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借用《詩經》本文的詞彙，作為《文昌化書》敘述文本者，此類 共有十九處，依其出現之次序，說明如下：
1. 〈生民化〉（頁 53）有「厥月誕彌」之詞，當是取自〈大雅‧生民〉「誕 彌厥月」（卷17 之 1，頁 589）一詞。
2. 〈稽古化〉（頁 53）、〈天宮化〉（頁 57）、〈榮歸化〉（頁 58）均有「京
周」一語，當是取自〈曹風‧下泉〉「念彼京周」（卷2 之 1，頁 72）
之文。
3. 〈寧親化〉（頁 54）有「母氏劬勞」一句；〈殞賊化〉（頁 69）、〈婆娑 化〉（頁75）也有「劬勞」一語，應是來自〈邶風‧凱風〉（卷 2 之 1，
頁85）之文。
4. 〈淵石化〉（頁 55）的「得石者宜男，得瓦者宜女」之說，當係來自
〈小雅‧斯干〉「載弄之璋」與「載弄之瓦」（卷11 之 2，頁 387—388）
之文；名為淵石，疑取自〈小雅‧鶴鳴〉「魚潛在淵」與「它山之石，
可以為錯」（卷11 之 1，頁 376—377）之意。
5. 〈馴雉化〉（頁 55）因父母雙亡，而有「罔極」之嘆，自是借用〈小 雅‧蓼莪〉（卷13 之 1，頁 436—437）之義。
6、〈孝友化〉（頁 61）出現「北堂」之詞，應是取自〈衛風‧伯兮〉「言樹 之背」毛《傳》（卷3 之 3，頁 140）之義。
7. 〈沔水化〉（頁 62）之「板蕩」，當是取〈大雅‧板〉（卷 17 之 4，頁 632）與〈大雅‧蕩〉（卷 18 之 1，頁 641）之義；「四夷交侵」則應是 取《詩序‧小雅‧六月》（卷10 之 2，頁 357）之文。
8. 〈回風化〉（頁 66）的「都人士」一詞，取自〈小雅‧都人士〉（卷 15 之2，頁 510）之詩。
9. 〈殞賊化〉（頁 69）的「好逑之心」，明顯為〈周南‧關雎〉（卷1 之 1，
頁20）之詞彙。
10. 〈戒龍化〉（頁 75）的「維新之命，易我舊德」一語，係用〈大雅‧
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卷16 之 1，頁 533）之意。
11. 〈牛山化〉（頁 80）有「褰裳而往」一詞，係取〈鄭風‧褰裳〉（卷 4 之3，頁 173—174）文詞之義。
12. 〈天威化〉（頁 80）中「性褊急」一詞的意思，當是用〈魏風‧葛屨〉
（卷5 之 3，頁 206）急躁迫切之義。
13. 〈祐正化〉（頁 83）有「夜未央」一句，此出〈小雅‧庭燎〉（卷 11 之1，頁 375）之文。
14. 〈咸陽化〉（頁 85）有「靜言思之」一詞，56實出自〈邶風‧柏舟〉（卷 2 之 1，頁 75）與〈衛風‧氓〉（卷 3 之 3，頁 136）之文。
15. 〈止足化〉（頁 95）的「干戈載戢」一句，當是因〈周頌‧時邁〉「載 戢干戈」（卷19 之 2，頁 719）之句而成文。
以上就是《文昌化書》引錄《詩經》相關資料的實際情形。
探討《文昌化書》引錄《詩經》相關文句與文義的意義，必須先瞭解
《文昌化書》的本質，根據前文有關《文昌化書》成書與傳播的分析，可 知文昌帝君職司察功賜祿、協助戰事、賜予子息諸事。且其書內容雖也有
〈解脫化〉一章，謂其有皈依「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頁 86）之 事，然書中實言「化生」而不言「輪迴」，且有「化胡」（頁 73）之論，可 見是偏向以道教思想為主軸的「民間宗教信仰」之作品。這類「以善行獲 得獎勵」而「具有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特徵」的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以 得個人利益的「民間宗教信仰」性質的書籍，現代研究者統稱之為「善書」。 像《文昌化書》這類偏向道教思想的善書，引錄儒家典籍為例證的事實，
從宗教傳播的角度言，至少表達三項意義：一是「三教合一」思想融合的 表現：承認「道」唯一，只是各家的操作形式有別；二是道教徒努力向儒 家靠攏的表現：宋代以後俗世化、通俗化愈來愈強的民間道教，具有較強 烈的神秘性、功利性，當代的傳統士大夫階層接受者較少，排斥者較多，
因此期望透過引用官方主流文化代表的儒家之說，以提昇自己的地位；57
56 《正統本》原作「靜而思之」，依《輯要本》（頁 10142）改正。
57 道教這種靠攏的原因與效果，孔令宏的說法值得參考，他認為由於道教在三教 中，一向居於最下的地位，因而「迫使道教進一步順應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普
三是道教世俗化向民眾靠攏的表現：道教是中國民間產生的宗教，因此對 中國文化》（臺北：東華書局，1989 年），頁167、242、259、289、324 及〈序〉，
頁 6；葛先生此書頗多可取之卓見，惜全書充斥許多非理性且不必要之輕薄謾 罵一類無謂的文字，減低了此書的學術性。任繼愈：《中國道教史》（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530、625、661。鄭土有：《曉望洞天福地－中國 的神仙與神仙信仰》（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201、259、
306。梅新林：《仙話－神人之間的魔幻世界》（上海：三聯書店分店，1992 年），
頁 121、142、176。唐大潮等：《勸善書今譯˙導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96 年），頁 1－5。韓秉方：《道教與民俗》（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頁158、190、198。姜生、郭武：《明清道教倫理及其歷史流變》（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213、244、276、278、284。[美]包筠雅：《功 過格－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同註3，頁 178、254。苟波：《道教與神魔小說》
