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楷考定〈胃部〉二十首詩均為「周宣王之世」所作（卷 19，頁 1a，
總頁 448）。並定此詩之旨云：「〈沔水〉，畏讒也。疑隰叔所作。」何楷根 據《竹書紀年》與《汲冢璅語》之言，謂周宣王四十三年，宣王因其妾女 鳩之讒言中傷，囚杜伯于焦，杜伯之友左儒九諫，宣王不僅不聽諫言，最 後甚至連左儒也一併殺之，杜伯之子隰叔於是奔晉（卷 17，頁 147a-147b，
總頁521）。71何楷以為此詩當是隰叔在杜伯被囚、左儒九諫的那段期間所 作。這一觀點實際上是受黃佐「作此詩者，其父母必有身遭讒言而將罹凶 禍之事」說法的啟發，何楷由於發現周宣王時，正有因讒言而冤殺杜伯，
其子隰叔奔晉之事，隰叔的處境正符合黃佐所「讀出」的「父母身遭讒言
71 案：[漢]劉向撰，趙善詒疏證：《說苑疏證˙立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1985 年），卷 4，頁 101。[後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
陳橋驛點校：《水經注˙渭水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中冊，
卷19，頁 1571－1572。[宋]李昉等纂：《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義中》（北 京：中華書局，1998 年影印補宋刻本），第2 冊，卷 421，頁 6b-7a，總頁 1942-1943 等三處，均有杜伯與左儒見殺之事的記載。
而將罹凶禍之事」的詩意，因而認為此詩係隰叔奔晉前，憂慮其父將因讒 言而見殺一事而作。
《文昌化書‧沔水化》則謂此詩乃周宣王時，文昌帝君之化身張仲（張 忠嗣）因見宣王受左右讒言影響，懷疑帶兵在外的賢臣尹吉甫之忠心，經 多次勸諫無效，於是乃作此詩，宣王聽後，終於去疑心而再度信任尹吉甫，
遂成中興之功。此與何楷認為係擔憂父母罹難的詩旨不合，何楷於是引而 駁斥之云：
《序》謂「規宣王也。」朱《傳》謂「憂亂也。」于《詩》詞固亦 相附，但無所發明耳。《子貢傳》則謂「宣王念亂也。」鄒忠胤為 闡其說云：「…。」其說雖纚然可聽，然不無辭費。若《申培說》
與（謂？）「宣王即位，乞言于羣后，而作是詩。」則篇中殊無「乞 言」意。又《文昌化書》云：「宣王有賢臣尹吉甫，文武兼資，搢 紳所慕，國家中更板蕩，四夷交侵，及王即位，北伐西征，以復文 武之境。吉甫嘗任專鉞之命，惟予與王俱，吉甫居多大略而忽細故，
王之左右多不悅者，于是讒譖迭興，王亦未免于疑。方其在鎬，有 飛語聞于王，予為多方解釋，意猶未明，予為〈沔水〉之詩，王聽 之。洎吉甫歸，功烈既成，君宰膠固，中興之績，視少康、高宗為 優焉。」案：文昌世傳張仲化身，此書乃其自譜以示人者。仙跡幻 化之事，尚在杳茫間耳。（卷17，頁 146a-147a，總頁 521）
《文昌化書》所言僅時世與何楷相近，其他如作者、指涉之事件等則大不 相同，何楷以《文昌化書》乃「仙跡幻化之事」，其事猶在虛無飄渺間，無 法予以證實為由，認為其說不能相信。
《文昌化書》這兩條的說法，何楷皆加以批駁，以為不足憑信。然據
《文昌化書》之〈序〉：「〈沔水〉者，杜讒慝也。〈白駒〉者，冀留賢也」
（頁 49）的篇旨觀之，在詩旨解說的教化意義上，與《古義》差別並不大，
最大的不同乃在詩作的時間、作者、發言立場、針對的對象、針對的事件 等。以發言立場論，〈白駒〉一詩，何楷是站在主人或上位者的主位立場發 言；《文昌化書》則是站在臣子的客位立場發言。〈沔水〉之詩，何楷是站 在人子的立場發言；《文昌化書》則是站在臣子的立場發言，就詩篇意義的 詮解而言，《古義》發言的角度接近「個人情感」的立場，《文昌化書》則 發揮「公共群體」的立場。例如〈沔水〉之詩義，何楷主張是直接受害的 當事人隰叔所作，原因是擔憂父親受害；《文昌化書》則說是旁觀的第三者 張仲所作，原因是擔憂國家受到傷害，一是出於私情的反應、一是出自公 務的憂慮，解說的立場完全不同。客觀的說，何楷根據當代人鄒忠胤和黃 佐「讀出」的意見，反駁《文昌化書》根據《詩序》發揮的意見，並不是 一項有力的證據，因為這些僅是當代人的私人意見，並無任何具有論證價 值的直接證據，足以推翻舊說或支持己說，由於證據力並不高，當然無法 真正駁倒《文昌化書》，最多也只能形成各說各話而已。
