南而流傳。其後的越南統治，從趙朝 到秦漢以後的郡縣時代，漢字是越地的公用文字。10
儒家經典也隨著漢武帝獨尊儒術而流傳於越南，尤其是漢 人社會。直到西漢末、東漢初、鍚光、任延分別在交趾、九真兩 郡創設郡學，儒教主義教育乃生根於越南。不過儒教進一步開 發，要等到三國時代，尤其是士燮在交州治理的這段時間，對越 南文化的發展，貢獻最大。士燮在吳黃武五年（226 年），治理 交趾，約莫四十餘年。士燮對交趾人民有很大的貢獻，其以詩、
書、禮、樂之儒學思想教化越民，提高越南的文化。所以可以說 越南儒教主義教育的實施開始於鍚光、任延，其生根發展則在士 燮時代。11越南史家吳士蓮評曰：
我國通詩書，習禮樂，為文獻之邦，自士王始。12
這就是說，越南人把士燮視爲傳入中國文化的始祖。從而以後，
儒教在越南繼續發展。
關於佛、儒融合的關係，在第二章第一節筆者從史料上來 説明牟子與康僧會的兩位已經在交趾生活，所以在越南一般學界 都認爲牟子與康僧會對越南佛教有濃厚的影響力。在越南佛教歷 史方面，學界都重視兩位的史料來説明、論證、博引越南佛教的 歷史發展過程。因此，提到在越南的三教融合，或是儒、佛教融 合的初期代表人物就是兩漢三國時期的越南牟子和康僧會。在他 們兩位的思想中，都有想要把佛教和儒學調和、融合在一起，如 引儒進入佛教的「舟輿異路，俱致行旅」13牟子思想，或是「雖 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康僧會思想。
儒、佛合一的思想經過不斷地繼承、發展，到了越南獨立 的時期。從國家獨立後，儒學已經依靠佛教而發展。儒學知識份 子大部分都受到佛學環境的影響。國家剛獨立的時候，科舉還沒
10 參考： 高明士，〈從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形成論今日因應之道〉，《東亞傳統教育與法文 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頁 184。
11 參考：高明士，〈從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形成論今日因應之道〉，頁 184-185。
12 吳士連等撰，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頁 133。
13 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牟子》第五（大正藏 )，第 49 冊 No.2036，頁 510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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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朝廷補任官員，大部分要靠推薦的方式，其中儒家知識份 子想要當官要靠各位禪師的推薦。吳畢素在《李代文學》書中有 說：「仁宗前，還沒有科舉，有一些聰明、敏捷的人都要靠釋道 選擇與推薦」
。
14那時期，政權很需要宗教的幫助，特別是需要 禪師的幫助。在丁朝、前黎朝、李朝時候都有禪師進入朝廷幫助 皇帝，達到安邦治國、政治穩定的目的。最具代表的是：匡越國 師、萬行禪師、杜法順禪師等等。尤其更明顯的是在陳朝時，每 位皇帝都一邊治國一邊修禪。當然政治利用宗教來治國，而宗教 也把握政治人物來弘揚佛法，在〈仰山霊稱寺碑銘〉的覺性海照 禪師已經承認：自佛教以來，迄今二千餘載，而敬奉益新。凡有名山勝 景，莫不啟拓，以建覺場。然非王公大人，弘護匡維，則 莫能成焉。15
另一方面，越南佛教後來從中國傳入，所以越南佛教受到濃厚的 中國佛教思想影響。特別是佛教的經典大部分都已經翻譯成漢 字，所以越南佛教都用漢字的佛經來解讀。當時越南都是用漢字 來學習，並且作為公用文字。因此，諸位禪師想要深入研究佛典 一定會接觸儒學的漢字，事實上已證明諸位禪師都有漢學的淵 源，也受到儒學思想深刻的影響。這意味著佛陀的教理一定要靠 儒家的漢字來作為方便法門來弘傳佛法。如陳太宗的《禪宗指 南‧序》書中引用六祖惠能所說：「故六祖有言云：先大聖人與 大師無別。則知我佛之教。又假先聖以傳於世也。」16
經過各朝代的時期，佛、儒教合一的思想在社會上產生濃 厚的影響，有很多智者、禪師、儒士、皇帝們都接受佛、儒教合 一思想。智禪禪師對儒、佛合一的觀點説出他的想法：「如來錄 語，蓋不虛說，時間諸法，虛幻不實。惟道為實，我服何求？且 儒家可說君臣父子之道，佛法可言菩薩聲聞之功。二教雖殊，其
14 吳畢素,《李代文學》（河内；梅嶺出版社，1942），頁 22。
15 阮惠芝主編，《李陳詩文》第一集，頁 361。
16 阮惠芝主編，《李陳詩文》〈禪宗指南序〉第二集，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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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一。然出生死，若斷有無，斷非釋則不能也」。17從上所看 到，雖然智禪禪師表示了儒、佛合一的觀點，不過他還是強調佛 教是最重要「若斷有無，斷非釋則不能也」。可說儒、佛教雖在 實現教理有不同的地方，不過都有一樣的重要性。圓照禪師則認 爲：
有僧問：佛之與聖其義云何？
師云：籬下重陽菊枝，頭淑氣鶯。
師云：籬下重陽菊枝，頭淑氣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