（成都：巴蜀書社，1999 年），頁 91、93、100、271。饒宗頤先生：〈三教論 及其海外移植〉，《中 國宗教 思想史新 頁》（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 社，2000 年），
頁160－202。柳存仁先生：〈元代蒙古人統治時期的三教〉，《道教史探源》（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54－289。唐大潮：《明清之際道教「三 教合一」思想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年）一書，尤其頁 80 與 153、
162。王志忠：《明清全真教論稿》（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頁 62。[法]
以引錄《詩經》相關資料為說的內在原因。分析這三項原因，可以看出道 教徒能充分掌握民眾心理需求，因應民眾需要而傳播其宗教的高明策略。
宋代確立較具「公正性」科舉考試制度後，一般民眾經由考試中舉而改變 身分、名利雙收的機會大增，考試科目既然以儒家經籍為主，儒家經籍當 然成為學子必讀之書。文昌帝君的神秘能力，提供考試中舉可能性的保證，
引為例證的儒家經籍，更是讀者必須接觸之書，因而不但較無排斥感，且 有熟悉親切的感覺，透過這種利祿可能性的期待與例證熟悉親切的雙重作 用，接受其所傳達觀點的可能性，當然就相對地提高。明、清以後，以道 教為主軸，吸收儒家與佛教思想的民間宗教或秘密宗教，越來越普及，就 可以看出道教徒在宗教傳播策略上的成功。
《文昌化書》引錄《詩經》相關資料為說，除具有前述宗教史與思想 史的意義與價值外，還可以從詩經學史的角度加以探討，分析《文昌化書》
所引錄的《詩經》相關資料，可確定其均出自毛、鄭、孔的《毛詩注疏》，
由此可以合理的推斷宋、元時期的詩經學，雖然以朱熹《詩集傳》為主的
「宋學」已經開始興起，但是恐怕還是以毛、鄭一系的「漢學」為主。理 由有三：一則《文昌化書》的書寫者在行文中，總共使用了近三十處的《詩 經》本文，無論是有意或是無意，皆可見這些書寫者對《詩經》本文的熟 悉，因而運用的非常純熟。再者《文昌化書》既是一本通俗的民間善書，
則設定的讀者群或聽眾群，當不會僅是上層文化階層的士大夫，應還包括 一般不具功名身份的平民百姓，如果當時《詩經》的傳布不夠普遍，《文昌 化書》如此多量運用《詩經》本文為說，豈非顯得奇特而毫無意義。最後
安娜˙塞德爾著，蔣見元、劉凌譯：《西方道教研究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0 年），頁 84、93、95。詹石窗：《南宋金元道教文學研究》（上海：上 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頁85 等。以上諸處所論，均有可供參考的相關論述。
且為最重要的理由是：《文昌化書》中引錄《詩經》的相關資料，除《詩經》
的本文外，對詩旨的解釋，也均取自《詩序》，《詩經》本文詞彙的解說，
也均取用毛《傳》，可見《文昌化書》書寫者熟悉的是代表「漢學」的《毛 詩注疏》一系的解說，而非朱熹《詩集傳》代表的「宋學」家派之解說。
59由此亦可知受《四庫全書總目》所謂「有元一代之說《詩》者，無非朱
《傳》之箋疏」的影響，60因而以為元代詩經學皆朱子《詩集傳》一系之 天下的常識性觀點，顯然還有再加斟酌的必要，若元代詩經學果真如《四 庫全書總目》所言，僅是朱子《詩集傳》之箋疏而已，則成書於元代九十 七化本的《文昌化書》，何以毫無半點相關訊息的反應？可見《四庫全書總 目》之言並不完全可信。61另外亦可由《文昌化書》引用《詩經》資料全 無朱《傳》的訊息，反證《文昌化書》不可能成書於朱子《詩集傳》勢力 凌駕一切家派說法的明代。
59 試舉兩顯例以明之：〈沔水化〉中《文昌化書》用的是《詩序》近臣規勸周宣 王而令其改過之意（卷 11 之 1，頁 6a-8a，總頁 375-376）；朱熹《詩集傳》一 則不 承 認這 是 周宣 王 時代 的 詩作 ， 再則 認 為這 是朋 友 相 規勸 之詩 。〈 白 駒 化 〉 中《文昌化書》用的是《詩序》周宣王初善後惡，近臣刺其不能留賢之意（卷 11 之 1，頁 12b-14a，總頁 378-379）；朱熹《詩集傳》也不承認這是周宣王時 代的詩，其次則是不從「刺」的角度去理解，僅將此詩當成一般性的敘述之詩。
可見《文昌化書》書寫者的解詩立場與朱熹《詩集傳》的解詩立場，的確無法 相符應。朱熹之說見《詩集傳》（ 臺北：藝文印書 館，1974 年影印本），卷 10，
頁16a-17a，總頁 479-481；卷 11，頁 2a-3b，總頁 487-490。
60 見《四庫全書總目˙詩經大全提要》，同註 5，上冊，卷 16，頁 128。
61 按：若就《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所收元代詩經學著作而言，的確可自 圓其說，不過以此倖存有限的幾部著作，從菁英研究設想的角度而論，固然可 看出當時部分《詩經》詮釋者的立場，但從「情境研究」的統整性立場而論，
欲因這幾部可能經過刻意選擇的詮解書籍，而擴大為論證整個元代詩經學的實 況，就比較嚴謹的角度來看，恐怕基本條件還不夠，故還不宜毫無疑慮的盲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