《古義》徵引《文昌化書》的資料，完全是何楷自主的選擇，並且是 選擇和己說有衝突的資料，其主要目的當然是辨正駁斥他說之非，以澄清 己說之是。《文昌化書》流行民間至少也有幾百年，書中出現與《詩經》相 關之說的故事，何楷應該不是第一位發現者，但卻從來沒有人加以理會，
何楷是基於何種需要而必須如此做？何楷此一「創舉」呈現了什麼意義？
長期探索道教文化的柳存仁先生（1917—）曾研究指出，明代科舉中人「無 不拜文昌」，72又根據曹端（1376—1434）不拜梓潼神，73諸家藏書目錄中
72 參見柳存仁先生：〈明儒與道教〉，《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中冊，頁818；〈什麼是道教〉，《和風堂新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
1997 年），上冊，頁 236。
73 見[明]黃宗羲著，夏瑰琦、洪波點校：《明儒學案˙諸儒學案˙曹端》，沈善洪 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8 冊，卷 44，頁
多錄有《文昌化書》，74今存還有兩種萬曆年間、一種崇禎年間刻本等的事 實，75以及前文的分析研究的成果，則明代「文昌信仰」與《文昌化書》
的普遍流行，應該是個不爭的事實，當時一般人閱讀《文昌化書》的機會 應該甚多，何楷因此很有可能擔心這本普遍流行於社會的書籍，與自己所 定詩旨相悖的記載，對自己建構的新說產生威脅，為了確保自己新說的成 立，不得不先發制人的提出澄清，因此纔會特別重視而予以引錄駁斥，用 以證明己說之可信。何楷引錄駁斥《文昌化書》的現象，突顯的其實就是 何楷在面對「文昌信仰」和《文昌化書》普遍流行的實況時，不得不出現 的「憂患意識」。既然熱中科舉的人，無不信仰「文昌」，《文昌化書》又係
「文昌神」自述的傳記，就一般信仰者是非的評價標準而言，如果真心信 仰該神，則出自該神之口的道理，毫無疑問的就具有不必驗證的權威性，《文 昌化書》中的記載對信仰者而言，當然有可能具有如此的意義與價值，何 楷可能已經意識到這種必然存在的情況，《古義》設定的閱讀對象，又正好 是這類多數信仰「文昌」的熱中科舉者，因此當他發現《文昌化書》中出 現與己說不同的說法時，自然會擔心《文昌化書》的有形與無形的實質影 響，《古義》也就不能不加以引錄駁斥。如果當時「文昌信仰」和《文昌化 書》的流行不夠普遍，對《古義》建構的新說，不具任何威脅性，則何楷
354－356。
74 如《文淵閣書目》（1441）、《行人司重刻書目》（1602）、《秘閣書目》（1486）、
《晁氏寶文堂書目》（約1541 前後）、《澹生堂藏書目》（1620）等，見馮惠民、
李萬健等編選：《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 年），上 冊，頁164、165、630、688、799、1001 等處。括弧內數目字為該書大略的刊 刻年代。
75 參見潘承弼、顧廷龍同纂：《明代版本圖錄初編˙繪圖》（臺北：文海出版社，
1971 年），卷 11，頁 475－478。《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道家類》（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下冊，頁 1056—1057。
又何必如此費心的加以引錄批駁？《古義》的引錄批駁，正是對當時「文 昌信仰」和《文昌化書》流行普遍的一種反應；這同時也反過來顯示當時
「文昌信仰」和《文昌化書》普遍流行的實際現象，何楷對《文昌化書》
的重視，其實同樣也是此一現象的表現。這也就是何楷引錄《文昌化書》
所呈現的宗教傳播上的意義。